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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寅春:王忠嗣神道碑涉蕃史料再鉤沉

發布時間:2026-09-15 17:54:40 | 來源: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摘要】唐代名將王忠嗣神道碑為研究唐蕃關系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對此學界雖有關注,但很多問題都沒有厘清。本文以神道碑為中心,進一步考察了開元二年唐蕃隴右之戰的前因后果,此戰因吐蕃劫掠監牧馬匹而引發了唐廷的強力反擊,前鋒王海賓自朔方馳援隴右,突襲吐蕃,為薛訥大軍創造了機會。通過細繹文本,可知王忠嗣的郁標川之戰旨在策應李祎攻拔石堡城,是石堡城之戰的一部分。此戰后,王忠嗣并沒有升任“右丞相”,所謂“因為右丞相”或是指蕭嵩。杜希望持節河西,王忠嗣得以“佐戎關隴,分鎮河湟”,第二次立功河湟。

【關鍵詞 】王忠嗣;王忠嗣神道碑;元載;唐蕃關系

王忠嗣(706-750)為唐代名將,一度執掌河西、隴右、河東、朔方等四鎮兵權,以阻遏吐蕃擴張。但因為在攻取石堡城一事上與唐玄宗有分歧,天寶六載(747)十一月貶為漢陽郡太守,七載(748)轉漢東太守,八載(749)暴卒,年僅四十五歲。王忠嗣去世十七年后,女婿元載為其撰神道碑,題“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并序”(以下簡稱《王忠嗣碑》),載其生平甚詳,補正兩《唐書》本傳之處甚多。《金石萃編》《十七史商榷》《〈王忠嗣碑〉所見吐蕃史料鉤沉》《王忠嗣研究》等對神道碑中所涉吐蕃史料多有論及。然筆者在研讀該碑時,發現學界對該碑的釋讀還有不少遺漏和缺憾,有進一步鉤沉的必要。

一“盛秋臨坰牧”——唐蕃開元二年隴右之戰的再考察

武周后期,唐蕃都面臨著內部權力更替的挑戰,加之長期征戰帶來的壓力,促使唐蕃雙方由對峙走向和親。中宗景龍四年(710)正月,金城公主遠嫁吐蕃,吐蕃“自是頻歲貢獻”,唐蕃關系再次趨于平靜。睿宗即位后,雖有李知古、張玄表等試探性軍事行動,但隨即冊封金城公主為長公主,以九曲之地為湯沐邑,進一步緩和唐蕃關系。及至玄宗即位,唐蕃雙方都完成了內部權力更替,唐蕃關系又出現新變數。自先天元年(712)起,吐蕃年年遣使朝貢,至開元二年(714)五月,吐蕃要求唐蕃劃界,訂立盟書。唐遣解琬與吐蕃商談劃界事宜,“敕解琬賚神龍二年吐蕃誓文,與達延定界”。玄宗以“神龍二年吐蕃誓文”作為劃界依據,顯然是否定了神龍二年(706)以后中宗、睿宗等與吐蕃達成的相關協議,尤其是九曲之地的歸屬。楊矩的自殺,恐怕正是因九曲之地之故,是唐蕃關系變化的犧牲品。

開元二年五月,解琬奉命與吐蕃宰相坌達延劃界,解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于秦、渭等州以備之”。果如解琬所言,八月“乙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率眾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十月,吐蕃復寇渭源”。此即《王忠嗣碑》所言“盛秋臨坰牧,禿發舉卅萬眾東逾狄道……踐圍西使,驅掠馬牛”。禿發即吐蕃,《舊唐書·吐蕃傳》:“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禿發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后魏神瑞元年,傉檀為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余眾,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眾西奔,濟黃河,逾積石,于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為群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為窣勃野,以禿發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在元載看來,吐蕃族源出于南涼禿發氏,也即“羌源說”。此說影響深遠,不僅《舊唐書·吐蕃傳》《新唐書·吐蕃傳》皆采用,清代駐藏大臣和瑛《西藏賦》亦采信此說。

吐蕃在開元二年開啟隴右戰局,將戰略目標指向唐朝監牧馬匹。在冷兵器時代,戰馬無疑是最核心的戰略物資,也是游牧民族恣意劫掠農耕民族最重要的憑仗。唐朝建立之初,苦于戰馬不足,遂在隴右開辦馬場,繁殖馬匹。張說《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謂:“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后,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仆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于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元和郡縣圖志》謂:“監牧,貞觀中自京師東赤岸澤移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會州之南,蘭州狄道縣之西,置監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為都監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新唐書·兵志》亦載:“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王忠嗣碑》載開元二年“盛秋臨坰牧,禿發舉卅萬眾東逾狄道……踐圍西使,驅掠馬牛……掃國馬而西歸”指明了吐蕃此役的目的即在于虜掠唐朝隴右諸監馬匹等戰略物資,斷絕唐朝經略邊疆的根本。《郭知運》神道碑亦謂:“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垌牧。”《舊唐書·郭知運傳》:“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新唐書·郭知運傳》:“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舊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蚠達焉、乞力徐等率眾十余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唐玄宗褒贈王海賓詔令中,亦稱“犬羊為寇,牧圉罹災”。可知開元二年吐蕃發起的隴右之戰,其戰略目標指向了隴右監牧馬匹。

從唐廷方面的應對來看,亦可印證雙方爭奪的重點即在監牧馬匹。吐蕃進犯,唐玄宗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隴右防御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以御之”。杜賓客開元二年夏以左監門將軍隨薛訥征契丹,以曾諫言主帥得以在兵敗后獲免。此時作為副將再次隨薛訥防御吐蕃,當與杜賓客既是舊將又有識見不無關系。郭知運則為伊州刺史、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于北庭……其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眾擊之”。郭知運一戰成名,故率伊吾軍支援隴右;戰后出任鄯州都督、隴右防御使,則是負責善后,協調諸軍加強對吐蕃的防御。安思順時為臨洮軍使,戰后升任洮州刺史、莫門軍使,當是隴右本土軍事力量的代表。王晙則為太仆少卿,《舊唐書》本傳謂:“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再轉鴻臚大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后轉太仆少卿、隴右群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則吐蕃發起隴右之戰時,王晙已經是隴右群牧使。王晙以群牧使身份,兼任薛訥副將,共同應對吐蕃進犯,顯然其所監領的馬場受到吐蕃攻擊,且損失不小。《舊唐書·郭知運傳》在言及郭知運出兵隴右時,徑言“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眾擊之”,亦可知郭知運奉命馳援隴右,主要原因正在于吐蕃“掠監牧馬而去”。此役中,王海賓為隴右防御使薛訥先鋒,其職務則是“防御群牧使”,也與馬政有關,當是既要作為先鋒征戰,又要兼顧奪回監牧馬匹的管理等事務,可知朝廷及軍事主管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已經周全考慮了監牧馬的問題。

從此戰的結果來看,唐廷亦是以奪回被掠牧馬為勝利標志。《舊唐書·王晙傳》載:“(王晙)與訥合軍,掩其余眾,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可知作為群牧使,王晙參戰的目的便是收回“所掠牧馬”。《舊唐書·吐蕃傳》謂此戰“盡收得所掠羊馬”,《冊府元龜》謂“盡收其所掠羊馬”,可見“收其所掠羊馬”是唐朝最重要的斬獲。又,《冊府元龜》載此戰“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七千匹,羊牛四萬頭”,《新唐書·吐蕃傳》謂“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此戰中,吐蕃發兵十萬,損兵一萬七千,而唐軍戰獲馬匹卻高達七萬七千,遠超正常戰獲,顯然此戰獲中包括了吐蕃“盛秋臨坰牧”時“所掠牧馬”。

開元二年,吐蕃用兵隴右,唐玄宗起用薛訥為隴右防御使并積極籌備御駕親征,唐蕃間緣于金城公主和親所帶來的短暫平靜被徹底打破。此戰之所以能引起唐玄宗御駕親征的想法,關鍵在于吐蕃劫掠了隴右監牧,擊中了唐朝軍事力量的命門。薛訥不負所命,大破吐蕃,實現了既定戰略任務,“盡收其所掠羊馬”,故唐玄宗不再御駕親征,并對薛訥諸將大肆封賞。

二“蒼黃顛仆,落于戎手”——王海賓之死再梳理

開元二年隴右之戰,大將王海賓戰歿武階驛,詔贈金吾衛大將軍,并將王海賓之子收入后宮撫養,賜名王忠嗣。《冊府元龜》載:“王海賓,為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聞。玄宗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以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御使御之,以海賓為先鋒。及賊至渭川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眾。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沒于陣……帝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又謂:“十月,帝以王海賓單騎赴難,勇冠群帥,及臨洮之役,輕敵致陷,身歿功存,誠節尤著,乃詔贈左金吾衛大將軍。”則王海賓之歿,起因在于“輕敵致陷”,關鍵在于“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

對于王海賓緣何“輕敵致陷”,《王忠嗣碑》則歸因于另一位名將郭知運,謂“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啖寇,嬰城不動”,導致吐蕃軍隊“踐圍西使,驅掠馬牛”。消息傳來,王海賓激于義憤,帶著不滿千人的隊伍,“雷動飆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戮,橫潰宵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剿歸師于壕口,殲困獸于達毗”。《舊唐書·郭知運傳》:“(開元二年)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眾擊之。知運與薛訥、王晙等掎角擊敗之,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則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隴右,劫掠群牧,唐玄宗“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隴右防御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以御之”。此時,薛訥、杜賓客自長安趕赴隴右,郭知運自伊吾馳援隴右,王晙率群牧使殘兵、安思順率臨洮軍游弋戰場,此即所謂掎角之勢。《舊唐書·王晙傳》載:“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于大來谷口……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眾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為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于兩軍之間,連亙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余眾,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這正是王晙與薛訥成掎角之勢的明證。此時,郭知運自西北向東南行軍,與薛訥、王晙將組成更完美的掎角之勢,合圍吐蕃軍隊。但郭知運“委稼啖寇,嬰城不動”,有可能影響到武階驛的決戰。王海賓作為薛訥前鋒大將,“雷動飆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連夜急行軍,突襲吐蕃大營,最終戰歿。王海賓的突襲行動,毋庸置疑,是得到隴右防御使薛訥軍令,其戰略意義在于拖住吐蕃大軍,為大軍合圍爭取時間和時機。《冊府元龜》中所謂“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或是郭知運等將領的“委稼啖寇,嬰城不動”;而唐玄宗詔書中所謂“輕敵致陷”,或是在粉飾諸將的齟齬,委過于亡人。

對于王海賓的戰歿,史書多一筆帶過,《王忠嗣碑》則謂:“蒼黃顛仆,落于戎手。”“蒼黃”即倉皇,匆促慌張的意思;“顛仆”即跌倒、跌落,則王海賓“突掩賊營”,在與吐蕃軍隊交鋒中,不慎跌倒,被吐蕃俘獲而殉職。唐玄宗在褒贈王海賓時,謂其“輕敵致陷”,以致“身歿功存”,但其“誠節尤著”,則朝廷褒贊王海賓除了“單騎赴難,勇冠群帥”外,更看重的是其“誠節尤著”。忠貞不貳是為誠,矢志不渝是為節,王海賓“誠節尤著”,則其“致陷”之際,當即“落于戎手”,不過王海賓守節不變,最終殺身成仁。有唐一代,戰死沙場的將軍不勝枚舉,然英雄之后“養于禁中”并賜名者,寥寥無幾。王海賓之子王忠嗣,“起復拜朝散大夫、尚輦奉御,賜名忠嗣,養于禁中”,與王海賓“誠節尤著”不無關系。

三“爟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王海賓行軍路線再發微

《王忠嗣碑》載:“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蕭關。盛秋臨坰牧,禿發舉卅萬眾東逾狄道……爟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乃拔勇簡材,輕赍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飆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爟火”即烽火,傳遞軍情的煙火,與下句的“羽書”互文,借指軍情;“朔塞”即朔北邊塞,借指北方邊境,“平涼”“朔塞”也是互文,借指王海賓所部駐扎之地,這與楊炯《從軍行》詩中“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一樣的道理,稱軍情傳遞到平涼一帶。此時的平涼,是唐蕃之戰的大后方,隴右的軍事行動還不會沖擊到平涼。這與“安史之亂”后,吐蕃盡有河西、隴右之地,平涼成為唐蕃交戰的主戰區截然不同。同時,“平涼”此時還只是原州所屬諸縣之一,與“朔塞”對舉,大小失衡,略顯不當;不過,“平涼”還可借指十六國時期所置“平涼郡”,與“朔塞”對舉更為合理。

王海賓時任豐安軍使,隸屬關內道,是應對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襲擾的戰備力量。豐安軍駐地在靈州,《元和郡縣志》卷四“靈州”條載:“豐安軍,靈武郡西黃河外一百八十余里,萬歲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馬一千三百匹。”《新唐書·郭元振傳》載:“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筑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李宗俊據此考證豐安軍的治所,萬歲通天元年(696)初置時在靈州鳴沙縣豐安城,神龍二年因突厥默啜進犯而城廢,先天元年郭元振復在靈州西境黃河外新筑豐安城,其地當在今寧夏銀川市閩寧鎮或甘城子,為定遠軍之后的補苴防線。王海賓以豐安軍使的身份,出任隴右防御使薛訥的先鋒,則當是自豐安軍治所出發,奔赴隴右前線,以支援隴右。此亦唐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庚申詔令中所言“宜取朔方后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捷兒等,總十萬人,群牧馬四萬匹,于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遂便屯集教練”,所謂“朔方后軍兵”當即王海賓等部。征調朔方軍兵馳援隴右,在初盛唐時期并不鮮見。王忠嗣便曾總督朔方、河東、隴右、河西四鎮兵馬,以應對吐蕃的北擴。

碑載王海賓于“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蕭關”,這里的“蕭關”當即關中四關之蕭關,在今寧夏固原市東南。《元和郡縣圖志》“原州”條載平高縣有“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唐代原州治所平高縣,今屬寧夏固原市。王海賓率軍自豐安城出發,行至蕭關,準備赴援隴右。

此時,隴右形勢更加緊急,王海賓“召將校計事……乃拔勇簡材,輕赍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經過一番戰前動員,王海賓簡拔“有氣敢往”者“不滿千人”。王海賓“以騎士屯蕭關”,則其自豐安城出發時所率當為騎兵,再次“拔勇簡材”,所得“不滿千人”。豐安軍“管兵八千人,馬一千三百匹”,此“不滿千人”當已經是豐安軍騎兵精銳的極限。

從蕭關出發,王海賓率所部“雷動飆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自辰徂亥”,當是自辰日至亥日,共八天;“垂六百里”,亦是蕭關至臨洮的距離。《元和郡縣圖志》載原州四至,“正西微南至臨洮軍六百二十里”,蕭關在原州治所平高縣城“東南三十里”,與“垂六百里”恰相吻合。王海賓作為防御使薛訥先鋒,率軍奔波六百余里,突襲吐蕃大營,其戰略意義便在于牽制吐蕃大軍,為薛訥等大軍的合圍贏得時機。

四“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標川”——王忠嗣對蕃首戰考

王忠嗣成年后,以中郎將身份,隨蕭嵩奔赴河西,唐玄宗“虞其夭閼”,“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如詔三年”,及至蕭嵩“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王忠嗣方才獲得領兵出征的機會,率“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標川”,取得其對蕃首戰的勝利。關于郁標川之戰,《舊唐書》本傳未曾言及,《新唐書》本傳則參照《王忠嗣碑》進行了改寫,《十七史商榷》謂此乃“忠嗣立功之始”,《〈王忠嗣碑〉所見吐蕃史料鉤沉》則考察了郁標川方位及作戰目的。

郁標川之戰當在開元十七年(729)。碑載王忠嗣隨蕭嵩赴邊后,“枕戈假寐,如詔三年”,及至蕭嵩“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方才主動請纓,遂有郁標川之戰。開元十五年(727)閏九月二十三日,河西節度使王君?被回紇部襲殺,“河、隴震駭”,蕭嵩臨危受命,同月出任河西節度使、兼判涼州事;十六年(728),加平章事;十七年,兼中書令。碑稱“如詔三年”,“徐公將入覲京師”,則蕭嵩歸京當在十七年,此后則遙領河西節度。蕭嵩歸京前夕,王忠嗣請命“無以歸報,愿一甘心”,終于得到一次實戰的機會。

郁標川之戰當是蕭嵩主政河西時諸多戰役的一環,是十七年戰事的組成部分。檢《冊府元龜》《資治通鑒》,開元十七年,唐蕃在河隴一帶僅有兩次大的軍事行動。《資治通鑒》載:“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祎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城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祎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唐玄宗調李祎到河湟地區,“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石堡城,李祎堅持“引兵深入”,則河西、隴右諸軍斷不能作壁上觀,除派兵直接參加石堡城之戰外,也需要阻斷、牽制吐蕃對石堡城的支援。大同軍在瓜州西南,瓜州都督張守珪與沙州刺史賈師順在李祎攻石堡城之前,合兵進擊大同軍,其戰略意義無疑是在吸引、牽制吐蕃軍力,為李祎攻打石堡城創造條件。既然唐軍在石堡城西部有軍事行動,以策應石堡城之戰,那么在石堡城東邊,唐軍也應該有類似的軍事行動。王忠嗣所參加的郁標川之戰,位置恰好在石堡城東南方向。湯開建據《太白陰經》所載,謂“郁標當即郁標川一帶……疑郁標即在唐廓州之境,由廓州西北上可至唐鄯城”。徐偉等進一步申說,謂郁標川在河州西南,即今青海省東南部尖扎縣一帶,并謂王忠嗣由張掖長途奔襲郁標川應與九曲之地有關,意在奪取九曲之地。王忠嗣的郁標川之戰的確與九曲有關,但其戰略目標并非奪取九曲之地,而在于牽制九曲之地的吐蕃力量,使石堡城之敵孤立無援,拱衛李祎攻打石堡城之時的左翼安全。

李祎攻占石堡城之后,置振武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境千余里”。這是開元以來,唐蕃之戰中唐軍最重要的勝利之一,迫使吐蕃不得不戰略收縮,直接促成了開元二十一年(733)的赤嶺劃界。《舊唐書·吐蕃傳》謂:“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祎又率兵赴隴右,拔其石堡城,斬首四百余級,生擒二百余口,遂于石堡城置振武軍,仍獻其俘囚于太廟。于是吐蕃頻遣使請和……仍于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此戰中,李祎、蕭嵩等戰功居多,六月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節度使,九月讒言李祎的宰相宇文融貶為汝州刺史,正是對李祎、蕭嵩等在石堡城之戰中功績的褒獎。攻擊大同軍的張守珪、賈師順同樣也得到唐玄宗的褒獎,“守珪及思順并宜賜紫,其立功人……量功分賞”。王忠嗣因郁標川之戰的勝利,“上益嘆息,詔令凱旋”“獎授執金吾”。

五“上亦多元戎,因為右丞相”——王忠嗣授右丞相辨

郁標川之戰后,唐玄宗論功行賞,《王忠嗣碑》謂:“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上亦多元戎,因為右丞相。仍令圖寫,置于座隅。自茲厥后,恒當重任。”對于“右丞相”一事,《十七史商榷》頗有微詞,謂:“此時忠嗣初立戰功,官職尚卑,《舊》但言為蕭、祎部曲,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并不言有深入斬獲事,《新》雖據碑采添破贊普郁標川事,然加官惟將軍、男爵、都督三者與《舊》同,余并略去。碑乃侈言其得右丞相。考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左右丞相。唐制,仆射不同平章事不得為宰相,俗人見‘丞相’字,便誤認作宰相,誠可笑;但忠嗣此時即為丞相,恐無此事,兩傳皆不取,而元載,忠嗣之婿,記事不宜不實,此當闕疑。”

細繹碑文,王鳴盛對“因為右丞相”一事,恐有誤解。《王忠嗣碑》在敘述“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后,對于王忠嗣個人的論功行賞已經完成,“因為右丞相”當與此無涉。一則,如王鳴盛所言“此時忠嗣初立戰功,官職尚卑”,晉升河西討擊副使、清源男已經是重賞,斷不可能由一個戰場見習生直接提拔為宰相、仆射等高級官員。二則,在“因為右丞相”之前還有一句“上亦多元戎”,這是“因為右丞相”的關鍵。元載在敘述王忠嗣隨蕭嵩在河西征戰并因功“獎授執金吾”后,插入“上亦多元戎”一句,顯然“亦”字所領并不是王忠嗣之事,而是“元戎”之事。同時,“多”字本意為數量大,引申為重視、推崇等義。《漢書·灌夫傳》“士亦以此多之”,顏師古注“猶重之”。此時的王忠嗣還只是“蕭、祎部曲”,則所謂“上亦多元戎”,當是說唐玄宗更加器重“元戎”,而非器重王忠嗣。也就是說,元載所謂“因為右丞相”,是說蕭嵩、李祎輩“因為右丞相”,而非王忠嗣“因為右丞相”;之所以說“上亦多元戎”,則是因為蕭嵩等元戎不負玄宗“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的囑托,在很好地看顧王忠嗣的同時,也讓王忠嗣得到了有效鍛煉,獲取了戰功。

如此,元載在碑文中并非“侈言其得右丞相”,而是“侈言”蕭嵩晉為右丞相、中書令等與看顧王忠嗣有直接關系。

六“佐戎關隴,分鎮河湟”——王忠嗣第二次立功河西

《王忠嗣碑》載:“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溯西海。摐雷鼓,勇士厲,指蹴振耀,傍徨塞裔。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王鳴盛謂此段“束上啟下”“皆過峽語,前數句是結束上文,后四句是起下文。‘佐戎關隴’即指從蕭嵩事,‘分鎮河湟’即指杜希望薦追赴河西事,‘拔新城’……正追赴河西時事”。

細繹碑文,此段實際上非“過峽語”,亦非“束上起下”。王忠嗣在蕭嵩帳前聽用三年,學習了知識與本領,蕭嵩入京之前,王忠嗣終于得到一次實戰機會并取得郁標川之戰的勝利。隨之“幕府上功,貳師奏狀。上益嘆息,詔令凱旋。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自茲厥后,恒當重任”。其下所羅列“趙承先之敗于怒皆”“杜希望之輯鹽泉”“信安王之臨遼碣”等事,皆為“恒當重任”之例證,與“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并無直接關系。同時,“從事蕭嵩事”在此前已經有詳細的敘述,且乃“自茲厥后,恒當重任”的原因,從行文簡約上來看,亦不必再重復。

實際上,此段當是另起一段,言“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詔追忠嗣赴河西”事。《舊唐書·王忠嗣傳》謂杜希望任河西節度使并召王忠嗣赴任河西,河西或為隴右之訛。孫逖《授杜希望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制》中謂杜希望時任“持節都督鄯州諸軍事、兼鄯州刺史、隴右節度副使、仍知經略支度營田等留后事”,《舊唐書·玄宗紀》稱“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羅城”,《唐會要》載“威戎軍,置在鄯州界,開元二十六年五月,杜希望收吐蕃新城,置此軍”,結合碑中“佐戎關隴”之語,則可知《舊唐書·王忠嗣傳》中“河西節度使杜希望”的表述有誤,當是隴右節度使,則王忠嗣詔赴亦是隴右。

王忠嗣在杜希望帳下,第一年“拔新城,走莽布”,第二年“開九曲,奪三橋”,接連取得重大勝利,這也是杜希望由“太仆少卿同正員”晉為“鴻臚卿”的重要原因。《舊唐書·王忠嗣傳》正是在敘述王忠嗣從杜希望“拔新城”后,謂其“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云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為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這也正是《王忠嗣碑》中所言“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的具體經過,二者恰可以互相參證。此后,《王忠嗣碑》復以大量筆墨,著力刻畫王忠嗣兼領朔方節度、河東節度時的諸多戰績,為其調任河西、隴右張本。

王忠嗣隨杜希望“佐戎關隴,分鎮河湟”,這是其第二次立功河西。第一次隨蕭嵩入河西,三年后攜郁標川大勝的戰功入朝,“自茲厥后,恒當重任”,“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此亦《王忠嗣碑》所謂“開元之末,擁旄汾代”。《舊唐書》所載“河西討擊副使”,當為“河東討擊副使”之誤,王忠嗣既然兼任代州都督,則其當在河東節度任職,而非河西節度。

結語

王忠嗣去世十七年后,其女婿元載為其撰寫神道碑,用文學的手法敘述了其短暫而輝煌的一生。限于體例、身份等約束,碑文中自然不乏溢美之詞。然細繹碑文,元載亦不乏“實錄”傳統,不虛美,不隱惡,真實再現了開元、天寶年間關乎唐蕃關系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為全面研究唐蕃關系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深入整理、研究該碑文,將進一步豐富完善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史料體系。

【作者簡介】嚴寅春(1976- ),男,山西洪洞人,現為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古代邊疆文獻整理與研究。

【文章來源】《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4期。閱讀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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