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作為六朝古都的北京,經歷了高僧云集、寺院棋布的歷史發展,特別是自元代藏傳佛教傳入以來,便成為中原地區藏傳佛教的傳播中心,藏傳佛教高僧頻繁往來,藏傳佛教寺院不斷涌現。歷經元、明、清三代發展,北京計有大小藏傳佛教寺院近百座,在與漢傳佛教交流的同時,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文化交流、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趙城金藏·大方便佛報恩經》。金皇統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刻元重修燕京大寶集寺藏本。該刻本于元初傳到西藏薩迦寺,后來在薩迦寺被發現,反映了漢藏佛教經典的交融。
一、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推動了漢藏佛教佛事活動的相互吸納
元朝國策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漢藏佛教在北京發展較快。據《元史·釋老傳》記載,元代北京一年之中藏傳佛教佛事活動主要有30余種。為在此弘揚藏傳佛教,八思巴等人采取了結合漢傳佛教和北京傳統文化的方式宣教弘法。如當時北京著名的藏傳佛教“游皇城”活動以及西鎮國寺舉行的游佛活動,宣政院所轄360余座漢藏佛教寺院僧人均參加,漢藏佛教的佛像、法器、圣物、音樂舞蹈等交織融合于一體,成為一年一度京城百姓以佛教文化為主要內容的重要活動,對于傳播藏傳佛教文化、增進漢藏佛教文化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游皇城的隊伍中還有關羽神像與藏傳佛教的白傘蓋佛像一起互動,體現了漢藏佛教信仰的交流,也為關羽成為藏傳佛教護法神創造了條件。
明永樂時期(1403—1424)藏傳佛教金剛法舞傳入北京。據明代劉若愚《酌中志》記載:當時宮中英華殿、隆德殿、欽安殿都供奉西番佛像,由近侍司掌燈燭香火,萬壽圣節及正旦、中元日于番、漢經廠內懸幡設帳以“做好事”外,還要在隆德殿內“跳步叱”(即“金剛驅魔神舞”或“金剛神舞”,俗稱“打鬼”)。清代雍和宮改廟初期,漢藏佛教僧人共處寺內,其交往交融更為密切。
歷史上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還吸收了漢傳佛教寺院的重要佛事活動如臘八舍粥等。依我國漢傳佛教徒說法,臘月初八為釋迦牟尼佛成道的紀念日。
但藏傳佛教以藏歷或農歷四月十五日為釋迦牟尼佛成道日,稱佛吉祥日,舉行紀念活動。藏傳佛教傳入北京后,北京的藏傳佛教寺院吸收了漢傳佛教過臘八節的傳統,舉行舍粥等活動。歷史上,在臘月初八的早晨,西黃寺、雍和宮等著名藏傳佛教寺院的僧人用事先準備好的大鍋將臘八粥熬好,首先供佛,然后眾僧上殿舉行法會。法會結束后,便開始舍粥。
(二)推動了漢藏佛教寺院建筑的相互交融
藏傳佛教寺院大多采用以主殿為中心來布局整個寺院的模式。主殿通常為措欽大殿(即集會大殿或大經堂)或烏策大殿。與早期的方形主殿相比,后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尤其是從13世紀開始,流行外移轉經道,增建經堂、后室、側室、門庭的做法,從而將措欽大殿發展成為長方形。到15世紀以后,還出現了在主殿左右擴建佛殿的形制。主殿隨著藏傳佛教各個教派的日益壯大,僧人數量的增加,早期以供奉諸佛菩薩為主要目的的措欽大殿逐步演變為僧人學習、集會和供奉諸佛菩薩的重要修習場所。其他佛殿、扎倉、寺院管理機構、僧舍、佛塔和圍墻等建筑以措欽大殿為中心向外擴展。藏傳佛教傳入北京后,隨著漢藏佛教的交融,北京藏傳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制也發生了變化,吸收了漢傳佛教寺院傳統的“伽藍七堂”的布局形式,同時也保留一些藏傳佛教的建筑形式,如薩迦派寺院的角樓建筑等。
(三)推動了漢藏佛教經典的相互融合
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元至元十七年(1280),詔令敕鏤板印造八思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以使天下僧人奉行密宗戒律。忽必烈還曾令僧人翻譯《藥師壇法儀軌》等藏文經典,以弘傳其學。八思巴的著名弟子沙羅巴曾受命居住大慶壽寺,并擔任忽必烈與八思巴之間的翻譯,被忽必烈賜號“大辯廣智”,并命其將藏文佛經譯成漢文經典,所譯經典主要有《彰所知論》《藥師琉璃光王佛本愿功德經念誦儀軌》《佛說金剛陀羅尼經》《大白傘蓋陀羅尼經》《佛說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等。
元代大都能仁寺的創建者必蘭納識里是元朝著名的維吾爾族學者,精通佛教三藏及多種語言。他用蒙古文翻譯了漢文的《楞嚴經》,梵文的《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贊大乘功德經》和藏文的《不思議禪觀經》等,皆行于世。(《元史·釋老傳》)最令人注目的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二十四年(1288)間,元世祖敕令召集漢、藏、畏兀兒等民族大德僧人學士于大都大興教寺對勘漢藏兩種大藏經的異同,完成了漢藏文大藏經總錄的校勘及編修,編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漢藏兩種文字大藏經佛經經目進行勘比研討,首次廓清了兩種文字大藏經間“部帙之有無,卷軸之多寡”,并且了解到彼此文詞廣異而義理修同,將彼此間之“缺”“多”“稍少”“大同”等一一標出,分記于1644部經目后。這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為后世漢藏文大藏經對勘奠定了基礎。
元代大都寶集寺本是漢傳佛教寺院,被元朝政府指定為書寫“藏文大藏經”的場所,寺內有藏傳佛教僧人或精通藏文的高僧書寫藏文經典,因此,該寺成為漢藏佛教共有的寺院。該寺曾保存有著名的《趙城金藏》,被稱為“寶集寺本”。元初寶集寺本《趙城金藏》傳到了西藏薩迦寺,后來在薩迦寺被發現,反映了漢藏佛教經典的交融。
明代漢傳佛教界的譯經活動主要是將重要的藏密經典譯為漢文。參與此項工作的不僅有藏、漢文兼通的漢傳佛教高僧,例如明初高僧智光等,還有漢、藏文兼通的藏傳佛教高僧,如大智法王班丹扎釋等人。如元代八思巴所著《大乘要道密集》等在明初被譯為漢文。班丹扎釋傳記《西天佛子源流錄》、藏傳密乘經典《喜金剛甘露海壇場修習觀儀》《無量壽佛九佛中圍壇場法儀》《大輪金剛手壇場法儀》等也被譯為漢文。北京房山云居寺保存一部分明正統時期的藏文佛經,即是以《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為主的五種藏文佛經,共一千余卷,是明代漢藏地區罕見之藏版印本,頗為珍貴。《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原是西夏仁宗時期(1140—1193年)的佛教譯作。據《宋史·夏國傳》記載,北宋時期古印度僧人赴中原傳法時滯留西夏,按當地規范將梵文佛經先譯為西夏文,再轉譯為藏文、漢文。
清代乾隆七年(1742),在工布查布主持下,在北京將一些藏文經典譯為漢文,主要包括《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等。稍后,阿旺扎什將《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譯成漢文。嘎布楚薩木丹達爾吉將《極樂愿文》等譯成漢文。乾隆年間慈度寺高僧崇梵靜覺國師琢漾珞瓚重新修訂并重刻漢藏對照《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后幾經校改刪補,三刻該經,終于使其“番漢盡皆符合”。
(四)推動了漢藏佛教藝術的相互借鑒和吸收
藏傳佛教傳入北京后,隨著漢藏佛教藝術的交融,不僅佛教造像藝術更加豐富多彩,而且形成了創新的藝術形式,如元代“大都風格”造像、明代“永宣造像”、清代宮廷造像或“紫金琍瑪造像”等,極大推動了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發展。同時,諸如清代“京畫”風格唐卡,被認為是清代北京漢藏佛教繪畫的藝術巔峰,極大豐富了中國佛教繪畫藝術。
(五)推動了漢藏佛教崇拜對象的融合
隨著漢藏佛教文化的互動,一些中原地區的歷史人物也位列藏傳佛教的神尊。例如,清乾隆年間通過雍和宮改廟,藏傳佛教界將三國時期關公納入藏傳佛教護法神系列,改廟后舉行“燒線亭子”活動以祭祀南宋抗金名將岳飛父子。
二、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用
(一)為維護祖國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
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元代的駐京帝師制度、明代的駐京法王制度和清代的駐京呼圖克圖制度等,對在蒙藏地區具有重要影響的高僧活佛封以各種職銜,令其駐錫于北京,聽命于皇帝,服務于朝廷。充分發揮他們在邊疆民族地區的作用,使其出使地方,宣化政策,安撫民眾,消弭紛爭,在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之間發揮著橋梁作用,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為共同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發揮了文化紐帶作用
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動,在推動中華文化發展中發揮了文化紐帶作用。通過漢藏佛教交流,不僅使藏傳佛教文化在北京得到弘揚和發展,也使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建筑、雕塑、繪畫、印刷藝術,以及哲學思想、風俗習慣、宗教音樂和宗教舞蹈等傳入北京,并成為北京文化底蘊和歷史積淀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漢藏高僧等的交流互動,中原地區的文化也通過佛教文化廣泛傳播到蒙藏地區,與蒙藏地區的文化深度融合,在多方面、多領域凝聚和濃縮了多民族文化資源,鞏固和發展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化。
(三)為鞏固和壯大中華民族共同體做出了積極貢獻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然途徑。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也是漢藏佛教與中華文化深入融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從元代以來,作為政治中心,北京成為各族人民矚目和向往的勝地。伴隨著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動,蒙藏地方的政教首領和僧俗群眾頻繁往來于北京和邊疆之間,切實促進了漢、滿、蒙、藏等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友愛,使中華民族意識深入人心,進一步促進邊疆人民與中華各民族血脈相連,水乳交融,鞏固和壯大了自古一家的生動局面。同時,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切實密切了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的政治聯系,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進和鞏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四)為鞏固和推動佛教中國化提供了重要途徑
歷史上,北京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動,為鞏固和推進佛教中國化提供了重要途徑。一方面,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切實推動了中國佛教與我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相適應、相結合,在教義教規、管理制度、禮儀習俗、行為規范等方面更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表現出有別于外來宗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另一方面,漢藏佛教的交融發展,不僅推動了中國佛教各派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而且推動了中國佛教不斷適應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不斷調整和創新,既吸收中原文明,也吸收邊疆文化,與元明清不同的社會時代相適應,支撐了歷史上中國佛教的時代化發展和進步,不斷提升佛教中國化水平。
【作者】李德成,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副總干事、研究員。
【來源】微信號“微言宗教”,原文載于《中國宗教》雜志202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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