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語言翻譯能力是清代邊疆人才培育及詮選的核心要素。隨著清末邊疆內地治理一體化和新政改革推進,國家對民族語言溝通翻譯的需求重新激增,對治邊人才素養提出新要求。然而翻譯科舉制廢止,八旗學校面臨全面改造,原有人才培養制度基本失效。由此,清政府先后創建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試圖依托學堂體制建立新的邊疆人才培育機制。此舉既延續清代重視民族語言翻譯的治理傳統,又體現鮮明的去八旗化和近代邊政教育特色,影響輻射至民初。學堂師生后續的各式籌邊活動,更體現民族語言翻譯實踐在現代國家建構方面發揮的獨特作用。
關鍵詞:清末新政民族語言翻譯邊疆治理現代國家
因疆域廣大、民族眾多,清代發展出一套多元一體的邊疆治理體系,其中民族語文翻譯是極受重視的治理要素,影響國家層面的邊疆人才培育詮選規劃。因與清朝統治特性緊密關聯,民族語言翻譯制度成為近年清史研究的焦點,但相關成果對晚清以降關注較少。在涵蓋晚清民初時段的近代史研究中,學界又多聚焦國語統一運動,鮮少觸及民族語言翻譯,可謂清史與近代史研究互分畛域的具體體現。實際上,晚清以來,在邊疆內地治理一體化和新政改革驅動下,中央和地方層面的民族語言溝通需求不僅沒有萎縮,反呈激增之勢。更關鍵的是,此類翻譯實踐不再局限于行政范疇,而與邊疆地區學堂教育、報紙啟蒙、政治宣講、社會調查等現代國家建構事務緊密相關。在傳統翻譯科舉廢除和八旗學校被改造的歷史背景下,清廷為回應“籌邊”需求整合新舊資源,創建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試圖利用新式學堂建立新型邊疆人才培育機制。清代邊疆人才培育具有制度連貫性,清末籌邊教育機構處在此一歷史延長線上,不應被割裂審視;民族語言翻譯因素與邊疆治理的關系,理應作為考察此類籌邊學堂的重要視角;民族語言翻譯體系本身及衍生問題,如旗人群體與翻譯和邊政事業的關聯、民族語言權重排序等,均值得探究。有鑒于此,本文以民族語文翻譯為切入點,系統梳理清末邊疆人才培育制度的轉型歷程,以期揭示民族語言教育與邊疆治理及現代國家建構的深刻關聯。
一、邊疆新形勢與民族語言翻譯新需求
清代是傳統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至鼎盛的時期,除通過滿漢雙語政策保障行政運作與民族間交流順暢外,還在不同場合靈活運用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等文字,構建起圈層化的多語言翻譯體系。滿、漢、蒙三種民族語言處于此體系的中心,滿文常充當多語文翻譯的交匯點。
清代官方的民族語言溝通翻譯工作,首先包括以文書、典制、律例為代表的行政翻譯,由此衍生出學者概括的制度化文書翻譯與譯員選任機制。其次為文教翻譯,舉其要者,包括雙語或多語辭書編纂、儒家經典與宗教文本譯介、官修史書多語文轉譯、歷書編譯等。治理實踐中非文字形式、各層次多樣態的民族語言溝通行為更不勝枚舉。包含文字與口語形式的民族語言溝通翻譯,契合清朝龐大的政務處理、復雜的邊疆治理、獨特的族群政治構建及多層次的文化交流等重大需求,對維護國家統一和統治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自然影響國家職官體系建設。民族語言翻譯事務對職官體系最直接且重要的影響,體現在清代各級行政機構中數量龐大、承擔包括文書翻譯在內職責的筆帖式群體上。而朝廷在遴選承辦駐防及藩部事務的官員,尤其是選拔貼近基層、主要處理民族事務的同知、通判時,傾向優先錄用具備滿蒙漢多語種溝通能力的旗員(盡管并非必要條件)。在特定情形如“新辟苗疆”初期,從事口譯的通事甚至被地方流官賦予類“土司”地位。筆帖式及邊政官員教養選拔的制度性規劃與八旗體制緊密相關,八旗學校和翻譯科舉為其制度支撐。約自雍正朝,朝廷于八旗學校外另設專門的中央翻譯官學,如直屬理藩院的咸安宮蒙古學、唐古忒學、托忒學,以及國子監蒙古學和內務府所設回子官學(后改稱“回緬官學”)等,培育更多類型的雙語或多語人才,以契合天山南北、青海、西藏等地治理需求。
上述描述偏于靜態,實際上,統治者態度、滿蒙八旗人群漢化、戰爭動亂等因素,持續且具體地影響民族語文翻譯教育與邊疆治理人才選拔制度,使其呈現歷史波動和地區性差異。清中后期,民族語文翻譯教育制度整體呈衰退態勢,但晚清以來新萌生的因素及由此引發的翻譯需求變化,更值得關注。具體而言,晚清民族語言翻譯需求演變大致應納入以下歷史進程中考量。
(一)內地邊疆治理一體化需要
自清中葉起,邊疆危機日益嚴峻,傳統多元行政管理模式逐漸失效。為強化統治、鞏固國防,以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為標志,清政府持續推動邊疆行省建制及改土歸流,既凸顯原有的多元語言治理問題,也激發相應語言建設訴求。如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劉錦棠等為解決語言不通導致的政令壅蔽和官民隔閡問題,奏請在吐魯番和天山南路等地區廣設義塾,編寫《漢回合璧》對照識字教材,招收回民子弟令其誦讀摹寫,接受儒家經典教育,培養既勝任雙語溝通又效忠朝廷的邊疆治理人才。新疆巡撫陶模亦推動滿漢合璧《御制勸善要言》譯為維吾爾文版并廣泛分發。清末新政時期一體化進程加速,西藏川邊、塞外庫倫、近邊蒙古等地行政機構的漢語與民族語言互譯需求不斷增長。如光緒三十四年,庫倫辦事大臣奏稱朝廷所發漢文“公牘十倍從前”,但當地通曉漢語文者“甚屬寥寥”,文書翻譯“日不暇給”,請求設立學堂同時教授滿蒙漢語文。
一體化進程帶來的雙語溝通需求在中央層面也有體現。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啟動后,與邊疆相關的政務更多分散到各部,各部不僅積極介入地方政府管理與民間事務,還多次派員前往東北、蒙古等地區組織考察和巡視。中央和邊疆間的行政往來更為頻繁,而邊務處理“一切命令全恃語言文字以為介紹”。以各部辦理蒙古事務為例,無論是民政部調查地方自治狀況,農工商部派員查禁罌粟種植,還是理藩部組織官員考察地方,抑或是資政院議員參會,均多方征調通曉漢語和蒙古語文的人員隨同辦理。可見,邊疆內地一體化治理進程,使得無論中央還是邊疆地方政府均產生更多語言溝通需求,且主要指向漢語與各民族語言之間的互譯。
(二)現代知識與制度的傳播實踐需要
近代邊疆治理還離不開新知識新觀念的傳播引入。近代中國西學和洋務(后改稱“時務”)知識的傳播,空間上大致沿沿?!獌鹊亍叺剡f進,因此直到清末,新知識才借助新政改革系統性進入邊疆地區。練兵、警政、禁煙、電報等新政工程皆不同程度涉及新學和時務,基本都依賴內地傳入、以漢文為載體,若不加轉譯,多數情況下很難直接被邊地官民理解接受。因此當時邊省督撫和大臣向各部咨請調派內地人才,往往附加特定民族語言能力要求。時人也認識到,新式籌邊人才要求不同于以往,既要通曉新學和時務,又需“熟悉邊情及通達語文”,具備新知轉譯能力。
作為近代國家認同構建的重要途徑,在邊疆地區創辦報紙和新式學堂,尤能體現近代邊疆治理與民族語言翻譯的內在聯系。為更有效地向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傳達改革意圖,理藩部曾計劃創辦蒙文報和藏文報,將“所有關于興學、開礦、理財、練兵等事一切利害譯入報端”,遴選“熟習蒙藏文言、通達法政新學”司員,去往蒙藏地方分別宣講,學部亦有類似倡議。而近代中國新式學堂本以普及漢語文、凝聚國民意識為制度性目標,但在邊疆地區必須先經歷雙語教學并行的過渡階段。理藩部和學部主導的若干興學計劃,如在蒙古地區設提學使和勸學員,組織編譯藏文教科書等,就涉及蒙漢和藏漢語言人才征調。教科書編譯上,東三省總督錫良等令榮德編譯以學部審定之小學國文教科書為底本的《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由東三省蒙務局面向蒙旗學堂廣泛發行;教學實踐中,因邊地學子不通漢語,教學任務必須由具備漢語—少數民族語言能力的教師承擔。雙語師資匱乏成為困擾西藏、蒙古等地學堂建設的難題。對此,理藩部嘗試直接派遣部員援助,學部則摸索制度化解決方案。關注地方教育的蒙古王公也留意到相關問題,宣統二年(1910)提交資政院的蒙古教育議案中,就將在京師設立蒙文師范學堂、招收內地學子(使用漢語文)專修蒙語文和普通學科,作為重點舉措提出。清廷采納提議,將雙語師資培養納入宣統三年初頒布的《蒙藏回地方興學章程》,是清朝首個針對少數民族新式教育的官方文件??梢?,漢語與民族語言之間的翻譯實踐,確是影響邊疆民族地區設學興教事業開展和成效的關鍵因素。
(三)抵制列強分裂的國家語言戰略需求
晚清中外交往,促使學習英法等外語成為國家翻譯教育的重心,但從清代邊疆治理傳統看,東北和蒙古地區的滿蒙文字兼具“撫藩”和“外交”雙重意義,如滿文在中俄外交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俄國官方亦有滿蒙語言人才培育傳統。然而晚清以來,俄日列強妄圖利用滿蒙文字進行殖民擴張,且愈發肆無忌憚。日俄戰爭前已有內閣蒙古學士奏請朝廷留意近年來“俄人于滿蒙漢三體文字加意講求”之事。日俄戰爭后,俄日兩國在蒙古和東北地區競爭加劇,俄國不僅刻意培植滿蒙語言人才搜集情報,還通過其創辦的蒙文書報(如《蒙古新聞》)和蒙文學堂,惡意炮制貶抑、分裂中國的輿論,扭曲邊民國家認同,引發國內報刊關注。邊地官員亦頗為警惕,認為亟須加強邊疆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強化現代國家認同,遂急切物色兼通蒙漢文字者,創辦《蒙話報》,將內地漢文報紙新聞論說用蒙文白話加以轉譯,雙語對照發行。輿論意識到列強此類行徑侵占中國“教育權”,學部擬向俄國公使交涉,要求“嗣后輸入書籍,須先由中國官府審訂允準后,方能發行”,且“會同理藩部編譯蒙文書籍報章,發行內外蒙地”,以圖抵制。此類書籍報章編譯顯然以漢語和蒙古語互譯為基礎。光緒三十三年,學部請求設立滿蒙文高等學堂,強調蒙古地區“東西各國之人探索往來,踵趾相望,而于其語言文字尤兢兢焉,搜輯不遑,況以我中國關系親密,尤非他比。重以西北邊防正資籌劃,若非通其語言文字,何以備任使之資而收綏靖之效”,實是以更鄭重方式表達此類語言戰略意識。
綜上,隨著清政府邊疆治理方式轉型和新政改革開展,中央及邊疆地方政府的邊政職能和任務更為復雜緊迫。此一歷史進程同時激發包括國語普及、民族語言翻譯和外語人才培養在內的多重語言建設訴求。其中,普及以漢語文為核心的“國語”,被賦予塑造國民共同體、消除治理障礙、抵御外部滲透等重要意義,構成現代國家語言規劃的根本性目標。普及漢語文與民族語言翻譯似應呈此消彼長關系,但從當時情況看,語言文字溝通障礙仍存,國語普及僅是有待實現的理想而非現實。新的制度、觀念和知識尚不能完全通過國語直接傳輸至各級地方,邊疆行政、邊防外交及教育普及等事業的具體推進,難以越過漢語—民族語言翻譯的中間環節。甚至邊疆民族地區的國語普及事業本身也有賴民族語言輔助,前述邊疆學堂教育實踐即是典型例證。因此,盡管不少邊疆大吏對本地出身的通事并不信任,如四川總督錫良就認為其“明于事理者絕少,或則傳達訛錯致誤事機,甚且有意倒顛,借端播弄”,但為應對地方治理現實需求,仍積極培養有政府背景的雙語教師和翻譯人才。促進通用語言文字統一的國語普及與基于多語言共存現實的民族語言翻譯,一主一輔、相互配合,共同推動此時期的邊疆治理和國家建構進程。
二、民族語言人才培育制度更新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民族語言與漢語互譯新需求,對新式籌邊人才的評價標準、需求類型和選拔范圍等各維度產生直接影響,通曉少數民族與漢族語言、洞悉時務且掌握專門知識,成為中央和地方層面衡量邊疆人才的核心標準;具備雙語能力的行政人員(包括少數民族政治精英)及新式學堂所需的雙語教師成為急需重點類型;突破傳統八旗出身限制,拓寬人才來源渠道,尤其是大量吸納內地民人成為新趨勢。
光緒三十一年,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聯名奏請設立仕學速成科,慨嘆“各省冗員繁多,而辦理交涉事宜及舉行各項新政,時有乏才之患”。邊地人才匱乏的情形大體相似。一方面,邊疆新政陸續啟動,中央各部急需邊才,或互相征調,或令督撫代為搜求,當時甚至有中樞大員令吏部揀選候補州縣官員補習滿蒙藏文,以備派赴邊地之說;另一方面,人才閑置現象突出。官制改革啟動后,京師和各地被裁的筆帖式人數多,安置困難,紛紛排隊等待吏部安排出路。新式籌邊人才存在巨大缺口,而舊式翻譯官學和科舉已嚴重滯后于時代,兩種情形對比鮮明。
前文曾提及,八旗學校與翻譯科舉共同奠定清代民族語言和邊疆人才培養的制度基礎。八旗官學主要肄習“國語騎射”和漢文,蒙古官學則兼習蒙古文和“清語清文”,滿漢翻譯和滿蒙翻譯因此構成八旗教育的特色。清初面向八旗士子選拔翻譯人才的主要途徑是翻譯考試。雍正年間設立翻譯科舉制,進一步提升翻譯教育的吸引力和穩定性。翻譯科舉設置滿漢文翻譯和滿蒙文翻譯考試,與八旗教育銜接配套,不僅確保政府所需民族語言翻譯人才的持續輸送,還發掘一批通曉滿蒙文字的邊政官員。
但是,清末新政的開展,事實上加速前述人才培育體系的瓦解。自光緒二十八年起,改造舊式八旗學校并改革學制,構成清政府推進“旗民一體化”的重要環節,本就持續衰落的滿文和翻譯教育面臨更嚴峻傳承危機。更關鍵的改變在于,光緒三十二年,翻譯科舉被廢止,其與八旗官學的制度鏈接被切斷,翻譯和邊政人才選拔路徑不復存在。清廷面臨兩個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一是如何消化和安置舊的翻譯生員和舉人;二是新式八旗學堂能否承繼翻譯科舉制的原有功能。對于后一個問題,決策者最初并未認真考慮,反倒是國子監和翰林院的一些官員出于職責,呼吁朝廷在新式八旗學堂設立滿文??埔允緜鞒校瑢W部對此積極支持。但八旗學堂以中小學堂為主,屬于普通中等教育,而國家所急需的籌邊人才屬于中等以上專門人才;八旗學堂重在保障滿文傳承,沒有覆蓋對邊疆治理而言最緊缺的蒙藏語文教育。由此觀之,失去翻譯科舉支撐的八旗中小學堂“獨木難支”,若學部不能籌建與之對應的高等學堂,便難以構建健全的民族語言和籌邊人才教育選拔機制。此外,檔案材料還證明,此期咸安宮三學和理藩院蒙古學等傳統翻譯官學機構雖然依然存在,但運行已近乎停滯。如此窘境下,中樞責令學部進行系統規劃,最初學部計劃在普通學堂增設蒙藏文必修課,后考慮到教員不足,提議優先通過各省法政、優級師范、陸軍中學、路電實業等專門學堂以加授蒙藏語文的方式培養人才,雖然其規劃面向全國,視野較寬,但操作難度大,很難在短期內實施。
對于清廷來說,更務實的做法還是從中央層面入手,整合新舊資源。所謂新舊整合,首先是對舊中央翻譯官學的整頓。中央翻譯官學多隸屬于理藩部,整頓舊學工作主要由該機構主導。光緒三十二年,理藩院尚書肅親王善耆考察內外蒙古歸來,提議整頓理藩院蒙古學,除“肄習蒙古語言文字之外,增設普通專門各科學”,以理藩院筆帖式為學生。理藩院改為理藩部后,尚書壽耆對蒙古學有所擴建,學生名額增加到80名,分別“由八旗高等學堂內學生考取蒙古旗佐學生四十名”,“由本部行走司員、筆政等揀選”40名。據報載,蒙古學所設課程分別為俄文、藏文、蒙古文、吏治、地理等。同時理藩部還整頓咸安宮三學。光緒三十四年,管理三學大臣擬定由京師八旗高等小學堂與滿蒙文小學堂咨送學員,不分宗室、滿、蒙、漢軍旗。宣統元年,考慮到“方今藏學日繁,需才甚亟”,唐古忒學恢復,其學生“卒業后派赴藏中,宣通語言,免隔閡之虞,分赴各學教習文字,收遍傳之效”。宣統三年,內務府奏請將所屬回子官學改建為回文學堂,使“舊有之回文、回子兩項學生,分別去留,一并令其入學”,畢業后“送理藩部用作為回文翻譯”,但此提議未及實施革命即爆發。
限于材料,目前無從對上述各學具體辦理情形有更細致了解,但從相關檔案不難看出,整頓后的翻譯官學依然規模有限,課程不成體系,雖有貼近新式教育的意圖,但辦學機制陳舊,實難承擔新式邊才培育之重任。若要擴大人才培養規模,提升培養層次,彌補翻譯科舉廢除后相關人才選拔制度的空白,還必須集中力量開辟新式學堂,尤其是專門高等學堂陣地。鑒于清末學堂辦理已進入新階段,大小學務均須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統籌,學部在此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學部議復翰林院官員關于八旗學堂特設滿文專科的奏折時,提出單獨設立“清文專門高等專堂”以備旗籍子弟中學畢業后升入的建議,已有發展高等學堂、重建翻譯人才體制化培養路徑之意。不過,無論是翰林院官員的奏請還是學部的回應,核心關切仍是滿文和八旗士子的現實出路,尚未完全上升到國家邊政的高度。學部后續的舉措則顯示較廣視野。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學部正式奏請創立“滿蒙文高等學堂”,舍棄“清文高等學堂”方案,同時還在附奏中提出于《奏定大學堂章程》文學科中添加“滿蒙文學”門,說明此乃學部通盤考量國家邊政人才需求后的決定。滿蒙文高等學堂以“造就滿蒙文通才,以保國粹而裨要政”為辦學宗旨,設滿蒙文科和藏文科,各科均設預科和正科,另設別科。預科學制兩年,正科學制三年。為確保生源、構建邊疆人才培養體系,學部還同時嘗試在京師建立滿蒙文中小學堂及藏文中學堂。概而言之,滿蒙文高等學堂以及附屬中小學堂,系造就翻譯籌邊人才和完善八旗學制雙重脈絡交織的產物。
滿蒙文高等學堂創辦后,鼓吹籌邊教育者一時眾多,其中滿蒙親貴態度尤為積極,其實際成果便是宣統元年由那彥圖、博迪蘇和阿穆爾靈圭等蒙古王公推動創立的殖邊學堂。殖邊學堂設蒙部、藏衛兩科,學制三年,目標是在短期內培養邊疆新政人才和蒙古語文師資。滿蒙文高等學堂藏文科因生源問題未能如期開辦,而殖邊學堂藏衛科順利招生辦學,對學科完善的意義不言而喻。殖邊學堂名義上歸理藩部管轄,系公辦官助性質,起初未被納入清朝學制系統,直到宣統三年學部才核定其性質為實業學堂,程度為高等正科。
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實際代表中央政府依托專門高等學堂培育高層次雙語和邊政人才的制度嘗試,具有開創意義。此種制度意義,還體現于其辦學模式的輻射效應上。從宣統年間政府一度決議在南北多省乃至蒙藏地區推廣殖邊學堂可知,“高等速成”模式成為清政府培養新式邊政人才的首選。學部雖未自上而下強制推廣滿蒙文學堂,但一些仍保留旗制的邊疆地方政府主動呼應。基于綏撫蒙古和辦理邊境外交的職責,東北邊疆八旗官學素有重視滿蒙語言翻譯教育的傳統,因此盡管學部制定的滿蒙文中小學堂章程僅適用于京師地區,但東北邊省很快積極效仿。光宣之際,在吉林和奉天旗務處積極推動下,兩省依據學部奏定滿蒙文學堂辦法,各創立滿蒙文中學堂一所,既有解決八旗生計、傳承滿蒙文地位等基于舊傳統的考量,也以“造成能通滿蒙文人才,可以研究高深滿蒙語文,以為升入滿蒙文高等學堂之預備”為辦學宗旨,顯示創辦者對新式籌邊教育的追隨之意。
學部對此類學堂的具體建設亦不失指導,對違規辦學行為則嚴加約束。面對奉天巡撫和西安將軍等將當地蒙文學堂和清文學堂升級為滿蒙文高等學堂的請求,學部予以拒絕,認定兩地學堂層次未達到遞升要求,違反非中學畢業者不得升入高等學堂的規定。對地方政府曲解規程、急于求成的行為,學部頗為不滿,為規范辦學,申明此后各地所辦滿蒙文學堂的最高程度為中等學堂,不得越級,僅畢業生可擇優選送至京師滿蒙文高等學堂。從上述舉措看,學部試圖對京師和地方的滿蒙文中小學堂實行統一管理,構建從中小學堂到高等學堂的貫通式人才培養體系。理論上,滿蒙文高等學堂的生源,除滿蒙文中小學堂外,還應包括被學部強制要求學習滿文的八旗中小學堂學生。可以說,通過與滿蒙文中小學堂及八旗中小學堂對接,清廷至少在制度層面已初步建立滿蒙文高等人才培養體系。但是藏文等其他民族語言的人才培養則尚未形成清晰機制,說明清代偏重滿蒙文翻譯的歷史傳統仍在影響現實教育格局。
此外,清政府創辦的一些主要招收滿蒙貴胄的專門高等學堂,亦與邊政人才儲備有關。陸軍貴胄學堂所設“蒙旗世爵”班,貴胄法政學堂的“定期考錄”,陸軍軍官學堂擬添設的“蒙文藏語科”,皆系面向蒙旗勛舊子弟,為地方培養軍政人員而設,本質是清廷利用高等學堂培植和籠絡蒙古政治精英的手段。貴胄學堂對從高原大漠來的蒙古貴族學子仍注重雙語能力培養,但考評重心在漢語,如規定“通漢語解蒙文者”方能選送,入學后必須修讀國語(漢語文)課程??梢姡鷩覍ι贁得褡逭尉⑻岢鲇袆e于傳統王朝時代的語言能力要求,期待他們掌握本民族語言之外的漢語文能力,進而成長為具備現代國家認同、促進族際交流的中介群體。
三、專門高等學堂的民族語言及邊政教育特色
清末民族語文及邊政人才培養,最終選擇整合新舊資源且實際偏重新式學堂建設的路徑,專門高等學堂更能體現這一時期民族語言和籌邊教育的主流及趨向。此前學者對學堂個案進行的細致梳理固然重要,但鮮少將此類學堂置于清代邊疆人才培育制度的長時段視角下審視,尚未充分分析此類專門學堂的類型化特征,以下則對此進行揭示。
(一)與八旗體制逐漸分離
與八旗制度緊密相連,曾是清代民族語言翻譯教育及邊政人才選拔的重要特征,然而,清末新政時期此特征在高等人才培育層面正迅速弱化。
由于清廷倡導的“旗民一體”改革仍在進行,旗人、語言翻譯與邊政教育之間的歷史關聯沒有被徹底割斷。理藩院蒙古學所代表的舊翻譯官學生源多出自京師各八旗學堂,新式的滿蒙文高等學堂也尚未與八旗制度完全脫離關系。前文已提及,滿蒙文高等學堂的創建,本就有完善八旗學制之意,人員建制與旗人關系緊密。該校提調、監督、總校、會辦等各項管理人員及各學科教員,均多延聘京師及駐防旗人。為滿蒙文高等學堂定向輸送學生的京師滿蒙文中等學堂,在管理人員和師資配置方面亦表現出同樣的特點。招生方面,滿蒙文高等學堂明確表示,符合條件的“漢籍”子弟可一并甄錄,但“素嫻滿蒙文字”者仍為首選。初次招考時,鑒于旗籍子弟中學畢業生不足,遂將標準放寬至年齡25歲以內、漢文通順且粗解滿文或蒙古文者。據報載,漢文僅考作文,而滿蒙文翻譯考試分為滿蒙文譯漢和漢譯滿蒙文兩種形式,因此粗通滿蒙文的旗籍學子經推薦應試后,仍可能被優先擇取。以滿文風氣最盛的荊州駐防為例,學堂錄取該地滿蒙旗人學生10名,其中4名為翻譯舉人或翻譯生員,可見旗人的語言優勢仍在發揮作用。而別科所錄取者,亦為京師各部院舉貢生監及職官中素嫻滿文或蒙文者,同樣為旗員。據此推斷,實際錄取者應以旗籍居多。至于配套的中學堂招考情況則存在地域差異,京師滿蒙文中小學堂不隸屬于八旗體系,不存在針對學生的旗籍身份要求,而奉天、吉林等省滿蒙文中學堂本系八旗學務改革的產物,僅向旗人子弟開放。
與滿蒙文高等學堂不同,殖邊學堂在管理及師資延聘方面均無旗人色彩,獨特之處在于一批開明京官和新學人士的積極參與。至于招生,殖邊學堂規定“不分京外滿蒙漢”,“考取漢文清順身體強健之人,如能滿文、蒙文,尤為出色”,與八旗體制無任何關聯。據報載,為擴大招生范圍尤其是吸收少數民族學子入學,殖邊學堂曾在宣統二年續招蒙部學生200余名,蒙旗或蒙古地區出身者也被納入邊政高等教育范疇。民初承繼之籌邊高等學校招收“具有中學二年以上程度,或有相當資格及曾習蒙回藏文者”,招生范圍進一步擴大。盡管實際上該校生源仍以內地學生為主,但并非源于招生制度層面的族籍和地域限制,而是缺少符合條件的邊地生源所致。整體而言,清末民初民族高等教育逐漸脫離八旗制度束縛,民族平等交融趨勢明顯。
(二)民族語言與邊政教育特色
清廷扶持創建的籌邊教育機構,與傳統八旗學校和翻譯科舉有制度淵源關系,但作為近代高等學堂,其在辦學定位明晰性、人才培育專門性方面顯然大大超越后者。
前文提及,八旗學校和翻譯科舉作為配套性制度,主要培養、考核旗人的滿蒙漢語文、儒家經典和騎射技藝能力,但清廷并未在制度層面對八旗官學與翻譯科舉提出明確的邊才培育要求,直至清末學部和理藩部才對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的教育職能形成清晰定位。從公開章程可見,兩所學堂的辦學宗旨、課程設置和獎勵錄用,均以安邊儲才為宗旨。
學堂的課程設置,尤能體現清廷對新式邊政人才的能力要求和系統培養。以最具代表性的滿蒙文高等學堂課程設置為例,其預科課程注重夯實普通學科知識和民族語文能力,第一類為滿蒙藏文,第二類為中學普通學科,第三類為理財原論和法學通論課。正科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強化邊政能力培養,分為主課、通習和隨意科三類。主課也就是語言類課程比重最大,滿蒙文科必須修讀滿蒙文、蒙古語和漢文課,藏文科必須修讀藏文藏語和漢文課,充分彰顯漢語文—少數民族語文互譯在民族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滿蒙文科選修俄文與日文,藏文科選修英文,關照不同邊疆區域外事交涉的實際情況,凸顯實用性。通習課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為史地,如滿蒙文科設“滿蒙近史”、“滿蒙地理”,藏文科設“藏衛近史”、“藏衛地理”。此類課目與“殖民政策”課相配合,著重闡述邊疆歷史地理源流、利害情勢及治理策略,既承襲統治集團重視藩部治理的歷史經驗,又吸納晚清時期自西方和日本傳入的新理論,明確指向邊疆治理目標。二為人倫道德、法律(行政法、刑法、國際法)、理財政策、統計、財政、測繪、制圖等法政通識課,體現清末法政高等教育的一般性要求。殖邊學堂與籌邊高等學校的科目設置,相較滿蒙文高等學堂略有調整,如增設教育學類課程,但整體結構大致相同。將民族語文、邊疆史地與法政素養融為一體的培養模式,在清末籌辦的高等學堂中可謂獨具一格。
對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的邊政教育特色,輿論從“凡欲經營某地者……不可不先通其語言,識其風俗,知其歷史”視角大加贊譽。細加剖析,兩校邊政教育的開展尤其是師資延聘,實依賴清代多語文教育傳統、京師地緣、晚清輿地之學勃興等特殊因素支持。就實踐情形而言,民族語言教育新舊雜陳,滿文教學內容陳舊,甚至仍使用《滿漢合璧圣諭廣訓》作為教本,難以吸引學生注意。蒙文教學也面臨缺乏教材的困難,殖邊學堂曾向理藩部反映,蒙藏文書籍向來少有善本,懇請飭令綏遠城將軍、四川督撫代為征集蒙漢合璧及“唐古忒譯漢文”書。為豐富蒙文教學內容,那彥圖曾特意致電東三省總督,請其代購吉林《蒙話報》,從報端搜集教學資料,反映學堂建設者與時俱進的積極心態。滿蒙文高等學堂也在積極探索適應時代的蒙文教學。其蒙語講義系教員色普徵額自編,內容頗有特色,作為清代為數不多的蒙漢翻譯詞典,順應滿蒙翻譯向蒙漢翻譯轉移的趨勢。據學堂學生回憶,蒙文教員細致講解口音差異,講授內容融合內外蒙古情勢與風土人情,深受學生喜愛。對邊情與邊防的關注是清代科考的固有特色,晚清反帝反侵略期間涌現的大量輿地與籌邊之作,更為學堂相關教學提供新的知識支撐。一些曾在上述學堂任教的史地教習,如曾在殖邊學堂和籌邊高等學校擔任邊疆地理、蒙藏歷史地理教習的吳燕紹,本身便是晚清最早一批邊疆史地學者,其編訂的《蒙藏回史略》課程講義不僅頗具學術價值,而且緊貼籌邊的現實需要,著重講述清代以來蒙古、西藏、新疆史地演變,體現邊疆史地從科考策問之學向近代學堂之學的轉變。
(三)央地民族語言和邊政教育的共性與個性
如果將視野擴大至全國,還會看到四川、東北等地封疆大吏也在積極利用新式學堂培植民族語言和邊政人才。最為成熟的當數四川藏文學堂。該學堂系四川總督錫良為配合川邊地區對外交涉和改土歸流進程,于光緒三十二年末在成都創辦,“以鑄造邊徼辦事譯員與各種實業教習為宗旨”。學堂學制兩年,僅設藏文單科,招生限于內地學生。教學首重藏文和英文,其次為邊疆史地和普通學科知識,程度接近中等學堂。同一時期,因邊疆危機和“籌蒙改制”,急需通曉滿蒙語文、可派充蒙旗辦理新政及對外交涉人才,奉天、吉林等東北邊省除籌建滿蒙文中學堂之外,還采取其他靈活多樣的興學舉措。奉天地區,光緒三十二年,盛京將軍趙爾巽在蒙古官學基礎上改建蒙文學堂一所;宣統元年,奉天旗務處奏設滿蒙文講習所,附于農業講習所,招納旗員短期培訓,“以滿蒙文為??疲宰⒅剞r業墾牧等學”;光緒三十三年,吉林提學使請將該省外國語學堂改為方言學堂,增設蒙文科教授滿蒙語文,其后為“便交涉而普教育”專設蒙語學堂一所,挑選高等小學畢業生,“專注重蒙文蒙語以期速成”;宣統二年,吉林法政學堂仿照奉天法政學堂辦法于預科中添設蒙文蒙語科等。
綜上可見,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通過新式學堂培養通曉民族語文、熟悉邊情的新式人才,皆是為應對嚴重的邊疆危機并建構現代國家。不過中央和地方的辦學,仍由于定位及職責不同,在諸多方面表現出明顯差異。
其一,辦學規格。中央政府主導或支持創建的籌邊學堂規格和層級較高,如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均被認定為高等學堂。如果說殖邊學堂的師資等主要得益于京師地緣優勢,那么直屬學部的滿蒙文高等學堂,所獲得的經費、人員等各方面的資源傾斜,以及附屬中小學堂等配套機制的設計,則充分反映中央一級學堂的制度保障優勢。相比之下,地方辦學不僅整體層次較低,學堂程度多系中等,或僅設單一科目,附于高等學堂內,且尚無力搭建從低到高的完整培養體系。其二,培養目標。中央所辦學堂學科設置較為完整,著眼于翻譯和邊疆建設的國家整體需求,人才培養更具宏觀性和戰略性。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招生均不限地域和族別,其民族語言教育覆蓋蒙古文、藏文和滿文,又面向中央和省一級的邊疆地方行政機構輸送人才,而非僅針對某一邊疆民族地區。民初短暫存在的籌邊高等學校增設回文科,更能體現此取向。比較而言,地方籌邊學堂招生多就地取材,一般僅設置藏文或蒙古文單科,緊密圍繞地方需求展開教育布局。其三,課程設置。一方面,在強調人才速成、同步培養民族語言和外語能力、重視邊情教育等方面,中央和地方籌邊學堂有諸多相近之處。另一方面,由于性質和層次不同,它們的課程設置存在明顯差異,如前者開設法律財政等法政科目,體現專門高等教育的屬性,后者則多開設算術、圖畫等中學普通科目。
總之,由于教育資源和定位差異,中央所創建的專門高等學堂服務于國家整體戰略需求,辦學規格、學科設置和人才培養層次較高,能夠對地方辦學起到一定的規范和引領作用,其經費和師資配置保障也更充分。但是,地方辦學自有其因地制宜的靈活性,體現為課程設置能夠緊扣邊疆地緣政治需求,貼合地方發展實際需求,人才培養目標更為明確和聚焦。如四川藏文學堂等將藏文、英語和漢語教育結合,第一時間輸送川邊地區急需的漢藏雙語師資。
四、民族語言翻譯與近代邊疆治理轉型
鑒于邊事急迫,人才培植刻不容緩,各學堂在創建之初為招徠學生,均對畢業前景作出積極承諾。正式辦學后,政府對學堂輸出邊政和師資人才滿懷期待,對畢業生出路也進行提前謀劃。然而,辛亥鼎革后,盡管由于“蒙藏多事”,各機關所需蒙藏譯才極度缺乏,“亟宜設法培植”,但前清的籌邊教育機構仍難免被解散的風險。1912年,教育部暫將性質相近的殖邊學堂和滿蒙文高等學堂合并為籌邊高等學校。次年,政府又下令將咸安宮學、唐古忒學、托忒學及理藩部蒙古學合并,改造為蒙藏學校,使其成為集中招收青海、蒙古等邊地學子研求“內地之科學”的普通中學堂。但1914年,籌邊高等學校因教育部無力撥付經費而停辦,原畢業安置計劃亦難以落實。從有限的資料看,經銓敘局派發被中央和邊地行政機關任用的畢業生人數不多,學生整體就業困難。民初政局動蕩,各地接收籌邊學堂畢業生的積極性不高,主管邊政的蒙藏事務局(1914年更名為蒙藏院)僅能消化少量學生,至于其他派遣則或被邊地“紛紛駁回”,或并無下文。
盡管對學堂畢業生的安置不如預期,但并不能據此認定清末中央層面的籌邊人才培養實踐完全失敗。以往學者主要關注學堂師生在愛國保邊、政策宣傳、社團組建、推動邊疆教育方面所作的貢獻,并未特別注意該群體所扮演的語言翻譯者角色。實際上,民族語文翻譯滲透于師生的各式籌邊活動之中,不僅是族際溝通的工具,更是國家權力滲透、現代國家意識構建和邊疆社會文化重構的關鍵中介,對于近代邊疆治理轉型起到獨特作用??疾焖麄兠褡逭Z言翻譯的具體實踐,可從制度媒介或技術手段層面,為深入認識晚清民初邊疆治理轉型提供新視角,以補聚焦治理政策或理念相關研究所忽視的內容。
(一)推動國家權力下滲
由于舊制度已難以適應清末國家的治邊需要,清政府必須依托新的學堂教育體制培才。在此背景之下創建的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招生突破族別、身份限制,課程建設將民族語文、邊疆史地、法政通識融為一體,邊政教育特色突出,堪稱翻譯科舉廢除后清廷重建語言和邊政人才培養體制的重要舉措。而進入中央和邊疆地方行政機構的畢業生作為新式籌邊人才,構成邊疆治理過程中的特殊單元。如殖邊學堂畢業生黃成垿是奉天省錫伯族人,通曉蒙漢語文,曾擔任庫倫都護使署秘書一職,1918年奉派前往收撫唐努烏梁海,1920年出任唐努烏梁海參贊,其間積極投身外蒙古取消“自治”的交涉事宜,獲總統嘉獎。1921年,黃成垿返回內地,加入籌邊協會,長期關注蒙古地區教育發展,國民政府時期擔任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關震華是北平滿洲正黃旗人,精通滿蒙語文,熟稔蒙古地區情況。他從籌邊高等學校畢業后長期從事邊疆事務工作,國民政府初期相繼在蒙藏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邊務組等機構任職,兼任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員等,曾公開發表系列民族史文章。
上述個案清晰表明,清末民初邊政學堂開展的民族語言和邊情教育,讓學生切實具備一技之長,進而在政府的邊疆民族事務機構中占據一席之地。他們通過翻譯法律條文、行政命令等,將國家意志傳達至邊疆基層社會,彰顯翻譯作為國家權力“下沉”的重要手段屬性。而通過專門學堂培養忠于國家的專業翻譯人才,也有助于打破地方土司、頭人通事掌控翻譯而造成的信息壁壘,提升國家治理權威。
(二)參與現代國家意識構建
新式學堂中的雙語教育是現代民族國家認同塑造的重要途徑,清末學部和理藩部也試圖令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殖邊學堂承擔師資培育重任。但遺憾的是,民初教育部未繼續在此方向上統籌推進,致使有計劃輸送師資的規劃基本落空,新式雙語教育難以有效推廣。不過籌邊學堂師生在教科書與報紙編譯方面所作的努力亦值得一提。如滿蒙文高等學堂編譯的滿蒙文中小學堂教科書,被清廷飭令在各省滿蒙文學堂印行頒發。民國初年,蒙藏事務局創辦《蒙文白話報》《藏文白話報》《回文白話報》宣傳五族共和,向在京相關機構及蒙藏地方上層人士發放。邊政學堂師生不同程度參與經辦與編譯事宜。以漢語文—民族語文合璧教科書與報刊為載體的官方教化,既拓寬宣教范圍,又經由新詞匯的翻譯、創造與引入,將“國民”、“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等近代政治觀念融入教育內容。通過翻譯,代表國家意志的近代學科知識逐漸替代傳統典籍或部族知識,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權力結構由此被重塑。此類語言翻譯實踐與清代初中期以滿文和蒙古文翻譯儒家經典并納入八旗官學的舉措,功能指向有相當不同。當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此類舉措的落地效果欠佳,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籌邊高等學校師生積極參與邊疆社會調查與政治宣講,同樣服務于現代國家認同的塑造,而調查、宣講的順利開展亦有賴于民族語言翻譯能力。如旨在向藏族人士宣導“五族共和”的藏衛團成員多為殖邊學堂畢業生或教師,倡導“以言語聯絡感情”,熟悉藏語文,有助于更深入了解邊疆民族情形。如1912年,籌邊高等學校畢業生周文藻、李明榘、孟廣塾等受蒙藏事務局任命或批準,分別深入西藏、川邊藏族聚居區、內蒙古哲里木盟等地開展實地調研。其中周文藻、李明榘的強邊治藏建議經蒙藏院呈報中央政府后,引起決策者重視。1915年,李明榘將調查所得與行記匯總成《籌藏政策》一書,由正蒙印書局公開出版。1917年,籌邊高等學校另一位畢業生邵欽權完成六卷本《衛藏攬要》編纂工作。此類著述的撰寫得益于作者的語言優勢,在多數國人對邊疆情形了解甚少背景下,發揮了常識普及作用。
(三)映射近代邊疆治理邏輯的改變
清末籌邊學堂中的民族語言教育實踐,還見證翻譯體系中各民族語言地位排序的變化,以及更深層的邊疆治理邏輯改變。
與學界一般認知不同,清末滿文未完全喪失舊有“國語”地位,新政改革之際滿文甚至獲得較多體制性保護,如滿蒙文高等學堂和滿蒙文中學堂均保留滿文科目的一席之地。但滿文在非統治集團眼中合法性已嚴重流失,在國家治理層面的重要性難以與蒙古文甚至藏文相提并論。
蒙古語文在撫理蒙古事務、維系滿蒙及蒙藏關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清朝多語言翻譯體系中一直占據“法定三種官方語之一”的特殊地位。彼時,不僅一些蒙旗地方衙署往來文書仍以蒙古文書寫,而且邊疆地方的內部教化和對外交涉等工作均與蒙古文息息相關,甚至特定情境下,滿文亦需借助蒙古文來獲得生存空間。上述種種,使得朝廷對蒙古文人才的需求最為集中。晚清以降,近邊蒙古憑借毗鄰京師之地緣優勢,與朝廷的互動相較西藏和新疆地區更為便捷,能更好地為中央層面的蒙古語文教育提供師資與生源。正因如此,無論是清代傳統的中央翻譯官學中,還是新創的滿蒙文高等學堂與殖邊學堂中,蒙文教育皆受到特別重視。
清朝對西藏地區的直接統治程度有限,故藏文的地位不及蒙古文。而晚清以降西藏屢遭列強侵擾,清廷為維護統一、加強治理,加大治藏人才的培養力度。張之洞等已意識到,“欲整頓西藏,必以組織藏文學堂為第一要務”。無論是滿蒙文高等學堂附設藏文別科,殖邊學堂專設藏衛科,還是四川藏文學堂的設立,均反映對藏文人才培養的重視程度已遠超以往。當然,學堂面臨藏文科生源匱乏、藏文師資難覓以及學生語言文化隔閡等現實困境,凸顯西藏與內地的隔閡對其融入一體化進程的歷史制約。
事實上,民族語言翻譯體系中各民族語言的權重排序,還須與其和漢語文的關系聯動考察。一方面,在現代國家建構需求驅動下,政令法規和知識文化更多地沿中央向地方、內地向邊疆的方向傳播,基本以漢語漢文為載體;另一方面,廣大邊疆地方社會實際使用的仍多是非漢民族語言文字,使得漢語與非漢民族語言的互譯占據民族語言翻譯的絕對主流,曾經占比較大的滿蒙翻譯重要性相應減弱,翻譯形態愈來愈單一。上述趨勢自然在籌邊教育實踐中有所反映,如滿蒙文高等學堂滿蒙文科同時開設滿文和蒙古文課程,但教學重心并不在二者的互譯而是兩種語言的分別肄習和分別漢譯。在蒙古語文教學實踐中,講義中的詞匯內容,也從傳統的滿蒙文對照轉變為蒙漢文對照。由于授課對象多為嫻熟使用漢語的內地學生,殖邊學堂的蒙、藏語文教育實際上注重的亦是漢蒙、漢藏語文翻譯能力的培育。
國家治理需要和族群政治,是影響清代民族語言翻譯秩序的兩大核心因素。清廷維護滿文的象征性地位,固然凸顯族群政治因素的頑固影響;但蒙古文、藏文教育相比滿文更受重視,漢語與蒙古語、藏語間的雙語溝通成為族際語言翻譯重心,則植根于蒙古、西藏等地區戰略地位提升和一體化國家構建的實際訴求,體現邊疆治理追求務實的主導邏輯。
綜上可見,因早期現代國家建設不穩定性和資源限制,清末民初籌邊人才教育制度的頂層設計存在結構性缺陷,如受眾雖不限于八旗子弟,主體是內地學生,但邊疆少數民族學子僅作點綴。此外,制度頂層設計與個人發展出路之間落差顯著,在邊疆師資配置等關鍵領域未能發揮應有作用;漢藏雙語人才培育也多受掣肘,困難重重。但清末民初諸多邊疆民族工作,包括機關行政、教育普及、政治宣傳、社會調查等活動,確實都不同程度地有新式邊政人才的參與和推動,他們所展示的邊疆知識儲備、民族語言能力及籌邊熱情,均表明此時期籌邊高等教育一定程度適應其時邊疆治理的需要。對學堂師生籌邊實踐的考察,不僅清晰地展示民族語言翻譯如何既推動國家權力滲透、現代國家意識建構和邊地社會文化權力重構,還體現近代邊疆治理轉型的復雜性和內在矛盾。
結語
清末新政時期,隨著邊疆內地治理一體化和新政改革推進,國家層面的民族語言翻譯需求顯著增加,不僅深刻形塑此時期邊疆人才培育制度的面貌,也直接參與近代邊疆治理的轉型進程。制度層面,邊疆人才培育依托新式高等學堂,與八旗體制及翻譯科舉相分離,重視復合型能力培養,呈現現代色彩;功能層面,打破清代邊疆人才倚重旗人的封閉格局,族群政治色彩漸趨淡化,現代國家建構指向更為突出;象征層面,蒙古文、藏文的治理功能和教育占比超越滿文,漢語成為族際語言翻譯交匯點。概言之,清末邊疆人才培育制度轉型發生于翻譯科舉制廢除的歷史背景下,其特點為以往“廢科舉興學堂”研究所未涉及。
清末是典型的過渡時期,各種矛盾交織,從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的邁進受到諸多條件制約。清廷中樞對滿文不合時宜的政治性保護,央地財政窘迫導致師資匱乏、生源不穩定、學堂被迫停辦等發展困境,辛亥鼎革后畢業學生出路艱難,使得清末民族語言及邊疆人才培育的頂層設計與現實成效間存在巨大落差,證明清廷在民族危機下通過教育制度創新提升邊疆治理能力的歷史局限。學界普遍認為,多語文翻譯深刻形塑清朝邊疆治理策略和治理體系,但也認識到多語言治理固有的缺陷和局限性。不同語言文字間的翻譯本質上是間接且相對低效的溝通方式,是傳統王朝國家無力普及國家通用語言背景下的無奈選擇。歷史上邊疆民族地區的地方行政深受語言隔閡之害,通事等中介群體不僅在促成跨語言溝通過程中分享國家治理權力,還利用信息不對稱營私舞弊,加劇中央政府權力難以深入基層、國家認同薄弱等痼疾,甚至損害國家民族利益。而晚清以來,漢語文作為通用語言文字在促進社會整合、推動治理一體化、形塑現代國家意識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得到普遍認可。“書同文”隨著近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建立成為一種具有現實可行性的選項,亦成為構建現代國家的必由之路。
【作者簡介】湛曉白,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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