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6年第2期(總第137期)
【作者簡介】陳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黃泰博(通訊作者),南開大學民族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邏輯和實踐路徑研究”(編號:22&ZD21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機制與實踐研究”(編號:25BMZ002)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摘要】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身角度探討其制度與機制,能夠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一種新的思路。文章在借鑒“制度”與“機制”概念的基礎上,闡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的主要意涵,著重從方向引領、框架支撐、實現路徑、信息反饋等方面,厘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其相對應的機制之間的內在邏輯。在現實生活中,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與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與民族事務法治機制,推進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制度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機制,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制度與中華文化認同機制,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與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等方面,集中呈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相關聯的實踐形態。
【關鍵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黨的民族工作
一、引言
2026年3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由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該法以專門立法形式系統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規范與運行機制,為相關制度與機制建設提供了明確的法理依據與強制性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的提出,有助于從制度與機制層面有形有感有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針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之間的內在邏輯及兩者關聯的實踐形態展開深入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及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應用價值。
目前,學術界分別從制度層面、機制層面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產出較多成果。制度層面,有學者從制度史視角指出,歷史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領域的制度保障促進了各民族“不斷交融匯聚成為一體”,“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應指向的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制度體系。機制層面,研究者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傳播機制、宣傳教育常態化機制、考核評價機制等展開探討,指出治理機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多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視為整體展開探討,或側重于以外部視角分析二者的規范保障作用,但是對其制度與機制關聯性的研究仍顯薄弱,即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身角度對其制度與機制的內涵及二者的內在邏輯與實踐形態展開專門探討的成果較為鮮見。
當前,學術界針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的相關成果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相較于既有成果,研究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在本體意義上應當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身角度深刻認知其制度與機制之間的內在邏輯,并著重把握其制度與機制之間相互呼應的實踐形態。據此,本文在界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含義的基礎上,深入揭示二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及闡明以機制運行推動制度落地的實踐形態,這能夠從政治保障方面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之間的內在邏輯
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這既是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身角度界定其制度與機制內涵的主要依據,也是厘清制度與機制之間的內在邏輯及呈現其相關聯的實踐形態的重要原則。
制度是一種穩定的規則、規范和認知框架。在經典制度理論中,制度被界定為“人為設計的規則體系”,包含法律等正式制度和習俗、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的互動關系。制度由規制性、規范性和認知性三大要素構成,為行為提供穩定性與意義。制度是穩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能夠提供可預期的秩序框架。據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意指針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而形成,以國家法律法規、黨內法規、政策文件等正式規范為主要形式,以共識性習俗、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非正式規范為輔助形式,具有一定約束力的一種文本規范。就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而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包括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推進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制度、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制度、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等。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機制指事物內外部相關因素有一定向度的、相互影響的作用關系,即由若干要素相互影響及彼此作用而形成的因果關系,是經常發生的且容易被識別的各種要素之間的因果模式。在政治過程中,機制會產生一定的結果,是一類有限的事件,在多種情境中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改變特定要素集合之間的關系,是理解社會變遷的基本分析單元。機制是規則得以實踐的動態過程,它通過各種要素相互作用推動制度得以執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是相關制度落地的執行體系,具有多元性、適配性和交叉性。同一制度的實施需要由具有不同功能的機制協同發力,即由各種機制有機組成動態執行模式。綜合這些權威界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主要指由相關主體、條件、手段、平臺等要素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執行模式,目的是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得以貫徹落實。通常而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的構成要素,因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問題和研究對象不同,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基于上述各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本文將其核心機制對應地分為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民族事務法治機制、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機制、中華文化認同機制、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等。
從內涵上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密切關聯。制度的基本含義是一種文本規范,能夠將價值目標、基本要求、主要任務及權責規定等以穩定形式固化。機制是由多種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要素形成的實踐行為模式,是對可理解的因果序列或其他序列過程的活動和響應模式的解釋,以確保制度這一規范體系在現實生活中落地實施。在內涵上,制度與機制的關系是,“制度決定行為的穩定性和程序化”,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制度確立的文本規范更多呈現為應然狀態,需要作為制度執行手段的機制將其轉化為實然狀態;機制是“制度系統的結構和關系模式及其內部工作方式和激勵規則等”,是聯結文本規范與現實行動的關鍵執行體系。制度通過文本明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方向、基本要求與主要任務,機制則將這些內容轉化為可操作、可落地的對策方案與實踐路徑。所以,制度為機制提供了規范前提與合法性基礎,機制則是推動制度從靜態規范走向動態實踐的核心路徑。
從對應關系看,制度與機制存在四方面的協同。一是制度設計為機制運行提供重要方向引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制度意識,其內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中華各民族在制度保障下共同構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通過設定基本要求、主要任務、權利義務、程序流程等,將應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的手段轉化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體系。這種引領作用體現為以憲法、其他法律和其他約束性規范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立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將堅持黨的領導、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實現各民族共同富裕、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任務納入制度規定,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的全面運行提供根本依據。二是制度的分層結構為機制運行提供多層面框架支撐。宏觀層面制度突出頂層設計,明確堅持黨的領導、鞏固各民族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等根本原則。中觀層面制度聚焦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實現各民族共同富裕、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微觀層面制度由基層黨委、基層政府依據頂層設計和中觀制度要求,結合當地實際將制度細化為可操作的具體規范。這種分層結構從原則方向、核心問題、實際操作三個維度為機制運行提供了框架支撐。三是機制運行為制度實施提供關鍵路徑。在特定情境中,機制將通過一系列相同或不同層級內的事件及其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某一預期的結果。機制與靜態的制度規范文本不同,是以動態執行模式將規范性文本轉換為可操作的實踐方案,成為“制度實施”與“目標達成”之間的橋梁、樞紐。四是機制運行為制度完善提供必要的信息反饋。不同地域的現實問題、經濟水平、社會基礎、環境條件都存在差異,這決定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必須具備適應性和靈活性。機制與制度相互呼應,機制運行中的調適和創新勢必推動制度不斷完善。機制在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及針對外部變化作出的調適優化,能夠從信息反饋方面促進制度的不斷完善。
從功能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的關系具有匹配性。這一基本屬性意味著以制度與機制的功能適配為原則,制度規定為機制運行劃定價值邊界和實踐范疇,機制運行推動制度規范成為具體行動,二者共同推進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此關系是基于制度與機制的功能匹配而建立的一種內在邏輯關聯,主要體現為目標適配性、問題針對性和實踐可行性。就目標適配性而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每一方面制度的主要目標與對應機制的主要功能具有內在一致性,如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以夯實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為主要目標,而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則以增進各民族共同思想認知為主要功能,二者在目標與功能上相互呼應。就問題針對性而言,每一方面制度回應的重大基礎性問題都具有相對明確的領域范疇,對應的核心機制也是針對這一領域的路徑設計,如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聚焦權益保障問題,而民族事務法治機制則以法治化方式作為維護權益保障的主要路徑。就實踐可行性而言,每一方面機制都已形成相對穩定的經驗積累和實踐基礎,在當前民族工作實踐中都能夠為相對應的制度落地提供可行的實施方案。
此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具有顯著的互通性。這一基本屬性決定了兩者的這種耦合關系并非封閉固定的,即:同一機制可保障多方面制度落地,如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既助力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的實施,也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提供支撐;同一制度的有效執行也需要多種機制協同,如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的落地,既需要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提供路徑,也需要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營造場域,還需要民族事務法治機制提供保障。結合文獻研究和經驗觀察,筆者將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民族事務法治機制、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機制、中華文化認同機制、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分別作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推進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制度、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制度、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的核心機制。這一劃分旨在闡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機制和制度二者最主要的內在關系,亦是為研究便利而設。
三、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的實踐形態
如上所述,當前應當針對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及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重大基礎性問題形成一套制度體系,并由此分別形成相對應的核心機制。這些制度與其對應的機制在現實生活中集中體現了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的實踐形態。
(一)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以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為核心的實踐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不斷鞏固各民族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當前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以各民族牢固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及正確的“五觀”“五個認同”“四個意識”等價值理念為關鍵內核,制定和實施鞏固各民族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制度。這些價值理念應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等現有法律中。同時,應針對性制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制度》等專門規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常態化機制。”這一機制是保障相關制度在干部、黨員、國民等群體中實施的核心路徑,能夠推動各民族牢固樹立正確的價值理念,解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不足和覆蓋不全等問題,實現制度文本與機制執行的有機耦合。
構建常態化宣傳教育機制,需要明確黨委、政府的相關部門以及全社會為實施主體,尤其要發揮各級民族宗教事務管理機構和專業工作者的積極作用,確保宣傳教育覆蓋家庭、學校、社會等各類場所。宣傳內容上,應結合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與當下實踐,闡釋價值理念的意涵與重要意義,融入歷史事實和現實案例,采用各民族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避免說教式或灌輸式宣傳。宣傳手段上,既要運用主題演講、專題報告、學習討論、參觀實踐等傳統形式,也要借助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等數字平臺,以及數字民族文化博物館、數字模擬體驗館等載體強化教育效果。宣傳保障層面,需要在需求響應、媒介轉譯、監督評估、效果反饋等方面做實做細,確保宣傳教育工作常態化推進。
(二)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以民族事務法治機制為核心的執行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依法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益。”落實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在宏觀層面需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應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與政策規范,使之既涵蓋各民族平等享有的政治權益、經濟權益、文化權益,也應重點關注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方面的民生權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好各民族具體利益”,對于損害各民族合法權益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的行為,需要通過制度建設堅決防范。民族事務法治機制是推動完善各民族合法權益保障制度落地的關鍵路徑,要通過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暢通權益訴求與意見表達渠道,實現制度文本與機制執行的有機耦合,提升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及解決流動人口權益保障不足等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不斷提高民族事務治理能力和水平。”構建民族事務法治機制,治理主體上,需要立法機構、司法機構、檢察機構及其他相關部門協同發力,引導各民族群眾以主體身份參與民族事務治理,形成多方主體協同治理格局。治理內容上,應將各民族共同參與重大事務治理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地方自治條例,推動該法律條例與地方民族習慣法有機銜接,構建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核心、以地方自治條例為支撐、以地方民族習慣法為補充的三級治理體系。治理手段上,需要綜合運用調解、協商、議事、動員、協作等多種辦法,推動制度安排轉化為現實行動。同時,還應搭建多元治理載體與實踐場域,充分運用數字技術構建線上公共事務參與平臺,暢通參與渠道,提升治理效能。
(三)推進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制度:以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機制為核心的運行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當前,應圍繞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培育新質生產力等方面,建立健全民族經濟發展制度,為各民族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同時,持續完善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興邊富民、區域產業合作、項目共建、產業鏈擴展等相關制度,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此外,在發展型資源供給、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提升等方面強化制度建設,回應各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機制是推進相關制度落地的核心運行模式,輔以地區間分配機制、補償機制及法治保障機制等,能夠解決民族地區發展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實現制度文本與機制運行的有機耦合。
構建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機制,首先應構建民族地區內生型發展機制。民族地區需要立足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在黨委領導下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通過政策支持、技術創新、人才引進、監督激勵等手段,引導當地企業、社會、公眾參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放大優勢,補強弱項”,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與各民族共同現代化。其次,應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加強民族地區內部各區域及城鄉間的經濟協同,促進地域內各地區經濟緊密聯結、融合發展。最后,應構建外援型發展機制。依據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等相關制度,通過資源精準對接、高效配置及人才交流合作等手段,為民族地區發展提供外部支撐。這三類機制均需要地方黨委、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多方主體協同發力,以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
(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制度:以中華文化認同機制為核心的落地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著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強大精神文化支撐。”當前,需要建立健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創新制度、紅色革命文化傳承制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制度、現代文明吸收借鑒制度等,在宏觀層面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價值內核。同時,應建立健全各民族共有的城市文化、社區文化、地域文化、歷史文化建設制度,在微觀層面補充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筑的價值支撐。以中華文化認同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陣地。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制度的貫徹落實需要以中華文化認同機制為核心,輔以中華文化宣傳教育機制、實踐教育機制等,解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文化基礎和內核支撐問題,實現制度文本與機制運行的有機耦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構建中華文化認同機制,意味著必須以各種有效機制共同促進各民族實現中華文化認同。其中,地方黨委及政府的相關部門、社會組織等多方主體應構建中華文化交流和載體機制,通過全面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行國家統編教材等,奠定各民族語言文字交流基礎,助力各民族繼承創新中華文化。構建中華文化轉化機制,通過話語表達、聲音圖像、象征性符號、數字媒介等多維度轉化,以多感官、沉浸式體驗讓中華文化融入各民族日常生產生活,深化各民族體驗性與實踐性認知。構建中華文化共建共享機制,依托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推動各民族共同參與中華文化傳承、創新與弘揚,在中華文化共建中共享文化發展成果,并由此深化中華文化認同。
(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以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為核心的推進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途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非民族同化或融合,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實踐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不斷增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共同性的動態過程。因此,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應涵蓋各民族政治溝通協商、經濟協同合作、文化包容互鑒、社會互助共享等諸多互動規范,如同歷史上的茶馬互市、茶絹互市等,增進各民族生產生活及生存發展層面的共同性。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形式,其中空間互嵌是基礎場域,經濟互嵌是物質支撐,社會互嵌是實踐載體,心理互嵌是最終目標。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作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度的核心推進模式,能夠解決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層面的差異性問題,實現制度文本與機制運行的有機耦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積極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加強邊疆和民族地區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有序推動各民族人口流動融居。”構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機制,在主體上需要地方黨委及政府的相關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多方協同發力;在條件上需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公共資源配置,加強邊疆地區和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新型城鎮化,有序推動各民族人口流動融居,為各民族空間互嵌、文化互嵌、經濟互嵌、社會互嵌、心理互嵌提供保障;在內容上聚焦與各民族空間互嵌、文化互嵌、經濟互嵌、社會互嵌、心理互嵌相關的生產生活事項;在手段上需要從政策設計及各民族包容互鑒、共贏合作、成果共享、彼此適應等方面拓寬實踐路徑,最終促進各民族相鄰而居、文化相通、經濟相依、互助和諧、守望相助。
四、結語
本文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身角度,厘清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的主要意涵、內在邏輯及實踐形態,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外部視角及整體化局限,為健全其制度與機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在制度與機制的對應關系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作為規范性文本,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機制的運行提供方向引領與框架支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機制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落地的執行體系,則為制度提供實現路徑與信息反饋。此外,還應準確把握制度與機制內涵上的關系及匹配性、互通性等邏輯關系。
在現實生活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的五個方面分別對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五個方面核心機制。這些制度與機制形成目標同向、功能互補的實踐體系,為各地各部門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及提升工作實效提供了決策參考。從長遠看,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應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持續深化制度系統設計,提升機制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推動制度與機制在動態實踐中不斷完善。此外,還需要進一步加強不同地域、不同場景中制度與機制的差異化研究,總結提煉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讓這些制度與機制為全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本文引用格式:陳紀,黃泰博.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與機制:內在邏輯與實踐形態[J].西北民族研究,2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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