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藏歷鐵猴年(1680)由五世達賴喇嘛頒發的《門隅、珞渝文書》,是研究清朝邊疆治理制度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南部邊疆治理實踐的重要文獻。本文以文獻學方法為基礎,通過對文書結構的分析以及關鍵藏漢術語的考釋,重點對該文書所載戶籍、稅役與烏拉三項基本制度進行考論。文章認為,上述三項制度構成有機治理體系:即以戶籍制為社會統合基礎,以稅役制為資源汲取手段,以烏拉制為人員與物資流動提供保障。該體系體現了格魯派政教合一政權通過“編戶齊民”式整合,并借助宗教權威將其合法化、制度化的治理邏輯。不僅為理解古代中國邊疆治理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提供了關鍵個案,亦以原始檔案印證了該地區歷史上隸屬于中國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客觀事實,為明確中國對該地區的固有主權提供了文本與法理依據。
【關鍵詞 】五世達賴喇嘛;門隅文書;邊疆治理;西藏地方政府;政教合一
引言
17世紀中葉,西藏地方與不丹圍繞門隅地區的歸屬問題,曾發生多次軍事沖突。為鞏固對該地區的有效控制并維持穩定局勢,五世達賴喇嘛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藏歷鐵猴年特向門隅頒發了《門隅、珞渝文書》(以下簡稱《文書》)。該文書雖篇幅較短,但內容豐富,全篇結構清晰,大致可分為三個核心部分:首先,追溯格魯派在門隅的傳播歷程及西藏地方政府對該地的經營歷史;其次著重論述了西藏地方政府與不丹圍繞門隅地區進行的爭奪;最后則詳細闡述了西藏地方政府在門隅實施的具體治理措施,特別是其中所記載的戶籍、稅役與烏拉等內容,為門隅邊疆地區話語體系構建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史料。五世達賴喇嘛時期(1617-1682),西藏地方政府在鞏固地方治理的同時,亦積極經由“漢藏金橋”通道鞏固與清廷的關系,并大力向周邊區域拓展其政教影響力。其中,對南方門隅地區的管理,是構建其完整統治秩序、應對來自“南方野蠻之師施以惡行,破壞東部門巴之福祉”威脅的重要一環,此“南方野蠻之師”即指不丹。這份《文書》不僅是西藏地方政府治理門隅的行政法令,也是17世紀西藏地方政府與不丹之間長期沖突與戰略博弈的直接反映,其文本本身更是“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的代表性物證”在地方層面的具體體現。
以往學界對《文書》涉及西藏邊疆治理的研究,多側重于其歷史背景與翻譯,而對于其內在的制度結構、術語考釋與體系化運作邏輯的專門性研究等方面仍有探討空間。由此,本文將對文書所載戶籍、稅役與烏拉等進行解析,審視其作為“法諭”的程式與權威建構;進而對文書中“戶籍”“敬神糧”“烏拉”等關鍵術語進行藏漢對勘與語義考釋;最后將文書條目置于17世紀西藏政教合一體制向南部邊疆擴張的特定歷史語境中予以還原解讀,以期實證性地揭示其制度體系的內在邏輯,從而深化對清代統一多民族國家治理實踐復雜性的理解。
一、文書文本的治理合法性建構
《文書》作為一手史料,其核心價值在于未經后世轉述或詮釋,保留了歷史事件的原貌,能夠提供歷史現場感?!段臅凡⒎呛唵蔚男姓?,而是一份經過精密文本建構,旨在確立其合法性的法令。
這個合法性建構首先始于清政府統一多民族國家體系和地方政府政教合一的權威宣示?!笆┲鞣ㄖ髦睢保????????????????????????????????????????????????)與“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眾生一統釋教不變持金剛達賴喇嘛之印”(???????????????????????????????????????????????????????????????????????????????????????????????????????????????????????????)的程式化表述,實現了世俗權力與宗教神權的完美融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末達賴喇嘛的封號及鈐用的金印,直接源自清順治帝的正式冊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文書中所用的藏文音譯,正是順治帝所賜封號的藏文轉寫,而文末鈐用的也正是清朝所賜金印印章。這使得五世達賴喇嘛成為這一時期連接“漢藏金橋”、溝通中央與邊疆的關鍵人物。該文書可被視為“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的代表性物證”在邊疆地區的具體體現。在清朝初期,達賴喇嘛確實擁有向蒙藏首領頒賜封號和印章的權力,以此轉化和抬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文書正是這一權力的具體行使。世俗與神圣、地方認可與中央敕封的多重權威在此疊加,為下文所述戶籍、稅役、烏拉等具體治理政策的推行賦予了合法性與強制性。
其次,《文書》的核心效力還源于空間敘事。該文書所涉地域極為遼闊,總括西藏地方大小區域,?????????????????????????? ???????????????????????? ?????????? ???? ????????????????????????????????????????????? ??????? ?????????? ????????????? ???????????????????????????????????????????????????????????(印度圣地,南方門隅東西上下各地,珞巴之喀噶、喀那、喀查等陽光普照之下)的所有僧俗部眾。其具體的指令對象,則系統地涵括了地方行政官員“宗堆”( ??????????)、稅務“執事”( ?????????????)、“文武官員”( ?????????????????)等”,通過對管轄地域的界定將門隅置于西藏之下的表述,并非單純的地理描述,而是一種政治性的空間宣稱,從宇宙觀和法理層面將邊疆地域“自然化”地納入其治權疆域之內。基于自上而下的空間界定,繼承了“吐蕃王統書寫”傳統中的政治智慧,其目的在于預先排除所有對管轄合法性的質疑,為后續具體治理措施預設了法理前提。
由此可見,《文書》通過“西藏地方的政治空間敘事與清朝統一政權下的“政教合一”地方治理模式的權威宣示,構建起完整的合法性治理話語體系。這一體系中清朝中央對達賴喇嘛的冊封與授權,扮演著邊疆治理制度的確定者角色,西藏地方政府是經中央授權在地方層面的具體執行者。該法理前提不僅為西藏地方政府在門隅的統治奠定了基礎,更為后續戶籍調查、稅役征發與烏拉派送等具體治理措施,預設了執行權威與神圣義務?;谶@一合法性治理體系建構,兼具強制性與教化性的邊疆治理體系才得以有效展開。
二、文書所見戶籍制度之建立及其統合功能考析
西藏地方政府通過頒發《文書》,實施清查戶籍、征收賦稅、支派烏拉等系列舉措,對門隅地區進行了有效治理,是西藏地方政府對門隅地區具有管轄權的集中展現?!段臅访鞔_記載“施主法主的命令在門地實施之時”,此句明確了以五世達賴喇嘛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對門隅地區的管轄權。同時記載“所有新舊寺廟之母寺、子寺,寺廟莊園,牧場”以及所提及的各項資源,證明其管理和征收都是根據清晰的對象名錄與組織體系,即戶籍制度所確立的。沒有戶籍,所謂的“每戶”征收便無從談起。一份1860年經攝政批準的官方檔案詳細載明門隅各地向宗政府支差納稅的戶數,例如夏爾錯299戶、色如244戶、拉烏165戶等,并明確記錄了免征情況。這些記錄清晰地表明,此時建立的戶籍制度主要功能便是財政管理與稅役征發,是后續一切經濟措施的“清冊”依據,與后世《水羊清冊》的編撰目的一脈相承。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戶籍制度發揮著根本性的社會統合功能。文書后續多次強調“凡法令所及之每戶”,此“戶”即戶籍制度確立的基本管理單元。通過對“東起馬果(???????)、亭邦(?????????),西至古日(??????)以內,冬桑(????????)以上”地域內人口的系統登記,原本歸屬模糊的邊疆部眾被有效地識別、編入冊籍,實現了從“化外之民”向“編戶齊民”的身份轉變。該行政過程標志著國家制度體系對邊疆社會肌體的成功滲透,并為后續“敬神糧”的征收與運輸烏拉的派發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對象名冊與組織基礎。
《文書》對戶籍制度與具體治理措施的直接關聯。在建立戶籍的基礎上明確了“向凡法令所及之每戶征集基于信仰而交納之敬神糧”(???????????????????????????????????????????????????????????????????????????????)的稅制標準,同時也規定了“在錯那以下支派基于信仰之運輸烏拉”(????????????????????????????????????????????????????????)的徭役制度。將戶籍作為賦役征派基準的制度設計,能夠充分體現“????”(賦稅)這一術語的本義,也為后世利用《水羊清冊》等檔案進行歷史人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淵源。通過戶籍制度的建立,西藏地方政府成功地將門隅地區居民納入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為鞏固對門隅地區的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礎。
通過以上考析可發現,戶籍制度的建立,不僅完成了對門隅地區人口的初步統合,更為重要的是,為后續稅役征發提供了清晰的課稅單位,也為烏拉差役派發確立了基本的名冊依據。正是以此為根基,一套清朝統一治理下的邊疆制度體系在門隅地區推行建立。
三、文書所見稅役制度之構成與運作實態辨析
五世達賴喇嘛于鐵猴年頒賜《文書》是歷史上中國西藏地方政府對門隅地區行使有效管轄權的關鍵歷史證據。通過對《文書》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清朝時期,西藏地方政府在門隅戶籍制度的基礎上,又構建起一套特色鮮明的稅役體系。
《文書》通過對梅熱喇嘛洛追嘉措與錯那定本南卡周在門隅地區的治理功績進行嘉獎,同時,五世達賴喇嘛鈐用清順治帝所賜金印,正式授予他們更高階的職權。根據敕令,二人除繼續管轄達旺寺、香曲卻朗尼姑庵等原有寺屬莊園(?????????)外,同時獲準統轄錯那以下諸寺,并取得征收僧稅及向所有藏戶征收糧稅等新增治理權限。文書中記載“出于信仰而交納之糧”即“敬神糧”(?????????),是稅役制度的核心,而“為生、死諸儀軌而供奉之財富、土地”則代表了與寺廟相關的其他宗教性收入,這兩者共同構成了西藏地方政府在門隅地方征收賦稅的主體。其術語構成與制度內涵值得考析。西藏地方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形成了完整的稅種體系,常用詞有“賦稅”(???),文書明確規定“向凡法令所及之每戶征集基于信仰而交納之敬神糧夏秋各約十哲”。該術語巧妙地運用宗教話語將實質上的強制賦稅(“夏秋各十哲”的固定征收)包裝為信仰奉獻,既體現了政教合一的治理特色,又確保了財政收入的穩定性。此種將宗教權威與稅收權力相結合的制度設計,是宗教介入行政體制下常態化汲取經濟資源的典型,也與達旺寺和錯那宗長期監管的地方稅收體系一脈相承,有力證明了中央政府對門隅地區的主權管轄。
該稅役體系的多層次建構,使《文書》展現的稅役制度呈現出明顯的結構化特征:一是宗教性收入,“可收取為生者、死者做善事而給該地僧侶之布施”(????????????????????????????????????????????????????????????????),雖以宗教自愿為名,但因文書的明文規定而成為一種制度化的補充財源,能夠體現宗教活動與財政體系的深度融合。二是特殊性賦稅,“除了為佛法、世俗之尊嚴而由宗政府征收的特殊賦稅”,該規定凸顯出掌權者超越常規的經濟特權,在特定情況下行使的特別征稅權。三是稅收豁免特權,“所有地方大小寺院均無額外之稅收、烏拉及兵役”,這一豁免政策在減輕寺院差役負擔的同時,鞏固了政教合一聯盟的經濟基礎,同時也強化了格魯派寺院在西藏邊疆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文書》記載并明確規定稅役征管“由當地掌管格魯派政教事務之宗堆、從此處派出之政府代理人(??????)以及梅熱喇嘛洛追嘉措等共同執行”,形成由地方行政、派出政府代理人與宗教領袖三方協同的管理模式。該模式一方面能夠確保政策的有效執行,另一方面能夠體現邊疆地區特有的權力配置格局。
從上述可知,文書所構建的以“敬神糧”為核心、兼具系統性的稅役制度,是西藏地方政府實現邊疆資源汲取的關鍵手段。該制度不僅以戶籍體系確立的“戶”為基本征收單位,其征繳的實物與資金,更為維持包括烏拉系統在內的整個治理體系的運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由此,稅役制度成為連接人口統合與物理控制的核心樞紐,是邊疆治理體系得以持續運作的重要資源。
四、文書所見烏拉制度之形態與控制邏輯探析
1653年受清朝冊封后,五世達賴喇嘛通過沒收、重新分配敵對勢力的土地與農奴,構建了由寺廟、貴族和政府共同擁有的莊園體系,從而確立了格魯派政教合一統治的經濟基礎。烏拉制度作為西藏舊有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制度,其本質是較貨幣稅賦更深層的人身支配機制。從詞源學與制度史角度考察,“烏拉”一詞藏語本意為“徭役”或“差役”,其制度內核根植于封建農奴制下的人身依附關系,表現為政權對民眾體力勞動與運輸服務的強制性征用。
《文書》中所記載“在錯那以下支派基于信仰之運輸烏拉”,表明烏拉征派的話語建構策略。同時記載“自愿承擔之運輸烏拉”是烏拉制度在文書中的最終表述。以“自愿”之名,統治者通過將實質上的身體奴役與物資征調,解讀為一種基于宗教信仰的“自愿奉獻”,賦予其道德正當性與神圣義務,從而達到其合法性。這種“信仰賦役”的話語機制,有效消解了被征用者的抵抗意愿,強化了政教合一體制下的服從邏輯。與貨幣稅相比,烏拉制度體現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基于人身依附關系的控制邏輯??计湓~源與歷史,烏拉本質上是源于人身依附關系的強制性勞役與服務。
烏拉制度的價值在于其實現治理的物理性控制功能。正如文書所言“有利于我方之設哨、駐軍等事,今后亦然”,烏拉系統是維持邊疆哨站運轉、保障軍政信息傳遞、實施軍事動員的物理生命線。與可儲存的稅糧不同,烏拉征用直接支配了民戶的勞動時間與身體活動,成為政權力量在邊疆地域空間中最具象、最持續的展現形式,構成了治理體系運行的物理基礎。同時,烏拉制度不僅是一種經濟手段,也是一種空間控制技術。通過強制性的勞役征發,建立了中心與邊疆的直接物理連接,使得遙遠的邊疆地區被納入地方政府直接治理網絡之中。這種通過人身控制實現空間整合的制度設計,體現了在清中央政府授權下西藏地方政府特色鮮明的治理模式。
正因烏拉制度在邊疆控制中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在后來英國殖民勢力及印度企圖蠶食該地區時,西藏地方政府堅決維護核心權益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堅持對烏拉制度的控制權。
正如以上所述,文書中所見的烏拉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基于信仰話語包裝的人身支配與空間控制邏輯。它依賴于戶籍制度所提供的名冊征發役力,所匯聚的物資又成為這一制度持續運轉的后勤支撐。作為治理體系的“物理生命線”,烏拉制度將法律文本上的管轄權,轉化為對邊疆地域與人口的實質性控制,最終使抽象的治理權威具象化。
五、綜論戶籍稅役與烏拉三者的制度耦合與治理邏輯
綜觀《文書》所載,戶籍、稅役與烏拉三者并非孤立并行的制度單元,而是共同構成了一套環環相扣、功能互補的邊疆治理體系。其內在邏輯,即以戶籍制度為統攝根基,通過“建立戶籍”確定治理對象與范圍,實現對人口的系統掌握與社會統合;以稅役制度為核心手段,通過征收“敬神糧”等稅項解決“征什么”的資源汲取問題,為政權運行提供經濟支撐;以烏拉制度為人身控制保障,通過支派“基于信仰之運輸烏拉”明確“如何服務”的徭役形式,實現對勞動力與烏拉的直接支配。戶籍是稅役與烏拉實施的前提,稅役與烏拉則是戶籍功能的具體實現。三者相互依存,共同編織了一張覆蓋經濟資源、人身活動與社會組織的全方位管控網絡,體現了格魯派政教合一體制下邊疆區域的治理邏輯。通過宗教與行政復合話語,將基于戶籍的人身控制(烏拉)和經濟汲取(稅役)完美地合法化、神圣化,文書通篇將宗教話語,如“格魯教法之信徒”(?????????????????????????????????????)、“福田施主”(????????????????????)、“今生來世”與行政手段,如“法令”“印章”“宗堆”“特殊賦稅”等無縫銜接,其治理邏輯并非單純的軍事征服或強制管轄,而是一種以“教化”包裝“控制”、以“懷柔”輔助“威懾”的邏輯。通過將世俗的賦稅與徭役義務,轉化為基于宗教信仰的“功德”奉獻,一方面降低了治理成本,減少了制度執行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是西藏地方政府政教合一性質的集中展現,是西藏地方政府在這一區域行使有效治理的有力證據。
該治理制度體系的形成與運作,亦需置于清代統一多民族多元共同體秩序構建的背景下來理解。文書鈐用清順治帝所賜金印,表明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地方的行事權威系由清朝中央授予的合法性。因此,對門隅的治理實踐,既是西藏地方政權的邊疆治理實踐,亦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治理框架下,具有地域與時代特色的“因俗而治”模式在門隅地區的推行。其歷史意義在于,以制度化的方式,長期、有效地維系了中央政權通過西藏地方政府對門隅地區的主權管轄,并為后世應對英印擴張、維護領土完整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與法理依據。
結論
本文對《文書》進行文獻學考釋與分析,聚焦其所載戶籍、稅役與烏拉制度等涉及邊疆治理體系的內容。研究表明,上述三項制度是以戶籍為統合基礎、稅役為資源汲取手段、烏拉為人身控制方式,互為銜接,形成協同治理閉環。能夠反映17世紀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在邊疆治理中的制度設計和執行層面的成熟度。同時,文章從微觀個案闡釋西藏政教合一體制在邊疆整合中的運作邏輯。文書所呈現的治理實踐,為理解歷史上各朝代“因俗而治”的邊疆治理傳統提供了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樣本。其在宗教話語中嵌入行政控制,以信仰義務強化人身支配的治理策略,既反映出區域治理智慧,也展現出多民族國家治理模式的多樣性與適應性。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書作為具有明確紀年、完整程式與權威印信的原始文獻,是中央政權通過西藏地方政府對門隅地區實施有效管轄的物證。其所構建的治理體系及其背后的權力話語,為理解該地區系我國固有領土的事實提供了不可辯駁的文本依據,也對當前構建邊疆歷史敘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具有重要的實證價值。
展望未來,可以將《文書》與此后歷代達賴喇嘛時期的治理文獻(如《水羊清冊》)進行歷時性比較,以觀察該制度體系的延續與變遷;亦可將其與清廷在西南邊疆推行的改土歸流等政策進行共時性對照,從而深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治理結構多樣性與統一性的認識。
【作者簡介】拉桑加,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邊疆文獻、社會治理。
【文章來源】《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4期。為閱讀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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