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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路上·在甘肅】阿音娜:禪定大寺、土司、僧綱——卓尼版《大藏經》調查記

發布時間:2026-09-28 10:52:23 | 來源:歷史現場——當代藏學研究者的高原行紀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一、歷史的三個鏡頭

1926年,甘南卓尼禪定寺

正在禪定寺考察的美籍奧地利旅行者約瑟夫·洛克(JosephF.Rock)受美國國會圖書館施永高(WalterTennysonSwingle)博士委托,從禪定寺購買了一整套《大藏經》。這些藏經被裝在92個箱子里,由馱隊用時7天運到蘭州,再從那里用包裹寄往上海。不幸的是,他們恰恰在西安被圍以前到達,無奈就在那里停留。一年后,到達上海。

▲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禪定寺漢、藏、蒙古文匾額

1927年,上海

近現代大出版家、商務印書館張元濟11月發出一封信,信中說,藏文佛經有經論西藏,美人洛克博士游歷甘肅時,見諸卓尼土司某寺中,以報彼國。京都議院圖書館館員施永高君與弟相識,以匯款轉運等托敝公司為之代辦。洛克在卓尼幾經艱難,始獲運至蘭州(據言制木箱盛書需鐵釘,須求之于數百里外),由蘭而西安適遇戰事,存于郵局者半載有余,直至今春始運至滬。凡百數十箱,箱之破損者亦十之一。卷帙凌亂且稍有喪失,欲覓一能識藏文者為之校理,竟不可得。此時正與施永高君函商辦法,故尚存敝館。此事本末如此。尊意屬由敝館購留,似有難行,且聞洛克言板存寺中,寺僧頗知鄭重,僻處深山或不至遽被蹂躪。

▲洛克舊照片,阿音娜翻拍于禪定寺藏經閣(照片上說明有誤,應為運往美國)

1928年,甘南

爆發河州馬仲英等兵亂。卓尼寺所藏《大藏經》經卷及經版在戰亂中毀于一旦。而于此同時,前述洛克所購卓尼版《大藏經》完整的印刷本已漂洋過海到了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

歷史的三個珍貴鏡頭,就這樣遺憾的留下了珍貴古籍——卓尼版《大藏經》離開故土前的經緯。而它的經版不幸在隨后的變亂戰爭中消失。

這套卓尼版《大藏經》的發現者就是前述美籍奧地利學者約瑟夫·洛克。洛克1922—1949年常住云南麗江,是一位博物學家和探險家。1925年12月至次年4月間,洛克在甘肅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楊積慶的幫助下考察,在禪定寺知曉有此藏經。在洛克看來,“卓尼版《大藏經》,雕刻精確,文字秀麗,這是眾所周知、沒有差錯的最好版”。他將此消息報給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施永高。施永高委托洛克代購這一整套《大藏經》,并托請上海商務印書館張元濟施以援手。因為施永高與張元濟早有交往,曾委托張購買大量中國古籍。根據張元濟信,卓尼版《大藏經》直到1927年春天才運抵上海。該套卓尼版《大藏經》運到上海之后,引起了更多中國學者的關注。由于長途運輸造成的損耗,《大藏經》需要聘請專家整理。張元濟為此聯系了胡適,胡適再出面請當時在北大任教的梵文專家、愛沙尼亞學者鋼和泰(BaronAlexanderWilhelmvonStaёl-Holstein)到上海去查看整理,可惜鋼和泰等亦未能赴滬,整理核查未果。1927年夏,傅斯年從中山大學致函胡適:“陳寅恪來信勸我們買商務的《經論藏》,因為這部已成孤本,參考上有用處。祈先生務必為中國留得此書。我們付錢,大家公用。我們決不自私,只盼望中國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學者。”這說明陳寅恪建議要將此“孤本”藏經想辦法留在中國,傅斯年也同意此觀點,并希望得到胡適等學界同仁的支持。但遺憾的是,雖然諸多民國學人已意識到要想方設法把這套《大藏經》留在中國,無奈時勢不濟,資金短缺,最終漂洋過海而去。

二、安多名剎——禪定寺與卓尼版《大藏經》的刊刻

卓尼禪定寺,藏語“????????????????????????????????????????????????”,也稱卓尼大寺,坐落在洮河北岸縣城西北約半公里的臺地上。洛克說,它以神秘寧靜著稱。唐時該地有一座苯教寺院,吐蕃軍隊占領洮州后,改苯教寺院為寧瑪派寺院。1295年擴建后,歷經十九代楊氏土司鼎力支持,不斷經營,規模宏大,成為甘南涉藏地區三大寺院之一。卓尼大寺歷史悠久,開創了與土司一系密切結合的政教合一先河和“兄為土司,弟為僧綱”“如遇獨子,則身兼二職”的歷史;名僧輩出,尤其是曾擔任西藏攝政的策墨林活佛一系前四世都出身卓尼;印經業興盛,聞名于世的卓尼版《大藏經》就是卓尼土司和禪定寺的僧侶屬民甚至北京、內蒙古等地共同完成的民族瑰寶,聲名遠播。

卓尼禪定大寺與歷輩策墨林活佛

《安多政教史》中有記載:

卓尼大寺噶丹謝珠林(????????????????????????兜率講修洲),亦名定增達吉林(???????????????????????禪定興盛洲)。當卓尼土司貢瑪江梯(????????)的時候,眾生怙主八思巴法王被蒙古徹辰汗敦請前去。爾時,八思巴說:“這個地址風水很好,若修建一座寺院,對于正教將有裨益。”

圣者遂派他的一位親門弟子薩迦格西前來勘定地址,并頒布修建神殿等措施和頒發需用的什物。據說曾看見這個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馬尾松,乃將寺院之名命為卓尼云。

據《卓尼版丹珠爾大藏經序目》記載,該寺院創建于1295年。這一年,大寺改寧瑪派為薩迦寺,并進行擴建,廣收僧徒。據記載,薩迦法王以稀有蛇心檀木雕刻的釋迦站像一尊贈獻該寺,作為奠基紀念。這尊像留存至今。

明永樂年間,卓尼番族頭領些地內附,與寺主加強聯系,將土司府邸由雷馬溝移到卓尼,由他的弟弟出任寺主,后蒙朝廷封賜“正千戶,并授為世襲指揮僉事兼武德將軍”,總領地方政教大權,恩準世襲,如前所述開創了此地政教合一的先河和“兄為土司,弟為僧綱”“如遇獨子,則身兼二職”的歷史。1455—1664年,第二代土司贊普必力的四弟卓尼寺堪布任欽龍布喇嘛赴西藏學得宗喀巴創建之格魯派教義回來后,將該寺院改奉格魯派,3800多名薩迦喇嘛被迫改宗,任欽龍布自任法臺,取名噶丹謝珠林(????????????????????????兜率講修洲)。1508年,第五代土司旺秀赴京覲見皇帝,被賜姓楊,更名洪,卓尼土司楊姓自此開始。1710年,清康熙帝召見卓尼大寺住持堪布阿旺臣勒加措,授僧綱爵之職,是洮州五僧綱三土司之一。僧綱如土司政權一樣,一直掌握在楊氏家族手中,統領108座寺院,17個教區,包括今卓尼、迭部、臨潭、舟曲等地,康熙帝還御賜“禪定寺”匾額,鐫刻于寺門,寺名沿用至今。禪定寺早于拉卜楞寺400多年,是甘肅最早的藏傳佛教寺院。歷史上與拉卜楞寺政教關系密切。禪定寺的僧綱雖被封為“呼圖克圖”,但只能由卓尼土司家族世襲,而不是轉世活佛。

據記載,卓尼大寺設有顯宗哲學院、密宗續部學院、天文歷算學院和法舞學院等四大學院,最盛時期喇嘛人數達到過5200名,改宗格魯派時有僧侶3800多人。占地面積近百畝,大小建筑170多幢。

禪定寺還是名僧輩出圣地。西藏一至四世策墨林活佛都出生在卓尼,幼年時都在禪定寺學習經文。其中一、二、三世策墨林活佛都擔任過西藏攝政,同時擔任過甘丹赤巴,在歷史上聲名顯赫,參與了眾多的西藏歷史事件。還有許多卓尼僧人在西藏其他寺院擔任過重要職務,如哲蚌寺嘉哇喇嘛丹增卻藏、桑浦寺堪布卻吉喜年等。

歷輩策墨林活佛簡況

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1721年(康熙六十年)出生在卓尼洮硯。7歲入擦多寺(閻家寺)、15歲入禪定寺,20歲左右進西藏色拉寺攻讀,38歲在拉薩三大寺的傳召大法會立宗考試答辯中取得第一名拉然巴學位。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奉詔進京,任雍和宮堪布,札薩克大喇嘛,加封堪布諾門汗號。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西藏攝政丹吉林活佛圓寂,乾隆皇帝加封阿旺楚臣噶勒丹錫哷圖諾門汗,派他去西藏擔任攝政,還被授雍和宮額爾德尼諾門汗號。7月5日到西藏受到僧俗歡迎,并受八世達賴喇嘛接見,8月正式接任攝政,歷時10年,第二年又兼任八世達賴喇嘛經師、甘丹寺賽赤,歷時7年。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八世達賴喇嘛親政,一世策墨林協助達賴喇嘛處理政教事務,繼續攝政。在此期間,妥善與駐藏大臣等辦理六世班禪進京等重大事宜。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阿旺楚爾提木)在色拉寺旁邊捐資建一小寺,恭祝萬壽,乾隆帝降旨賜名壽寧寺。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雍和宮三世章嘉活佛圓寂,策墨林又奉詔進京,在雍和宮履職三年多,因西藏政局不穩,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再次派他進藏攝政,加封“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加銜衍宗禪師”,給予金冊金印。進藏后不足一年,71歲時圓寂。乾隆帝下旨準其轉世。藏族人一般稱他為“藏王”。故此,他的出生地卓尼就有“藏王故里”之稱謂。

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姜貝慈臣嘉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出生于卓尼。1795年(乾隆六十年)被認定為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的呼畢勒罕。乾隆帝亦認可并發圣諭,準其承襲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阿旺初爾提木(即阿旺楚臣)銜,并賜敕書、印章、黃轎等。1797年(嘉慶二年)5歲的阿旺姜貝慈臣嘉措在卓尼禪定寺坐床。1807年(嘉慶十二年)進藏并不久取得拉然巴學位。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西藏攝政第穆呼圖克圖圓寂,嘉慶皇帝即令二世策墨林阿旺姜貝慈臣嘉措繼任攝政,在藏擔任攝政26年,攝政期間(1818—1844)“辦事妥當”,協助駐藏大臣通過金瓶掣簽認定十世達賴喇嘛、十一世達賴喇嘛,并擔任達賴喇嘛經師,深得清廷賞識,曾被授“薩瑪第巴克什諾門汗達爾罕”之名號。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因與駐藏大臣琦善不和被參奏,被道光皇帝貶黜,革去名號,追奪敕印,發配黑龍江安置,途中又接道光諭旨發配原籍,永遠不準其再出呼畢勒罕。據《清史稿》《安多政教史》等漢藏文獻記載,二世策墨林之后返回原籍,在卓尼潛心傳教,并去蒙古土爾扈特部傳法,于同治年間,74歲時圓寂在蒙古土爾扈特地方。第二世策墨林在漢文史料中譯寫不一,容易造成混亂。比如《清實錄》寫作阿旺扎木巴勒齊或阿旺扎木巴勒粗木齊、阿旺楚勒提穆;《清史稿》則譯寫為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齊木巴什;《清代藏事輯要》寫為阿旺扎木巴勒錯勒齊木等等,在藏文史料中,除簡稱與全稱之差異外,基本一致。阿旺姜貝慈臣嘉措之乳名丹貝尼瑪,受比丘戒后得阿旺姜貝慈臣嘉措之名。

第三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羅桑丹白堅參1858年(咸豐八年)出生在卓尼。因轉世問題一直未得解決,故此期間,經卓尼大寺協商,并征得土司同意,確定先尋找策墨林轉世靈童,再找機會啟奏清中央政府認可。1863年(同治二年)認定卓尼近郊5歲幼童龍布嘉措為二世策墨林轉世靈童,迎請至卓尼寺坐床,取法名阿旺羅桑丹白堅參。三世策墨林坐床后,卓尼大寺和僧眾四處奔波,通過向西藏部分高僧、土爾扈特部汗等捐獻馬匹等方式,通過駐藏大臣松桂代奏光緒帝懇求恩準策墨林進藏學經,獲得批準,但敕封名號、認定轉世之事仍懸而未決。1879年(光緒五年)21歲的三世策墨林進藏取得拉然巴學位,曾任甘丹寺第86任甘丹赤巴。羅桑丹白堅參學業優異、處事干練,一時聞名遐邇。各界上層人士確認其為轉世之呼畢勒罕無疑,于是紛紛稟奏駐藏大臣恩賜名號。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終于下敕書“賞代理達賴喇嘛羅桑丹白堅參諾門汗名號”,由此實際承認了三世策墨林的地位。20世紀初,三世策墨林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庫倫和印度期間兩次擔任攝政,面對這一時期英軍侵略、戰事頻繁、達賴喇嘛出走、清政府軟弱無能、駐藏大臣媚外等嚴峻局面,他為維護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了貢獻,為加強漢藏文化交流,他還積極協助駐藏大臣在拉薩開設白話報館。鑒于兩次攝政這8年中處理西藏政教事務得力,三世策墨林被十三世達賴喇嘛封為呼圖克圖,他于1919年在色拉寺圓寂。終年61歲。

第四世策墨林活佛阿旺土登凱珠嘉措,1921年出生在卓尼。4歲時,被卓尼大寺通過藏傳佛教法定程序選定為伊犁倉活佛的轉世靈童,還未及坐床,又被十三世達賴喇嘛確定為三世策墨林的轉世靈童,成為四世策墨林活佛,取法名阿旺土登凱珠嘉措,迎請至卓尼大寺坐床。1932年進藏,1944年獲得拉然巴學位。1947年受熱振事件影響,被噶廈政府下令去藏南雅隆行宮反省。1948年突然圓寂,年僅27歲。據卓尼大寺卸任法臺羅桑仁欽口述資料,第四世策墨林性格鮮明、血氣方剛,多次為遭到迫害的熱振活佛呼吁,可惜英年早逝,其死因也一度認為被親英分子所害。

第五世策墨林活佛丹增赤列出生于西藏。

卓尼楊土司家族與禪定寺僧綱傳承系統

土司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卓尼,土司制度沿用五百年之久,其形式及內容在歷史上都有代表性。卓尼禪定寺是楊土司家族管理下的政教合一寺院,其實質是一種以家族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即家族式的政教合一,家族政治權力大于宗教權力,宗教依賴于世俗家族統治,其形式為“政屬于土司,教屬于僧綱,兄任民長,管理政務,弟任寺主,主持宗教,遇獨子時,土司得兼僧綱,政教合而為一”。所以禪定寺寺主雖不是活佛,但位居禪定寺之首,有絕對的權力和崇高的地位。禪定寺在700多年的沿襲歷史中,自第一代土司些地到楊丹珠共18任僧綱,其中專職僧綱只有6任,12位土司兼任寺院的僧綱。禪定寺世襲僧綱楊丹珠堪布,于2000年9月在此圓寂。

明代,通過第一代土司些地被授官職和第五代土司旺秀被賜楊為姓等兩件大事,地位不斷提升。此后通過武力擴張,轄區不斷擴大。到清代,卓尼土司多次受封,勢力極盛,成為甘青各土司中勢力最強者。明、清王朝對甘青川藏族地區各部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藏族各部落長期相互對立,卓尼土司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便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卓尼土司最盛時轄區包括今甘肅卓尼縣、迭部縣全境和舟曲縣及臨潭縣部分地區,面積達35000平方千米。轄領16掌尕,48旗,520族,15000余戶,近10萬人。

卓尼的最后一代土司是楊積慶的次子楊復興。1949年,楊復興率部起義,終結了土司制度,投身于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為黨和人民作出了貢獻。

卓尼版《大藏經》——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瑰寶

卓尼大寺的印經院稱《甘珠爾》印經院,也稱貝康貢瑪,即上印經院,是在原法舞學院的基礎上擴建的規模宏大的印經機構。歷史上,卓尼寺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印制出版了馳名中外的卓尼版《大藏經》,同時還刻印了大量關于佛學、佛教邏輯哲學、醫藥學、工藝學、天文歷算及文學藝術方面的藏文經典著作,僅刻制和收集的印刷經版就多達200多萬版片。

自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命吞彌·桑布扎創制藏文以來,藏族就開始了梵、漢、于闐等文的佛經翻譯。到公元8世紀赤松德贊、熱巴巾執政時,吐蕃的佛經翻譯、整理、編目達到了高潮。桑吉扎西《藏文版大藏經》概述稱,早期的佛經翻譯主要以手抄本為主,有的寫在樺樹皮上,有的抄寫在貝多羅樹葉上,但大多數是書寫在特制的藏紙上。這一時期還沒有編纂出相對完整的藏文《大藏經》。大約在13世紀中期夏魯派高僧布頓大師在前人佛經翻譯和編目的基礎上編纂出第一部《甘珠爾》和《丹珠爾》大藏經目錄。其后,著名學者蔡巴·貢噶多吉聘請布頓大師共同編纂、審校完成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經》,遂成為定本,這就是后世著名的“蔡巴甘珠爾”大藏經。

藏文大藏經分為《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大部分。《甘珠爾》意為佛語的翻譯,即佛說經典的譯文,也稱正藏,包括顯密經律。《丹珠爾》意為論著的翻譯,也稱祖部,又叫續藏,是對佛經注疏和論著的譯文,包括經律的闡釋、密宗儀軌以及五明雜著等。藏文《大藏經》的抄寫本歷史悠久,而木刻雕版《大藏經》到了明代才正式刊印。隨著佛教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雕版印刷業空前興盛,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地較大的寺院中均設有印經院,大量印刷藏文《大藏經》等典籍。因此藏文《大藏經》的版本甚多,形式各異,各具風格。據扎呷《大藏經概論》統計:藏文《甘珠爾》現存8種刻本和3種寫本,共11種,即德格版、永樂版、理塘版、北京版、納塘版、卓尼版、庫倫版、拉薩雪版8個刻本,以及16世紀明正土司印制的金寫本《甘珠爾》、阿里普扎寺于1700年印制的普扎寫本《甘珠爾》、16世紀巴塘印制的金寫本《甘珠爾》3種,但寫本不全。藏文《丹珠爾》刻本有4種:北京版、德格版、納塘版、卓尼版。寫本十余種:納塘《丹珠爾》、夏魯《丹珠爾》、昂仁《丹珠爾》、乃東《丹珠爾》、第司《丹珠爾》、頗羅鼐《丹珠爾》,另外還有布達拉宮存八世達賴喇嘛以金銀等七寶寫造的《丹珠爾》、夏瑪曲扎寫造的《丹珠爾》和司徒卻吉窮乃寫造的《丹珠爾》等。在一些蒙古文活佛傳記中,還記有江孜天蚌版《甘珠爾》等。

▲洛克所攝20世紀20年代的卓尼版《大藏經》

卓尼版《大藏經》因其印制質量聞名于世,卓尼版《甘珠爾》和《丹珠爾》分別刊刻于清雍正和乾隆年間,是在卓尼土司的大力支持下實施的。

《甘珠爾》部分由卓尼第十一世土司莫索貢保(又名楊汝松)主持刊刻。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楊汝松土司被皇帝召見,返回后便大興佛事,并發愿刻印《甘珠爾》,以弘佛法。他組織了學識淵博的經師、書法師、畫師以及雕版、木匠、造墨、造紙等工人500余人,以北京、納塘、德格的木刻版《甘珠爾》和拉薩手抄本《甘珠爾》為藍本,從清康熙六十年(1721)陰歷六月四日至雍正九年(1731)陰歷四月十一日,用整整10年時間全部刻完卓尼版《甘珠爾》,刻版費用計白銀17525兩。《甘珠爾》共108卷,工程浩繁,曾匯集精通文法的30人進行版本繕寫,名畫家若干人從事版頭佛像繪制,當地民間的刻字巧匠300多人雕刻經版,還有眾多的印刷匠、雜務、伐木工、版片加工人員等參與了刻版工作。

《丹珠爾》部分由卓尼第十四世土司丹尚才讓(又名楊聲)主持雕刻,因楊聲年幼,從1754—1760年由其祖母李氏掌權,所以這期間刻印《丹珠爾》實際是由李氏主持完成的(其身世后文有述)。從清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近20年刻完,刻版費用計白銀13930兩。此版文字秀麗,字跡清晰,內容完整。

《丹珠爾》共209卷,以德格版為藍本,竣工后,按照密宗續部的儀軌,隆重舉行了開光典禮,并由嘉木樣為《丹珠爾》撰寫了序言和目錄。刊刻《丹珠爾》同樣動用大量人力財力。除了供應和組織管理人員,還有負責校勘之經師10人、繕寫經版之精通藏文的學者50人、卷頭佛像繪制的畫家、刻字匠人300余人、制版工、制墨工、造紙工200余人等夜以繼日的工作。大寺給繕寫人員、雕刻工匠以達汗頭銜和高薪。土司對所有參加刊刻工作的工匠、屬民免除賦稅和差役。用銀方面,除了土司庫銀13930兩外,還向北京、蒙古及其他涉藏地區募銀2277兩,其中包括北京雍和宮堪布、蒙古阿拉善喇嘛、拉卜楞寺嘉木樣活佛等都奉獻了銀兩,甘丹寺大法臺尖贊桑蓋捐馬21匹,還有蒙古蘇尼特左旗等地眾多的普通信眾也捐獻了財物,可以說,卓尼版《大藏經》也是多民族支持文化發展的成果,西藏、甘肅、蒙古地區的僧俗人士都做出了貢獻。當時一份珍貴的藏漢蒙古文合璧檔案顯示,七世達賴喇嘛專門為此發布法旨,為刻印卓尼版《大藏經》向西藏、蒙古地區所有人等進行募捐。另外,據相關資料記載,卓尼楊土司家族與周邊漢族、蒙古族廣泛通婚,前述主持《丹珠爾》刻印的李氏是卓尼第十三代土司楊沖霄的夫人,就是洮州衛指揮使李達家族的后裔。李達是永樂初年從安徽鳳陽移居洮州的漢族,并與楊土司家族聯姻。其后裔針對漢藏聯姻說,“先祖李達鎮守洮州,主要采用和親政策,跟周邊少數民族關系非常融洽。我們家跟洮岷州的后土司、楊土司、昝土司、包土司,會川趙土司家都有姻親關系,尤其是卓尼楊土司家,跟我們有七輩親戚關系。據我所知,我的一位姑奶奶嫁給了侯家寺的僧官家,一個姑姑嫁了卓尼小楊土司家。我看這種做法很像歷史上皇帝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邊疆少數民族首領”。

卓尼《大藏經》是漢、藏、蒙古等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瑰寶。制作印版、制版是十分艱辛的工作,用料考究,必須堅硬細膩,經久耐用。圖文必須精雕細刻,不能有絲毫差錯。據《卓尼丹珠爾目錄》記載,雕版木料在卓尼大寺四五十里的大峪溝云江村加工。據說當時動用了云江全村藏族參加了選料、砍伐和加工版片工作。把加工好的版片又馱到寺院進行雕刻。印制一套《甘珠爾》四五十名技術熟練的印刷工匠用3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實現從編纂、制版到印刷如此宏大的大藏經出版工程,不僅是安多地區歷史上的偉大文化工程,也是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智慧和勞動的結晶。

三、第四個鏡頭:卓尼版《大藏經》回歸

卓尼大寺自元代建寺以來,便以刊刻、收藏。其中尤以卓尼版《大藏經》品質優良、珍貴的藏傳佛教經卷和印版而聞名。然而,在歷史長河中,該寺曾屢遭地方戰亂,多次受到破壞。前述1928年河州馬仲英焚毀卓尼大寺,《大藏經》經版毀于戰火,馳名中外的印經院同時遭到毀壞。

所幸當時印制的《大藏經》印本目前在國內外一些機構還有部分珍存,2011年,蘭州石佛溝靈巖禪寺佛教典籍整理室遍訪國內外多處保存機構,終于獲得1928年漂洋過海到美國的卓尼版《大藏經》電子版,《大藏經》回歸故土,并在卓尼土司后裔香曲南杰(楊正)的大力支持下,于2011年印制完畢,香曲南杰撰寫重刊之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調研組赴卓尼大寺考察調研,在藏經閣有幸親睹回歸印制的卓尼版《大藏經》,洛克等人利用當時時局之亂,將我國文化典籍劫掠境外,致使瑰寶《大藏經》流失海外二百余年,今日重歸卓尼大寺。歷史的第四個鏡頭映射了新時代的文化繁榮和國家力量。

▲禪定寺重印之甘珠爾

▲禪定寺重印之丹珠爾

▲禪定寺重印書影

【作者簡介】阿音娜,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歷史現場——當代藏學研究者的高原行紀》。為閱讀便利,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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