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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乃翁姆、彭飛:生態環境法典視域下西藏村規民約的角色重塑與治理邏輯

發布時間:2026-10-12 09:15:29 | 來源:中國藏學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摘要】西藏生態環境治理場域中,村規民約扮演著銜接國家法律與民間習慣的制度性轉譯的關鍵角色。通過吸納、內化與再生產的實踐,村規民約不僅將抽象的環境法治原則轉譯為社區內生的傳統民間規范,同時將西藏地區的生態習慣智慧置于國家治理體系下發揮一定輔助作用,形成一種雙向互構作用。文章通過對林芝市巴宜區L村等典型案例的考察發現,這一互構邏輯面臨著動態張力與調適需求:規范層面,村規民約既要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中的原則性要求,又要注意對地方生態知識的吸收與內化;實踐層面,國家治權與村莊治權在環境執法、生態補償等具體場景中存在銜接縫隙與協同錯位;價值層面,普遍性環境法治目標與特殊性地方文化邏輯需在治理秩序中實現交融與共生。因此,研究揭示了法典化背景下西藏環境法治的實現機制,為推動傳統民族生態智慧融入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提供了可操作的實踐進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實施的新條件下,應進一步發揮村規民約在西藏的轉化作用,促進國家法與民間智慧良性互動,夯實西藏環境法治的基層社會基礎。

【關鍵詞】生態環境法典;西藏;環境法治;村規民約;制度性角色;互構

一、引?言

西藏是維系我國生態安全格局的重要屏障,區域內生態環境整體質量與動態變化,對鞏固全國生態安全屏障、統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長遠的現實意義。自《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以下簡稱《西藏環保條例》)實施以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西藏環境法治體系逐步完善,確立了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基本原則。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4月,西藏自治區4797個村(居)已全面實現村規民約修訂全覆蓋,生態環境治理被納入核心規范部分。然而,實踐運行中仍遭遇一系列困境:從制度層面看,村規民約已為國家正式認可且持續更新,體現了基層自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發展趨勢;但在具體實踐中,規范文本多偏向于原則性表述,無法有效應對環境治理中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加之實施過程受鄉土社會關系網影響顯著,使得執行效果不佳。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之間協調銜接機制仍不健全,法治保障能力較為薄弱。

國內學界圍繞村規民約與環境法治議題已取得一定研究積累。在功能定位層面,有學者指出村規民約在環境治理中對國家法律的實施起到了補充作用,較好地彌補了國家制定法的治理困境,而在城鎮地區則呈現出效力逐漸弱化的趨勢。從村規民約與環境習慣法關系的維度看,隆英強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藏族法律文化內在關系視角切入,通過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當今社會影響較大的藏族習慣法文化內在關系的研究,詳細闡明了藏族法律文化對當今涉藏地區穩定發展、基層社會協調整合以及中國法治建設的積極作用,為民族地區和涉藏地區法治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持與實踐經驗。呂志祥、劉嘉堯聚焦藏族傳統生態文明,強調發掘藏族傳統生態文明的“本土資源”,對解決當代涉藏地區生態法治中的“高原反應”與內在倫理支撐缺失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鄧雅靜進一步指出,村規民約是環境習慣法的表現形式與實踐載體,為理解傳統生態智慧提供了分析框架。

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其一,多從宏觀理論層面探討村規民約的價值功能,缺乏對國家立法和習慣法的制度角色與邏輯互構關系的微觀實證分析。有學者通過對314份裁判文書的實證分析發現,村規民約在民事裁判中的適用存在顯著的不確定性,這一發現印證了微觀研究的重要性。其二,對村規民約在環境法治體系中角色定位的動態考察不足,對其調適與轉型過程的關注較為薄弱。研究表明,村規民約面臨形式化、同質化、虛置化等運作困境,這一現狀恰恰要求學界加強對其制度變遷的動態追蹤。其三,未能有效整合國家法與民間法、傳統與現代的二元關系,對二者互構邏輯的深入分析尚顯不足。村規民約折射出的自治理性是國家與社會二元劃分的產物,其環境規制功能實現有賴于政府公權治理與私人環境治理之間的良性互動。此外,在研究方法層面,多側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實地數據與案例支撐,使得研究成果的對策性和適用性受到制約。

202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以下簡稱《生態環境法典》)的通過,為上述問題的重新審視提供了新的制度坐標。法典采取適度法典化模式,整合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領域,確立了國家層面統一的環境法治基本原則。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法典原則框架內發揮村規民約的地方性知識治理優勢,實現國家法律向基層社會的有效轉譯,同時又將本土生態智慧反向納入現代治理體系,形成雙向互構的制度邏輯,成為亟待回應的理論議題與現實課題。鑒于此,本文嘗試從法律多元、軟法及法律位階三重理論視角出發,構建制度角色與治理邏輯雙向互構的分析框架,系統考察村規民約在西藏環境法治進程中的功能定位與實踐形態。

二、生態環境法典視域下西藏村規民約的三維法理定位

(一)法律多元主義理論——環境治理的民間規范體系

法律多元主義理論認為現代社會存在多種規范體系,這些規范體系在不同社會領域和群體中共同發揮著法的規范功能。從法律多元主義視角審視,村規民約的制度角色面臨著多重功能定位。西藏環境治理場域不僅包含以《生態環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西藏環保條例》等為代表的政府法律條例,還應包括植根于藏族生態習慣文化與地方性知識的村規民約,兩種體系共同構建了多元共生的環境治理格局。法律多元性呈現出三個顯著特性:一是規范來源多元性。這一規范體系既包含國家立法機關所制定的環境法律法規,也涵蓋鄉村社區自發形成的民間環境規約。二是實施機制多元性。國家環境法憑借公權力機關的強制推行,而村規民約則依托社區輿論、道德壓力和聲譽機制等非正式制裁方式。三是合法性基礎多元性。國家法的權威性源自正式立法程序,而村規民約合法性源于社區成員內生性共識與文化傳統。

基層生態治理實踐中,《生態環境法典》與村規民約之間呈現出互補與沖突并存的復雜關聯。二者在治理功能上存在顯著互補:《生態環境法典》以普適性、統一性和強制性為特點,為區域生態保護確立基礎規范;村規民約立足本土地域與文化,具備靈活調適優勢,可將法典相關規定轉化為適應地方實際的具體行為規范。然而,二者之間也存在著規范張力,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規范內容沖突,部分傳統環境習慣與法典基本原則相互抵觸;二是法律效力沖突,民間規范與法典在環境糾紛處理中存在適用競爭;三是實施機制沖突,社區治理與國家行政模式之間存在運行上的脫節。西藏的地域與文化特殊性決定了單純依賴國家環境法律法規難以實現治理效能,重視民間規范的作用,有助于村規民約在與國家法的互動銜接中實現調適與現代化轉型。

(二)軟法理論——環境治理的柔性規范機制

村規民約作為重要的軟法治理載體,在西藏生態治理進程中發揮著獨特作用。國家環境立法明確了生態保護基本準則與制度架構,村規民約則對其進行細化落地,形成適配地方社會發展實際的行為準則。如《西藏環保條例》確立了生態保護基準,第五條為國家法與村規民約的軟法銜接提供了制度通道。村規民約進一步細化了農牧區的具體規則,包含違規放牧、非法開采、亂砍濫伐破壞生態環境、排污污染鄉村環境等行為,可借助社區輿論、道德壓力、聲譽機制等非強制手段保證實施。在西藏鄉村社會中,這種非強制約束發揮著重要作用。若村民違反村規民約中環境保護相關條款,其受到的懲罰不是罰款或行政處罰,而是社區評價降低、信譽受損等社會資本損失,這種無形壓力對行為選擇調控呈現出顯著效果。

從軟法治理視角來看,村規民約在西藏基層生態治理中擁有三大獨特優勢:一是本土信息優勢。依托對高原牧區生態環境精準研判,其能夠針對性設置保護規則,彌補國家法律在地方適用中的適配性短板。二是高效治理優勢。村規民約運行流程簡潔、成本低廉,可快速回應基層治理需求,凸顯靈活高效治理特點。三是動態適配優勢。村規民約能夠依據環境變遷與治理實踐進展適時修訂完善,確保與地方實際動態適配。相較于法典的剛性管控,其柔性治理模式更貼合農牧區社會實際,具備長久存續的制度價值。

(三)法律位階理論——環境法治體系之規范定位

法律體系是具有層級結構的規范體系,下位階規范不得與上位階規范相抵觸。法律位階理論視域下,民間法(尤其是村規民約)的合法性控制和理念塑形至關重要。這種塑形和控制主要依托三種機制:一是事前指導機制。即在村規民約制定過程中,基層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給予必要的指導,確保其內容不與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及相關政策相抵觸。二是事后備案審查機制。依托備案審查等制度性監督手段,對已制定的村規民約開展合規性審查,并推動相關主體對其中與上位法抵觸的條款進行限期整改。三是司法審評與適用機制。在相關糾紛案件審理中,法院對作為裁判參考依據的村規民約進行合法性判斷,經由司法裁判確認其行為規范效力,并對違反上位法的內容不予適用。上述機制共同構筑了村規民約的合法性保障體系,使其在不抵觸上位法前提下有效發揮基層環境治理功能。

從法律位階理論視角來看,呈現出國家法與民間智慧之間的一種雙向動態互構圖景。就西藏基層環境治理而言,村規民約與國家環境法律主要借助三種路徑實現這一動態互構:一為規則具體化路徑。村規民約將《生態環境法典》中較為宏觀的法律原則,轉化為適應基層農牧區的具體行為規范。如《生態環境法典》在第二編“污染防治”中,對農村生活垃圾管理僅設置原則性條款,村規民約據此細化分類標準、投放管理、清運方式等具體內容。二為制度補充性路徑。村規民約能夠填補國家成文法在特定區域和文化領域的規則縫隙。在西藏特有的“神山圣湖”保護、當地傳統生態知識傳承等領域,普適性的國家成文法往往面臨在地化供給不足的局限,村規民約作為非正式制度,能夠發揮補充規制作用。三為實驗探索路徑。村規民約作為基層環境治理創新載體,可為《生態環境法典》修訂完善提供實踐依據。例如,部分鄉村通過村規民約創設“環境信用”與“生態積分”體系,其成熟經驗可被國家法吸納,從而實現社會規范向正式法律規范的轉化。

三、西藏村規民約的制度性角色實踐樣態

(一)制度性轉譯與規范性生成:林芝市巴宜區L村案例分析

作為基層治理載體,村規民約在環境治理領域形成了多重身份定位,其實踐樣態呈現出交替演化特點,其法治效用也有所區分。角色之一便是制度轉化者,通過對話語內容與規則形式的創新改造,將抽象環境法律條文轉變為農牧民能夠理解并可日常踐行的具體規范。林芝市巴宜區L村坐落于雅魯藏布江中下游區域,處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核心區范圍內,屬于典型半農半牧村落。自2023年以來,依托基層政府的統籌指導,該村完成了村規民約系統性修訂,所形成的規則體系在環境治理領域具備典型參考價值。具體體現為:一是話語體系的創新性重構。實踐探索中,L村結合《生態環境法典》第三編“生態保護”章節內容條款,融合苯教“萬物有靈”傳統生態倫理,依托神山圣湖文化等地方知識,完成了國家環境法律規范的適配。該村村規民約設置了專項管控規則,明確將“神山”區域的林木砍伐、藥材采挖,以及“圣湖”水域內的洗滌、排污行為列為禁止事項。此類規范將國家層面抽象環境法治原則與當地傳統文化符號相結合,使環境規范獲得了更深層次的文化認同基礎與實踐執行力。

二是規范層級的具象化轉譯與地方性適配。L村在草原保護實踐中,將《草原法》有關禁牧休牧原則規定細化為分季輪牧、合理核定載畜量等可操作具體制度規范。該村村規民約規定:“夏季牧場限定在海拔3600米以上區域,每戶放牧牲畜不得超過30頭(只);冬季牧場限定在河谷地帶,每戶不得超過25頭(只)。”??借助清晰量化標準,農牧民可直觀把握草原利用邊界,既推動草原生態實現可持續修復,也與國家相關法律精神保持一致。野生動物保護方面,該村將法律確立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原則轉化為可操作規范,進一步細化為禁止在神山區域布設捕獵陷阱、不得破壞野生動物巢穴,并要求村民及時上報受傷野生動物情況等。

三是實施流程與治理機制的系統性革新。參照拉薩市堆龍德慶區古榮鎮巴熱村創新的“一約一研三不出”機制,L村堅持以村規民約為抓手,常態化開展月度環境治理交流研討,使環境矛盾糾紛化解在鄰里、處置在村內。這種程序性規范的地方性實踐,有效突破了國家法基層適用的現實障礙,在維護法治統一基礎的同時保留地域文化特色,顯著增強了基層治理實效。

(二)系統性整合與多元主體協同

多元主體的有效參與,是村規民約長效運行、功能實現的重要前提。就環境治理實踐而言,構建多方主體聯動的協同治理網絡,通過科學配置權力、系統整合資源,是塑造一體化治理合力的關鍵舉措。L村實踐樣態表現為:在縱向維度上,建立“村兩委+監督小組+聯戶單位+農戶”分層執行體系,實現國家環境政策與基層自治有效貫通。村黨支部負總責,村委會組織實施,聯戶單位分片包干,農戶簽訂環境責任書,形成責任到人、層層落實的執行鏈條。在橫向維度上,通過設立由村干部、黨員、鄉賢等組成的監督執行機構,形成多元共治格局。L村監督執行小組每月開展環境巡查,對違規行為進行記錄,并在村務公開欄公示。激勵機制方面,該村設立“生態積分銀行”,村民參與植樹造林、濕地保護、垃圾分類等環保活動可獲得相應積分。積分每季度匯總公示,可在村內積分超市兌換生活用品。這種量化激勵機制使環保行為具象化、可衡量,讓農牧民切實感受到生態保護帶來的實惠,形成政府引導、市場驅動、群眾參與的良性互動格局。

(三)生態價值轉換的實踐探索

村規民約作為一種典型民間法資源,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面的探索已顯現出一定前瞻性。通過制度層面持續調適,這類地方性智慧正在承擔起銜接生態保護與經濟轉化的重要功能。以L村為例,其實踐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將生態行為積分體系與集體經濟年度分紅機制直接掛鉤。村民日常環境保護行為被量化為積分,年終按積分折算權重參與分紅,其中環境績效約占整個分紅權重的30%。這一做法使生態責任不再是抽象道德倡導,而是嵌入到可計算、可兌現的利益分配之中。第二,依托村規民約引導農牧民有序參與生態型產業發展。村內對生態旅游、有機農業等具體業態的經營方式、資源使用邊界和收益分配規則作出約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短期逐利行為對自然資源過度消耗,使生態產業在基層治理框架下獲得相對穩定運行秩序。第三,探索形成一種內生于集體經濟內部的生態補償方式。集體經濟效益并非簡單按人頭或傳統習慣分配,而是與環境治理績效動態掛鉤。環境表現較好的家庭或聯戶單位可獲得更高補償份額,從而在集體內部建立起一種持續發揮作用的經濟激勵。

四、生態法典與村規民約的邏輯互構必要性證成

(一)規范生成的互構邏輯

從制度規范形成過程分析,《生態環境法典》多為原則性條款,村規民約則直面基層治理的具體事務。二者之間存在天然差異,決定了雙方開展互構的現實必要性。《生態環境法典》的制定和頒布,標志著生態環境法律制度從規制范式向治理范式轉型。作為國家環境法治領域的最高規范,其核心使命是確立普適性法律原則,構建基礎性制度體系。“總則”凝練確立了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三項基本原則;“生態保護”編圍繞自然保護地管護、生物多樣性維護等內容創設基礎制度;“綠色低碳發展”編作出統籌謀劃,從制度層面確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總體發展基調。這些規定具有高度概括性與普遍適用性,但難以直接轉化為農牧民日常生產生活中的具體行為準則。例如,法典“生態保護”編規定禁止在生態保護紅線內從事破壞生態環境的活動。但對于西藏廣大的農牧區而言,何為破壞生態環境活動,在不同季節、不同草場條件下,以及在特定文化語境中,人們的理解各不相同。村規民約恰在這一制度縫隙中發揮著填補功能。以L村為例,該村在修訂環境類村規民約時,并未簡單照抄法典條文,而是將保護優先原則具體化為可操作的本地規則,具體包括:一是分季輪牧制度,規定夏季草場與冬季草場具體使用時段;二是載畜量限額,明確規定每戶牦牛養殖數量上限;三是水源地保護,劃定村莊飲用水源保護范圍,禁止在保護區內洗滌、放牧。這些條款將法典原則性規定轉譯為村民能夠理解、愿意遵從、可執行的日常行為規范。

從二者互構關系的作用機理分析,法典對村規民約兼具內容指引、程序約束兩項規制作用。內容指引層面,法典劃定了村規民約的合法性邊界,一旦條款內容和國家現行法律發生沖突,相關條款則歸于無效。程序約束層面,結合法典與配套法規制度安排,鄉鎮備案審查被設定為法定環節,從程序源頭約束村規民約的法治化運行。與之形成雙向互動的是,村規民約承擔法典原則條款的細化功能,同時依托鄉村場域探索法律實施新模式,以此形成制度補充。L村治理實踐表明,轉化為村規民約的環境治理內容具象化程度更高,落地操作性顯著優于國家法律條文的直接使用。本土規約相較于外來規制更易獲得民眾認同與自覺遵守。

(二)實踐運行的互構邏輯

實踐運行層面,《生態環境法典》與村規民約互構的必要性源于國家環境治權向基層延伸過程中的執行缺口與監督難題。國家環境治理體系運行通常依賴行政權力的層級式傳導:從中央到省、市、縣、鄉,通過行政執法、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機制實現政策落地。然而,在西藏農牧區,這種單向度權力運行模式面臨多重制約。一方面,基層環境執法力量嚴重不足,鄉鎮環境執法人員轄區往往需要覆蓋數千平方公里,難以實現日常化、精細化監管。另一方面,生態環境違法行為的發現成本較高,過度放牧、盜伐林木、違規采集林下資源等行為多發生于偏遠草場山林,外部監督難以有效覆蓋。村規民約通過激活社會性監督與內生性約束,有效填補了國家執法力量不足。

從互構機制來看,法典與村規民約在實踐運行層面形成了雙向賦能關系。一方面,法典為國家執法權力提供正當性基礎,并通過生態保護補償、資源利用許可等制度安排,將治理資源下沉至基層。村民獲得的生態公益林補償資金、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正是法典相關條款轉化為實際治理資源的典型例證。另一方面,村規民約為國家執法提供前端發現與后端落實的支撐。村民日常監督使違法行為得以被及時發現,村規民約的附加性懲戒則增強了法律制裁的社會效果。此外,執法聯動機制也體現出一定的探索價值。L村所在鄉鎮建立了“村兩委+鄉鎮執法隊+駐村工作隊”聯席會議制度,每月定期通報環境違法信息。村規民約執行情況被納入鄉鎮對村莊的年度考核指標,而鄉鎮執法隊在處理案件時,也會主動征詢村規民約的相關規定,尊重村莊自治空間。這種機制雖然尚處于探索階段,但已初步呈現出協同型治理格局的雛形,國家權力與村莊治權形成了功能互補、力量協同的新型關系。

(三)價值整合的互構邏輯

法典所承載的環境法治理念具有鮮明的現代性與普遍性特征。風險預防、污染者付費、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等原則,是工業文明背景下對生態環境問題反思的產物,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追求。然而,這些理念在西藏農牧區施行時,當地傳統文化應有一定的調適、促進功效。藏族傳統生態智慧中蘊含的神山圣湖禁忌、草畜平衡習慣、節制利用資源的道德規范與現代環境法治理念既有契合之處,也存在表達方式與邏輯進路方面的差異。這種差異如果處理不當,可能引發兩種風險:一是文化排斥。如果國家法律以現代、科學名義完全否定傳統生態知識的價值,易引發農牧民的心理抵觸,使法律難以獲得文化認同。二是規范沖突。某些傳統習慣如煨桑活動,若被簡單認定為違法行為,則可能導致國家法與民間法直接對立。村規民約在此扮演著文化轉譯與價值整合的雙重角色。L村在制定環境類村規民約的實踐中,詮釋了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法治理念的融合表達。例如,關于水源地保護條款,既援引了《生態環境法典》關于水資源保護的法律規定,也援引當地“神泉不可褻瀆”傳統禁忌作為規范理由。關于草畜平衡條款,既說明國家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的制度安排,也講述了過度放牧會得罪“山神”的傳統習慣。這種雙軌表述策略,使規范同時獲得了法律權威與文化權威的雙重支撐。

從互構結果來看,價值整合的目標是形成一種復合型生態文化。在村規民約制度框架下,價值理念、認知方式與行為習慣相互融合。價值層面,法律優先保護理念與神山崇拜傳統在尊重自然上達成一致。認知層面,法律權利義務思維與藏族的禁忌敬畏思維互為補充,使生態保護既是法定義務,也上升為道德自覺。行為層面,外在法律約束逐步內化為日常習慣,實現從他律向自律的轉變。

五、西藏村規民約實踐效能的現狀與困境

(一)實踐效能之現狀

西藏村規民約在推動基層治理與環境改善方面成效明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制度建設實現廣覆蓋與規范化。全區村規民約已從300個試點村擴展到4797個村(居)。林芝市采用條款化、三字經、順口溜等形式,將環保法律要求轉化為村民易記易行的行為準則。山南市通過地方立法,明確村規民約須包含生態保護內容,并設立備案審查程序,確保與國家法律銜接。第二,激勵與約束機制呈現多元化。林芝市推行紅黑榜、積分制及集體經濟利益掛鉤,形成輿論、利益與制度的聯合約束。波密縣以積分兌換實物的方式,鼓勵村民參與環境整治。拉薩市白定村組建監督小組;仁布縣德吉林鎮建立正負清單制度,有效提升了規約的執行力。第三,人居環境與生態保護取得實質進展。全區完成農牧區戶廁改造43萬戶,普及率達80.3%;人畜分離率達90%。林芝米林市里龍鄉結合河湖長制與林長制,半年清理垃圾30余噸,巡河194次,顯著改善了村容村貌,提升了生態系統保護水平。

(二)村規民約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

西藏村規民約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一是規范內容與實施機制存在短板。大量村規民約內容空泛,缺乏對本地生態問題的精準回應,超過30%的村莊直接照搬上級文件。同時,監督執行受人情社會影響,林芝市雖有多重約束機制,但實踐中仍存在重制定、輕執行的問題。二是資源保障與法治銜接明顯滯后。部分地區資金與技術支撐不足,戶廁改造、垃圾處理等設施難以持續運行,如L村污水處理項目因資金缺口而擱置。此外,村規民約與國家環境法律銜接機制不完善,約25%的村莊存在與上位法相抵觸條款。三是文化傳承與價值認同面臨斷裂。年青一代對傳統生態文化認知弱化,L村18—35歲村民中能完整說出“神山圣湖”保護禁忌的僅占42%,遠低于60歲以上村民的91%。部分村莊過度追求形式創新,反而削弱了文化內核與認同感。

六、結?語

村規民約在新時代的功能重塑,折射出國家生態與基層治理模式由自上而下“送法下鄉”向內生性法治生成的根本躍遷。研究表明,在《生態環境法典》實施背景下,村規民約與國家環境法治之間并非單向貫徹關系,而是在經由制度轉譯與雙向互構的過程中,實現了角色重塑與治理邏輯的深層變革。從價值層面審視,生態正義原則與藏族傳統生態倫理相互交融,構筑起兼具法理基礎與文化支撐的環境價值體系。在治理思維上,制度化規則思維與本土化關系思維互補共存,催生了兼顧規范約束與社會聯結的綜合治理理念;在行為層面,通過外部約束與內部約束的雙向賦能,形成更加穩定長效的治理模式。然而,當前村規民約仍深陷規范同質化、監督疲軟、法治銜接錯位及文化傳承斷裂等結構性困境。如何在地方性生態智慧與現代法治之間達成動態均衡,使西藏民間鄉土規范從邊緣性角色走向制度前沿,成為當前環境法治本土化的活態載體,將是未來多元規范并存條件下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命題。隨著《生態環境法典》的正式實施,村規民約的制度空間將進一步拓展,其與國家法的互動形態也將在實踐中不斷持續演化,值得學界予以長期跟蹤與縱深觀察研究。

【作者簡介】赤乃翁姆,西藏大學政法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彭飛,西藏大學政法學院2023級碩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2026年第3期。為閱讀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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