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傳佛教薩迦派教義傳承
從12世紀中期開始,分治割據的西藏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分散在各地的贊普朗達瑪后裔的統治由于不斷分化而逐步消解,新興起的藏傳佛教的一些教派通過寺院組織和師徒傳承方式,形成社會上一股有組織的勢力。教派勢力的發展與地方一些家族勢力相結合,形成了一些有明確控制區域與比較固定繼承制度的政教結合的地方勢力。元代蒙古勢力進入青藏高原,與薩迦派結合,推動西藏走向在元朝治理下的統一,結束了西藏各地長期分治割據的局面。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薩迦派的一些宗教領袖如薩迦班智達、八思巴、達尼欽波桑波貝等人,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在元代西藏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使薩迦派自身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元代是薩迦派歷史上最重要也是最輝煌的時期。從13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薩迦派受到元朝蒙古皇室大力扶植而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權力,統領西藏十三萬戶,建立了薩迦地方政權,它的領袖人物在這一時期還在元朝朝廷擔任帝師、國師等官職,管理全國各地的佛教事務。
薩迦派正式創立于11世紀下半葉,它的特點是理論龐雜,教法來源多樣。它以印度著名大師毗哇巴所傳的“道果教授”為核心教法,把它建立在阿賴耶識基礎之上,認為生死涅槃無別,實為一體。道果法在顯宗方面的立論是:“首應破非福,次則破我執,后破一切見,知此為智者。”其修習有三個次第:首先,須修習生死遷轉、暇滿難得、業果、慈悲諸法、止惡揚善、破除非福惡業、十惡十不善;其次,須破除一切實執戲論和無實戲論,即從思想中清除一切有形無形念頭,把握住寂止之心,毫無執著,平緩而往,生起止觀雙運之見,此為證空性;再次,須斷除宇宙萬物皆非實有的“斷見”和諸行有常的“常見”,即斷盡人法兩種我執,生起諸法無我的正見,復歸于自性光明,此為“破一切見”。道果法在密宗的立論,是持“明空無執”和“生死涅槃無別”之見,即親證內心實相。要求修行者在內心生起明為心的性相,空為心的自性,于明空雙運中直指體認本元俱生智慧之心,不為迷亂走失,使一切迷相悉現為智相,一切所現皆能轉成生死涅槃不二之妙用。得此真實覺受,即能達道果密法究竟。在密法的具體修持方面,主要修持《喜金剛續》及其《注釋續》,還要學習相關的各種修法儀軌,以及《集密》《勝樂》《時輪》等無上瑜伽母法,掌握各種密法流派的基本理論和修持方法。可見薩迦派是一個同時注重教理領悟和密法修習實踐的教派。
二、薩迦班智達生平經歷與主要著述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1182—1251)是藏傳佛教薩迦派前期的宗教首領,薩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原名華丹東珠,自幼跟從被稱為薩迦第三祖的伯父扎巴堅贊受戒出家,學習薩迦派道果教法,約25歲時,恰逢喀且班欽·釋迦室利從克什米爾來到西藏,在年楚河下游的堅貢寺任堪布,他在喀且班欽、吉沃勒巴座前削發出家,并受比丘戒,起名為“貢噶堅贊”。為昆氏世系中正式受戒出家并接受比丘戒的第一人。在薩迦班智達之前的薩迦派祖師貢噶寧波、索南孜莫、扎巴堅贊都沒有出家受戒,而是以修行居士的身份擔任教派領袖,故被稱為“白衣三祖”。貢噶堅贊向協頓·多杰嘉學習慈氏教法,從拉巴·絳曲沃學習佛教義理,同時熟習噶當派、息解派教法及大圓滿和大手印等密法,精通佛法的義理和密法修持等。
1216年扎巴堅贊去世后,貢噶堅贊繼承伯父的地位,成為薩迦派的首領。他精通大小五明,曾云游烏思藏各地,有許多弟子,對政教事務和講經傳法有豐富經驗,是當時藏傳佛教著名大師之一,貢噶堅贊是藏傳佛教僧人中第一位被稱為“班智達”的高僧。薩迦班智達學通五明,開創了藏傳佛教后弘期各教派祖師中不僅精通佛學和密法修行,而且精通各種社會學問的先例。薩迦班智達不僅在政治上賢明豁達、追求進步,同時還是一位佛學知識淵博、成就斐然的著名學者。在弘傳佛法方面,他主張佛教的上師不僅要學法和傳法,對弟子口耳相傳,指導弟子修行,還要做到“講辯著”,即不僅要講經辯論,而且要寫出論著。薩迦班智達著述頗豐,內容廣泛,聲明類的論著有《智慧申出》《入聲論》《語言之略義》《凡夫易學“入行論”之注疏》《文字組合》《聲勢論》;因明類的論著有《智慧之寶本釋》;修辭類的論著有《賢者口飾促發修伽陀之悲心》;韻律類的論著有《韻律之花束》;辭藻類的論著有《詞匯之寶藏》;戲劇類的論著有《極喜地入門論》和《樂器論》;工巧類的論著有《佛像量度論》和《察地品》;醫方類的論著有《八支攝義》等。薩迦班智達內明類關于贊詞方面的有《佛陀贊》《釋迦牟尼贊》《觀世音二贊詞》《文殊繪畫贊》《桑耶寺贊》和《文殊贊之注疏》;共通乘方面的論著有《教派之智慧》《妙觀智力》《三律儀品》《大發心經論》《次取佛法論》《十法行》《四離貪欲論》《大乘道論概述》和《回向功德論》;總經義方面的論著有《賢者必要入門》《經義善察論》;雜類方面的著作有《擊敗措切噶瓦之偈陀》《由帕廓熱譯師著作引述之偈陀》《如何提問明慧者之偈陀》《自身五十八事跡根本注》;關于書信和復信方面的有《給十方佛和陀菩提勇識之信函》《給大德們的信函》《給噶微拉等人關于教法方面之信函》《給住在新貢地方的眾僧之信函》《給尼瑪之信函》《給羅波譯師之信函》《為香譯師傳授之教誡》《給格西沃覺瓦之信函》《給尼摩貢欽之信函》《給托廓瓦之復信》《給恰譯師之復信》;關于不共乘方面的論著有《文殊修行法之明要》《救度母之修行法》《曜母供奉之儀軌》《靜命所傳之曜母修行法》《雙運壇城之儀軌》《無量光佛之修行要義》和《臨死時之教誡》;關于無上瑜伽方面的論著有《二上師贊》《瑜伽自在贊》《勝樂教法贊》《上師瑜伽法會》《內外密三宗之壇城》《道果論典之目錄》《傳授修行之經論》《五支完全道論》《密道說根本支》《十大修行者和八小修行者記》《阿夏達之根本說》《資糧輪之文書》《無常母贊之注疏》《六部佛之名義和智慧合說》《勝樂俱生之福力》《桑布扎傳》《摧破金剛論》《摧破金剛之密法》《三律儀品》等許多傳世經典。薩班貢噶堅贊在宗教方面影響較大的著作有《三律儀品》,內容主要是他對當時各派的評論,以及自己對佛教的見解;另一部《正理藏論》主要講述他對佛學邏輯的理解和論述。這兩部佛學論著不僅是薩迦派僧人必讀經典之一,而且對藏傳佛教其他各派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著述的內容涉及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修辭、音韻、樂理等。在文學創作上成就突出,膾炙人口的《喜言寶藏論》(即《薩迦格言》)是藏族格律詩的代表作。
三、薩迦班智達在薩迦教派傳承中的重要地位
從薩迦班智達開始,薩迦派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他二十五歲的陽火虎年(公元1206年),喀且班欽釋迦室利來到西藏。他在年麥堅貢寺以喀且班欽為堪布、以吉勒巴欽波為阿阇梨、以許倉巴為密法師,在印度和吐蕃自引僧眾之中受戒出家,又在該處受了比丘戒。”在薩迦班智達之后,“二十一歲的陰木兔年(乙卯,公元1255年)五月十一日,他(八思巴)在漢地河州附近的地方由恰巴·卻吉僧格、藏那巴·尊追僧格、楚·宣努僧格、堪布札巴僧格等人任堪布,由羌塘巴·覺敦索南堅贊、乃巴堪布洛追札等人任阿阇梨、由雅隆巴·喇嘛絳曲堅贊擔任密教師,與具信比丘喇嘛葉巴、堪布喜饒意希、仁波且涅官等嚴守戒律之二十一名比丘一起在僧伽大眾之中接受了比丘戒律”。從薩迦班智達、八思巴開始,薩迦派教徒主要出家受戒,成為合格的比丘,這在薩迦派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發展。在藏傳佛教戒律傳承中,有四部戒統的說法,薩迦班智達接受的是喀且班欽的戒統,所以薩迦派傳承的是喀且班欽的戒統,后來格魯派也延續了這一戒統,“此外,法王八思巴、索南堅贊、加色托美、布頓、尊者洛桑扎巴(宗喀巴)等人均受了喀且班欽近圓律統(即比丘戒戒統)”。
薩迦班智達還撰寫了關于戒律的《三律儀論》,作為薩迦派僧人學習戒律的必修課程,可見他對戒律的重視。八思巴在擔任帝師后,還規定僧人出家受戒的儀軌,并撰寫了《說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圓羯摩儀軌》,由其弟子膽巴作序,序言中說:“欲以自佛相承,師資繼踵,迄今不替,正戒儀軌,為從善行人一一恒持,精煉三業,堅守四儀,此實圣皇匡正佛法之睿智也。”因此,八思巴的這一儀軌寫出后,忽必烈命譯成漢文,于1280年12月,“敕鏤版印造帝師八合思八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八思巴本人在大都期間也與中原地區佛教僧人有廣泛接觸,為他們傳法授戒。《釋氏稽古略續集》說八思巴1264年就曾在中都(后改名大都)設會度僧,登座授秘密戒。《漢藏史集》則說,八思巴總計為尼泊爾、印度、中原、西夏、蒙古、高麗、大理、畏兀兒、河西等地的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4000人授戒剃度,為425人擔任過授戒堪布。元朝滅南宋后,八思巴又派他的親傳弟子持律師卻吉袞布到江南,一年之中為947人授戒剃度,由這些弟子又傳出無數比丘、僧伽,使得佛教在江南大為興盛。這又成為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在戒律理論和實踐上的一次重要交流。
元代薩迦派寺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薩迦派突破了以前只在后藏和阿里有薩迦派寺院的格局,在安多和康區也興建了一批薩迦派寺院,使薩迦派寺院分布到青藏高原的各個地區。八思巴在來往薩迦和大都的途中,指示和組織興建了今天甘肅省境內的卓尼大寺、韓家集寺、臨洮大寺,迭部縣的跋喜巴尕寺等;青海省境內的稱多東程寺、嘎讓寺等;四川境內的德格大寺等。一些漢傳佛教寺院如張掖大佛寺、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海藏寺、天祝天堂寺、河州(今甘肅臨夏地區)炳靈寺等在元代也改宗為薩迦派寺院。薩迦派寺院甚至發展到了云南的蒗蕖、永寧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區,“當地薩迦派的主要寺院有:永寧格姆山(漢稱獅子山)下的薩迦寺,該寺建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比永寧扎美戈寺(格魯派)早二百多年。該寺定額僧人500名,僧人全系摩梭人和普米族。此外是蒗蕖薩迦寺和挖開薩迦寺,蒗蕖薩迦寺定額僧人400名,挖開薩迦寺定額僧人300名”。
四、《薩迦格言》的內容及其傳播產生的影響
《薩迦格言》共有9品(即9章)、457首詩,強調知識、智慧的作用,宣揚“仁慈”“愛民”“忍讓”“施舍”“利他”“正直”“誠實”“精進”等具有傳統道德色彩的倫理思想。《薩迦格言》是藏族第一部道德教育學名著,有“藏地《論語》”之稱。這是一部格言體哲理詩集,語言精練,比喻生動,寓意深刻,不僅深受藏族人民的喜愛,還曾被譯為八思巴文、蒙古文、漢文,以及英、法、印度、日本、捷克和匈牙利等多種文字,在國際上也有很大影響。《薩迦格言》的寫作緣由,與作者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有關,由于13世紀西藏社會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迫切需要新的倫理來協調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薩迦格言》規范了人們的言行,起到了習慣法的作用。
《薩迦格言》共分9章:第一章,辨別智者;第二章,辨別君子;第三章,辨別愚者;第四章,辨別各色人;第五章,辨別惡行;第六章,辨別性情;第七章,辨別悖理;第八章,辨別事業;第九章,辨別佛法。《薩迦格言》中,圣人、國王、平民、王臣、貴族、學者、高士、愚人等出現在各章節中,對各類人物進行比較并作出價值判斷。對智者絕對肯定,對愚人絕對否定,這種善惡分明的道德判斷標準在當時社會起到了道德約束的作用。薩迦班智達把誠信、智慧、忠貞、謙和的品德寄予藏族人民自身的修養準則中,把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的治學精神作為區別智慧與愚昧的界限,格言用智慧和知識的無窮力量不斷豐富著人們的精神世界。《薩迦格言》中說:“有德操修養的人,能與眾和睦相處;同一種類的牲畜,都能夠聚集成群。”和睦之道在于善于為對方的利益著想:“想為自己謀福利,先要為他人謀福利;只為自己打算的人,自己的愿望也不能實現。”主張學習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而非簡單地記住知識:“人們是不是有學問,在于能否明辨是非;與塵土混合的鐵粉,只有磁石才能分開。”薩迦班智達指出學者應樹立遠大理想,學者研究所有的知識,精通后就能造福世界。智者志于學之后,可以為國家和社會作出重要貢獻,“聰明而正直的大臣執政,舉國的愿望都能滿足;端直的箭在善射人手中,想射哪里就能射中哪里。”薩迦班智達“不強求一致”、重視民族和諧與國家統一的觀點,也具有彌足珍貴的教育價值和現實意義。薩迦班智達主張在向學者請教時,要有誠懇的態度:“一心一意鉆研經典,誠誠懇懇向智者求教,幫助你的人也會盡力,將來自然會有收益。”即使淵博的學者也有缺點,求知的人還是要親近他:“雨水雖會剝蝕房屋,世人還是喜歡它。”《薩迦格言》中說:“自己所需要的經典,必須天天逐句銘記;如螞蟻筑巢蜂釀蜜,久而久之必成學者。”世人都尊敬有學問的人,要有學問就必須靠自己不斷的努力。
《薩迦格言》強調學者之間開展辯論對于學習的重要性:“智者不經過考問,怎能了解學問的深淺;樂鼓不經過敲擊,怎能區別音質的好壞。”薩迦班智達認為,“眾生之欲各式各樣”,“強求一致是鬧糾紛的根源”。這與古代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相通之處。《薩迦格言》中主張依靠大人物,順應潮流,認為這是事業成功的訣竅:“弱小者如把偉人依靠,乃是獲得成功的訣竅,一滴水雖然十分微小,若匯入大海就不會干涸。”薩迦班智達非常重視社會和諧,在處理族群、教派和人際關系等方面,他反對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敵人的簡單二元論觀點,薩迦班智達的思想主張,對于當今世界充滿各種對立沖突的地區和國家,具有積極化解矛盾的建設性作用,對于國家和諧社會構建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有重要啟示意義。
《薩迦格言》以文學形式表達了薩迦班智達的宗教和政治主張。薩迦班智達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親赴涼州會盟,促成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轄。薩班的國家統一思想和歷史偉跡,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財富。“如果把偉大人物依附,低下的人也會變成大人物,請看由于攀附于大樹,藤蔓也爬到樹尖高處。”他還主張采用靈活的辦法去完成對己對人都有利益的事業:“只要是對人對己有益的事,無論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善于采取巧妙的辦法,絕不會有人說你狡猾。”正是由于多年主持薩迦派的政教事務以及與世俗首領交往積累的豐富經驗,并結合佛教在印度和西藏發展的歷史,薩迦班智達在藏傳佛教各派首領中最為深刻地體驗到依靠勢力強大的宗教和世俗領袖發展自己事業的重要性,由于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才使薩迦班智達能夠毅然接受闊端的召請。薩迦班智達在接到闊端的邀請信后,不顧許多弟子和親朋好友的反對和勸阻,慨然應允前往涼州。他向各派人士反復解釋去蒙古的原因,說明他的目的是為了西藏僧俗的長遠利益。通過薩迦派僧人在西夏王朝傳教的經歷和見聞,薩迦班智達深知以武力抵抗蒙古軍只會招致失敗,對遠方的強大的政權傳教和建立關系會對薩迦教派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在答復噶當派僧人南喀本的“你前往蒙古有何好處”的問題時說:“若不去的話,軍隊即來。若軍隊來此,就會給雪域西藏帶來災難。我是為饒益眾生有情而決定前去的,別無其他的利益。總之,為饒益眾生,即使要拋棄自己的身體性命,也是要去做的。”他的這種精神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下,他親自前往涼州的這個行動在藏傳佛教的歷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為后來的薩迦派、噶舉派和格魯派的宗教領袖創建了一種先例。
薩迦班智達一行經過近兩年的跋涉,于1246年8月抵達涼州,但是邀請他的闊端當時已去蒙古參加選舉貴由繼任蒙古大汗的王公大會,不在涼州,直到1247年初,闊端從蒙古返回后,薩迦班智達和闊端才在甘肅涼州舉行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薩迦班智達在闊端宮廷中的活動,主要是接觸各方面各民族的人士尋求傳播藏傳佛教的途徑,同時與闊端商談真正實現西藏歸附蒙古汗國的辦法。在當時,西藏藏傳佛教各教派的首領都還沒有遇到這種和外民族的首領商談政治上歸附問題的情況,但是薩迦班智達通過和各方面人士的接觸,對當時的形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從在闊端宮廷的西夏和維吾爾僧人那里知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勢,甚至聽到了許多蒙古征戰四方的故事。在薩迦班智達到涼州以前,藏傳佛教各教派的領袖對世界的認識,除了佛經中對四大洲八小洲的描述外,還有的就是對吐蕃王朝強盛時與四鄰征戰的遙遠回憶,以前西藏首領了解的能夠對西藏造成軍事威脅的只有中原地區的大唐,如今一個軍事力量比唐朝強大而且已經將軍隊深入西藏的蒙古汗國的興起,強烈地改變了他們對世界形勢的認識。薩迦班智達可以說是當時對蒙古汗國的軍事力量認識最為清楚的藏傳佛教首領,因此有學者稱“前往涼州深入蒙古內部的薩迦班智達不愧是藏人里比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驅者”。薩迦班智達在涼州生活的5年中,還參加一些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闊端對薩迦班智達弘揚佛法非常贊成和支持,在涼州城外特地為薩迦班智達建造了府邸和幻化寺。闊端自己曾多次向薩迦班智達請教博大精深之教法。薩迦班智達講經時,要有4名翻譯把他的話分別譯成蒙古語、畏兀兒語、漢語和當地的安多藏語。這種講經場面之大、聽眾之多以及聽經風氣之盛可想而知,從而使不同語言、不同信仰的徒眾亦皈依了佛教,信奉者們皆入大乘教。薩迦班智達在涼州直接接觸到許多在闊端宮廷活動的蒙古薩滿教的巫師和也里可溫教教士,以及西夏、中原和畏兀兒的佛教僧人,對多種宗教以及不同地區的佛教文化有了進一步了解。
他還有感于蒙古統治下的民族眾多,語言文字復雜,1204年成吉思汗攻滅乃蠻部落塔陽汗時俘獲了為塔陽汗掌印的畏兀兒人塔塔統阿,才知道出納錢谷、委派官員以印信為驗的用途,也發現了文字在處理軍國要事中的功效,于是成吉思汗命塔塔統阿諸子及貴族子弟用畏兀文字的字母拼寫蒙古語言,達到簡單的記事傳達的作用。在窩闊臺汗時期,蒙古人自己還沒有可以廣泛使用的文字,這種局面不利于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所以薩迦班智達曾打算創制一種蒙古文。據說薩迦班智達仿照牧民揉制皮子所用的齒木創制蒙古文,實際可能是他在涼州與畏兀僧人有了接觸,了解蒙古人用畏兀兒字拼寫蒙古語的情況,加上他學習和鉆研梵文經典時掌握的印度語言文字學的知識,對當時蒙古所使用的畏兀兒字進行過一些重要的改進。薩迦班智達創制蒙古文字的嘗試,為后來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創制在元朝通行的被稱為元朝國字的“蒙古新字”即常說的八思巴字打下了良好基礎。
從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來看,在元代藏傳佛教薩迦派薩迦班智達、八思巴等諸多愛國高僧的影響下,以金汁、銀汁等諸寶寫經,在元朝宮廷也蔚為風氣。也正是在元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元代的薩迦寺在當時成為規模宏大的圖書資料中心。據記載,薩迦寺的許多殿堂都有“經墻”,即靠墻存放經書的櫥架,藏書很多。薩迦北寺大經堂的經墻藏書3000多函,烏則寧瑪殿的經墻藏書2500余函,北寺上師寢宮還專門設有藏書室,藏有天文、歷算、醫藥、文學、歷史等方面的藏文書籍3000多函。以上薩迦北寺的藏書,已隨薩迦北寺的毀壞而大部毀壞散失。現在保存完好的薩迦南寺大殿的經墻,藏書達兩萬多函,受到海內外人士珍視。隨著藏文文獻研究的不斷深入,近些年西藏大學的學者在西藏哲蚌寺、夏魯寺、北京民族文化宮等地發現一批元代刻板印刷的藏文典籍。其中《量理寶藏論》《時輪攝略經》《中觀根本經》《阿毗達磨集論》《阿毗達磨藏》《莊嚴經論》《量抉擇論》《三律詳釋》《甘露要義八支秘密訣竅續(四部醫典)》《金光明經》《本續密要釋》《時輪攝略經》《時輪經·無垢光廣釋》等,根據這些印本題跋記載的年代,學者考證出這些均在1284—1351年間刊印。這一發現為元代藏文典籍刻板印刷找到了實物根據。
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對這些元代藏文典籍的刻本中由皇室成員施刊的佛經的施主、刊印地點、插圖和流通等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考證和研究,認為大都的皇家藏傳佛教寺院是元代內地藏文佛經的主要刊刻中心之一。另外,在民間還發現了元代在甘肅臨洮刻印的從漢文譯成藏文的小部頭佛教經典《星曜經》,題跋中說此藏文經書在臨洮刷印1000本。可見元代在臨洮有一刻印藏文典籍的印經院,木刻印刷術在當時藏族分布地區已經有了傳播。
五、結語
薩迦教派在元明兩朝極盛,寺廟及其影響遍于青藏高原、蒙古地區和中原地區,薩迦派始終遵循宗教教理與世俗社會政治緊密結合,成為藏傳佛教中特色鮮明的宗派,為祖國的大一統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歷史時刻,僻處后藏邊遠地方的薩迦班智達不顧63歲高齡,不計個人安危得失,毅然前往涼州,最早建立起西藏地方與蒙古皇室的直接政治關系,促成了元朝中央將西藏地方正式納入行政管轄的實現,確實表現了薩迦班智達的政治遠見和深邃智慧。由于沒有大規模的戰爭,西藏地方的農牧生產和人民生活能夠正常進行,封建領主經濟繼續得到發展,而且由于元朝皇室對藏傳佛教的信奉,在元朝統一國家中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深入的情況下,西藏地區的經濟文化出現一個新的迅速發展的階段,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正因為如此,后來西藏各教派、各階層的僧俗人士都對薩迦班智達表示極大的尊重,在許多書籍和著作中歌頌和懷念他的功績,贊揚他的卓識遠見。
薩迦班智達所著的《薩迦格言》是藏學人生觀的倫理學經典,不僅是我國藏族傳統文化經典,也是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它蘊藏著豐富而寶貴的教育資源,語言生動形象,極具感染力。在元代這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如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叔侄等這些重要的高僧大德著書立說,并積極在祖國各地進行多元文化活動,發揮了重要的凝聚人心和傳播中華多元文化的作用,不僅增進了各民族間的了解和學習互助,也加強了民族經濟文化交流,藏傳佛教的建筑、美術、工藝等,被介紹到蒙古族聚居地區和中原地區,至今在北京、山東、四川、廣東等地尚存有帝師法旨碑及古建筑等,就是文化交流的見證。同時奠定了西藏地區與蒙古族聚居地區、中原地區在政治上結為一體的格局——中央王朝通過藏傳佛教領袖人物,鞏固了對涉藏地區的治理。這種格局在明清時期得到延續和發展,對于維護多元一體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間的交流互動與融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簡介】陳立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文集》(第十二輯)。為閱讀便利,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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