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多民族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并不是單向、靜態和分隔的,而是各族群眾社會實踐交互的生活歷程與社會要素相互嵌入的社區發展歷程互構的自然結果,功能層面的嵌入和結構層面的嵌入共同構成了整合有序的全方位嵌入體系。文章以三江源地區藏族牧區生態移民社區的民族志調查為基礎,對易地安置移民的空間、物聯、經濟、人際、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嵌入過程與形態進行了描述,提煉出各民族在“臨近”背景下的交融,在“互惠”中不斷發展的嵌入機制。文章認為,應加強對民族流動與在地互嵌相關機制和政策的研究。機制與政策的有效踐行,將維系多民族社會的良性互動,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而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基礎。
【關鍵詞】生態移民;交融發展互嵌機制;多民族社區
【作者簡介】董亮,西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教授,專門史博士,西南民族大學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研究方向:生態移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旅游開發。
【文章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6期。為閱讀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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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實踐中提煉和總結出來的重要思想財富,是促進民族團結、鞏固國家統一的精神引領。2021年8月,中央召開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明確了“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原則,提出要“逐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2022年,民族互嵌式發展被納入《“十四五”民族團結進步事業規劃》重點任務,強調通過空間、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互嵌,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提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應當統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家園,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民族互嵌”的重要論述無疑也對新時代中國民族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來,學界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城市融入問題和民族互嵌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三江源生態移民是具有區域性特征的民族互嵌典型案例,對三江源移民嵌入性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在機制和邏輯,更有利于加強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
“社會嵌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44年。匈牙利學者Polanyi于當年首次提出了“嵌入”的概念,認為人類經濟行為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經濟行為的根源或動機受制于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自利的完全理性因素。1985年Granovetter發表《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指出了古典經濟學存在“社會化不足”,個人的經濟行為始終處于與環境的不斷聯系中,進而認為經濟研究不應該脫離經濟活動所處的社會大環境,社會嵌入理論由此得到較大的發展,并被廣泛地應用于招聘、定價、生產率和創新等經濟問題的研究之中。自“社會嵌入”理論提出以來,“嵌入”的內涵不斷擴展。
在社會嵌入的理論框架方面,學者Zukin和Dimaggio(1990)從經濟行為受到認知、文化、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等社會情境因素影響的角度出發,把社會嵌入分為認知、文化、政治和結構四個層面,認為這四種嵌入機制在社會組織分析傳統和政治經濟傳統關注的交接處產生作用,Zukin的研究還發現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能否把握住各種機會受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和其所維系的社會關系決定,而這一點如果放在個體身上同樣適用。Jessop通過解構社會關系,將社會嵌入分為三個層面,即經濟社會學中的人際經濟關系嵌入(人際嵌入)、組織間關系的制度嵌入和不同功能、制度秩序的社會嵌入,其中人際嵌入研究主要關注個體嵌入各種社會網絡后,這些網絡的動態化和差異化反過來對個體身份、技能、實踐等方面的影響,而制度嵌入則更多地關注人際關系和信任在時間和空間上對社會關系的影響機制。中國學者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也從不同角度對“社會嵌入”理論進行了拓展。吳義爽和汪玲(2010)對Granovetter的相關論斷進行了批判性繼承,他們認為“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的命題僅揭示了單向決定關系,忽視了經濟行為對社會結構的反向建構作用,進而提出“互嵌性”理論,強調嵌入行為與被嵌入結構之間是雙向、動態的互構過程。郝亞明(2015)則將社會嵌入的理論視野從經濟行為拓展至民族關系領域,以族際結構關聯程度與族際關系平等程度為兩個維度,將“嵌入”定位為一種超越“分隔”與“融合”二元對立的新型社會結構建構模式,并借助迪爾凱姆的社會團結理論指出:同化形成機械團結,互嵌形成有機團結,后者才是多民族社會團結的最優模式。傳統社會嵌入理論的嵌入主體是各種經濟行為,社會嵌入的客體是各種社會關系網絡——包括認知網絡、社區網絡、政策網絡以及物質網絡。本研究借助這種模式,將生態移民代入為社會嵌入的主體,將移民空間、物質網絡以及其他社會關系認知作為社會嵌入的客體,分析在物質網絡的影響下移民對遷入地社會適應狀況呈現出何種變化。
本研究的調研地曲麻萊縣位于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縣域總面積5.24萬平方公里,轄1鎮5鄉,即約改鎮、曲麻河鄉、葉格鄉、巴干鄉、秋智鄉、麻多鄉,總人口為47159人(2025年),牧業人口約占全縣人口的70%。曲麻萊縣是一個純牧業縣,原為國家重點貧困縣,民族構成以藏族為主,約占總人口的90%。從2005年開始,為響應三江源生態保護倡議,曲麻萊縣逐步實施零散型和整體型生態移民,主要分為易地搬遷和就近搬遷兩種方式。曲麻萊縣曲麻河鄉和葉格鄉一共七個村整體搬遷至300公里以外的經濟較為發達的格爾木市郊區,而其他區域牧民則就近搬遷至縣城駐地約改鎮。由于曲麻萊縣不同鄉鎮生態移民安置方式的不同,各安置點在扶持政策上既有共同之處,也有細微的區別。總體而言,曲麻萊縣貫徹執行三江源生態移民工程的實施意見,牧民遷入安置地后,實現了生活改善與生態恢復雙重目標。
2011至2020年間,筆者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累計進行了13個月的田野調查。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遷入地和遷出地展開了深入的走訪,并對包括易地搬遷和就地安置在內的5個安置點進行了實地考察。本研究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采用譜系法、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質性研究方法,獲得了豐富的調研素材和一手資料。歷時九年的跟蹤調查筆者訪談生態移民家庭103戶,除了關注游牧定居帶來的生態環境變遷以外,還重點考察了搬遷過程中的人地關系與生產關系重構,以及定居后移民的社會文化變遷,尤其從私人空間、家空間和公共空間三個尺度,對各民族的交往交流狀況進行了觀察和記錄。除特別注明外,文中材料均來自上述田野調查。
三江源生態移民過程中空間嵌入的形成與發展
搬遷之前,牧民在草原上過著隨季節遷徙的游牧生活,以牛毛帳房為主要居住空間。“逐水草而居”的傳統放牧方式要求牧民家庭在一年當中搬遷若干次,每年遷徙的路線和駐扎位置也不盡相同。帳篷是牧區特殊自然環境和生計方式下最合理的選擇。牧民帳篷從質地材料上可以分兩大類:毛質黑頂帳篷和棉質白帳篷。毛質黑頂帳篷的使用頻率相對更高,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牧民住在這種帳篷中。帳篷內部空間較為狹小,但大部分家庭仍按照空間功能進行了相應的區隔。一般來說,帳篷內部功能區主要分為烹飪區、儲存區、睡眠區、會客區和宗教功能區等(見圖1)。由于空間面積上的限制,不同功能區之間既有交叉,也有重疊。除了帳篷內部空間以外,草原牧民“家”的空間還包括帳篷外圍的一些區域,按照功能劃分包括:牲畜圈欄區、存儲區、生產區、水源區等(見圖2)。牲畜圍欄區是夜晚牲畜歸圈后的休息區域,由木桿圍合而成,為防止幼畜頻繁吮乳影響牛奶產量,它們一般和成年牲畜分開圈欄。戶外存儲區主要存放燃料、牧草、飼料等物品,作為牧區主要燃料的干牛糞一般也堆放于此。戶外生產區主要是牧民對牲畜進行擠奶或剪毛作業的區域,這一區域距離圈欄區較近。外圍區域同時也是牧民家庭生活物資補給的重要區域,牧民從外圍擴展區獲得生活必需的水、燃料和食物(如菌類、野菜、蟲草等)。
總的看來,草場牧民的居住空間呈現出功能區邊界相對模糊、聚落格局較為分散的特征。與農耕聚落和城鎮社區的居住空間相比,草原牧民家庭的居住空間相對獨立,不與所屬社區(村、合作社)發生密切交往。牧區社會中,基于地緣關系的社會網絡雖然存在,但并不發達,牧民家庭的社會嵌入度總體不高。牧民日常生計對自然系統的依賴性較大,與自然生態的嵌入度較高。牧民家庭所需的生產生活物資大多直接取自其居住空間外圍的生態系統。近年來,隨著新能源技術的推廣,許多原本在城鎮普及的家用電器也相繼進入牧民家庭,不同之處在于,驅動這些電器的電力并非來自公共電網,而是直接取自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如風能、太陽能)。草原牧民的居住空間與牲畜的圈養區域毗鄰,人與牲畜的生存空間也是彼此滲透的,這一空間格局一方面是出于生產流程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牧民們普遍認為牲畜也是重要的家庭成員,共享生活空間和物質資源是彼此親密關系的體現。

搬遷之后,政府為生態移民家庭提供了一系列的社會保障措施,包括安置房和各類現金補助。移民的“家”空間由此從草原的自然系統中剝離出來,并以“移民村”這種聚落形式嵌入到城市這一更大體量的空間單元,成為城市空間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被納入城市的各種物聯系統之中。原來以家庭為主的生產單元在遷入城市之后逐步瓦解,移民在生計轉型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學習新的生存技能,更需要不斷地擴充自身在新環境中的地緣與業緣關系,這在客觀上使得移民的“家”空間與社區、社會的聯系更加緊密。
位于格爾木市郊的移民安置點——昆侖民族文化村按照統一規劃標準修建配套安置房,第一期的安置房均為平房,三室一廳一廚一衛,建筑面積80平方米,每戶房前配建約200平方米的院落(見圖3)。安置房外墻及房頂飾有藏式傳統紋樣,民族特色鮮明。每戶配套建設了水電氣設施。搬遷后,經濟條件較好的牧戶參照城市居民的裝修風格進行了室內布置,購置了各類時髦的家用電器、組合家具。經濟條件一般的移民家里也進行了簡單的裝修,配有電話、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這類基本電器。由于室內居住面積較之于牧區有了較大的擴展,功能分區更加細致,每個功能區都有了相對獨立的空間,牧區“家空間”中多個功能區共用一個空間的情況減少。

生態移民搬遷之后漸進式發展的物聯嵌入
生態移民過程中,基于政策導向的空間嵌入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但搬遷之后各項物聯網絡系統的嵌入卻經歷了一個漸進式的過程。Zukin和Dimaggio(1990)在Granovetter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關系”基礎上,提出了四種嵌入觀,認為經濟行為受到認知嵌入、文化嵌入、結構嵌入和政治嵌入四種不同嵌入的影響,而其中的結構嵌入往往率先發生,是其他類型嵌入的基礎[10]。經濟行為與其嵌入的社會結構是互為因果、互相依賴、彼此強化的,這些社會結構既包括了無形的人際關系網絡,又包括了有形的物聯網絡。在現實生活中,原本并沒有交集的經濟行為主體之間因為一系列具體的、彼此相關的經濟業務而相互認識、了解和熟悉,并慢慢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社會關系。移民群眾最初的結構嵌入正是以類似的物聯嵌入為起點的。具體而言,這些嵌入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物質網絡的嵌入。生態移民從曲麻萊牧區搬遷至格爾木市區以后,實現了城市社會的空間嵌入。與在牧區時“家”空間深度嵌入草原自然生態環境不同,遷入城市后的移民家庭更多地依賴各類物聯網絡來補給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物資和能源。電、天然氣、自來水、供暖、光纖和網絡寬帶,每一項特定的物聯網絡都將移民家庭接入到一個對應的社會服務系統之中,客觀上讓移民與當地社會產生了聯結與互動。雖然這類互動被動且低頻,但對當時的生態移民而言,已經極大地豐富了他們的本土化社交。從人口結構來看,格爾木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城市。格爾木市常住人口221863人,城鎮人口197153人,占88.86%,漢族人口為140391人,占63.28%;各少數民族人口為81472人,占36.72%,其中主要的少數民族有蒙古族、回族和藏族。位于城市邊緣地帶的曲麻萊移民村本來是格爾木的一塊語言和文化飛地,但由于接入了物聯網絡,生態移民也由此開始慢慢擺脫了那種脫離現代社會運轉體系的生活方式。他們嘗試著模仿城市居民那樣使用這些便捷的能源和物質供給系統,并接受了為此付費(之前在牧區時的能源大多來自自然生態系統,基本是免費的),這一看似簡單的經濟行為背后其實預示著新的社會關系雛形的建立和城市生存邏輯的形成,對移民們由牧民向市民的蛻變具有重要的意義。交通與物流上的變化也是物質網絡嵌入的重要呈現。從移民村坐公交車前往格爾木市區大約耗時20分鐘,車費2元。相較于牧區,搬遷之后的移民社區距離城市市區更近,社區內外的人口分布更密集,互動更頻繁。交通通道的作用更像是空間嵌入的補充和延伸,為移民參與遷入地的社會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由于交通趨于便利,城市中的物流成本更低,物流業更為活躍,相較于牧區,很多非農商品的價格更低,網絡消費也更加便捷。這些都導致以個人和家庭為單位的經濟活動發生頻次更高。
其次是金融網絡的嵌入。搬遷前后,牧民們對金融網絡的依賴程度存在著較大差別。搬遷之前,牧民大多排斥現金儲蓄,財產積累很少依賴金融手段,普遍缺乏理財觀念。在牧區,牧民家庭財富一般是以這家人所擁有的牲畜數量來衡量的,他們認為牲口隨時都在眼前,隨時都能盤點,其自然繁衍又是實現財富增值最直觀的方式。一旦一個牧區家庭有了盈余的財產,他們也更傾向于將這些財產用來增補牲畜,從而實現資產的積累。搬遷之后,很多移民賣掉了牲畜,懷揣現金遷入城市。資產形式的轉變讓很多移民一開始并不適應,在他們一直所秉持的物質財產比紙幣更“實在”和更“保值”理念指引下,他們大肆購買昂貴的家具、家電等商品,很快有限的現金財產就被揮霍一空。幾年后,隨著社會融入程度的不斷深入,移民們逐步發現金融資本對其轉型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融資方式上,移民群眾最初傾向于向親戚、熟人進行借貸,這些民間借貸方式要么金額不大,要么利息較高,并不能切實地解決移民發展過程中的資金問題,甚至還會給原本經濟狀況就不佳的移民帶來更大的負擔。為緩解移民在融資方面的困境,國家層面出臺了一系列配套金融政策。2016年國家《關于印發“十三五”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要求金融機構要為移民提供好“長期低息”的貸款,并明確“省級投融資主體”來推進大型項目建設資金。“扶貧小額信貸”,“扶貧貼息貸款”等一系列金融政策為移民扶貧的精準性提供了保障。這項工作一方面讓移民群眾逐步具備了金融意識,愿意將現金放進銀行戶頭進行財務管理,無形之中將他們納入了城市的金融系統,與當地金融體系有了紐帶和聯系;另一方面,隨著貸款活動的普及,移民的相關信息也被納入了征信系統,實現了金融系統的嵌入。
最后,還有通訊與互聯網絡的嵌入。搬遷之前,手機在草場上并不普及,玉樹曲麻萊的大部分草場并沒有覆蓋手機網絡信號,牧民們只有偶爾去縣城的時候才會通過手機與親友聯絡。在草場時,個人之間,家庭之間一般更習慣通過對講機,以“單線雙向,一問一答”的方式聊天對話。搬遷之后,手機網絡覆蓋了移民新村,智能手機也開始普及起來,移民使用手機的頻率開始變高。最初,智能手機僅僅作為對講機的替代品,用于移民和熟人間的溝通和聯絡,但隨著他們慢慢學會了使用“微信”“抖音”等軟件之后,手機慢慢轉變為了一個“打開新世界大門”的工具。搬遷之初,囿于語言和文化的差異,移民群眾在遷入地社會的社交活動較為有限,他們并不善于與當地居民在現實場景中交流。移動互聯網的各類社交軟件為移民提供了全新的社交場景——虛擬空間中的交流規避了方言理解上的壁壘,容錯尺度較大,問答之間也不完全是即時的,這給移民在交流過程中留有了更充足的醞釀和斟酌時間,減少了移民在社交過程中的心理障礙。虛擬空間中的社交活動為移民們提供了現實世界“社交預演”的機會,他們開始逐步了解城市邏輯下的話語與價值觀,為日后現實場景中的社會交往做好了準備。由線上延伸到線下的社交關系還指向就業、經營投資與子女教育等方面,這些關系也為后來移民的其他社會嵌入作好了準備。
生態移民其他結構性嵌入的生成與發展
(一)經濟嵌入:從對立互斥到共生互補
移民搬遷之后,牧民的生計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受傳統觀念和技能匱乏等因素限制,外出務工的移民比例有限。政府對移民就業問題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與人力,但收效甚微。2006年,政府在玉樹縣城結古鎮移民村和格爾木移民村各修建了一家藏毯廠,按照專業要求打造了藏毯制作車間,同時也派技術人員對移民進行技術培訓和指導,甚至還通過發放獎金的形式鼓勵移民參與培訓課程,但兩家藏毯廠都在經營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被迫停產,廠房和設備后來一直處于閑置狀態。2008年,格爾木的移民村又啟動了大棚蔬菜種植項目,但由于規模偏小、抗風險能力較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項目都無法實現盈利,只能滿足移民自用的需求。2011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幾個移民村開展了摩托車維修培訓項目,由于培訓內容對文化基礎有一定的要求,難度也較大,項目收效甚微,部分堅持完成了培訓的移民也并未憑借所學技術獲得相應的工作。類似的扶持計劃還有藏服制作坊,該項目于搬遷安置后的第三年啟動,但最終也由于市場規模小,城市居民需求不大,而長期處于間歇性的訂單式生產狀態,不久之后被一戶移民承包經營,變成了一家私營企業。在進行了多次本土化就業方案的探索之后,移民村管委會多次與廣東、山東、江蘇的企業聯系,輸出移民務工人員,嘗試用勞務輸出的方式幫助移民解決就業問題。2010年,40多名移民第一次走出青海遠赴廣東省東莞市的一家鞋廠務工,這家企業也為移民提供了較為優厚的待遇和生活保障,但最后因為氣候和工作強度不適應等原因,移民們還是在堅持了4個多月后就返回了移民村。此次異地工作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對轉變移民群眾就業、擇業的觀念起到了重要作用。經過20多年的發展,移民村中很大比例的移民都在格爾木及其周邊城市謀得了相對穩定的工作,他們因這些工作拓展了人際關系網絡,開拓了事業,站穩了腳跟,嵌入了遷入地社會。例如,在2011年至2018年間,在國內民間組織“綠色江河”的幫助下,格爾木民族文化村重點打造了“瑪尼石手工藝旅游紀念品手工坊”項目,市場反響很好,經營最好的一家家庭作坊當年收益達到了6萬元。
筆者在跟蹤調查中發現,搬遷后的幾年中,遷入地和遷出地政府按照生態補償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調動了各方社會資源來幫助移民們順利實現生計轉型,完成“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既定目標。但彼時的移民既缺乏發展資金又沒有一技之長,在他們轉產轉業的道路上荊棘滿布。近年來,移民村的主體勞動力逐步完成了代際交替,搬遷之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移民們陸續接過了父輩們手中的接力棒,挑起了生活的擔子。相較于上一代移民,新生代移民們更適應新環境下的生活節奏,更習慣按照城市中的生存邏輯行事,也更容易融入市場經濟體系之中,參與社會分工。在兩代人的努力下,移民群體和當地居民在就業上的族際差異不再明顯,經濟領域的整合程度也得到了加強。
(二)人際嵌入:先“收縮”再“擴充”的“朋友圈”
在游牧社會,家庭單位之上的“牧團”是重要的社會組織,在青海南部,“牧團”的游牧人群被稱為“日科”或“措哇”,川西北一帶還被稱為“帳房圈”。牧團的成員亦是牧民日常社會交往的主要對象。牧團一般是由有親屬關系的家庭成員構成其主體部分,規模不一,且隨水草資源狀況呈現動態變化的趨勢:在開闊的河谷,牧團的帳房聚集,牧團的規模較大;在困難的環境,牧團則較為分散,規模較小。在牧民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交往范圍較窄、頻次較低,這一方面是因為牧業生產較為粗放,涉及的分工環節并不多,牧場生產經營活動相對獨立,一個家庭單位基本就能夠完成其自有牧場的幾乎全部生產工作;另一方面日常牛奶、牛肉、奶制品等鮮貨都有專門的渠道定向銷售,牧民家庭經濟運轉過程對社會關系紐帶的依賴不像傳統農耕區或城市那么強。搬遷以后,曲麻萊地區的牧民大多屬集中安置,這種居住格局并沒有打破原有的親屬交往模式,反而由于距離的拉近,彼此之間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搬遷之初,陌生的環境限制了移民的對外交往,血緣宗親之間的互動是他們主要的社會活動形式,但隨著移民村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原有的社會交往模式發生了變化,移民村中親屬間的關系慢慢變得疏遠了,社交關系開始向宗親系統之外擴展。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移民生活的經濟壓力變大了,各家各戶的經濟收入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相當有限的草場補助,這些補助用來維持他們的基本開支都有些捉襟見肘,沒有多少剩余可以再用來接濟親戚,這和原來居住在牧區時基本生活資料都可自給自足,風險性較小有著較大差別;其次,搬遷來城市以后,移民的價值觀、財富觀受到了比較大的沖擊,市場邏輯下的精打細算和風險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仗義疏財的傳統做法,人的行動逐漸被工具理性所支配。
基于地緣關系的社會交往方面,搬遷之后,牧民原有的地緣交往模式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社區的居住格局削弱了原來在草場上的空間阻隔,來自不同鄉、不同村的移民彼此慢慢熟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類似的經歷讓他們成為了在“他鄉”最適合抱團取暖的人,移民村內部鄰里之間的交往開始變得頻繁,有的村民為了平時聊天方便,甚至在兩家的院墻之間用木板搭起了“天橋”,每天往返彼此,樂此不疲。社區之外,移民們也在不斷向外拓展社交邊界。例如,由于與相鄰的另一個移民村——唐古拉鄉長江村共用一所小學,曲麻萊移民有了很多與對方接觸的機會。兩個村雖然遷出地不同,但同樣都面臨著生計轉型、社會融入和文化適應等類似的問題,彼此也就有了很多共同話題。入駐移民村的時間越長,兩個村村民間互動的面也就越廣,尤其是年輕人之間壁壘較少,彼此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一些適婚青年男女最后甚至結為連理,組建了家庭。老年人留居在家的時間比較多,有更充裕的時間投入到有限空間距離的社會交往中,兩個移民村的老年人也經常串門,結伴出游。
基于業緣關系的社會交往方面,搬遷之后,原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關系逐步瓦解,家庭的生產屬性也被剝離,移民們不得不走出原有的人際圈子謀求發展,延伸了原來在牧區除血親和地緣關系之外的社會關系。這些基于業緣建立起來的社會關系也為移民們帶來了非常多實際的便利和好處,那些因為工作結識的當地人常常在不經意間給他們灌輸城市生存法則和職場規則,夾塞給他們符合城市邏輯的價值觀和處世之道,從而幫助移民更快、更全面地嵌入遷入地社會。基于業緣關系的社會交往減少了移民受社會排斥程度,幫助他們更快地融入新的環境。
(三)心理嵌入:從“他鄉”到“故鄉”
生態移民不僅是空間上的轉移,也伴隨著觀念和行為上的變遷。牧區世世代代形成的傳統文化對牧民的行事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導性,面對新的環境、新的文化空間,移民能否調適與改變原有思想觀念關涉著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一方面,搬遷之后原有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被打破,即從原來以自然資源為依托,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向精細化的社會分工,高度依賴社會資本的生產方式轉變,移民日常的生活半徑也相應地由最初的收縮再逐步走向后來的擴展。另一方面,作為情感皈依基本單元的“家”也深深地影響著生態移民的心理嵌入:搬遷之前,牧民在草場上遵循著“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來營建“家”的空間,彼時,“家”空間與生產空間緊密聯系,成為了“生產—生活”互嵌的地域系統,“家”在這個系統中與地方產生的功能性依賴也因此引發了情感依戀,由此而引發了“家”內向于地方的標注。搬遷之后的若干年間,隨著移民社會適應能力的增強,留在遷入地社會打工的家庭越來越多,此時似乎又回歸到了牧區“生產—生活”的空間模式,不同的是這一空間狀態被擴大了。當移民村的家庭慢慢嵌入遷入地社會之后,社區的凝聚力、社區成員的情感聯系才會慢慢增強,這也為移民的心理嵌入打下了基礎。移民日常活動空間的擴展也對遷入地社會產生了影響:搬遷之初,遷入地居民缺乏對牧區移民的了解,雙方也少有溝通與交流的機會,對移民的偏見和誤解比較普遍,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社會排斥反過來又讓移民更加抵觸與外界的接觸,形成了惡性循環;而隨著移民日常活動空間的擴展,遷入地社會慢慢加深了對移民群體的了解,原有的誤解逐步消除,歧視和排斥減少了,這為移民的社會融入提供了更加適宜的外部環境。伴隨著生活空間由收縮到擴展,生態移民的心理嵌入不斷深入,這一過程實質上也是移民群眾尋求自我發展、消除社會排斥和融入遷入地社會的過程。
(四)文化嵌入:從“批判”接納到“自主”互融
生態移民在搬出草場之前,文化形態基本屬于單一且同質的文化。搬遷之后,他們從相對閉塞的草場遷至開放多元的現代化城市,移民的文化環境從均質與單一驟然轉變為異質與多元。不同文化背景、信仰和價值觀引發的隔閡與心理不適等問題不斷顯現。從文化心理層面來看,要真正實現移民的社會融入,需要增強其心理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移民群眾逐漸認識到,對遷入地文化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均非實現文化適應的有效路徑。唯有批判性地繼承和選擇兩種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才是重構移民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必由之路。事實也證明,作為極具生命力的集體記憶,牧區的傳統習俗、宗教活動和儀式慶典對移民建立文化自信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公共文化空間的重建過程中也發揮了不容忽視的整合作用。文化融入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個人與人相互熟悉,并且彼此理解的利益共同體和“類熟人社會”。雖然移民們來自曲麻萊不同的鄉鎮,但是他們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搬遷經歷和共同的利益訴求。以恰當的方式整合來自不同村落移民的文化風俗和集體記憶,構建一個開放多元的公共文化空間,對打造具有較強心理歸屬感的移民社區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將有利于移民樹立自信,順利地融入遷入地社會。
移民村內部的文化氛圍和大部分移民對傳統文化的共有態度是重建移民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基礎。激發移民的文化自主性,有利于保護移民社區文化的多元性,也有利于維護不同文化接觸時的平衡關系。為保持移民村的文化多樣性,發揮社區各種文化之間的互補作用,移民村的基層管理者設計出了各種能充分激發社區移民文化自主性的方案。他們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動員村民參與遷入地城市的各項文化活動,展示牧區民族的精神風貌,樹立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管委會還邀請了大學教授、當地文化干部,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工作者走進移民村,為移民開班授課,講解公共禮儀和文化習俗,讓移民們在走出移民村之前就有機會了解遷入地的社會禮俗,減少文化沖擊對他們社會適應的不良影響,從而以更從容的態度面對新的挑戰。在移民村重構公共文化空間的實踐中,村委會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動提升了社區居民的合作意識,引導移民適應環境,形成自主的公民意識和市民意識,增強自我發展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與此同時,他們還廣泛聽取移民的意見和建議,采取多種方式為移民的文化心理適應提供物質資助,開展技術指導和心理疏導等。此外,村委會還充分發掘移民中的杰出代表,用他們的親身經歷鼓舞其他移民,發揮了其在社區中的引領和表率作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展中的嵌入機制分析
(一)以空間嵌入為本底的漸續交往
與牧區相比,搬遷之后移民“家”空間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大部分家庭的生產空間已經從居住空間中剝離出來。在牧區,牧業產品的初加工工作(如擠牛奶、剪羊毛、制酥油、制曲拉等)主要是在牧民的居住空間內完成的。移民搬遷之后,居住空間的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物理空間的擴充使得居住空間的功能分區更加細化,但生產性功能基本從居住空間中剝離出來,除了部分家庭作坊(如制作藏服、制作瑪尼石等)和零售業經營戶外,大部分移民家庭居住空間已無專門的生產空間。由此,這些生產空間已經從家庭轉移到了國家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之中。其次,自然生態環境的嵌入性減弱,城市社會的嵌入性增強。移民聚落是一個受到行列式住宅與車行道路雙重支配格局下的現代住宅區,這顯然有別于草原牧民在空間上對地形的服從。移民村的選址和空間布局拉近了家庭與社區、家庭與遷入地社會的距離,牧民遷入城市后,原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基本瓦解,地緣與業緣關系的擴充使得家庭與社區、家庭與社會的聯系更加緊密。在這一過程中當地政府也開展了很多積極有效且求真務實的工作:組織社區工作人員、社會組織和公益志愿者策劃各種聯誼活動,為生態移民與當地居民創造了大量交流機會,借此增進彼此的了解。移民群眾逐漸意識到,拓展遷入地社會關系網絡、構建社會交往圈子,尤其是高密度、強聯結的社會關系,不僅可以為自身發展提供多維的社會支持,同時也能為他們真正融入當地社會提供了必要條件。隨著與遷入地社會交往頻次的不斷增加,不少移民積累起了更多的有效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在日后他們參與的社會競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業緣關系也逐步取代了地緣關系,成為移民獲取社會資本最有效的途徑,外出打工被移民們視為是增長見識、結交朋友的重要手段。
(二)以物聯嵌入為依托的互動交流
游牧方式下的牧民生活空間是開闊的,一方面,牧民更多地是與“自然”建立起特殊的聯結,與生態系統保持著密切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空間上的季節性游動影響著他們的社會結群,牧民之間的社會關系相對疏離。搬遷之后,基礎設施在塑造移民社區地理空間骨架的同時,也構建了移民社區內部自然村(組、隊)的分布格局。與牧區時帳篷依水而建、依草而建不同,多數移民社區的建設是規整而有序的,硬化道路、灌溉水渠等基礎設施將整個社區切割成邊界清晰、大小不一的板塊,各個自然村(組、隊)便以板塊邊界為參照形成了天然的邊界。共同的居住地域和相互嵌入的居住格局為各族移民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充分的條件,移民們在生計、文化、情感等方面都實現了頻繁的互動與深度的融通。在牧區時,生產方式相對獨立,培育社會關系、積累社會資本并非草原生活的必選項,社會關系的建構帶有較強的隨機性。從牧歌式的草原來到現代化的城鎮,環境變化帶來了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遷,搬遷之初,移民與遷入地居民的交往便開始零星展開,但彼時的交往多為日常生活中的淺層次互動。在此基礎上,移民逐步建立起鄰里關系、同事關系等混合式的人際關系,同時也形成了雇傭關系、買賣關系等工具性的人際關系。工具性人際關系是以實用目的為導向,將他人視為實現特定目標的手段或工具而建立的社會聯結,在這種人際關系中,雙方角色和權責劃分明確,較少涉及私人情感領域,不太關注交往對象作為獨立個體的情感需求。在物聯嵌入的加持下,“家”作為人類日常活動最基本的社會單元也經歷了由“流動”到“固著”的轉變:牧區的流動是游牧生產方式的客觀需求;來到城市之后,隨著謀生技能的增長和社會適應能力的增強,許多移民都得以在搬遷地市區找到固定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的居住空間和經濟空間由此得到了有效的統一,情感空間也被錨定在了居所之中。固著性的“家空間”是生態移民適應了遷入地社會文化環境之后的策略性選擇,留居的選擇折射出他們已經扎根于這個曾經陌生的城市,深度嵌入了遷入地社會。
(三)以綜合結構化嵌入為目標的深切交融
“嵌入性”的本質是相互依賴關系,如同有機體中各個組織之間的彼此聯結,相互需要。個體與他人或群體建立關系是因為其生存和發展的各項社會要素都嵌入到了相應的互動體系之中。前文提及的依賴于空間、物聯、經濟紐帶的互動關系更傾向于硬性依賴關系,但要形成結構相連、情感相通的深度互動,就需要不斷構筑與賡續更加趨于“軟性”的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更側重于精神層面的相互依存。深切交融的互嵌式社會結構要求社會組建成員之間形成一個默契的、由共同價值觀編織的“常識世界”,通過文化交融內化于日常行為。交融的核心是禮俗規訓和共同話語的形成,各族居民在共處的空間中平等地共享公共資源,獲取發展機遇,進而生發出多民族命運共同體中有關民族生活實踐的交互性規則。共融的最終目標是共贏,各族群眾在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中享有平等的發展機遇,通過相互協作、互通有無,在實踐中實現共贏。基于互惠的民族互嵌式社會為我們勾勒了一個令人向往的和諧交往社會,它具有完整的交互性,同時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多樣性,不同背景的社會成員都可以選擇符合自身慣習的生活方式而又不違背共同的生活秩序。這種社會結構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跨民族交往過程中的社會結構嵌入失衡和“互嵌假象”,真正實現經濟、人際、心理、文化等領域的頻繁交往與深度互動,推動民族社會結構與國家社會結構的內在統一。
結語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兩個結合”為方法論,實現了從工業文明環境保護理念到生態文明理念的歷史性轉換,創造性提出“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等原創概念,形成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標志性論斷。中國式現代化通過生態文明發展新道路,既遵循現代化普遍規律,又立足中國國情,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和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的和諧共生文明觀,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方案。三江源生態移民作為“中華水塔”保護的核心舉措之一,通過“人退草進”的方式,在涵養水源、減輕生態壓力、恢復植被覆蓋、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取得了階段性顯著成效,為青藏高原生態安全屏障建設提供了重要支撐。三江源的生態移民工程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在整個實施的過程中,搬遷與安置始終相互嵌套、緊密關聯,兩者構成同一問題的兩個共生維度。在生態移民聚落重構的過程中,社會與家庭、土地與財產、安置地社區與遷入地社區、個人與群體等各種關系相互交織,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不斷博弈,相互滲透,在搬遷的二十年間逐步建構起新的聚落空間。生態移民過程中,搬遷牧民通過空間重構、經濟協作、文化融合和社會治理,與遷入地社會形成了深度交融的社區格局,實現了各民族在空間、物聯、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全方位嵌入。在這一過程中,空間上的“臨近”與交往中的“互惠”是制約區域性嵌入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臨近”有利于縮小移民與遷入地社區的距離感,為雙方交往創造了客觀條件;“互惠”則是指有利于增進交往雙方彼此利益的一切因素,為提升聚落內外交往提供了主觀動力。生態移民安置過程中各民族全方位的嵌入加強了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這期間“差異性并沒有被消解,而是始終在保持張力的同時被共同性超越。”2025年,民族互嵌式發展被納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路徑,強調通過空間、經濟、文化、社會和心理等多維度互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也對“互嵌式社區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明確將民族互嵌作為民族地區現代化的重要抓手。隨著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區域性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頻率也在不斷提升,前瞻性的制度和政策在民族人口流動和在地嵌入過程中將發揮重要的引導和支持作用,相關的研究與實踐將有效地構筑和維護多民族社會的良性互動,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些研究應該作為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相關研究的重要抓手,也應當成為當前民族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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