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下簡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國家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展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化和國情教育,引導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國家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增進臺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榮譽感,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增強同屬中華民族、同是中國人的認識。國家加強同海外僑胞的聯系交流,支持海外僑胞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合作。”這既是以法治方式增進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榮譽感的重要舉措,也為以法治方式增進“五個認同”,以制度筑牢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銅墻鐵壁提供了堅強保障。
完善法治保障,規范認同秩序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標志著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從政策話語轉向法治規范,為引導各族群眾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構建了清晰的秩序框架、完備的制度體系和健全的保障機制。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圖為會議現場。新華社記者金立旺/攝
一是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五個共同”的歷史,引導中華兒女牢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這部法律設置序言,闡述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有助于中華兒女深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在的身份認同秩序的認知。從縱向秩序看,中華民族具有最高統攝性,全國各族人民、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均從屬于這一共同身份認同,進而在法理上壓縮了分裂勢力借“臺灣人”“香港人”等地域身份認同刻意制造政治身份對立、炮制分裂敘事的空間。從橫向秩序看,中國各族人民是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的命運共同體,因而只有各族兒女共同團結奮斗,自覺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才能實現自身長遠發展。由此可見,這一身份秩序是規制認同偏離、引領全體人民同心同向而行的重要基礎。
二是以系統性制度和整體性布局,推動認同凝聚工程扎實落地。這部法律構建起多維度、多主體、多方位的認同凝聚制度。在維度上,這部法律將政治引領、價值觀塑造、促進交往交流交融與推動共同繁榮發展有機統一,構筑起從觀念革新、實踐體悟到自覺踐行的認同強化機制。在主體上,明確了從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到家庭、公民等主體的協同促進格局,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日常、化入人心。在方位上,統籌對內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與對外反制破壞民族團結進步、制造民族分裂行為的工作,推動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在制度實踐中不斷強化中華民族和中國人身份共識。
三是以保障監督機制與責任義務規范,推動國家統一事業行穩致遠。這部法律通過健全保障監督制度,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完善矛盾糾紛化解等重點工作的保障措施及社會監督、檢察監督等監督機制,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通過強調憲法規定的“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這一公民義務,推動全體公民將國家觀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通過設置法律責任,依法防范境內外破壞民族團結進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筑牢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法治防線。
聚焦港澳臺僑實踐,明晰認同路徑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港澳臺僑工作納入構筑共有精神家園專章,標志著新時代反“獨”促統事業從剛性的法理主權宣示,拓展至以文明價值認同推進心靈契合的系統化建設,為增進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的中華民族認同提供更深層、更持久的精神動力。

▲圖為從橫琴方向拍攝的澳門(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鄧華攝
一是支持港澳地區開展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化和國情教育,系統回答“我是誰、為了誰、去何方”的根本問題。一段時間以來,有人以為只要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香港問題就已徹底解決,并未認識到心靈契合是維護香港長治久安的基礎。因此,這部法律支持開展中華民族歷史教育,有助于把港澳地區的形成和發展納入中華民族整體歷史敘事,引導港澳同胞作為中華兒女賡續愛國傳統,從而有效強化其身份認同;支持開展中華文化教育,厚植港澳同胞的家國情懷,闡明國家利益和地區、個人利益根本一致,能夠推動港澳同胞從“本土利益優先”到“有國才有家”的認知轉變;支持開展國情教育,引導港澳同胞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能夠激發其主動作為、為國擔當的公民精神,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這是2026年6月19日拍攝的香港中山公園海濱長廊旁的紅頭船。新華社記者朱煒攝
二是確立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同是中國人的法律定位,為文化傳承與兩岸融合發展錨定根本方向。近年來,“臺獨”分裂勢力要么對中華民族作出“去政治化”解釋,要么直接否認中華民族的實體存在。這部法律為解決這一問題指明方向和路徑。一方面,強調中華民族始終堅持的“大一統”理念,使兩岸共享的中華文化從單純的民間風俗習慣,深化為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為兩岸同胞共謀統一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另一方面,將增進臺灣同胞的中華民族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作為兩岸融合發展的核心目標,使兩岸同胞在更緊密的利益聯結、更親密的生活實踐、更廣闊的發展前景中,真切感受到作為中華民族成員的歸屬感、認同感、榮譽感,以推動發展勢能轉化為統一動能。
三是鑄就深涵中華文明底蘊的中國人身份,為應對意識形態領域風險挑戰夯實共識基礎。港澳臺地區處于中西方文明交匯的前沿,外部勢力企圖塑造“民主對抗威權”的二元價值對立,以擾亂港澳臺同胞的中國人認同。對此,這部法律站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高度,為“中國人”身份注入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華文明底蘊和廣闊的認同空間。因此,在國家內部,“中國人”能夠超越社會制度、發展階段和黨派差異,讓不同群體在文明根脈中找到歸屬,為多元要素提供穩定的“一體”認同。面對世界,“中國人”蘊含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不僅能夠有效抵御錯誤價值觀的侵蝕,還能夠廣泛團結港澳臺同胞,為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貢獻力量。
與此同時,這部法律還規定了國家加強同海外僑胞的聯系交流,支持海外僑胞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為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致力于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方向指引。一方面,通過密切聯系海外僑胞,增進其中華民族認同,能夠壯大支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海外力量,扎實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另一方面,依托海外僑胞推動中華文化海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能夠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知與理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扎根文明根脈,彰顯治理優勢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立基于我國民族工作和港澳臺僑工作的實踐經驗,遵循中華民族自身的形成和發展邏輯,既能與時俱進地完善既有法律制度,又能因地制宜地突破西方固有范式,從而充分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
一是這部法律實現了反“獨”促統法治從底線規制到源頭治理的結構深化。《反分裂國家法》為“臺獨”分裂勢力劃定了不可逾越的法律紅線,以剛性規制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底線要求。在此基礎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從底線防控延伸至源頭的增進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并從身份歸屬、文化敘事、社會結構等維度,構建常態化、可操作的制度機制,為新時代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提供了更具根本性與長期性的制度支撐。
二是這部法律實現了從依法治理民族事務向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邏輯升華。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結合民族工作實踐,將治理視野從關注民族事務,拓展至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將治理路徑從關注少數民族權益保障,轉向強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增進共同性,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進而推動中華民族以具有高度凝聚力、使命感的共同體形態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

▲6月25日,兩岸同胞向無名英雄紀念碑鞠躬致敬(手機照片)。新華社記者王承昊攝
三是這部法律突破了西方國家范式與族群理論的固有局限與治理困境。西方國家奉行的民族國家范式曾以“一族一國”為核心理念,容易滋生基于身份差異的政治對立和分離主義。“臺獨”分裂勢力正是企圖通過虛構“臺灣民族”與鼓吹“民族自決”來分裂國家。同時,西方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理論也易造成族群間競爭博弈與固化差異的治理難題。對比之下,這部法律立足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歷史傳統,強調中華民族具有統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民族或地區間的差異并不導向競爭博弈,而是追求團結協作、相互依存和共同發展。全國各族人民在團結統一中實現共同繁榮發展,在共同繁榮發展中更加追求團結統一。
(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作者周葉中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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