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馬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雅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摘要】近些年中央對我國民族工作的核心議題進行全面闡述,明確了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的方向和主線。文章討論了今后推進我國民族問題研究需要考慮的三個方面:(1)我國民族研究隊伍應打破現存的學科藩籬;(2)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扎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土壤,研究中國民族關系必須深入理解中華傳統;(3)中國的民族研究者需要突破傳統民族學學科研究范式,關注新時代中華民族團結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現實問題。
【關鍵詞】學科藩籬;中華傳統;重大現實問題
回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國際形勢,70多年來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遷。蘇聯解體及后續的內部族群沖突和成員國間戰爭之慘烈,令人瞠目結舌。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先后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和發展路線的調整。在此過程中,我國民族問題領域的研究工作多次潮起潮落。進入21世紀后,我國一些地區的民族關系陸續出現令人不安的發展態勢,由此引發學術界對一些重要議題的討論。2014年黨的民族工作會議召開后,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民族工作一些核心議題進行全面闡述,明確了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方向和主線。為了今后更好地推進我國的民族研究,本文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參考。
一、推動新時代中國的民族研究需要打破現有的學科藩籬
(一)我國民族研究隊伍在體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學科藩籬
長期以來,國內有關民族研究學術會議的與會者大多來自各民族院校、民族研究所和邊疆地區院校,學術背景主要是民族學和人類學,來自其他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教育學、人口學、法學、新聞傳播學等院系學者較少。那些關注中國民族研究的非民族學學科背景的學者在自己所屬高校的院系中,大多處在邊緣地位,難以形成研究團隊。這個現象表明我國民族研究領域客觀上存在學科區隔。在一定程度上,這一現象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重建學科體系的結構設計相關。
我國學科體系歷經多次調整。1949年之前,各大學參照的是歐美傳統的學科體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教育制度受到蘇聯影響。1952年參照蘇聯教育體制進行院系調整,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被撤銷,分布在各大學、各院系的研究民族問題的學者們轉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團隊,歸入“民族學”學科。
林耀華先生指出: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包括一切民族在內,在中國不但要研究少數民族,也要研究漢族。但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各項工作中“民族”一詞幾乎等同于“少數民族”,如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等都不牽涉漢族,所以民族學研究工作長期集中于少數民族相關領域。林耀華先生談到民族學開展的重要研究工作時,特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先后進行了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情況調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這既是民族學研究,又為各族人民的發展作了貢獻”。費孝通先生回憶他的民族研究經歷時提到:“我們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關少數民族事務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數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漢族的研究。”在發展和研究實踐中,我國民族學研究工作事實上演變為把研究對象基本限定為“少數民族”的一個學科。這成了中國學科結構的一個特色。
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活動得以復興,同時中美學術交流的加強不可避免地使西方學術傳統再次在國內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力。第一個標志是今天中國各大學都以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為努力目標,追趕西方發布大學排名榜的頂尖大學。第二個標志是教育部和各大學在對下屬院系、教師進行績效評估時,把在國外頂級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設為最高權重。這在自然科學領域有一定道理,但是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而言,由于西方學術期刊的評審存在意識形態導向,這一評估體系是否適用于中國國情仍可討論。第三個標志是曾在西方國家留學、訪學的學者在各單位發揮主導作用。他們與國外導師和學術界聯系較多,容易在國外發表論文,在國內現有評價體系中容易脫穎而出,通常成為西方理論和學術話語的推廣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各學科發展、演化的歷史軌跡,使得今天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深受美國等西方國家學術傳統影響。西方學術界的學科分野和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國內,影響國內學者的“學科定位”意識和研究活動的“學科傳統”。
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由此,社會學、政治學、新聞學、人口學等學科得以恢復或重建;與此同時,我國民族學學科也得到發展的歷史機遇。目前我國民族學學科點主要設立在民族院校和邊疆省區大學。正是這種以研究對象劃分學科的思維邏輯和體制慣性,客觀上導致我國綜合大學的其他學科很少關注民族問題研究。例如:許多綜合大學的社會學系不研究民族關系;教育學院不研究雙語教育;法學院不研究少數民族習慣法;經濟系不研究民族地區產業發展;新聞傳播學院不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傳播;中文系不關注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結果,許多上述研究領域成為民族學下屬二級學科。這在客觀上形成以“少數民族研究”為主要對象的民族學與其他學科在學科體制上的“二元區隔”。這樣的學科區隔進一步推動學校區隔。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了民族研究所(后改名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但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社會學研究所很少關注民族問題研究。各省市社科院也存在類似現象。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的設計與政策導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下設23個學科規劃評審小組,包括“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中國歷史”“人口學”等。一個現象是,“社會學”評審小組多年來很少通過民族研究主題的課題申請,同時“民族學”評審小組不吸收社會學等學科專家參與。我國課題申報和學科評審的制度性區隔,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內各大學的學科和科研管理體制。
由于近些年黨中央高度關注民族問題,中央部委和各省區陸續成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民族研究領域開始引起政府各部門、各綜合大學和其他學科學者的關注。這一學科區隔開始出現變化。
(二)民族問題和族群關系研究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
相比之下,在美國等許多國家的學術界,長期以來“民族與族群研究”是一個多學科共同關注、合作的重要研究領域。文科各學科都有一些著名學者研究各國民族主義運動和族群關系演變。
以社會學為例,創立社會學的大師們以及為社會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們都很關注民族問題。馬克思深刻分析英國工人和“外來的”愛爾蘭工人之間的“民族關系”;韋伯(Max Weber)在《經濟與社會》第九章“政治共同體”第5部分專門討論“民族”(natio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主編的《社會學》專門有一章“種族、族群性與遷移”。從這些學者們的自身學習經歷、研究視野、分析工具來看,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廣泛吸收多學科的學術營養,把“民族”和“族群”視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受“本學科知識體系”的局限,許多成果是多學科研究的“集大成者”。費孝通先生曾說:“在我身上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一直分不清。”超越傳統學科劃分、廣泛吸收多學科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正是他們能夠作出學術創新的關鍵。他們的學術成果被各學科后輩學者們閱讀和引用,推動學術界對有關種族、民族、族群演變及群際關系的研究不斷拓展與深化。
今天大學體系中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是人們在系統和深入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演變的研究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人類社會是一個持續發展變化的整體,各學科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學術藩籬。以不同學科(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等)背景開展的民族問題研究,各自都有長期的學術積累,提出具有各自學科特色的分析框架、核心概念和有影響力的研究命題,出版了許多經典著作。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是我們獲取學術營養的重要源泉。因此,開展民族研究時,不應局限于民族學的知識體系。
美國國內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是種族與族群關系,美國社會學界非常關注種族與族群研究。美國社會學會下屬各專業委員會中,“種族與族群研究專業委員會”規模最大。布朗大學社會學系有個專業方向就是族群研究(ethnicity)。在歐美各國綜合大學,“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study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種族與族群研究”(racial andethnic studies)不被設置為學科(discipline),也不設培養研究生的院系(department),而是設立多學科聯合研究中心(study center),根據本校研究隊伍情況,吸收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人類學、教育學等各學科教師開展合作研究。研究過程中,學者們從各學科經典作家著述中吸取豐富的學術營養,從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其他研究者那里獲取研究信息與調查資料,在交流與合作過程中對本國民族主義運動、族群關系開展深入的綜合性研究。這是一個開放和卓有成效的學術生態。這樣的跨學科民族研究體制,值得國內學術界借鑒。
(三)民國時期我國民族問題曾是多學科關注熱點
多學科共同關注與開展國內民族問題研究,曾經是我國民國時期的學術傳統。清帝退位后,邊疆地區政治形勢驟然變得緊張復雜。出于對國家命運、社會穩定和民眾生存的關切,民國時期曾有多學科的資深學者研究我國民族問題并出版有影響的著作。20世紀30年代,歷史學家(王桐齡、林惠祥、呂思勉)出版《中國民族史》。圍繞如何引導民族認同意識和族際關系發展,歷史學家(顧頡剛、傅斯年)發表了有影響的文章。中國歷史研究的多部經典著作(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錢穆《國史大綱》、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都多方位深層次探索了中國民族關系歷史演變。多位學者深入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區開展社會調查,如費孝通先生的大瑤山調查和李安宅先生的藏區調查。
抗日戰爭時期,邊疆研究成為我國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民族沖突與國家分裂,是民國時期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跨越學科邊界成為這一時期民族研究的普遍現象。顧頡剛先生1939年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在回復費孝通先生的文章中,他坦承自己“冒失地闖入社會人類學的區域而提出這個問題……完全是出于時代的壓迫和環境的引導”。他認為“民族區隔”造成國民分裂。他說:“我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艱危的時代……我有愛國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這樣說。”這一時期國內學術界出版《邊事研究》《邊疆通訊》《邊疆研究》《禹貢》等跨學科期刊,《益世報》增設《邊疆周刊》。在現實社會危機沖擊下,關心祖國和同胞命運的學者很自然地擱置傳統的學科藩籬。
今天我們在中華國土上開展民族問題研究,不應當局限于民族學學科,研究方法也不應局限于西方學者在亞非拉等地采用的民族志(ethnography):尋找族源單一、與他族相對隔絕、“原汁原味”的封閉社區,調查當地族群祖先傳說、語言文字、親屬制度、宗教習俗等傳統民族學/人類學專題。如果我們要想真正研究清楚中華各族的演變歷史、生存現狀與當前社會發展中面對的各種現實問題,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教育學、經濟學、人口學等在基礎理論、研究方法方面有各自的學科優勢。為了今后我國各學科學者都能夠更主動積極地加入民族研究隊伍,把“民族研究”視為民族學學科專屬領域的傳統觀念應早日扭轉。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舊有學科藩籬,客觀上不利于綜合性民族研究工作的開展。因此,在新時代推動中國的民族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過程中,探討如何進一步打破學科間的學術藩籬,鼓勵學者們從各學科經典著作和研究成果中吸取學術營養,在交流與合作中借鑒彼此的研究視角和調查方法,如此努力對于把我國現有的民族研究提升一個層次非常必要。
二、推動新時代中國的民族研究應當秉承中華傳統
幾千年來,中華大地文化土壤孕育發展出一個具有獨特性的文化體系和學術傳統。中華文化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思想內涵。漢代至民國編寫的一套“二十五史”,編纂體例結構相近,使用的核心概念相同,詳細記述了中華政治經濟文明共同體內部幾千年的族群交匯融合歷程。世界上哪個國家擁有這樣一脈相承的千年歷史典籍?根據全國漢文古籍普查數據,我國僅漢文古籍就有270余萬部,這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規模宏大的思想與文化寶庫。我們應當對這一思想文化寶庫給予更多關注,續上新時代的新篇章。
現在國內許多年輕人英文很好,閱讀西方文學和學術名著,通過吸收西方文化營養拓展眼界,這是好事。但是,不少年輕人對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一知半解,他們在學校課堂上接受的知識體系,除語文課本等有限閱讀外,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學術成果與文化。看到中國社會處于這樣一個文化氛圍,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曾告誡我們要防止“中心外傾”,他在晚年進行學術反思時特別提出中國人要“文化自覺”,在學習和接受外部文化的同時應當不斷加深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理解。這是今天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需要嚴肅思考的重要議題。
為什么今天中國學校教育對中華文化經典關注較少?追溯中國文化與知識體系演變過程,重要歷史轉折點是鴉片戰爭。伴隨著西方“船堅炮利”武裝侵略和清朝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中國人對傳統政治制度、社會體系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毀滅性沖擊,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茅廁”甚至“廢止漢字”等激進口號。通過“廢科舉、興新學”,民國時期的教育制度、學科與教材體系實現了“全盤西化”。以社會學為例,費孝通先生指出:“社會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從西方直接或間接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的,開始時并不聯系中國的實際,是以引進西方為主的社會學。”國內學術界(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學科體系是民國時期從西方國家引進,當時教會學校、外國教師、留學歸國博士在課堂上講授的,從基本框架、經典文獻、研究范式、核心概念到思維邏輯都是歐美學術界的一套知識體系。但是,對于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而言,這個產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和社會演變歷程中的學術體系和基本概念是否適用于解讀中國社會,始終需要在本土社會發展和研究實踐過程中得到檢驗。
在民族—族群研究領域,西方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已經形成一整套專業術語,如nation,nationality,people,ethnic group,tribe,clan,nomads,horde等,且均已被譯成中文。但是,這套詞匯中哪些可以比較準確應用于解讀中國歷史或現代的人群?一些外國學者在談及中國歷史時用詞十分謹慎。例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國與中國》中論及元代蒙古人時,原文是“Mongols as a people of primitiveculture”,他用的詞是people而不是nation。但是中譯本參照目前國內流行用語,把這句話譯成“蒙古人為保持原始文化的民族”。原文另一處的“pastoralnomads”被譯成“游牧民族”。使用國內目前流行用詞“民族”翻譯英文中的people和nomads,并不準確。在一定意義上,產生于歐洲社會文化土壤的英文學術詞語,即使已經出現中文習慣性譯法,這些詞語仍然很難被準確地應用于中國歷史上的群體。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文化隔膜,我們在翻譯和閱讀時需要注意尊重作者原文中的文化內涵,理解作者選用詞匯的原意。在中國古文文獻中沒有與nation的現代意涵相對應的詞,而且西方學者也不把歐洲歷史上的群體稱作nation,而多稱作people。在華夏大地上誕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演變有幾千年歷史過程。對于如何認識中原地區與周邊群體的關系,中華文明發展出來一套獨特的視角和概念,不同于歐洲社會和基督教文化傳統。許多用語和詞語不能簡單按照字典進行互譯。
談到如何理解自西方引進的“民族”概念,需要指出,中華文明傳統的突出特點是不去特別強調域內各群體間的差異,而是認為各群體在深層次道德倫理與互動規則方面存在共性,相信以此作為文化基礎,中華大地上居住交往的各群體能夠共同組成一個整體性的“天下”。中國人理想的世界圖景是“天下大同”。梁漱溟先生認為:“它(中國)原是基于文化的統一而政治的統一隨之,以天下而兼國家的。”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各族融匯為一體的過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區分別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級的統一體……逐漸匯合了長城內外的農牧兩大統一體……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自覺的民族實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認識并理解中國歷史上演變發展幾千年的“多元一體”結構,是我們解讀中華大地上群體演變進程的理論基礎。
我們現在使用的“種族”(race)、“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等概念,來自西方社會與文化體系。中華大地上的人群演變和群體互動,遵循另一套概念和邏輯。一些學者指出:“‘華夷論’與‘天命論’構成中國傳統政治秩序的兩大支柱:先是在華夷之辨的基礎上區分文明(華夏)與野蠻(夷狄),再以‘天命論’原則建立起從華夏到周邊的統治秩序,最終形成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國家’。”“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始終自居為‘天下’,外面的‘夷狄’并不永遠在外面,‘夷’可以變‘夏’,反過來,‘夏’也可以放棄自己原來的文化傳統而淪落為‘夷’。‘中國’并不是沒有邊界,只是邊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所以,中華文化傳統看待“華夏”和“夷狄”的差別,主要在于社會觀念與文化倫理方面的不同,與祖先血緣、體質特征、語言習俗等外在形式無關,差別在“里”而不在“表”。這與西方觀念中邊界僵化、具有強烈排他性的“種族”或“民族”概念完全不同。亨廷頓(Huntington)的《文明的沖突》強調種族與宗教差異,清楚講明西方基督教文明社會與其他文明社會之間的本質差異。
與歐洲人相比,也許古代中國人在探索自然界物質變化規律方面缺乏好奇心和鉆研精神,沒有發展出現代化學和物理學,但是在規范人際關系和協調群體關系方面,中國有一套細致豐富和富有哲理的文化傳統。中華傳統文化對周邊具有不同語言、社會組織、經濟模式等差異的群體,始終具有極大的文化包容度。這與基督教和世界其他文明體系有很大差異。中華傳統講“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篇》)。即使情勢需要動用軍隊,也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篇》)。這與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描述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完全不同。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認為中國傳統族群觀念的實質可以被稱作是“中國文化主義”。“文化主義是一種明顯不同于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主義指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對于文化自身優越性的信仰,而無需在文化之外尋求合法性或辯護詞。”“士大夫階層的文化、意識形態、身份認同主要是文化主義的形式,是對于一種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標和價值觀念的認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這種文化主義“把文化——帝國獨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統——看作一種界定群體的標準。群體中的成員身份取決于是否接受象征著效忠于中國觀念和價值的禮制”。為了解讀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反對異族入侵者的“民族情感”,杜贊奇提出一個“復線框架”分析思路。他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存在另一個“復線”,即“民族主義”族群觀:在中原王朝急劇衰落、強大“夷狄”部落危及“天下秩序”的歷史關頭,中原漢人精英會放棄“天下帝國的發散型的觀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漢族與國家的觀念”。抵御“夷狄”的將領被譽為中華王朝的英雄。這個以“文化主義”為主軸、以“復線”為插曲的歷史分析思路,可以為我們理解中華傳統與歐洲傳統在族群關系方面的文化差異提供啟示。也許唯有這樣具有極大包容性的文化傳統,才有可能引導世界在未來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
由于面對的是不同文化土壤中發展出來、具有不同演變軌跡和交往邏輯的群體,西方各學科用來研究歐美社會“民族”“族群”時使用的基本概念、分析邏輯和分析工具,無法簡單拿來直接用于分析中華民族及下屬群體的演變與發展進程。外國的月亮并不比中國的圓。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對“民族”概念給出一個清晰定義,沒有對這個概念的歷史演變進行系統分析。我們應積極吸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中的政治智慧,但是21世紀的世界民族關系態勢與他們在世時的情況相比,已發生重大變化。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西方的nation,nationality,community等核心概念始終是一些內涵與外延不斷變化、族際關系性質具有多重色彩的概念,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與時俱進。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重視和繼承中國幾千年發展出來的深厚文化傳統。
如果參照西方學者和斯大林的理論,中國的“民族”問題(定義、邊界、特征等)可以講得很復雜。但是在中華傳統思維邏輯中,這只是同一個“天下”內部簡單和動態的“夷夏之辨”。中國古籍中數百種群體稱謂(族名)在歷史長河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都已消失,這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共同體歷史演進的軌跡。進入晚清、民國后,中國內部各群體開始被稱作不同“民族”。這些稱謂和定義開始在國內流行,出來一個“五族共和”。這是列強用來分裂中國和獲取殖民地的“文化輸入”的后果。在矢野仁一、內藤湖南、稻葉巖吉等日本學者有關中國的著述中,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目的和領土野心昭然若揭。
1913年,斯大林提出“民族”定義,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內部“識別”出一百多個“民族”,確定每位國民的“民族身份”,劃定各共和國的地理邊界,在歷史文化、語言教育、體制建構、干部隊伍等領域全面推行“民族化”。其結果是凝聚、強化了各群體(包括俄羅斯人)的“民族認同”。這是導致蘇聯解體最根本的原因。在民國時期,斯大林民族理論也影響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理論綱領,承認中國存在多個“民族”并支持“民族自決權”。在當時國內外政治氛圍中,偽滿洲國和“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二戰結束后,南斯拉夫和新中國接受斯大林民族理論和相似的制度政策。隨著戰爭結束和“土改”政治紅利的淡化,“民族”逐漸成為具有政治內涵、社會權利和經濟利益的單元。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政治解體和族際矛盾,我國一些地區出現的不穩定態勢,都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教授重建中國社會學學科時,多次提出要防止兩個傾向,一個是“重心外傾”,一個是“食洋不化”。他指出:“自然科學多少還可以向國外去搬,而社會科學必須從自己土里長出來……吳文藻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社會學者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立下了要建立一個‘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中’的社會學……雖然對人際關系的重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但過去并未把它視為社會學學科的重要來源給予重視……在新形勢和新問題面前,社會學不是個恢復問題,它既不應恢復這門學科舊有的內容,也不應照搬西方社會學的內容。”所以,今天在中國發展社會學學科、開展中國的民族問題研究,如果主要借助斯大林和西方學者的核心概念、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可能無法與中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和歷史積淀接上“地氣”。
世界各地的社會、文化差異實在太大。“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跡不同于基督教文明。從西歐社會發展過程中提煉的概念也許只適用于分析西歐國家的演變,亞洲社會產生的概念也許只適用于亞洲。我們需要梳理西方學科的概念史和學術思想脈絡,但絕對不能生搬硬套,而是作為幫助我們解讀和分析社會演進過程時的思維工具,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多樣性,在比較研究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不同社會各自的發展軌道,在共性和差異性的比較與分析中不斷豐富我們的理論工具,提高我們的思維分析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我們都應該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堅定文化自信”。我們研究的是中國的民族問題,思考的是中國族際關系演變與發展前景,我們的雙腳必須插入中國社會的文化土壤中,繼承中華傳統,更加系統和深入地思考和理解中華民族的演變歷史與發展規律。
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優化學科設置,加強學科建設,把準研究方向,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著力解決我國民族學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論思想和話語體系所左右的問題,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我們在開展民族研究工作時必須堅持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我們的“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必須增進中華文化認同。”我們應當在中華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的民族問題研究。
三、推動新時代中國的民族研究需要研究現實社會發展中的真問題
我們開展民族研究工作,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深刻地認識與理解現實中的中國社會與人群,不斷推進和加強中國社會的內部整合,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彼此認同與合作,共同建設祖國,讓大家過上安定富足的美好生活,盡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為了認識我們當前面對的中國民族研究的真問題是什么,需要追溯近百年來中國曾經面臨的政治與文化危機。中國人幾千年來理想的社會秩序是“天下大同”。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為中國人帶來他們的學術傳統、學科體系和概念術語,為了分化中國,他們造出中國本部(China proper)等概念并把漢滿蒙回藏等群體稱為民族(nation),希望通過誘導出中華土地上各群體的“民族意識”,并在他們的支持下謀求“自決權”,從而瓦解中國。這是民國時期最迫切最尖銳的政治陷阱和社會危機。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說:“倘使我們自己不覺悟,還踏著民國初年人們的覆轍,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來談我們國內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見中華民族真要崩潰了……從前人的口中不談民族而能使全國團結為一個民族,現在我們整天談民族而反使團結已久的許多人民開始分崩離析,那么我們豈不成了萬世的罪人。”在抗日戰爭的歷史危機時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應當是堅持“中華民族是一個”和“造國民”,而不是使用西方民族學/人類學方法在邊疆“造民族”。
受斯大林民族理論、蘇聯民族制度政策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展“民族識別”工作。在當時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運動中,“民族區隔”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動員工具,而獲得政治解放的各民族中下層民眾則擁護和熱愛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隨著社會發展和代際更替,語言文化差異和經濟發展機會的不平衡在改革開放后浮現出來,逐漸演變成為新的社會矛盾。在這個歷史時期,社會科學的民族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通過大量社會調查,分析社會差距演變,在實踐中探索改善弱勢群體發展能力的切實途徑,提出相關制度和政策建議,而不是純學術的概念演繹和抽象討論。如果在討論中涉及一些概念及其理論內涵的爭鳴,主要是因為這些概念及解讀已經成為今后需要開展的制度政策調整的思想障礙。換言之,在今天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潮流中,社會科學工作者需要研究現實社會中影響民族關系基本方向的真問題,而不是在那里抽象地進行“模型解析”和復制西方的“民族研究范式”。
我們回過頭去看看民國時期的學術研究狀況。一些老學者建立“孔教會”,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部分新潮學者系統介紹歐美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理論;立志社會改良的學者主張推廣先進農業技術和工業化,倡導鄉村建設和大眾教育。但是實踐證明,上述良好理想和努力在現實社會中難見實效,中國社會狀況不斷惡化。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民國時期洋人橫行,軍閥割據,苛捐雜稅,民不聊生,中國社會最深刻的社會矛盾是什么?最嚴重的民族危機是什么?中國社會演變的歷史進程證明,那些公認的大知識分子、知名教授們都沒有真正認識中國社會最深層次的危機在哪里。他們雖然在一些學科領域(哲學、歷史、法律等)做出某些成果,但并不清楚要想克服中國的社會危機最有效、最應當從事的工作是什么。這是因為他們不僅沒有去調查和研究當時中國社會最要害的真問題,甚至不愿或不敢去觸及。
毛澤東曾告訴斯諾(Edgar Snow),自己13歲時最喜歡的書是《盛世危言》和《新民叢報》,這些書刊激起他的愛國情懷。青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Tomas Kirkup)的《社會主義史》。農村生活和求學經歷使他對中國城鄉社會的階級狀況和民間疾苦有十分深刻的切身感受,他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真問題。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寫道:“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這些話,那些大學講壇上的知名教授是說不出來的。1927年3月,毛澤東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太弱小,遭受多重壓迫的廣大中下層農民蘊藏著極大的革命積極性,主張發動廣大農民支持革命事業。但他的建議在中央全會被陳獨秀否定,因為陳獨秀完全“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
毛澤東來自農村,學歷只是5年中專(湖南師范學校)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半年。他熟讀中華經典,但在洋教授眼里,他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社會科學教育,他的知識談不上屬于哪個學科。但是他在生活經歷和社會活動過程中接觸到各階層的日常生活與思想狀態,通過分析社會深層結構與矛盾,抓住中國社會變遷的真問題。1927—1930年,他利用戰爭和工作間歇,在湘、贛、閩地區系統地作了7次社會調查。他的尋烏調查僅用20余天,完成的調查報告有8萬余字,詳細分析當地社會民情與商業活動。1928年,他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講透了第五次反“圍剿”前蘇區能夠發展壯大的深層道理。他在抗日戰爭形勢最艱苦的1938年寫的《論持久戰》,被公認為是引導中國抗戰取得勝利的戰略指南。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深度理解中國社會和把握中國革命的前景和斗爭策略,就是因為他始終深入中國基層社會,努力探索中國社會演變中的真問題,通過大量社會調查形成指導革命運動行之有效的戰略與方法。為了使全黨同志能夠深刻認識中國社會和革命道路,他在延安整風時期號召全黨開展社會調查。他先后寫作的《矛盾論》《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都是教導我們如何通過社會調查和工作實踐認識中國社會前進中的真問題,解決中國社會的真問題。他在《農村調查》序中寫道:“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對于社會基本結構和主要矛盾的調查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資本論》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列寧寫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毛澤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與此同時,在中華民族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時刻,那些留學歸來、站在大學講臺上的教授們做了些什么?
中國社會活生生地呈現在每個中國人面前,但是人們各自關注的是不同的現象,聯想到的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民國時期曾有許多學術新潮與文化運動,涌現許多大學者和明星教授著書立說。但是他們的學術活動實際上脫離了當時的社會潮流和人民群眾。在解放軍即將進入北京城區時,一群教授開了一次座談會,對自身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進行了反思。《座談會紀要》指出:“由于客觀環境限制,一受反動政權的壓迫,二受社會學者本身訓練階級出身的影響,社會學者不敢反抗舊統治者,以小資產階級立場研究中國社會。研究結果既不為勞動大眾服務,亦未為統治者所重視,雖有求‘客觀’之名,但盡‘逃避現實’或‘直接間接為統治者培養人才’之實。以至數十年來社會學未能擔當發揮其應有之職能,對于中國社會之實際的貢獻極少。”所謂“逃避現實”,就是指由于種種原因或顧慮,導致他們不敢深入研究甚至不敢觸碰中國社會的真問題,沒有把自己的雙腿深深地插入中國社會的泥土中,客觀上成了統治階級粉飾社會的“花瓶”,所以很自然地“對于中國社會之實際的貢獻極少”。這些教授們當年對自己研究工作最終評價的分量十分沉重,值得今天的學者時時用來警示自己。
蘇聯解體與隨后出現的族際沖突絕不是偶然的,其根源與斯大林民族理論和蘇聯在民族領域中實行的制度、政策密切相關。十月革命和內戰結束后,政治認同曾一度凝聚了蘇聯各族民眾的一代人,但是“民族意識”在蘇聯體制下經過代際更替得到強化。蘇聯學者卻沒有看到和研究蘇聯社會深層中的這個真問題,導致蘇聯學術界在民族問題上“集體失語”和集體失職,甚至遭到戈爾巴喬夫的批評。1987年他在《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理論界欠了民族關系的實踐很大一筆債。我這里指的是沒有充分研究與國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民族政策的一些問題。”蘇聯民族關系的惡化,導致俄羅斯和烏克蘭民眾至今仍在付出血的代價。
怎么才能比較全面和深刻地認識中國社會和理解國內各族民眾,找到影響社會變遷的最深刻的真問題?這就需要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深入調查了解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各族普通勞動群眾,在民族關系比較復雜的新疆、西藏、內蒙古、青海等地的基層社區開展深入系統的社會調查。了解各族民眾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想,傾聽他們對社會矛盾和現存問題的解讀與建議,在對這些深層次重大問題不斷開展實地調查、不斷思考現有制度政策的實際效果和各種可能的改進方案,在不斷跟蹤調查和分析的過程中,努力把握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思想脈搏和社會變遷的大方向。“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世界上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自2014年以來,黨中央在民族問題上先后提出許多原創性觀點,為我國今后的民族研究指明了方向。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我們不僅可以不斷提高自身對中國民族研究的深刻理解,還可以動員越來越多的人共同投身于推進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事業。這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應當去做的事。
四、結語
在我國的民族研究領域,什么是真問題?鴉片戰爭后,就是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晚清時抵御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尊嚴的,是中華民族各族軍民。民國成立后,與帝國主義和內部分裂勢力作斗爭,努力保持國土完整的,是以五四運動中的愛國民眾為代表的各族愛國力量。抗日戰爭中,盡管裝備落后,但仍然浴血抗戰的,是全國各族軍民。因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認識到這一點,態度鮮明地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就是抓住了當時民族關系最核心的實質,就是當時的“真問題”。我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內外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此時如何加強各族民眾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與文化認同,促進中國內部的民族團結,防止蘇聯發生的那一幕在中華大地重演,這就是當今中國學者從事民族問題研究時最核心的“真問題”。用今天中央文件的話講,就是在學理上講清楚“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國部分民族地區出現一些值得警惕,甚至震驚全國的嚴重事件。拉薩“3·14”、烏魯木齊“7·5”和一系列后續事件,已經實實在在地威脅到中國的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和各族民眾生命安全。近年來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和國家統編教材,在一些地區引發反彈。這些現象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國的民族研究者: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真問題在哪里。我們不應拘泥于各學科的傳統研究范圍,不必執著于西方各種“經典的”研究范式,也不用顧慮是否會引發個別人的反彈,因為我們心里真正放不下的,是中華民族的長遠核心利益,是中華各族是否能夠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嚴峻挑戰。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通過大量深入實地調查,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分析和思考在一些地區之所以出現民族隔閡與矛盾的歷史原因、文化因素、制度和政策影響。同時,在基礎理論研究領域的一個最根本議題,就是需要根據“實事求是”原則對我們長期宣講的傳統“民族理論”進行必要的反思。我們在社會調查中堅持“實事求是”,在理論討論中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研究和討論過程中,我們需要在民族問題研究中逐步克服現有的制度和觀念中的學科藩籬,努力從各學科的知識體系中吸取學術營養和理論視角,充分認識中華民族形成與演變的特點與歷史軌跡,努力領悟和把握中華文化傳統在歷史進程中看待族際差異(“和而不同”)和推動族際融合(“天下大同”)的文化精髓,以新的認識水準和工作思路不斷地維護和鞏固全體國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鄧小平同志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在新時代能夠有利于鞏固全國各族民眾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有利于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工作,就是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民族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馬戎.打破學科藩籬,繼承中華傳統,研究真問題——試論新時代的中國民族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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