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摘要
·中共黨史研究·
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聯合縣”制度研究
張燚明、李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全面抗戰爆發后,為應對侵華日軍封鎖“掃蕩”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重構縣域治理模式,創設“聯合縣”這一新型區劃安排與黨政組織形式。嚴酷的敵后戰爭環境,造就“聯合縣”人員與機構精簡、高度機動的組織特征。“聯合縣”靈活整合破碎地塊,統籌調配資源,穿插開辟外線,推動敵后抗日根據地聯結成片、不斷擴大,為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基層制度支撐。其“組織先行、區劃后定”的制度遺產,內化為中國共產黨地方治理的重要經驗并得以延續。
·殖民主義史反思·
近代英國對西藏地理的殖民話語建構
李穩穩(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19世紀下半葉,英國派遣探險家等赴中國西藏及周邊地區搜集情報,其參考清政府官方地圖及漢藏文獻,但主要借用藏族傳統人文地理概念認識“Tibet”的地理范圍和內部劃分,刻意忽視清政府對西藏及周邊地區的行政劃界和有效管轄。20世紀初,英人以所謂民族地理維度界定“Tibet”,使此概念所指遠超作為中國邊疆政區西藏的實際范圍,而包括部分青海、四川等地區。英國政府由此進一步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與俄國爭奪相關勢力范圍。西姆拉會議上,英國殖民官員虛構“內藏”和“外藏”等毫無依據的地理概念,企圖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近代英國對西藏地理的殖民話語建構,反映出其更隱蔽、深層的知識與文化霸權。
英帝國殖民擴張中的流放刑(1598—1787)
李誠(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暨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16世紀末至18世紀的英國流放刑立法史表明,該刑罰遠非被動應對國內治理的副產品,而是帝國主動選擇的殖民擴張工具。英國1598年立法確立流放刑,將本土懲戒與海外殖民勾連。北美獨立后,統治者強化流放刑的殖民價值,于1784年授權君主在領地外指定流放地,為殖民澳大利亞提供法律支撐,使新南威爾士成為向印太擴張的戰略支點。流放刑的演變,暴露英帝國以刑事司法搶占土地、以法律話語掩蓋掠奪的邏輯,揭示“非計劃性帝國”敘事對長期主動的系統性擴張行為的淡化。
·專題研究·
從民間葬禮再論秦漢時期“單”組織
田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摘要:秦漢時期,出于喪葬互助和類似公共事務需要,里中成立“單”一類結社。葬禮應視為基層社會中需要組織與調配勞動力、協作完成的重要日常事務。結合秦漢時期考古材料和算數書計算,可知至少有1/3小型墓葬建造影響里中絕大多數家庭。由此可以重構“單”運轉的基本形式:“單祭尊”向里中成員收取金錢,用于協調包括葬禮在內的勞動力支出。里中之“單”既維系基層社會內部運行秩序,又與國家基層治理相協作。重建“單”的運作方式,揭示秦漢基層組織的公共性,并重新探討古代中國的公共行為。
“天可汗”與隋唐時期農牧政權相互認同
陳俊達(吉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摘要:隋唐時期,突厥以“大可汗”身份冊封中原割據者為“天子”與“可汗”,將草原政治傳統延伸至中原。中原王朝則以“天可汗”體系進行回應,以皇帝身份兼領草原共主,借羈縻府州等彈性制度將可汗體系納入皇權框架。雙方逐步構建起以“天可汗”為共享最高權威、以羈縻府州為制度框架、以“華夷共祖”為歷史敘事的政治秩序。突厥與隋唐的互動,上承五胡十六國至北朝“自在的一體”之歷史積淀,下啟遼金元清“多元一體”的制度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過程中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
元代國史纂修的多元一體敘事
封淵(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摘要:元代國史纂修系統整體呈內外兩層嵌套結構。外層的元代實錄,主要依托朝廷內外諸司編送的實錄“事跡”編類而成,此制直接影響明代國史修撰。權臣鐵木迭兒盜觀國史,牽涉武、仁實錄的改修,并與元代國史修纂中“事跡”的意義直接相關。內層的脫卜赤顏,實為囊括數種獨立文獻的統稱,涵蓋《圣武親征錄》所本的脫卜赤顏、歷朝大扎撒、“國書”《皇朝祖宗圣訓》、皇室譜牒等,特指以蒙古文撰寫或譯寫的本朝國史。元代國史纂修,以漢制、漢字為主體,統合中原與塞外語言文字,是古代中華各民族在歷史記憶與文化層面交融互動的寫照,體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鞏固與發展。
清代民間契約對土地產權的界定
黃一彪、龍登高(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摘要:清代主要的土地產權憑證是契約,其為社會共同遵循的產權制度奠定基石。交易契約由民間自行簽訂,與分家書、上手契等文書相互配合,常可跨越朝代作為權屬依據,適用于不同形態的財產權利;官府則推行稅契制度,以官印與契尾增強契約信用,并通過頒行法律規范契約字樣與契式,由此共同塑造產權憑證體系。同時,國家借助賦稅征收與土地登記,形成官方層面的產權憑證,但受治理能力、制度約束和施政理念等因素影響,難以隨產權變化而及時調整。民間憑證體系以其靈活性與國家憑證體系形成互補,推動產權的分割、發育與流轉,構成清代土地要素市場化的重要制度基礎。
·探討與爭鳴·
走出大航海敘事:15世紀馬穆魯克王朝紅海商路經略
朱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長期以來,在世界歷史書寫中大航海被視為重要分水嶺,形成歐洲引領近代變革、中東緩慢衰落的固有框架。此套敘事既無視同時期印度洋商貿繁榮場景,也將掌控紅海要道的馬穆魯克王朝簡單歸為過渡性衰敗政權,遮蔽其歷史發展的自主能動性。實際上,15世紀的馬穆魯克王朝調整國家戰略,大力經營紅海商路,依靠整合港口資源和壟斷香料貿易實現階段性復興,牢牢占據印度洋與地中海之間的樞紐位置,并推動多種文明交流互通。馬穆魯克王朝對紅海通道的開發,不僅奠定該海域長久重要戰略地位,亦表明近代早期世界的交流與變革并非歐洲文明單向驅動,而是亞非歐多文明互動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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