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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黑暗的歷史見證人:次仁拉姆——從“朗生”到人民代表

發布時間:2026-11-09 11:11:23 | 來源:中國西藏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編者按:2026年10月26日14時11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次仁拉姆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山南逝世,享年100歲。這位被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譽為“百萬翻身農奴的榜樣”的老人,一生恰是西藏民主改革最真切的注腳:1926年,她出生在山南隆子縣一個領主家的破牛棚里,6歲起就給領主干活;1959年民主改革后翻身解放,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1年3月,她帶領11戶“朗生”在乃東縣桑嘎村組建西藏第一個全部由昔日農奴組成的“窮棒子互助組”,1962年該組畝產在全村21個組中奪魁;1965年,她作為代表出席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投下自己作為國家主人的一票;此后她連續兩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獲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 

在她辭世之際,國際上美化舊西藏、歪曲民主改革的言論仍在流傳。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究竟是怎樣一種制度?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權史和廢奴史上處于什么位置?如何從史料與學理上回應那些“香格里拉”式敘事? 

圍繞這些問題,中國西藏網記者專訪了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徐百永。徐百永長期從事近現代藏族史、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研究,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藏學》《西藏研究》等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省部級項目多項,入選國家民委民族研究優秀中青年專家。 

【一問】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如何阻礙社會發展?為什么說民主改革是歷史的必然? 

記者:舊西藏長期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這一制度是如何阻礙西藏社會發展的? 

徐百永:要理解民主改革為何是歷史的必然,首先要看清舊西藏農奴制是一個怎樣封閉、停滯的社會系統。它的問題可以從經濟、社會、制度三個層面講透。 

第一,經濟結構層面——生產資料被極少數人壟斷。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構成的“三大領主”只占藏族人口的 5%,卻占有當時西藏幾乎所有的農田、牧場、山川、河流和森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只能在領主莊園里終身勞作,還要繳納名目繁多的稅費。為繳稅和糊口,農奴不得不借貸,而債務又分為新債、子孫債、連保債、集體攤派債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輩輩欠下、永遠還不清的“子孫債”。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寫道:“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這種世襲債務的本質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人身束縛——父債子償、世代為奴。

▲舊西藏地方政府僧俗貴族官員。陳宗烈攝

第二,社會結構層面——身份等級與人身依附。近世西藏延續著中世紀形成的政教合一統治體制,達賴喇嘛既是宗教首領又是世俗統治者,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合為一體,主宰著僧俗民眾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直言:“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農奴的人身和家庭被牢牢束縛于領主莊園,幾乎全部精力和體力都用于無償勞役。

▲農奴的晚餐。陳宗烈攝

第三,政治法律制度層面——以法律固化等級。為維護封建農奴主的利益,西藏統治階級制定了以《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為代表的法律體系,把人劃分為三等九級,以法律形式固化社會等級和人的貴賤之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指出,盡管人類平等是佛教教義的要素,卻未能阻止西藏等級制度的形成。在這一法律體系保障下,官家、寺院和貴族莊園私設監獄、配備刑具,殘酷對待農奴和奴隸的暴行比比皆是。 

把這一制度放到國際法框架下看,性質更加清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簡稱《羅馬規約》)第7條將“奴役”列為危害人類罪,界定為“對一人行使附屬于所有權的任何或一切權力”;1956年聯合國《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更把“債務質役”和“農奴制”明確列為“需廢止的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舊西藏的“子孫債”正是典型的債務質役,“朗生”則是人身可以被買賣、抵債、贈送的農奴。正如次仁拉姆晚年回憶的那樣,朗生在舊西藏被當作“會說話的牲畜”,可以被隨意買賣和處置。 

這樣一種制度嚴重窒息了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西藏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曾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曾直言:“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所以,實行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務,更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唯一出路和廣大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極端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完成了西藏歷史上劃時代的偉大變革——這不是誰的主觀選擇,而是歷史給出的答案。 

【二問】結合聯合國對“奴役”的界定,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權史和廢奴史上處于什么地位? 

記者:您剛才提到國際法框架。《羅馬規約》對危害人類罪特別是“奴役”有明確界定,如何據此理解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權史和廢奴史上的意義? 

徐百永:先把標準講清楚。《羅馬規約》第7條規定,危害人類罪是指“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謀殺、滅絕、奴役、驅逐出境或強行遷移人口、酷刑等行為;“奴役”則是指“對一人行使附屬于所有權的任何或一切權力”,其犯罪要件進一步說明,這包括“買賣、出租或互易這些人,或以類似方式剝奪其自由”。對照舊西藏:農奴制是制度化的、覆蓋占人口絕大多數農奴和奴隸的、長期持續的奴役;農奴可以被買賣、出租、抵債,人身完全依附于領主,還被法律固化在三等九級中的“下等”,從制度根源上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極端不平等。它完全符合國際法上“奴役”和“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的特征。

▲舊西藏拉薩的乞丐群。陳宗烈攝

再看世界廢奴史的時間坐標。近代以后,隨著新思想和啟蒙運動的出現,法國、英國、俄國、美國等陸續廢除了奴隸制和農奴制——法國1848年徹底廢除奴隸制,英國1833年通過廢奴法案,俄國1861年廢除農奴制,美國以1865年憲法修正案終結奴隸制。到20世紀中葉,“廢除奴役制度”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基本共識。而西藏當時仍保留著延續數百年的農奴制,與人類文明進程嚴重脫節。 

西藏的情況還有一層特殊性: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簽訂、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堅持“慎重穩進”方針和極為寬容的政策,耐心等待上層統治集團自我改革,但人民群眾已經日益覺醒。1956年7月25日,拉薩林周65位農民呈遞一封按有65個手印的聯名信,信中說:“我們都是種地的農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實行改革。”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層反動分子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中央政府果斷決定實行民主改革:在80萬人口的農業區發動群眾實行“三反雙減”,在28萬人口的牧業區實行“三反兩利”,在寺廟實行“三反三算”,在城鎮實行“四反雙減”。廣大翻身農奴高興地說:“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身上;現在,貴族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民主改革中分到自己土地的桑登。藍志貴攝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對此有過凝練的評價: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和奴隸站起來,這不僅是中國人權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篇章,而且在國際禁奴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次仁拉姆的經歷就是這句話最生動的注腳——她從前是被領主隨意處置的朗生,民主改革后全家分到了房子、土地和綿羊;1960年入黨,1961年帶領11戶朗生組成“窮棒子互助組”,組員們把主動上交的公糧稱作“感恩糧”;1962年互助組畝產在全村奪魁,1963年10月她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見;1965年,她作為代表在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投下自己的一票,后來連續兩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擔任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77年,在海拔3700米的山溝里,她還帶領結巴公社群眾取得了全公社平均畝產935斤糧食的好成績。中國共產黨給冰雪高原帶來了春天,帶來了溫暖,世界屋脊上好像跨越了許多世紀,真正是從悲慘地獄到了幸福樂園。從“被買賣”到“投選票”,從文盲農奴到人民代表——西藏民主改革以和平改革方式徹底改變了數百萬人的命運,在世界廢奴史上寫下了獨特而重要的一頁。

▲揚眉吐氣,翻身農奴焚燒剝削契約。陳宗烈1959年攝

【三問】如何回應“美化舊西藏”“歪曲民主改革”的言論? 

記者:當前國際上仍有言論把舊西藏描繪成“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對十四世達賴喇嘛也多有贊譽。從史料和學理看,這些言論忽略了哪些基本事實?應當如何回應? 

徐百永:這些言論的迷惑性,恰恰在于它回避了最基本的史實——舊西藏是一個等級森嚴、人身依附的農奴制社會,而不是田園牧歌。 

第一,“香格里拉”是一個被建構的神話。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奧維爾?謝爾在《虛擬的西藏——從喜馬拉雅到好萊塢尋覓香格里拉》中指出,“世外桃源”并不真實存在,而是西方誤解、想象或神話建構的產物。這類敘事突出自然景觀和宗教文化,卻刻意回避舊西藏的社會等級、土地制度、勞動關系和普通群眾的生活狀況。追溯其源,西方殖民勢力曾通過將西藏文明和文化要素“去中國化”“入印度化”,刻意強化西藏與印度的歷史聯系、弱化其與中國的關系,以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西藏形象。神話雖不等同于謊言,卻能承載特定的希望與恐懼,并通過長期傳播持續影響人們對西藏的認知。

第二,要看清十四世達賴喇嘛話語的實質。他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這一末代統治權力的代表。1959年,達賴喇嘛為維護這一政教體制和統治權力,踏上了背叛祖國、背叛西藏人民的政治流亡道路。此后近半個世紀,他把“人權”“自由”“民主”“和平”“正義”“寬容”這些動聽的話語時時掛在口頭,卻從未用這些話語衡量和評價過他曾統治過的舊西藏——原因很簡單:任何令現代世人鄙夷、厭惡和譴責的中世紀農奴制社會場景,都不符合西方人自己的人權理念。如果承認舊西藏的黑暗和殘酷,他失去的統治權力和社會地位就不可能再成為“悲情”訴說的資本。 

第三,也是最有力的回應,是讓見證者自己說話。次仁拉姆始終主張“進行新舊西藏的對比”。2009年“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設立時,時年83歲高齡的她說:“把每年的3月28日作為翻身農奴的紀念日,進行新舊西藏的對比,對于新一代是很好的教育。”她晚年反復叮囑后輩“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聽黨的話”“永遠跟黨走”。她的女兒德吉梅朵說,母親給兒孫講得最多的,是過去那些苦難黑暗的日子,父輩留給后代最大的財富不是物質,而是那股“精氣神”。次仁拉姆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了“百萬農奴為什么選擇中國共產黨”:因為只有中國共產黨廢除了奴役他們的制度,給了他們尊嚴、土地和選票。任何看到舊西藏黑暗面的世人,都會對今天西藏的人權狀況及其實現程度做出客觀的評價。

▲西藏第一個由翻身農奴組織起來的農業生產互助組——乃東縣結巴鄉朗生互助組全體成員,左一為次仁拉姆。陳宗烈1963年攝

【結語】從出生在領主家破牛棚的朗生,到胸前掛滿勛章的人民代表,次仁拉姆的百年人生,是舊西藏農奴制被廢除、西藏人民獲得解放的百年縮影。徐百永對記者說:評價一段歷史,不能靠想象和神話,要看制度本身和人的命運。舊西藏的農奴制度,是國際法意義上應予禁止的奴役;而西藏民主改革以和平方式完成了這一廢除,讓百萬農奴站起來,在世界廢奴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次仁拉姆的經歷,提醒我們把這筆歷史遺產講清楚、傳下去——這是對逝者最好的紀念,也是對歷史最好的交代。

(來源:中國西藏網,記者:噶哇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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