【摘要】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經四川甘孜地區,是中國革命史、民族關系史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史交匯的重要歷史范本。時值長征勝利 90周年,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有助于跳出過往分割式研究的局限,把軍事行動、物資支援、民族宗教政策、地方政權建設等相關史實串聯,聚焦各民族之間政治互信動態生成這一核心線索,挖掘其深層歷史價值?;バ诺纳墒且粋€循序漸進的雙向過程,信任關系從人際感知升華為制度層面的共同體聯結,是通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邏輯鏈條。甘孜地區的長征實踐發生于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夜,與后續全民族抗戰進程中凝聚中華兒女力量的歷史一脈相承,為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的早期探索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歷史視角。同時,這段實踐也是黨早期民族工作重要試驗,豐富了黨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的實踐經驗。
【關鍵詞】紅軍長征;四川甘孜地區;中華民族共同體;交往交流交融
一、問題的提出
2026年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四川甘孜地區是紅軍長征途經時段最長、駐軍規模較大、民族宗教關系復雜、地方紅色政權探索集中開展的核心區域。紅軍在此開展政策宣傳、籌措糧食物資、聯絡寺院力量、建立地方革命政權、吸納各族群眾參軍,最終沉淀形成跨越時空的集體歷史記憶,完整呈現出各民族之間政治互信生成的動態過程。圍繞這一議題,學界與地方文史工作者已積累較為豐厚的研究成果,現有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個相對獨立的議題:其一,聚焦軍事進程考察。主要圍繞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行軍路線、甘孜會師、北上戰略行動,闡釋甘孜地區在長征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其二,著眼支援紅軍的史實。主要圍繞糧食、牦牛等物資供給,以及向導、翻譯等人力協助,梳理甘孜各族群眾對紅軍長征的具體幫助。其三,側重民族宗教政策梳理。重點探討紅軍尊重民族風俗習慣,保護寺院,團結爭取活佛、土司與地方頭人的實踐舉措。其四,關注紅色政權建構與歷史記憶傳承。圍繞地方革命政權,結合紅軍遺址、宣傳標語、收條借條、口述史料展開討論。既有成果清晰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平等、統一戰線、民族地方自治的早期探索,充分印證甘孜各族群眾對長征勝利形成的重要作用。
本文認為,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現有研究還有深入的空間,突破過往的分割式研究視角是一個課題。糧草籌措、向導引路、翻譯協助、寺院互動、政治協議、政權搭建、記憶保存,實際上都指向一條連貫的歷史線索:在黨的領導下,紅軍通過政策宣講、嚴明紀律與務實行動,推動互信,與各族民眾依次經歷初步接觸破除謠言猜忌;繼而在政治參與達成價值認同的遞進階段,由普通人際接納走向深度政治認同,進而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孕育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以弱勝強的雄渾史詩。這一論斷為重新解讀紅軍在甘孜地區的歷史實踐提供了重要理論視角。紅軍在甘孜地區的民族團結實踐,得到了各族群眾的政治認同,與后續全民族抗戰進程中凝聚中華兒女力量的歷史一脈相承。
二、宣傳實踐與民族工作
甘孜地區是藏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相互交織。紅軍長征至此,國民黨當局對甘孜地區寺院、土司、頭人和農牧民采取了高壓的脅迫政策,“軍閥與當地反動派曾經給藏民訂了嚴格的‘懲治條例’,如幫助紅軍帶路、當通司,或賣給糧食者,均處死刑;不執行堅壁清野,則所有牛、羊、糧食等財產一律沒收;不同紅軍作戰,亦按‘叛逆’治罪”,妄圖置工農紅軍于死地。一時間,謠言四起,不明真相的群眾聽到的是紅軍要“毀寺”“殺人”“搶糧”,于是藏糧、離村、進山。但是,地方社會內部并非鐵板一塊:不同土司、寺院、普通農牧民對國民黨政令的服從程度存在明顯差異,部分群體本就對國民黨當局的高壓統治心存不滿,這也為紅軍開展群眾工作預留出現實空間。
紅軍面臨嚴峻考驗,關鍵在如何請回群眾、解釋來意、穩定當地生活秩序。因此,“在群眾逃跑的環境中,必須利用一切可能(如土司間相互關系、派代表等)使群眾回來安居……政治機關應注意,收容投誠土司、通司及一切活動分子等,委以相當名義。這些人在號召群眾的方面,常能起很大作用”。這就需要把相關政策真正落實,說各族群眾聽得懂的話,把恐懼和誤解轉化為政治認同。要做好工作,還需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了解和尊重當地宗教、風俗習慣。因此,紅軍部隊每到一個地方,立即派出人員深入調查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和風土人情。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就曾把調查到的藏族性格與習慣、歷史沿革、社會制度、土質氣候、耕種收獲、家庭、宗教、婚喪、忌諱、買賣借貸以及挖藥、打獵與工藝等情況編印成《情況通報》,供干部執行政策時參考。
紅軍的政治主張能否為當地群眾理解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語言溝通是否順暢。藏族通司(翻譯)與向導較好地發揮了各自的作用。紅軍還提倡指戰員請當地人教授藏語、藏文,優待翻譯與向導,以便于作群眾工作。紅軍尊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把口號譯成民族文字,努力讓各民族群眾既能看見,也能明白。如得榮子日共村的彭達懂漢藏雙語,回村了解紅軍政策以后,又進山勸群眾回家,并給紅軍送來食物。交往不是簡單的經過,需要以心換心,真誠相待。
藏族群眾態度的改變,更多來自對紅軍日常行為的觀察。這正是互信生成第一階段,即初步接觸的現實體現:信任不是源于口號宣講,而是群眾在真實交往中見證了紅軍尊重宗教信仰、嚴守紀律的行動,粉碎了國民黨的虛假輿論宣傳,逐步消解謠言帶來的心理隔閡。這種影響促成了政治認同。對比國民黨的強制脅迫,紅軍的柔性宣傳與實地工作,形成鮮明的實踐張力。就連當時國民黨控制的《康藏前鋒》雜志也有這樣的記載:“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朱倭喇嘛寺投匪(指紅軍)……甘孜喇嘛寺亦投匪(指紅軍),夾擊秦馬(兩人為國民黨)”。
現存長征文物顯示,針對群眾疑慮,紅軍在甘孜地區使用標語布告、群眾集會、宣傳隊等辦法,表明自己是工農的子弟,是保護各族群眾利益的軍隊。相關文物保留了紅軍與藏族群眾交流交往的歷史痕跡,使這種“政治認同”的歷史場景有了直觀證據。
三、軍紀、籌糧與信任生成
紅軍要讓群眾相信自己,只靠宣傳是不夠的。紅軍是否保護寺院,是否尊重僧俗民眾,是否公買公賣,是否給錢打條,是否照顧貧苦人家是群眾的觀測點。紅軍的民族宗教政策只有真正落到這些事情上,才會真正為群眾所信任,最終得到政治認同。
紅軍總政治部在少數民族工作中要求部隊嚴格遵守紀律,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宣傳民族平等政策。紅軍和各級地方政府頒布了許多保護寺廟的告示,嚴令部隊遵守?!败娦兴?,紀律嚴明”,希望當地群眾和喇嘛僧侶安居,不要驚惶逃散。中國工農紅軍這一文件把軍紀承諾、宗教安撫和辟謠工作結合起來。
嚴明的紀律感動了群眾。他們過去見到的舊軍隊常常要差、要糧、要錢。紅軍則保護寺院,尊重習俗,買賣公平,借欠有據。這些細節讓群眾自有辨析。紅軍還把注意事項編成通俗歌謠,要求部隊平等對待藏族群眾,學習地方語言,不拉群眾牛羊,不毀壞經堂和佛像,也不得用經書做不敬之事。歌謠形式便于士兵記憶,也便于把民族宗教政策轉化為行軍中的具體約束。
老紅軍扎喜旺徐在回憶中提到群眾稱紅軍為“嘉沙巴”(新漢人),王壽才(仁欽多吉)在回憶波巴政府時也記下“菩薩兵”的說法。這些稱呼表明,群眾并非抽象地接受紅軍,而是在日常觀察中改變印象。1939年,西南聯大教授曾昭掄在西康考察的日記中提到,當地有人把財物寄存在寺廟中反而受損,留在家中的物品并未被紅軍損壞?!拔骺等嗣?,對于紅軍,毫無惡感,有的反而有好感。”得榮縣古學村一名紅軍戰士因失火燒毀民房受到嚴厲處理。群眾正是在這些對比中認識紅軍。這樣,紅軍在甘孜的群眾基礎有了很大改善。
紅軍長征部隊人數多,行軍急。甘孜地區自然條件艱苦,群眾口糧有限。如果不解決糧食,部隊難以北上。所以,籌糧問題是后勤問題,更涉及民族關系。
老紅軍和親歷者的回憶反復說明,糧食問題直接關系到長征成敗。聶榮臻提到,部隊在民族地區行軍時嚴重缺糧。部隊行進過程中,“糧食日漸成為威脅我軍生存的大問題?!奔Z食壓力并非抽象背景,它每天都在消耗紅軍戰士的生命。
紅軍總政治部為此專門下達文件,要求在籌糧時向群眾做好宣傳,爭取群眾自愿拿出一部分糧食賣給紅軍,并足額支付糧款。這一規定表明,紅軍把糧食籌集放在群眾工作和民族關系中處理。糧食可以維持部隊生存,但籌糧方式會直接影響群眾是否信任紅軍。
徐向前回憶提到,紅軍曾在爐霍一座寺廟,即獲得糧食一萬石、羊毛十萬斤、鹽四萬余斤。爐霍縣相子益西多吉、覺日寺扎日活佛等人,也分別以糧食、牲畜、茶葉、鹽巴、毯子和帳篷支援紅軍。參與支援的既有寺院和地方頭人,也有普通群眾及地方政權。由此,互信演進至第二階段即務實合作:在破除猜忌之后,雙方開展物資、人力層面的雙向互助;紅軍支援群眾春耕,嚴格借還、補償的紀律,地方社會以實際行動回應紅軍,信任由心理感知轉化為可觀測的現實協作行為。
這些支援逐漸由個人和局部行動擴展為較有組織的物資籌措,也反映出紅軍與地方社會之間信任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具體到普通家庭,籌糧更能呈現犧牲的分量。爐霍朱倭的馬交切繞,把家中原本準備為父母辦喪事的糧食獻給紅軍。紅軍繼續北上時,僧俗民眾又捐出駿馬、牛和帳篷等生活物資。紅軍從甘孜、爐霍北上時,不少部隊攜帶了一定糧食和牦牛。地方支援直接影響了部隊通過草地的能力。
紅軍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嚴格遵守紀律。糧食被納入有記錄、有責任、有歸還預期的關系之中。紅軍的紀律沒有停留在文件之中,也寫進了借條、收據和群眾的記憶里。時至今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仍珍藏著紅軍某部政治部、供給部分別寫給甘孜白利寺的收條。幾十年以后,收條、借條已經轉化為共同記憶。它不僅被看作憑據,更成為紅軍和藏族群眾共渡難關的見證。
四、紅軍與地方上層的關系
紅軍進入甘孜地區以前,反共宣傳已經借助一些地方勢力派擴散。蔣介石又委任諾那活佛為“西康宣慰使”,聯絡土司、頭人和寺院上層抵制紅軍。民族宗教政策成為紅軍能否打開局面的關鍵。
寺院作為宗教場所,也是地方社會的組織中心。宗教人士對信教群眾有著重要影響。紅軍對此制定了相關的特殊政策?!蛾P于喇嘛和喇嘛寺暫行條例》,把信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及經書佛像等內容寫入規則。政策和條例共同說明,紅軍注意民族宗教政策的貫徹,并非臨時應對眼前的問題。
甘孜格達活佛的事跡廣為人知。他起初也聽到“紅色魔鬼”的謠言,通過派人了解紅軍,并親眼看到紅軍尊重宗教、保護寺廟、不傷害百姓的言行,即改變了態度。1936年4月12日,紅軍總政治部同甘孜寺、白利寺簽訂《中國紅軍總政治部、甘孜喇嘛寺、白利喇嘛寺互助條約》。條約提出,紅軍和僧俗民眾共同反對國民黨統治,召開康藏民眾大會,建立甘孜波巴政府,并保護群眾安居。互助條約把紅軍、寺院和群眾安全放在同一個政治框架里,意味著把宗教界人士從旁觀者變成合作者。梳理這一切,我們看到紅軍促使格達活佛等地方上層人士的轉變,始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引領之下完成,上層人士的認同與合作,建立在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與民族宗教政策的基礎之上。
條約簽訂后,格達活佛以實際行動支援紅軍。白利寺共支援紅軍青稞三萬余斤、豌豆四千多斤。白利寺規模不大,這樣的支援對寺院來說很不容易。朱德總司令到甘孜后多次會見格達活佛,闡釋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國主張。紅軍北上時,朱德為格達活佛題寫“紅軍朋友藏人領袖”,并贈送八角軍帽。
紅軍離開甘孜后,國民黨地方反動勢力搜捕、殺害波巴政府人員和紅軍留置人員。格達活佛對此深感氣憤,不顧生命危險前去幫助,轉移輕傷員,并將一些重傷員接到寺廟。據統計,有200余名紅軍戰士被他派人安全送出涉藏地區?;バ懦蔀槲kU面前自覺的保護行動。
尊重宗教信仰,已經成為紅軍經過甘孜地區的重要經驗。紅軍爭取宗教界人士,沒有停留在借糧和借路上,著眼點在于民族解放的遠大目標,使他們舊有的判斷發生根本性轉變,有了政治認同,使其地方影響成為共同事業中的特殊資源,成為協助紅軍貫徹宗教政策、開展宗教工作的重要力量。
即使是當時反對紅軍的國民黨“西康宣慰使”諾那活佛也在被俘后受紅軍教育有所轉變,幫助紅軍學習藏語,了解風土民情,還為紅軍北上路線等提出自己的建議。
互信一旦形成,紅軍自然得到更多的幫助。理化(今四川理塘)的長青春科耳(爾)寺在紅軍進入理化之前,就接到瞻化(今四川新龍)喇嘛寺寫來的信,宣傳紅軍到瞻化后,不殺不搶,尊重藏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對喇嘛寺秋毫無犯??当弊畲蟮母首嗡?,也寫信給長青春科耳寺,說明只要不與紅軍為敵,紅軍也不會給寺廟帶來任何危害,希望長青春科耳(爾)寺不要與紅軍發生沖突。
1936年,紅軍一部轉入新龍縣益西寺休整。交流交往使僧人逐漸認識了紅軍。他們積極“籌集青稞4000多斤,牦牛4頭,馬3匹。當時四包酥油放在水溝里藏著,寺廟的尼馬降澤背回來,親自送給紅軍,那位師長很感動,為了表示謝意,特地送給了寺廟一副銅鈸和一頂吉祥的勝幢”。文中提到的這位師長就是時任紅四軍十一師政委的陳錫聯同志(解放后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等職)。幾十年過去了,他回憶起當時在寺里養病時的情景,仍熱淚盈眶。
據《甘孜寺支援紅軍糧食登記簿》記載,八個喇嘛寺共支援青稞七千七百四十六斗、豌豆五千三百零五斗,兩項折糧近十萬公斤。顯然,寺院支援已非活佛的個人行為,形成較大范圍的組織行動。
德格頭人夏克刀登曾派人攻打紅軍。紅軍俘獲他們后,沒有簡單處置,而是進行政策解釋和優待,從而使最初的疑惑、沖突關系轉化為合作關系。這一過程表明,統一戰線非簡單爭取名義上的支持,政治認同才足以改變地方權力人物的實際選擇。人民解放軍進藏時,十八軍負責統戰工作的徐淡廬曾在日記里特別提到格達活佛、夏克刀登等在紅軍北上時的表現及其在西藏解放中的重要作用。
五、政治參與和民族交融
物資援助無疑是一種交流,參軍和干部成長更體現了深層的交融。許多藏族青年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外來的革命隊伍,看到紅軍的紀律和理想,認同紅軍提出的民族平等主張。他們積極報名參軍,把個人的命運同中國革命的命運聯系起來,使地方支援轉化成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行動。
甘孜地區民眾的政治參與主要表現在組織建設和干部培養上。紅軍著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并幫助建立革命政權、軍事組織和群眾組織。紅軍的政治主張得到廣泛認同?;バ挪辉偻A粼谌穗H層面,而是進入組織和制度層面。相關回憶和地方志資料顯示,甘孜地區不少青年參加紅軍。扎喜旺徐、王壽才(仁欽多吉)等藏族青年參加紅軍,成長為黨的干部。許多人充任翻譯、向導,為紅軍長征貢獻力量。許多藏族青年從地方支援者,轉化為紅軍隊伍中的直接參與者。
1936年7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為保護傷員留下的證明值得關注。這份證明特別提到紅軍把十七名傷病員寄托寺院,由僧人負責接待。除病死和康復歸隊外,遇有其他事情,僧人承認一律負責保護。同時要求后續經過的紅軍部隊不得侵擾寺院,并給予必要的慰問,使傷病員能夠安心休養。這顯示,一些寺院承擔了救護紅軍傷病員的責任。紅軍也用書面憑證約束后來經過的部隊,互信在這里變成了雙向的保護關系。
甘孜地區保護留置傷病員的材料更能說明紅軍與當地群眾的共同體關系。紅軍離開后,當地群眾為保護、救治和安置傷病員做了巨大犧牲。國民黨地方人員后來也承認,流散紅軍多住在鄉間,當地群眾不肯報告。這些事例表明,雙方的信任關系不僅是在駐軍期間的相互幫助,更延續到紅軍離開后的傷員收留和保護。
紅軍在甘孜地區留下的制度性遺產,主要體現在波巴政府。波巴政府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環境下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甘孜地區實際結合后進行創造性實踐的初步嘗試。受戰時條件、封建農奴制社會現實制約,有著存續時間短暫、組織體系尚不健全、群眾動員有限等歷史局限,其價值在于制度實踐層面的探索意義。
波巴政府觸及了甘孜地區的地方治理和群眾的政治參與。政治認同促成了地方政權的建立。至此互信進入第三階段——政治認同:信任突破物資互助范疇,上升到制度參與層面,各族民眾以政權參與者身份融入革命框架,推動共同體關系獲得制度載體。波巴政府有明確的施政綱領:推翻軍閥官僚統治,打倒英、日帝國主義,沒收他們的金廠、礦山、土地分給波巴人民;實行民族平等、自主,成立波巴自衛軍;實行政教分離,廢除一切苛捐雜稅,解放奴隸,保護婦女兒童;無條件地為紅軍籌軍糧、馬料,調派向導,救護傷病員等。如道孚波巴政府成立不久便以政令形式落實宗教保護,成為制度層面對民族宗教政策的具象化表述。
老紅軍王壽才是乾寧縣(今屬四川道孚)波巴政府的主席,他的回憶頗為生動:“那天,天氣晴朗,燦爛的太陽照著墻上用碎瓷新砌的‘蘇維埃博巴政府’藏文字,閃閃發光。樓上迎風飄著一面三角紅旗,旁邊綴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博巴政府’12個漢文白字,耀眼奪目。會場周圍插著五彩繽紛的旗幟,中間簇擁著來自各鄉的代表和群眾300來人。人們都歡天喜地,昂首挺胸,又說又笑,歌聲不斷。這樣的盛會在我們家鄉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我們博巴政府成立后,當時主要是宣傳黨的政策,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為紅軍籌備糧草。……老鄉們感動地稱紅軍為‘活菩薩’。另外,對麥里寨的困難戶,政府則撥糧進行了救濟。群眾都說:‘真是變了,天睜開眼睛了’”。
波巴政府有著幾個特點:機構設置適配甘孜地區社會結構,設有民族部、宗教部、畜牧部等職能部門,以適應該地區宗教、畜牧經濟的現實;人員構成貫徹黨的統一戰線策略,該政權內部容納有土司、活佛、商人、農奴等多元群體,采取政教分離形式。特別是派駐黨代表以把握政治方向,體現黨對政權的領導;兼顧多民族雜居現實,對回、漢等散居民族的參政作出制度設計,嘗試多民族共同治理;在公共治理層面,確立“有糧的多出,無糧的少出”籌糧原則,兼顧部隊戰時需求與本地民眾生存承受力,探索利益協調機制。
如前所述,波巴政府是戰爭條件下的早期探索實踐,它所積累的治理經驗,為后來我黨系統地推進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重要歷史參照。波巴政府的成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特殊的歷史作用,為紅軍長征作出了自身應有的貢獻,同時,甘孜波巴政府的成立,使得當地人民群眾的革命意識提高,革命的火種深深埋入藏族民眾心中,為勞苦大眾打開新的政治想象空間,讓甘孜地區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和更直接的參與。
六、余論
長征時期孕育的各民族互信,推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成為當地社會各族群眾接納紅色政權、構筑國家認同的歷史資源。這種民族互信的共同體價值,核心在于實現了地方民間支援與全國救亡大局的深度綁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紅軍挺進甘孜早于全面抗戰爆發,在這一地區開展的民族交往與革命動員,為康藏人民鋪墊了共赴國難的歷史基礎。紅軍宣講的抗日救國理念,與各族群眾的物資支援、人力相助形成呼應。紅軍在甘孜地區的革命實踐,成為全民族抗戰共識凝聚前夜的關鍵探索。
長征時期形成的交往記憶,在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轉化為清晰的政治認同。1949年末至1950年初,當年波巴政府副主席甘孜格達活佛、軍事部部長夏格刀登等派出代表赴京表達訴求,期盼人民解放軍盡快解放康藏地區。他們的呈文,追憶了紅軍在甘孜扶持建立波巴政府的革命實踐,呼吁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重建、完善民族區域自治組織。這一史實充分說明,長征在甘孜留下的歷史影響突破了民間敘事范疇,深度銜接了新中國初期康藏治理與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實踐。
紅軍在甘孜等民族地區的長征實踐,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工作的重要試驗場,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團結理念的現實檢驗,為我黨隨后制定中國特色的民族宗教理論與政策作出了特殊貢獻,彰顯了長征之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價值。回望互信生成的完整機制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會憑空產生。紅軍長征中的民族互信是循序漸進、層層深化的動態過程。它經由初步接觸、務實合作、政治認同的階段逐步生長,依托政策實踐、雙向互助、制度參與、代際記憶多重鏈條得以鞏固,這也是紅軍長征在甘孜這段歷史留給后世的核心啟示。
歷史證明,紅軍在戰略轉移的長征中路過甘孜,各族人民攜手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互信之路,已形成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集體記憶,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豐富了歷史底蘊,提供了發展的借鑒意義。因此,紅軍長征在甘孜地區最核心、最深遠的歷史價值需要學界進一步發掘,繼續深入研究。
【作者簡介】喜饒尼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西南邊疆史。
【文章來源】民族學刊微信公眾號。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漢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文化研究”(SCJJ26XW06)階段性成果。篇幅所限,注釋從略,引文請以原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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