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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覺、白雪 ||雙向賦能: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各民族文化參與的互構邏輯

發布時間:2026-09-06 14:58:42 | 來源:青覺、白雪 ||雙向賦能: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各民族文化參與的互構邏輯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摘要】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需回應“如何讓文化服務真正走進各族群眾心里”的時代命題。本文認為,這一體系應構建三重文化空間:人人能參與的可及性空間,讓群眾唱主角的主體性空間,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公共性空間。而各民族文化參與其中并非被動填充服務體系,而是通過反向治理,推動服務內容從“送文化”轉向“種文化”,組織模式從“管文化”轉向“一起干”,價值目標從“做服務”轉向“聚人心”。要實現二者深度結合,需消解三對核心張力:通過制度共生化解制度剛性與文化柔性的矛盾,通過空間共生融合物理場所與精神家園,通過活動與人才共生平衡文化持有與共享。這一結合的本質是邊疆治理從“地理空間”邁向“文化共同體”的實踐路徑,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各民族文化參與;邊疆治理;文化建設

當前邊疆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面臨著一個鮮明的時代命題:如何讓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務真正走進各族群眾的心里?這不只是設施建不建、活動辦不辦的問題,更是人心怎么凝聚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以下簡稱《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二條明確指出:“公共文化服務,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以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設施、文化產品、文化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服務。”第八條強調:“國家扶助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衡協調發展。”這里進一步明確了邊疆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特殊組成部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指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是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任務。”這一重要指示,既明確了公共文化服務在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向更廣空間和更深層次發展的任務更加明確。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中,國家明確提出支持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邊疆地區一個都不能少,并且要將邊疆地區放在重要位置。

邊疆不僅是客體性的存在,也是基于國家治理實踐、經濟交往、民族交融、文化交流、日常生活等社會過程被持續建構的產物。厘清各民族文化參與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邏輯,不僅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提質增效,更為我們進一步探尋其與文化建設深度結合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展現邊疆治理的新時代探索。以各民族文化參與推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既是對“堅持文化惠民,實施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行動”這一任務的回應,也是推動文化建設與邊疆治理高質量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關鍵一環。

聚焦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各民族文化參與這一命題,需要展開以下探究與思考:應該構建什么樣的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各族群眾才能真正參與進來?反過來,各族群眾的文化參與又會給這套服務體系帶來什么改變?二者的深度結合,在實踐中應該怎么落地?通過系統梳理這些問題,試圖揭示一種“將治理融入文化”的內在邏輯。在這一邏輯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僅僅是一套設施網絡,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臺;民族文化的參與也不只是形式上的活動,而是推動治理效能轉化的關鍵動力。二者的深度結合,為邊疆地區從單純的地理空間發展為文化共同體,提供了可行的實踐路徑。

一、空間何以可能: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三重空間生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全面繁榮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事業,著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讓人民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邊疆地區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既是地理邊界地帶,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帶,更是國家認同的前沿陣地。這里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僅要保障各族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還承擔著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文化安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使命。從空間的角度來看,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實際上是在逐步構建3種相互關聯的文化空間。

(一)便利性參與平臺:構建“人人能參與”的可及性空間

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首先要解決一個基礎問題:各族群眾能不能方便地享受到文化服務?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但在邊疆地區卻面臨著現實的挑戰。邊疆地域遼闊、地形復雜,很多地方交通不便,再加上語言文化的差異,如果沒有專門的制度設計和設施保障,文化服務很容易停留在“有政策、沒落地”的狀態。因此,構建一個“人人能參與”的可及性空間,是第一步。

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首要在于堅持正確導向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搭建便利的參與平臺,確保各民族文化參與的主體性。從實踐邏輯上看,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只有先搭建參與平臺,各民族文化才能參與到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根據邊疆地區地域廣袤、地形復雜、多民族聚居等特殊實際,國家著力構建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重點解決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及內容有沒有、到不到、懂不懂等基礎性問題,為各民族創造參與公共文化生活的空間。

參與平臺的建設主要依賴以下核心要素:

第一,指導原則要素。這是公平參與的價值基石。《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四條明確規定,公共文化服務應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進行建設。所謂公益性,就是文化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保障文化民生為根本目標。所謂基本性,就是保障各族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謂均等性,就是無論住在城市還是邊境村寨,無論人口多少,都能享受到大致均等的文化服務。所謂便利性,就是要針對邊疆地形復雜的特點,通過流動文化車、數字文化服務等方式,消除參與門檻。這4條原則,構成了各民族文化參與的價值遵循和制度保障。

第二,設施網絡要素。這是各民族文化參與得以實現的空間載體。在邊疆地區,設施網絡具有三重特殊面向:一是通過《貧困地區民族自治縣、邊境縣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覆蓋工程方案》等,實現邊境行政村文化設施的基本覆蓋,保障公共文化服務中“有沒有”的問題;二是通過圖書館民族文字專區、少數民族語言頻道等雙語化設計,發揮“翻譯”功能,解決“懂不懂”的問題;三是通過“邊疆萬里數字文化長廊”“國門書屋”等邊疆特色文化陣地,使文化服務抵達最偏遠的邊境村寨,延伸“到不到”的問題。以上三層次層層遞進,共同構建了一個覆蓋廣泛、渠道多樣的設施網絡。

第三,資金保障要素。這是持續參與的支撐力量。資金保障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正常運轉的血液。邊疆地區資金保障具有下述特征:一是轉移支付向邊疆傾斜,中央財政給予重點支持;二是地方配套有優惠政策,減輕邊疆地區的財政壓力;三是專項資金持續投入,確保文化項目能夠長期運行。這些機制消除了各族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資金成本,確保所有人無論貧富,都能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務。

(二)展演與生產平臺:構建“讓群眾唱主角”的主體性空間

如果說參與平臺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那么展演與生產平臺回答的則是“做什么”的問題。如果公共文化服務只是讓群眾當觀眾、當聽眾,那還遠遠不夠。真正的文化參與,是讓各族群眾從臺下走到臺上,從被動接受者變成主動創造者。構建這樣一個“讓群眾唱主角”的主體性空間,是第二步。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既是國家和政府的主體責任,也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始終堅持文化建設著眼于人、落腳于人”。邊疆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自然與邊疆各民族密切相聯。以各民族文化參與推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構建展演與生產平臺,激活各民族文化的活力,進而不斷推進邊疆地區各民族的公共文化生活從被動到主動的轉化。

展演與生產平臺的建設,依賴以下兩個核心要素:

第一,產品供給要素。這是文化表達的內容資源。產品供給回答的是“提供什么文化”的問題。在邊疆地區,產品供給要素承載著雙重使命,既要保障基本文化權益,又要為各民族文化表達提供平臺。《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四十條規定:“國家加強民族語言文字文化產品的供給,加強優秀公共文化產品的民族語言文字譯制及其在民族地區的傳播,鼓勵和扶助民族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支持開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進一步強調:“在民族地區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民族語言文字‘雙語’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鼓勵和扶持民族文化產品創作生產。”這些規定意味著,文化產品供給不僅要“送文化”,更要“種文化”,讓各族群眾的文化創造得到展示的機會。

第二,人才隊伍要素。這是文化生產的活力源泉。人才隊伍是激活各民族文化參與積極性的關鍵。《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按照公共文化設施的功能、任務和服務人口規模,合理設置公共文化服務崗位,配備相應專業人員。”邊疆地區人才隊伍具有三重構成:一是專業文化工作者的選派與培養,國家實施“三區”文化人才支持計劃文化工作者專項,支持“三區”文化人才隊伍建設;二是基層文化隊伍的內生培育,如內蒙古烏蘭牧騎模式,成員大量來自本地,所創作品融合了民族文化元素;三是各民族群眾的主動參與,相比于外因,內因才是更根本、更具決定性的力量。這三部分人相互補充、相互帶動,共同激活了邊疆公共文化服務的“主體性空間”。

(三)對話與認同平臺:構建“讓文化交得融”的公共性空間

“可及性空間”解決了參與的可能性問題,“主體性空間”激發了參與的積極性,但二者還停留在“各自參與”的層面。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更高目標,是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同時,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與交融,讓大家在參與中增進理解、凝聚共識。這就需要構建“讓文化交得融”的公共性空間。《“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要求“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宗旨,以培育‘五個認同’為目標,著眼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創新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是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有利于促進文化認同,增強文化自信,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與紐帶。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塑造認同與對話平臺,正回應了邊疆地區各民族文化參與的現實訴求,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簡言之,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通過促成各民族文化的對話和共享,將各民族有序納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敘事之中。

對話與認同平臺的建設要素核心在于體制機制要素,這是對話與認同的制度保障。體制機制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高效運行的制度框架,也是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增進認同的制度保障。在邊疆地區,體制機制要素包括下述層面:第一,綜合協調機制。《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六條規定:“國務院建立公共文化服務綜合協調機制,指導、協調、推動全國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由此,在邊疆地區,這一機制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壘,使宣傳、文旅、民委、廣電等各部門形成合力,協同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工作。第二,社會參與機制。“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是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模式。在邊疆地區,社會參與機制鼓勵各民族群眾參與文化治理,在參與中增進認同。第三,對話交流平臺。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對話與認同平臺,既將各民族文化放在彼此平等對話和彼此認同的平臺上,又借助這一平臺使得各民族文化參與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在這一過程中,各民族從文化的持有者轉變成了共同體的建設者,并且在尊重多元中筑牢一體,在擴大參與中深化認同,從而為實現邊疆地區長治久安與文化建設高質量發展,奠定廣泛、深厚的社會與文化基礎。第四,中華文化的有機融入。如何將中華文化融入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對話直面的是最真實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例如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通過組織“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校園、進社區”等活動,有意識地將各民族文化置于一個更大的、國家層面的中華文化對話平臺中。與此同時,國家通過“文化進萬家”“戲曲進鄉村”等文化惠民工程,將優質文化資源系統性下沉至邊疆地區,使邊疆各族群眾在共享國家文化發展成果中深化對中華文化的參與和認同。這種國家文化的“向下扎根”與民族文化的“向上匯聚”,共同構筑了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中華文化有機融入的實踐路徑。在邊疆地區,各民族享有公共文化空間和公共文化服務,這為不同民族成員提供了低成本、日常化的交往機會,使文化差異轉化為可體驗、可交流的具體文化實踐,從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二、參與何以賦能:各民族文化參與的反向治理邏輯

如果說第一部分是從服務體系建設的視角看它如何容納各民族文化參與,那么這一部分就要反過來看:各民族文化參與之后,會給這套服務體系帶來什么改變?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各民族文化參與不是被動地填充服務體系,而是通過實實在在的文化實踐,持續地檢驗、調適、豐富著服務體系的內容、形態與目標。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多元主體包括政府、居民、社會組織及企業。各民族是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多元主體之一,因此這就變成了一個涉及主體與國家雙向構建和動態適應的問題。各民族文化參與,并非被動填充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而是通過其主體性實踐,持續地檢驗、調適、豐富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內容、形態與目標。這本質上是一種“反向治理”——來自民間的文化力量,以潤物無聲的方式重塑著國家主導的公共文化服務格局。這種促進作用,體現在以下方面的深刻轉變。

(一)內容維度:從“送文化”到“種文化”的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放在第一位,同時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發揮作用。”“人民是文藝之母,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以各民族文化參與促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就是提供各民族文化到公共文化服務中去的必要條件。

在探討各民族文化參與促進邊境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時,之所以先從內容維度切入,是因為各民族的文化參與能夠為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注入源頭活水般的、鮮活的地方性知識和文化內容。若沒有各民族文化參與為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供的內容支撐,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大概率無法實現向更廣空間和更高層次的發展,區域之間的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水平的差距也無法更好更快地縮小。各民族文化參與和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之間,構成一種緊密的雙向促進、相互依存的關系。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各民族文化參與促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有著幾個方面的表現和具體路徑。其一,以日常實踐定義內容供給。各民族成員本身在自己的生活場域中便一直進行著各民族的民俗節慶活動、非遺傳承、歌舞體育聚會等,這些本身就是最鮮活、真實的文化參與。例如,傣族的潑水節、藏族的鍋莊舞等都是各民族自發的生活經驗。這些民間自發的活動,其自身本就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文化感召力,天然地構成了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礎性內容供給。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要真正做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就無法避開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參與。因此,各民族的日常實踐使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轉向對各民族文化內容的吸收。其二,以民族文化豐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資源體系。民族傳統節慶、傳統體育項目、服飾等民族文化都是參與過程中的地方性知識。當這些知識通過各民族文化參與進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時,其便從各民族的文化記憶轉化為供公共共有的文化資源庫,這直接改變了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文化資源的構成。各民族文化參與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邊疆地區的本土化程度,推動了公共文化服務對民族文化數據庫、非遺數據庫等項目的建立與發展。其三,各民族文化參與帶動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的改革創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各民族文化參與體現了“誰來創新創造”“用什么創新創造”,以創新謀發展推動形成開放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各民族文化參與會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例如云南楚雄的彝族刺繡技藝創新性地融入了現代時裝設計語言,使彝繡登上2025中國國際時裝周并斬獲“年度時尚非遺創新獎”;新疆姑娘用艾德萊斯制作馬面裙,將民族風情與中華文化之美創新結合。這些充滿能動性的文化參與使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轉向更加開放,推動文化服務的供給方式更加多元,促進供給側從“我認為你需要什么”的包辦思維,轉向“我們共同創造什么”的協作思維。

(二)組織維度:從“管文化”到“一起干”的轉變

各民族文化參與在促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沖擊并重構其體系的組織架構和運作邏輯,推動其從垂直、較為封閉的行政單元向扁平、開放的社會網絡轉型。這就意味著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組織模式被各民族文化參與深度改造,實現邊疆文化治理的轉型。具體來說,各民族文化參與催生了大量民間文化團體,這些團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國家與社會的協作能力。國家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這些民間團體提供文化參與的空間、經費、宣傳等,使其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機組成部分。其骨干成員深度介入公共文化服務中,促使邊疆地區形成了政府協調保障、社會力量主導內容的合作生產模式。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生產邏輯便從內部指令驅動,轉變為多方協商驅動。

多方主體的持續合作,在實踐中構建了一個動態的協作網絡。政府部門、民間文化團體、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志愿者等不同節點圍繞具體文化項目頻繁互動、交換資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功能也隨之從“主辦方”演進為這一網絡的“平臺方”。這種網絡結構提升了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韌性。各民族文化的參與改變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組織形態與運行方式,其建設成果,不僅體現在基礎設施覆蓋上,更體現在成功將自身轉變為一個能夠有效吸納、協同并賦能社會力量,從而實現更高效、更靈活、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文化服務平臺。

(三)價值維度:從“做服務”到“聚人心”的轉變

在價值目標維度,各民族文化參與的深遠意義在于通過具體的、集體的文化實踐,不斷向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根本目的前進,并將抽象的國家戰略目標轉化為可體驗、可感知的公共文化服務。各民族不僅是公共文化服務的受益者,更是公共文化服務意義與內容的共同創造者。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角度來看,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邊疆民族地區工作的綱領性主線。各民族文化參與在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深刻影響著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當不同民族的成員在公共文化空間中共舞、共唱、共度節慶活動、分享傳統美食時,他們不是在執行政策,而是在進行具體的交往。這種交往生產出最直接的共同感情。各民族文化參與證明了公共文化空間可以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載體。這些微觀的、日常的交往交流交融,能夠有效增進各民族間的相互尊重和認同,促進民族團結。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所需要的不僅是文化活動,更是各民族間的團結和諧。如此,各民族文化參與可不斷強化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發展目標。

從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來看,“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不止于基礎設施的完善,更在于能否有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進團結互助、推動各民族文化共創共享。各民族文化參與對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的促進,通過不斷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從“服務主導”轉向“價值共創”,從而使其不斷符合高質量發展的標準。各民族文化參與的內生性創造活力促使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思考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高質量發展正是在不斷回應、吸納和引導各民族文化參與的過程中實現的。

從邊疆治理的視角出發,各民族文化參與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促進,本質上是將邊疆治理對象轉化為治理資源的過程。通過鞏固治理的合法性、優化治理的主體結構、創新治理的作用路徑,全面增強邊疆治理的文化效能。一是鞏固治理的合法性,以文化參與深化國家認同。邊疆地區文化是國家文化的一部分,邊疆地區文化安全的前提和基礎是國家文化安全。邊疆治理的任務之一是確立并鞏固國家主權與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過各民族文化參與,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賦予了各民族文化平等進入國家文化體系的權利,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成為一項人心政治工程,為國家在邊疆的治理奠定深厚的情感與認同基礎。二是優化治理主體結構,構建國家與社會協同治理網絡。邊疆治理過程中存在社會力量不足的困境,而各民族文化參與恰好催生了民族文化組織、非遺團體、群眾文藝團隊和文藝骨干等社會文化力量,這些力量在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平臺上成為邊疆治理的協作者。三是創新治理作用路徑,以文化交融實現社會整合。邊疆治理的核心挑戰之一是如何促進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社會融合,構建互相嵌入的生活環境。強制性的整合往往適得其反,而各民族文化參與提供了柔性的、內生性的路徑。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通過各民族文化參與創造共同的文化體驗和集體記憶,潛移默化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進程中,注重各民族文化參與促進邊疆治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就是通過不斷創新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方式,為邊疆地區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新成果,進而豐富邊疆地區治理體系,推進邊疆地區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以各民族文化參與促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舉措,體現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質增效的具體策略。更深層次看,以各民族文化參與促進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既是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必要補充,更是對邊疆治理和文化建設的有力推進,其實質是借助各民族文化參與,將邊疆地區文化資源、社會與民族關系轉化為文化關系,從而在文化空間中實現對邊疆治理和文化建設的統轄把握,這便是“寓‘治理’之意于‘文化’之中”。

三、共生何以實現:消解張力的實踐路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堅持文化惠民,實施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行動”。在這一過程中,邊疆地區作為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陣地,如何實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各民族文化參與的更深層次結合,是推動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的重要課題。二者深度互嵌的核心,在于消解三對核心張力,進而從制度層面的簡單對接,走向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融合。

(一)制度共生:消解“制度剛性”與“文化柔性”的張力

現階段,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各民族文化參與尚屬于彈性參與,應將其轉化為制度化、穩定化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將各民族文化參與納入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如此便需著力構建以各民族為主體、以文化內容為核心的剛性聯結機制,其核心在于通過穩定的治理結構,保障并激發各民族文化創造的持續性參與,實現制度共生與文化共榮。具體來說,其一,可在邊疆地區設立民族文化“議事會”,其核心職能不僅是程序性協商,更是系統收集、詮釋與整合各民族的文化需求與智慧,確保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從策劃之初就根植于本地的歌舞、節慶、口頭傳統、手工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使各民族文化參與成為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內容的共同創作者。其二,可創新推行文化服務協議制,其重點在于引導和資助民間文化團體、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鄉土藝人等,以各民族特有的藝術形式、符號體系與表達慣例,承接公共文化產品的創作、傳習與展演,將政策資源直接轉化為支撐民族文化內生性傳承與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穩定動力。其三,可建立政策在地化適配機制,其過程本身就需包含對各民族文化價值觀、審美習慣與社會規范的深度調研與尊重,確保出臺的實施細則能有效調動各民族的參與熱情。

這三者共同構成一個“需求表達—內容生產—政策支撐”的機制,議事會確保各民族的文化參與,協議制激活各民族的文化創造力,適配機制則保障外部政策與內部文化生態的協同性。這一機制不僅可以推動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從“為你服務”向“與你共創”轉變,使各民族文化不僅是受保護的對象,更是驅動服務提質增效的活水源泉,從而在制度化的參與中,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根基。

(二)空間共生:消解“物理空間”與“精神家園”的張力

為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邊疆地區的高質量發展,突破傳統服務模式在覆蓋廣度、參與深度與傳播效能上的局限,須將構建激發各民族文化參與的“第三空間”作為關鍵路徑。這一空間共生理念的核心,在于超越物理場所的單一維度,通過精心打造虛實融合、互補共生的文化場域,為各民族文化的活態傳承、創新表達與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可體驗、可創造、可對話的綜合性平臺,拓展公共文化服務智慧應用場景。

從地理空間層面看,將社區文化驛站、鄉村非遺傳習所、邊境文化客廳等節點,改造提升為根植于當地民族文化生態、支持日常性技藝傳習、節慶儀式展演與社區自發文化創造的“活性土壤”,推動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機構發揮各自優勢,使其成為凝聚文化認同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體樞紐。

從數字空間層面看,需系統推動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建設,不僅完成優質資源的數字化保存,更要建設支持跨地域民族藝術家協同創作、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實時互動授藝、各民族用戶基于本民族符號進行數字化藝術再創作的開放式平臺,如3D虛擬文化生態館、VR敘事沉浸體驗等,構建無門檻、高互動、強體驗的線上民族文化共同體。

實體空間與數字平臺并非割裂,而是構成一個相互賦能、循環共生的有機整體。最終,這一虛實共生的文化場域,旨在將文化發展的主導權與創新工具更深層次地交還于各民族主體,推動其角色從被動的服務接受者與文化遺產的被展示者,向文化空間的共建者、文化內容的創造者與文化意義的闡釋者的根本性轉變。這不僅是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的內在要求,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性實踐。

(三)活動與人才共生:消解“文化持有”與“文化共享”的張力

從文化參與到價值共創的轉型,關鍵在于構建文化活動共生的生成性參與機制,引導各族群眾從在活動中看熱鬧的觀賞者,轉變為共同創新創造的深度參與者,在共同實踐與意義生產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公共文化服務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提質增效有賴于一支根植本土、富有活力且可持續的文化人才隊伍。

在活動維度,可以從3條路徑入手。其一,圍繞守土固邊、生態守護、鄰里互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宏大與微觀主題,組織跨民族、跨年齡、跨職業的各民族成員組成邊疆故事小組,通過共同協作,完成紀錄片、社區戲劇、壁畫或公共藝術裝置等作品。這一過程不僅是藝術生產,更是在集體敘事中提升認同的深度對話。其二,推動節慶與品牌活動的創造性轉化與主體性回歸。對傳統民族節慶及地方性活動進行現代化、互動化再造,例如在“村晚”中設立由各族家庭共同策劃的活動環節,在民族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中設計游客與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合作完成手工藝品的體驗工坊,讓邊疆各族群眾從觀眾變為活動主角,使各民族文化參與成為展演主體性與文化生命力的舞臺。其三,積極鼓勵并培訓基層文藝骨干、文化團體、傳承人等,運用短視頻、直播等新媒體形式,進行基于本民族文化元素的自發創作、改編與傳播,并通過線上策展、線下轉化等方式使日常化、數字化的文化表達成為繁榮邊疆地區群眾文藝的文化來源。由此使公共文化活動升華為各民族成員在共同創造中相互理解、彼此欣賞、認同互嵌的生動社會實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持續而深厚的情感動力與意義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公共文化服務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提質增效有賴于一支根植本土、富有活力且可持續的文化人才隊伍。在人才維度,可以從三個方面發力。首先,通過實施青苗等計劃,著眼于文化傳承的可持續性。通過非遺進校園、校本課程開發、小小文化講解員等項目,在邊疆地區青少年心中播種文化認同與傳承意識。同時,通過非遺新青年支持計劃,系統培育一批兼具文化熱愛、現代視野與創新能力的青年骨干,使其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關鍵行動者。其次,著力賦能文化帶頭人,提升現有社區精英的組織力與創造力。對邊疆文藝骨干、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返鄉能人等開展系統性培訓,使其超越個體技藝的傳承,成長為能夠激活邊疆地區本土文化資源的“文化細胞”。再者,創新壯大扎根基層的群眾文藝團隊和文藝骨干,強化專業隊伍的帶動與孵化功能。充分發揮文藝團隊和文藝骨干的綜合優勢,在深入基層服務的同時,將其轉化為流動的培訓站與協作平臺,通過結對輔導、聯合創排、人才共享等方式,帶動和孵化更多本土化、多樣化的民間文藝團隊,形成“專業隊伍引領、群眾團隊主演”的良性生態。這一人才網絡的構建,實質上是將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根基,更深地扎入各民族社會的肌理之中,使文化發展真正擁有不竭的內生動力與廣泛的群眾基礎,為各民族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常態化優質人才與內容供給提供人才支撐。

結語

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各民族文化參與的深度結合,本質上是一場關于“邊界”與“中心”的辯證運動。文化參與打破了“服務”與“被服務”的邊界,讓各民族站到了舞臺中央;制度設計則將這些多元的表達“再中心化”為對中華文化的共同認同。這種“去中心”又“再中心”的動態平衡,正是其生命力與韌性的源泉。

本文從空間的角度出發,揭示了邊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可及性空間”“主體性空間”“公共性空間”的三重邏輯;從反向治理的角度出發,闡釋了各民族文化參與推動服務體系在內容、組織、價值維度上實現深刻轉變的內在機理;從張力消解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制度共生、空間共生、活動與人才共生三位一體的實踐路徑。三重空間的生產為文化參與提供了場域,反向治理的轉向為服務體系注入了活力,張力的消解則為二者深度結合開辟了道路。

當公共文化服務成為各民族“共在”的日常生活方式,邊疆治理便真正實現了潤物無聲的文化深耕。這既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質增效的內在要求,也是從“地理空間”邁向“文化共同體”的實踐路徑,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性探索。當各民族文化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不斷被激活和共享,邊疆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才更加具有韌性和生命力。這既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深層要求,也是提升邊疆治理效能的實踐路徑。

【作者簡介】青覺,石河子大學綠洲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民委石河子大學兵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白雪,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釋從略。若需引用,請查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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