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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路上·在西藏】白麗娜:駐藏大臣衙門——清代中央政府在藏主權行使的歷史見證

發布時間:2026-08-24 09:18:37 | 來源:歷史現場——當代藏學研究者的高原行紀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在拉薩大昭寺以北的八廓街北街矗立著一座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是在清代駐藏大臣衙門舊址的基礎上建造起來的一座陳列館。2013年7月1日,該陳列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正式對外開放,是對外宣傳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這一重要觀點的窗口和基地。

2023年11月,我們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及周邊縣鄉圍繞相關課題開展調研時曾前往舊址陳列館參觀。館中藏有大量關于駐藏大臣的藏漢文檔案以及圖片和實物資料,真實還原了駐藏大臣在藏工作和生活的場景,值得關注。

西藏地方自元代納入中央政府統一行政管轄以來,歷代中央政府均采取了有效措施行使主權,而清朝中央政府則主要是通過駐藏大臣及其制度實現對藏治理的。清朝中央政府總結元、明兩朝治藏經驗,結合西藏地方宗教、政治、軍事、經濟等實情創立了駐藏大臣制度,并在雍正五年(1727)至宣統三年(1911)的185年間派出130余位官員赴藏駐扎代行主權,主持西藏地方的行政、軍事和外事工作。駐藏大臣衙門則是駐藏大臣在藏辦公和居住的地方。實際上,歷史上先后出現過4座正式的駐藏大臣衙門,即沖賽康衙門、甘丹康薩衙門、扎什城衙門和梅吉衙門。它們均位于拉薩城內,但只有沖賽康衙門的遺址保存較為完整,因此,“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才選建在“沖賽康衙門”舊址之上。

▲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

一、沖賽康(寵斯崗、通司崗)衙門

沖賽康衙門是駐藏大臣的第一座衙門,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棄用于乾隆十五年(1750)。藏語中,“沖”取市場之意,“賽”取觀賞之意,“康”取店、鋪、館、舍等之意,合起來即為“觀市房”或“直朝市集的房子”之意。它本是西藏地方甘丹頗章政權在八廓街上為五世達賴喇嘛修建的一座供休憩和游玩的場所,因其地處集市之中而得此名。后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和拉藏汗亦曾居住于此。雍正五年,駐藏大臣制度正式建立,這里便被改建為駐藏大臣衙門。乾隆十五年,衙門在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亂事件中被焚毀,并改建為“雙忠祠”。18世紀末,傅清之侄大將軍福康安在率領清軍成功驅逐廓爾喀入侵勢力后,前往拜祭“雙忠祠”,并對這里進行了大規模修繕,還親自撰寫《重修雙忠祠碑記》并以滿漢藏三體文字勒石嵌于祠內過道兩壁。終清一代,“雙忠祠”都受到西藏地方漢藏僧俗官員民眾的祭祀供奉。辛亥革命后,這里先后被用作“郵局”、“警察局”等機構。西藏和平解放后,這里被分配給當地百姓居住,并得名“八廓街北院”。1997年,拉薩市對這里進行了拆舊建新,但完整保存了前面的墻體。1998年,這里被列入拉薩市老城區第一批掛牌保護院。2010年,再次維修并成為八廓街上最具特色的古建筑風景之一。2012年,作為西藏拉薩老城區56座古建大院重點修繕項目之一的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改建工程啟動,居住在這里的144家居民被整體搬遷至貢布塘的現代化公寓。2013年7月1日,“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正式開館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免費開放。

▲雙忠祠碑

“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根據歷史流傳下來的唐卡上的圖案,仿古復原了當時房屋內外的構造格局,對部分沿街建筑也進行了修復。陳列館以“唐、宋、元、明四朝中央政府治藏介紹”為開篇,以“清政府駐藏大臣治藏事跡專題展”“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復原陳列展”“清政府駐藏大臣詩詞書畫生活展”“民國中央政府治藏事跡專題展”以及“中國共產黨治藏新紀元展”5個專題展為主體,通過展廳陳列、復原陳列、場景展示、圖版展示等表現形式,展出各類文字、圖片、實物資料數百件,充分表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充分展現出歷代中央政府對藏實施的有效管理和主權行使。

在該建筑使用于駐藏大臣衙門的23年時間中,共計19人次的駐藏大臣在此辦公和居住。較為著名的駐藏大臣有僧格、馬喇、紀山、傅清、拉布敦等。

▲沖賽康(即通司崗)衙門舊貌俯視圖

這一時期,駐藏大臣制度初建,駐藏大臣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噶倫內訌事件”,防備準噶爾部侵襲以維護西藏地方的穩定,并保證新生制度站穩腳跟。實踐證明,這一時期的駐藏大臣均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還有大臣為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藏事獻出寶貴生命的駐藏大臣是傅清和拉布敦。傅清,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曾于乾隆九年(1744)至十三年(1748)和乾隆十四年(1749)至十五年(1750)兩次駐藏辦事。拉布敦,董鄂氏,滿洲正黃旗人,曾于乾隆十三年四月至十四年二月和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五年四月兩次駐藏辦事。這兩位駐藏大臣在乾隆十五年發生的“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亂事件”中英勇殉職。

乾隆十二年(1747),西藏郡王頗羅鼐病故,清朝中央政府授命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承襲郡王之職。然而,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行事與其父大相徑庭,在其執政期間,總攬西藏地方的軍政大權,排斥異己、任用親信,干涉宗教事務,疑忌達賴喇嘛,動兵討伐兄長,欲將全藏置于其高壓之下,更欲孤立困扼駐藏大臣,跋扈犯上,謀叛的面目日益暴露。清朝中央政府對此亦有察覺,并采取相應措施,先是恢復了大臣二員駐藏辦事的舊制,命傅清赴藏與紀山一同治理藏政;后又將庸碌糊涂的紀山替換為精明干練的拉布敦。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已遠遠超出朝廷的預期,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已開始暗中調集軍隊、阻斷西藏與內地的通信往來,甚至還與準噶爾有所勾結。身在西藏的傅清、拉布敦在獲取這些情報后,為了給后續的平叛工作爭取戰機,懷揣赴死報國之心決定先斬后奏、先發制人。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傅清、拉布頓以有事相商為名將珠爾默特那木札勒邀至駐藏大臣衙門內。當其獨自上至二樓之后,使人撤去梯子,并趁其不備用刀將其斬殺。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的隨從羅布藏扎什逃出后聚集藏兵千人圍攻駐藏大臣衙門,最終,傅清重傷自刎而死,拉布敦力竭戰死。正是這兩位大臣用血肉之軀換來了迅速平叛及藏事改革,清朝中央政府在藏主權行使得以穩固和提升。

二、甘丹康薩衙門

甘丹康薩衙門位于拉薩大昭寺以北,小昭寺以南。它是駐藏大臣的第二座衙門,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棄用于五十四年(1789)。它本為總管拉薩之地方官員第巴吉雪頓珠杰布所建并當作府邸,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其落成時還被邀請前來主持開光儀式。后來,甘丹頗章政權建立,這里又成為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的府邸。再后來,這里又成為甘丹才旺的府邸。甘丹才旺是固始汗之孫達賴汗的兄弟,其原在扎什倫布寺為僧,康熙三十年(1691)受西藏地方政府之命還俗并率領蒙古騎兵前往阿里成功驅逐入侵的克什米爾森巴人并因此聲名顯赫,其返回拉薩后便居住于此,而此處亦開始被稱作甘丹康薩。至18世紀前半葉,這里又成為郡王頗羅鼐的府邸。頗羅鼐死后,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襲封郡王仍居住于此。乾隆十五年(1750),發生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事件,事件平定后,這里被沒入官,暫理西藏事務的多仁班智達搬至此處居住,而駐藏大臣則臨時借住在七世達賴喇嘛家眷的住所桑珠頗章之中。十六年(1751),多仁班智達從此處搬離,這里便成為新的駐藏大臣衙門。至五十四年(1789),該衙門內的部分房間被改建為糧倉,余者則被拆毀改建為教演場。19世紀初,甘丹康薩的主要建筑被合并到新建成的措美林寺院之中,措美林寺院的西大堂即為甘丹康薩,而現在被稱作甘丹康薩遺址者實為其馬廄。再后來,甘丹康薩的附屬建筑被租給當地百姓居住。民主改革后,這里仍是居民的租住地。至2006年,這里的老房子被拆除,新建了4層高的居民小區,隸屬城關區吉崩崗街道辦事處策門林社區居委會。

在其使用的38年中,共計29人次的駐藏大臣在這座衙門內辦公和居住。較為著名的駐藏大臣有班第、索琳、留保住、博清額等。

這一時期,駐藏大臣制度日漸成熟,駐藏大臣的主要任務是處理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善后,防備準噶爾部侵襲以維護西藏地方的穩定,處理西藏地方的日常事務。此外,還承辦了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赴京覲見及圓寂后返藏安葬相關事宜,并第一次遭受了外敵入侵,即第一次廓爾喀侵藏戰爭。實踐證明,這一時期的駐藏大臣,雖然有些地方做得并不盡如人意,但仍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西藏地方局勢持續平穩,西藏地方與內地之間的聯通得以加強。其中,乾隆五十四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入覲是清代自順治時五世達賴喇嘛入京以后的又一盛事。此舉加強了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系,書寫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的歷史篇章,影響巨大、意義深遠,而留保住、恒瑞、博清額等駐藏大臣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留保住,烏齊忒氏,蒙古正白旗人,于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四年(1779)間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五十一年(1786)間兩次駐藏辦事,并在第一次任職時承辦“六世班禪朝覲事件”。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洛桑巴丹益西通過章嘉呼圖克圖請旨,表示自己愿意前往北京朝覲祝賀乾隆帝七十壽誕。時為駐藏大臣的留保住受命與攝政阿旺楚臣活佛,一同赍旨前往后藏扎什倫布寺告知六世班禪朝廷允準其赴京朝覲之請一事,同時協商沿途一切事宜,并于六世班禪起程時隨行照料。隨后,留保住與阿旺楚臣活佛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工作。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在經過4個月的精心準備之后,六世班禪一行2000余人從扎什侖布寺起程,時已卸任駐藏大臣一職的留保住則陪同左右沿途照料。當行至青海在塔爾寺過冬時,六世班禪在二世嘉木樣活佛的建議下向留保住等清朝官員提出要為隨從種痘以減小在內地感染天花的可能,請求為其提供馬馱、鍋灶、帳房等種痘裝備和物資,并聲稱不必向乾隆帝奏報此事。然而,根據皇帝內府的規定,接種疫苗只限于10歲以下者,并需在樹木吐綠之時,當下無論是從接種人員來看,還是從時辰來看,均不符合要求,風險極大。因此,留保住等人起初是拒絕的,但后來考慮到種痘之事乃六世班禪主動提出,且此舉或可避免大量僧眾往返于京城與西藏之間可能引發的大規模瘟疫,最終還是同意了六世班禪的請求,命六世班禪的大強佐和司膳帶領200余名侍從前往阿拉善種痘,在上報朝廷時則采取了“緩奏”的辦法。最終,種痘之事順利完成。四十五年(1780)五月二十五日,乾隆帝獲悉此事并特諭六世班禪“此誠系大善,朕甚欣慰”。后來,六世班禪圓寂后,由于護送班禪靈柩的隊伍在甘肅境內時遭遇撒拉爾族穆斯林內亂,其又受命率兵自甘肅營盤水護送至木魯烏蘇河。其間,他與負責護送的官員博清額協同配合,首先,奏請靈柩只在西寧城停駐,不再前往塔爾寺;其次,壓縮內地腳力,僅留抬行恭載六世班禪靈柩轎乘的若干轎夫,而將笨重行李拆卸后由牛駝負載,于適當地方再行組合后運抵扎什倫布寺,這兩個舉動極大減少了開支,提高了速度。可以說,留保住在“六世班禪朝覲事件”的前期準備、護送進京以及靈柩返藏等階段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恒瑞,宗室,滿洲正白旗人,曾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五年(1780)駐藏辦事。六世班禪起程赴京后,時為駐藏大臣的恒瑞受命與攝政阿旺楚臣活佛一同照管扎什倫布寺的僧俗事務。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六世班禪圓寂后,恒瑞又受命將六世班禪圓寂的消息告知攝政和達賴喇嘛并妥善辦理善后事宜。七月十一日,當六世班禪的靈柩進入西藏轄界,恒瑞等前來迎接并護送其至扎什倫布寺中。因此,恒瑞對于六世班禪在京期間以及圓寂后西藏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博清額,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于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駐藏辦事。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唪經百日期滿后,六世班禪靈柩起程回藏。時為理藩院尚書的博清額受命率隊由京起程護送六世班禪靈柩至后藏扎什倫布寺。途中遭遇撒拉爾族穆斯林內亂,后在前任駐藏大臣留保住的密切配合下脫險,還妥善處理了青海親王祭祀靈塔事件,最終順利將六世班禪靈柩送抵扎什倫布寺,并接替恒瑞擔任駐藏大臣處理善后,辦理藏務。

三、扎什城衙門

扎什城衙門位于拉薩北郊色拉寺東南側,大概在今扎基寺前。它是駐藏大臣的第三座衙門,具體修建年代不詳,使用時段大致在甘丹康薩衙門被廢止后至咸豐七年(1857)之間。藏語中,“扎什”意為“四僧人”。18世紀,西藏地方政府為祝禱乾隆皇帝長命百歲便在這里建造了一座小寺,固定由4位僧人常年吟誦長壽經,因此,該寺被稱作“扎什寺”,該地被稱作“扎什地方”。雍正十一年(1733),清朝中央政府將清軍駐藏形成定制,并下令在此地建造城垣作為軍營,即為“扎什城”,將一直在拉薩城內租房駐扎的清軍全部移駐于此。由于這座駐藏大臣衙門被建在扎什兵營之前,故得名“扎什城衙門”。咸豐七年,為了“防范奸細”,駐藏大臣將衙門遷至商上官房,該衙門遂被棄用。這座衙門的主體建筑已無留存,只留下了些許文物和遺跡。一是原在衙署門前的一對石獅,現在完好地蹲坐在羅布林卡大門之前,它們大概是在1912年被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近侍土登貢培移置于此的。此外,就是1960年從扎什兵營西面地下挖出的墻基、柱墊,以及陶片、石臼等物品。據老人們回憶,當時這一帶有很多清軍家屬經營的商店和飯館,主要為那些前往色拉寺朝圣的拉薩市民提供服務。現在,這里建有汽車修理廠等機構,隸屬城關區扎細居委會管轄。

在其使用的約68年時間中,共計73人次的駐藏大臣在這座衙門內辦公和居住。較為著名的駐藏大臣有奎林、和琳、和寧、松筠、孟保、海樸、鐘方、琦善、穆騰額等。

這一時期,成功驅逐了第二次廓爾喀侵藏勢力,頒行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駐藏大臣制度最終得以完善,駐藏大臣的權力與地位達至頂峰。然而,隨著時局的變動,西藏地方的外患漸重,其已開始受到英國人的覬覦。這一時期,涌現出很多優秀的、為后人所熟知的駐藏大臣,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清朝中央在藏主權行使愈發穩固,而駐藏大臣松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西藏地方地處偏遠,自然環境惡劣,稅務雜役沉重,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五十七年(1792)間,這里還接連兩次遭遇廓爾喀入侵,特別是廓爾喀在第二次侵藏時還曾攻入日喀則進行大肆劫掠,西藏地方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遭到重創,人民大量逃亡,田野大量荒蕪,百姓生活異常困苦。因此,清朝中央政府在驅逐入侵的廓爾喀人后便頒行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以期全面、系統、徹底地整頓藏務,并欲揀選可靠之人前往辦理,而松筠便是清朝中央政府心目中的最佳人選。松筠(1754—1835),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歷仕乾嘉道三朝,其人“廉直坦易,脫略文法,不隨時俯仰,屢起屢蹶,晚年亦多挫折,剛果不克如前,實心為國,未嘗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談禪,尤施惠貧民,名滿海內。要以治邊功最多。”(出自《清史稿》)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慶四年(1798),松筠出任駐藏辦事大臣。松筠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西藏,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撫恤政策和辦法。松筠等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制定出“撫恤章程”,此后便按照計劃逐一落實。首先,清查西藏地方被損房屋情況,撥款修繕,招回百姓居住,并按人頭分給返鄉者籽種、土地耕種,以不致貽誤農時。其次,查禁世家大戶霸占水渠等阻礙農業生產的行為,以保障農業生產的順利開展。再次,請旨免去乾隆五十六(1791)至五十九年間西藏地方百姓的一切欠稅,并取消世家大戶免征差役之特權,還規定世家大戶雇人差發時要按價給錢,以減輕百姓負擔。第四,勸導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嚴束官員、安養百姓、恤災散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也因此奏請朝廷將其等所屬地方應交糧石及舊欠錢糧寬免,并賑濟貧人、修理倒壞房屋等,后朝廷為嘉獎二人行為分別賜給藏銀三萬兩和一萬兩以撫恤貧民。第五,向四川藩庫借銀,并親往喀達等邊地撫恤藏民等。最后,松筠的撫恤政策和措施在西藏地方高層的大力支持下獲得巨大成功,西藏地方的生產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復,清朝中央政府在藏統治愈加穩固。

四、梅吉(朵森格)衙門

梅吉衙門位于現拉薩市魯固社區居委會西側的朵森格路上。它是駐藏大臣的最后一座衙門,始建于咸豐七年(1887),廢用于宣統三年。鴉片戰爭后,清朝中央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緊迫局面,統治地位岌岌可危,西藏地方亦受波及,駐藏大臣惶恐不安。咸豐七年,駐藏幫辦大臣滿慶升任辦事大臣后,為“防范奸細”而將駐藏大臣衙門和兵營從拉薩北郊的扎什城遷至城里。起初,駐藏大臣及駐軍都是租用正街民房,因產生諸多不便,故在同治帝的多次催斥下,在大昭寺以西約里許的魯布地方修建了新的衙門和兵營。這座衙門被稱作“梅吉衙門”則是因為在修建時,曾將位于八廓街西南面的駐藏大臣警衛隊營區與多仁家族的“梅朵吉采”之地進行了交換,而新衙門最后則被修建在了“梅朵吉采”之上。“梅朵吉采”地方最早似乎為工布貴族阿沛家所有,后來才成為大貴族多仁家族的地盤。藏語中,“梅吉”是“梅朵吉采”的簡稱,是花園之意,因為這里遍布樹林和花園,環境十分優美。宣統三年最后一任駐藏大臣聯豫離開拉薩后,藏兵第二代本入住于此。1959年,叛亂被平息后,西藏軍區警衛營駐防于此。1968年,警衛營調防察隅,這里改建為西藏軍區第二招待所。史載,至少在1939年時,這里的建筑便已徹底損壞,只留下兩只一米多高的漢式花崗巖獅子。據說,西藏軍區警衛營駐防時,石獅尚保存完好,警衛營調防察隅時方將其搬走,而現在的朵森格路也是因為這兩只石獅而得名,因為在藏語中,“朵森格”意為石獅。雖然,該衙署建筑早已不見蹤跡,但所幸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拉薩畫卷》中留存有它的原貌。

在其使用的約54年中,共計43人次的駐藏大臣在這座衙門內辦公和居住。較為著名的駐藏大臣有色楞額、文碩、升泰、長庚、鳳全、聯豫、張蔭棠、趙爾豐、溫宗堯等。

這一時期,伴隨著清朝中央政府統治的搖搖欲墜,西藏地方也面臨內憂外患。英國兩次發動侵藏戰爭,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關系日漸緊張,駐藏大臣治理藏務舉步維艱,但即便如此,依然有駐藏大臣如文碩、聯豫、張蔭棠、趙爾豐等都曾試圖力挽狂瀾、拯救危局。

在西藏有一種名為“張大人花”的花卉,其學名為“波斯菊”,在內地被稱作“掃帚梅”,而在西藏被稱作“張大人花”則因駐藏大臣張蔭棠而起。張蔭棠,漢族,廣東人,清末駐藏幫辦大臣。1905—1906年,他曾受命與唐紹儀一起前往加爾各答議修《拉薩條約》,最終迫使英國政府在事實上承認清朝中央政府對于西藏地方的主權,重新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1906年,張蔭棠受命赴藏查辦事件。不久,他又被任命為駐藏幫辦大臣,但為了能夠更加專心、更加方便地查辦案件、整頓藏務,張蔭棠當即便辭去了駐藏幫辦大臣一職。在藏期間,他整頓吏治、清除積弊,添練新兵、推行改革,得到西藏民眾的擁護并享有較高威信。然而,張蔭棠在藏的一系列舉措觸動了西藏地方上層的利益,引起駐藏同僚的猜忌,受到英印政府的抵制。清中央政府害怕操之過急,激成事變,便于1907年命其前往西姆拉與英國議修《西藏通商章程》,將其調離西藏。張蔭棠帶著遺憾離開了西藏,但他的改革不僅改善了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鞏固和加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威信和地位,更是為之后推行的新政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張蔭棠是個愛花之人,進藏時隨身帶去一包“掃帚梅”的種子,藏族百姓不知道這花的原名,只知道是由敬愛的張大人帶來,故將此花稱作“張大人花”。

就這樣,在駐藏大臣的努力下,無論形勢多么危急,直至清朝滅亡,西藏地方始終未脫離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轄。

五、門沖衙門

此外,還有一座被稱為“門沖”的衙門。它位于拉薩大昭寺的東北面、木如新寺后面。藏語中,“門”有向往、羨慕、祝愿的含義,“沖”有村落、城鎮的含義,“門沖”合起來即為“令人向往的村鎮”。這是因為,“門沖”曾是一個綠草如茵、溪流如帶的美麗、舒適之地。在駐藏大臣制度正式設立之前,這里是清朝赴藏官員最早的居所,如雍正元年(1723),侍郎鄂賴受命赴藏辦事時便寓住于此。后來,駐藏大臣制度正式建立后,這里便成為駐藏大臣的別墅。辛亥革命后,十三世達賴喇嘛把其賞給從英國學習采礦技術歸來的僧官欽繞袞桑。原來的門沖衙門現已被拆除,在其舊址上修建起四層高的居民大院,隸屬城關區木如社區居委會。

六、結語

駐藏大臣衙門是清代中央政府在藏行使主權的古老見證。駐藏大臣衙門在功能設置、建造取址、建筑規制等方面的設計都充分體現出清朝中央政府在管理駐藏大臣時的審慎負責,進而體現出清朝中央政府對藏治理的殫精竭慮。

清朝中央政府規定,駐藏大臣衙門是駐藏大臣集辦公與居住于一體的場所,其中,外衙用于辦公,內衙用于居住,這符合清朝官衙的統一設置,體現出駐藏大臣一職的正統性。

清朝中央政府規定,同時在藏之駐藏大臣,無論數量多少,均在同一個衙署內居住辦公。歷史上,駐藏大臣的員額曾經歷“多員者”“一員制”,并最終確立“二員制”的變化過程。清朝中央政府也曾在雍正初年、乾隆五十七年以及光緒末年三次試圖令同時在藏之駐藏大臣(主要是正副大臣)分駐兩地,但最終考慮到大臣同駐一處,力量能更加集中,遇事能更好應對,還能增進大臣之間的感情,而終未實施。此外,為保證駐藏大臣系統的安全高效運轉,四座駐藏大臣衙門均被建在拉薩地區并與駐藏清軍軍營毗鄰。

駐藏大臣衙門的建筑規制級別較高,這從駐藏大臣衙門的建筑規模可以看出。沖賽康衙門的主體建筑是一座三層樓房;甘丹康薩衙門原為郡王府邸,規模宏偉,其主體建筑據說有九層樓之高;扎什城衙門以軍營為界分為東西兩個院落;梅吉衙門的主體建筑雖只是座二層樓房,但卻擁有轅門、外院、內院、后院這種復雜的四重院落結構。這體現出駐藏大臣的尊崇地位。

同時在藏之駐藏大臣雖被規定必須同駐一個衙門之內,但卻各自擁有相對寬松的私密空間。沖賽康衙門被置于正中的臺階一分為二,左右各有一個院落,供諸駐藏大臣分別居住;甘丹康薩衙門面積寬闊,兩位大臣同駐其中從未互相干擾;扎什城衙門由東西兩處院落組成,供給正副大臣分別居住;梅吉衙門的內院分東、西兩院,并各自擁有完整的外衙和內衙。此外,駐藏大臣衙門周邊環境優美,建筑風格藏漢混合,內部裝修布置則多為漢式。如梅吉衙門地處漢人居住區,環境干凈,衙門附近有漢式戲院、眾多飯館,衙門內的花園里種有翠菊、萬壽菊、紫羅蘭、蜀葵、金蓮花等多種花卉植物,內院還帶有菜園子,后院則建有三個與外面藏河相通的池子。不僅如此,清朝中央政府還允許駐藏大臣對衙門進行適當整修。甘丹康薩衙門和梅吉衙門都被修葺過,但過度的裝飾以及占用公、私設施的行為卻被嚴令禁止。乾隆五十四年,清朝中央政府便曾下令將之前駐藏大臣衙門所占河渠地方砌墻隔出仍交商上歸還原業主經營。這反映出清朝中央政府為體恤駐藏大臣在高原工作生活的不易而在原則范圍內盡量為其提供舒適熟悉的生活環境以保證其履職盡責。

在拉薩的4座駐藏大臣衙門內,130余位駐藏大臣在近200年的時間里,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治理政務,行使主權,聯通西藏與內地之間的血肉關系。不同的駐藏大臣衙門,代表不同的歷史階段,而每個階段的駐藏大臣都在清朝中央政府嚴格的篩選和管理下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成為捍衛主權完整、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民族團結、助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作者簡介】白麗娜,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歷史現場——當代藏學研究者的高原行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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