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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夢潔 | 從增量擴張到特色提質:西藏城鎮化發展導向的轉型與路徑響應研究

發布時間:2026-08-07 10:52:03 | 來源:西藏發展論壇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文章作者】池夢潔,西藏民族大學講師、東南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城鄉規劃;董衛,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城鄉規劃。

【摘要】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西藏作為高原邊疆民族地區,其城鎮化進程既嵌入國家治理和區域協調發展格局,也受到高原生態、交通廊道、宗教文化空間和產業基礎影響。文章梳理西藏城鎮化階段演進、空間格局和動力機制,并從動力機制、約束條件和文化維度比較其與區外的差異,進而圍繞“五個轉變”和七項重點任務提出特色提質路徑。研究認為,西藏城鎮化應在適度增量補短板、存量空間提品質、特色產業育動能、文化空間續文脈、韌性治理守底線之間形成協同,探索適應高原邊疆地區的高質量城鎮化道路。

【文章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2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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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城鎮化已由高速擴張階段轉入高質量發展新時期,城市建設也由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會議強調,要在發展理念、方式、動力、重心和方法等方面實現轉變,并部署優化現代化城市體系、提升創新活力、改善居住環境、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增強安全韌性、弘揚城市文化和建設智慧城市等七項重點任務。這標志著我國城市工作進入系統提質階段。西藏作為生態高原與民族邊疆交匯區,推進城鎮化同時肩負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和國家安全屏障的使命。如何結合高原生態脆弱性和邊疆區位重要性,探索特色提質路徑,是本文討論的核心議題。

一、西藏城鎮化的特征分析

(一)政策主導的城鎮化階段演進

西藏的城鎮化進程始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解放時期,其路徑深度嵌入國家治理和邊疆建設邏輯之中。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圍繞行政整合、社會穩定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支持拉薩、日喀則等中心城鎮建設。川藏、青藏等干線公路的貫通,改善了西藏與內地以及區內各地之間的聯系,也帶動沿線節點城鎮初步發育。隨著1959年民主改革和1965年自治區成立,西藏開始建立現代城鎮體系,城鎮主體多以黨政機關、干部住房、學校和醫院等功能設施為核心。1980年城鎮化率升至12.83%,但仍遠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總體看,1951年至1980年前后,西藏城鎮化以行政中心和交通節點建設為主,城鎮功能偏向治理和服務,產業集聚能力較弱,屬于行政整合和基礎奠定階段。

自改革開放尤其是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后,城鎮化進程進入政策援建主導階段。中央部署了“43項工程”,涵蓋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交通通訊等多個領域,集中在拉薩、日喀則等區域實施。這些援建項目顯著提升了城市功能與服務承載能力。此后,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啟動的“62項工程”進一步將機場、鐵路、能源等戰略設施納入援建范圍,對口援藏省(市)同步推進縣域供水、道路等民生基礎工程。這一階段大量資金和項目涌入,使拉薩、日喀則等核心城鎮的城市功能初步完善。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進一步強化了西藏與全國市場、交通和人員流動網絡的聯系,并推動那曲、安多等沿線節點城鎮功能提升。城鎮化的推進動力主要來自國家投資、援藏項目和重大交通設施,外源支撐特征十分突出。

2010年以來,西藏城鎮化逐漸從項目帶動和功能擴張轉向規劃引領和質量提升。2014年《西藏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一主兩副,沿交通軸為主”,即以拉薩為主中心、日喀則和昌都為副中心的城鎮空間格局思路,強調農牧民轉移、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特色城鎮培育,城鎮化率從26.23%開始明顯增長。此后,行政區劃調整持續深化,林芝、昌都、日喀則等地先后撤地設市??h域中心實現了從“建城”向“建市”的躍升轉型,城市功能和服務能級進一步提升?!段鞑刈灾螀^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提出“一核一圈、兩帶多點”的空間格局,并明確以國土空間規劃為引領,推動城鎮建成區擴容與功能優化,進一步引導城鎮分區差異化發展,構建多元特色城鎮體系,強化核心城鎮群的輻射帶動作用,并系統構建興邊富民邊境發展鏈,為高原地區城鎮化構建了新的治理邏輯與發展路徑。

總體而言,西藏城鎮化大體經歷了行政整合、功能擴張和提質發展三個階段。前期以國家治理和基礎設施奠基為主要任務,中期以援建工程、交通設施和公共服務擴展為主要動力,近期則逐步轉向空間規劃、功能優化和高質量發展。圖1顯示,西藏城鎮化率長期處于上升通道,但與全國平均水平仍存在明顯差距;表1則概括了不同時期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見,西藏城鎮化并非單純的人口空間轉移過程,而是國家治理、區域協調、民生改善和高原適應共同作用的政策性空間建構過程。

圖1西藏與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對比(1970—2025年)

(資料來源:1970—2024年根據國家統計局及相關統計年鑒數據整理;2025年根據國家統計局、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統計公報補充。注:圖中個別年份回落,主要系資料來源不同差異所致,折線波動不代表城鎮化進程逆轉。)

表1西藏城鎮化三階段演進表(1951年至今)

(二)梯度分異、軸帶集聚的城鎮空間格局

西藏城鎮空間格局深受自然地理條件與交通網絡結構的雙重影響,呈現出梯度分異和軸帶集聚并存的特征。高海拔、強地形起伏、生態敏感區分布廣泛,使城鎮建設更傾向于選擇河谷、盆地和交通廊道等自然條件相對適宜的區域。交通網絡又在有限適宜空間中進一步強化人口、產業和公共服務集聚,推動城鎮沿主要道路、鐵路和河谷通道呈帶狀展開。

從自然地理條件看,“一江兩河”流域(雅魯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薩河、年楚河)具備相對溫和的氣候、較好的水土條件和較穩定的生產生活基礎,是西藏人口、經濟與公共服務集聚程度較高的區域。拉薩、日喀則、山南等城鎮依托河谷地形和歷史基礎形成較強的中心性。相比之下,藏北、藏西等高寒地區受海拔、氣候、生態保護和交通成本影響,城鎮密度較低,公共服務供給半徑較大,縣域中心更多承擔基本保障和邊疆服務功能。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及相關統計資料顯示,藏中地區人口和城鎮功能集聚度明顯高于藏北、藏西地區。這種梯度分異并非單一發展差距造成,而是自然承載力、交通通達性、歷史基礎和政策配置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交通網絡結構看,西藏城鎮體系具有鮮明的走廊型特征。G318、G109等干線公路以及青藏鐵路等交通通道,將拉薩、日喀則、山南、林芝、那曲等城鎮串聯起來,形成以“一江兩河”河谷城鎮帶和若干交通節點為骨架的空間組織方式。2014年以來,自治區在“一主兩副、兩軸三點”等布局基礎上,繼續強化中心城鎮和縣域節點的功能聯系;2024年進一步提出“一核一圈、兩帶多點”格局,強調以拉薩為核心,以拉薩城市圈和主要交通經濟帶帶動區域協同,推動城鎮體系從單一軸帶串聯走向多中心、分層級和功能互補(見圖2)。

未來相當長時期內,西藏城鎮空間仍將保持河谷集聚、軸帶展開和高原邊遠區域低密度分布的基本態勢。對這一格局的理解,不能簡單以均衡化或同質化作為目標,而應在尊重自然承載力和交通可達性差異的基礎上,提升核心城鎮的輻射服務能力,強化縣城和重點鎮的基本公共服務功能,并通過交通、通信和數字服務改善邊遠地區的可達性。換言之,西藏城鎮空間優化的重點在于順應高原地理格局,形成適度集聚、分區支撐和網絡協同的城鎮體系。

圖2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圖

(資料來源:西藏自治區自然資源廳《西藏自治區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公開征求意見公告。)

(三)外源主導、內源突破的動力機制

西藏城鎮化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始終嵌入國家整體戰略與邊疆治理體系之中,呈現出鮮明的政策引導特征。受地理條件特殊、產業體系起步較晚、市場機制有待完善等多重因素影響,其城鎮發展主要依賴國家層面的統一部署與區域協調。在這一背景下,政策性資金與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推動城鎮空間拓展和功能體系完善的關鍵支撐,奠定了西藏城鎮化的制度與物質基礎。

中央財政在西藏城鎮化進程中持續發揮著核心支撐作用?!?024年西藏自治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中央轉移支付填補自治區一般公共預算差額占比達90.5%,明顯高于全國30%—40%的平均水平;全區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9.6%,電力、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投資增長較快,通信、醫療等公共服務覆蓋持續擴大,保障了基礎性、民生性領域,為城鎮功能完善與人口集聚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結構性動力來看,產業支撐仍相對薄弱。2024年西藏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第一產業9.0%、第二產業36.7%(其中工業占14.9%、建筑業占21.8%)和第三產業54.3%。工業結構仍偏向資源開發與能源產業,制造業和高附加值產業集群尚未充分形成,多數建制鎮缺乏穩定產業鏈支撐,限制了城鎮人口持續留駐和功能擴展。

近年來,清潔能源、文化旅游、特色農牧業和本地服務業開始在部分地區釋放內源動力。日喀則、山南等地依托光伏、水電等綠色能源項目,帶動縣域基礎設施和就業機會增長;拉薩、林芝等地則借助歷史文化和自然景觀資源,發展民宿、導游、交通服務、文創消費等業態,增強了城鎮經濟活力。這些產業雖然尚不足以完全替代政策性投入,但已為縣域城鎮培育本地就業、延長產業鏈條和提升運營能力提供了新的方向。

由此可以看出,西藏城鎮化已處于由“輸血式”向“造血式”逐步轉型的過渡階段,內源動能的崛起已顯現雛形,標志著城鎮化動力結構正趨于多元化。這一發展過程反映出西藏城鎮化路徑的階段性演進,也為后續討論其與區外典型地區在動力機制、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異提供了現實基礎。

二、西藏城鎮化的差異比較

(一)動力機制差異:政策與市場

西藏城鎮化在動力機制上與全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存在顯著差異。相較于市場機制主導的普遍模式,西藏的城鎮發展以政策導向和制度供給為主線,反映了特定區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功能定位和路徑選擇。

在產業支撐方面,東部制造業集群既吸納人口進城,也形成穩定就業和產業鏈配套。西藏工業體系發展相對平緩,地方產業以基礎性服務業、農牧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城鎮功能提升更多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資金安排、對口合作項目和重點工程。這些投入增強了城市承載力,但難以完全替代產業對就業和人口留駐的長期支撐。

人口流動方面,東部城市以跨區域勞動力遷移為主,人口來源多元、流動頻繁;西藏人口轉移主要表現為農牧區向縣城和中心城市的梯度集聚,市民化進程相對緩慢。2024年西藏市民化率不足40%,既反映產業吸納能力有限,也與長期依托行政推動、轉移安置和保障制度銜接的路徑有關。“原住型”居民仍占主體,市民化更多通過土地權益、居住證和社會保障等制度漸進推進。

資本循環方面,東部地區依托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和地方財政擴張形成較強城市建設動能。西藏受生態保護、市場規模和居民結構影響,尚未形成以土地資本循環為核心的擴張模式,城市資本更多投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障??傮w看,西藏形成了區別于市場主導路徑的政策支持型城鎮化機制,更強調公平性、均衡性和生態適應性,也體現了我國區域發展制度安排的差異化特征。

(二)約束條件差異:生態和安全

在西藏城鎮化進程中,生態環境承載能力與國家安全戰略定位共同構成重要邊界。與東、中部地區主要圍繞產業集聚和市場機制展開的城鎮化路徑不同,西藏在生態保護和邊疆治理方面承擔特殊職責,其城鎮化必須在生態承載力、安全穩定和民生改善之間保持協調。

首先,西藏生態環境高度敏感,城鎮空間拓展必須嚴格遵循生態閾值。作為國家重要生態安全屏障和全球高原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西藏在涵養水源、調節氣候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原地區地表水、植被和土地類型對人類活動反應敏感,過度開發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生態影響?;谶@一現實,西藏嚴格執行“三區三線”國土空間管控和“三線一單”生態環境分區管控制度,將全區88%以上國土空間劃入優先保護范圍,形成以生態承載力為基礎的差異化空間治理體系。同時,通過推廣綠色建筑、集中建鎮和生態搬遷等方式,協調人口集聚、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護關系,使城鎮發展保持在生態安全底線之內。

其次,西藏在國家安全和邊疆治理格局中具有特殊地位,城鎮體系建設不僅服務經濟發展,還承擔政治穩定、民族團結、邊境管控和公共服務保障等功能。歷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均強調加強邊境地區建設,通過差別化政策支持,推動人口穩定居住、基礎產業扎根發展和公共服務覆蓋?!段鞑刈灾螀^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及“十四五”規劃也提出完善邊境村鎮公共服務,提升交通、水電、通信等生命線工程韌性,并強化重點生態功能區和高風險區域安全保障。

因此,西藏城鎮體系承擔著超越常規城市職能的復合使命。許多地級市、縣城和重點鎮的布局,并非單純依循人口規?;虍a業集聚邏輯,而是服務于國家治理、邊防管理和民族交融等戰略目標。在生態安全與邊疆安全雙重要求下,西藏形成了區別于東部市場主導模式的城鎮化路徑,更強調底線約束、公共服務和社會穩定。

(三)文化維度差異:宗教空間融合

在西藏,宗教文化空間與世俗功能空間長期交織,形成區別于區外城鎮體系的重要特征。宗教中心性不僅影響城鎮空間結構,也嵌入地方治理和社會生活之中,展現出鮮明的“文化嵌入型城鎮化”特征。

從空間形態看,許多西藏城鎮圍繞宗教節點生長,形成“寺廟為核、聚落環布”的格局,宗教中心與生活聚落相互嵌套。拉薩八廓街圍繞大昭寺形成環狀空間體系,集宗教朝圣、市場交易和居民生活于一體,是典型代表;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山南桑耶寺等,也在區域層面發揮中心作用。這類由宗教功能影響空間布局的現象,是傳統藏式城鎮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城鎮演化對宗教信仰和地方文化的適應性。

從治理邏輯看,宗教空間不僅承載信仰活動,也是文化認同、基層組織和社會秩序維系的重要依托。與多數地區以行政機構、社區組織和法治體系為核心的治理模式不同,西藏長期存在宗教空間與社區治理交織的特征。歷史上,寺廟在一定程度上承擔道德教化、社會調解和秩序維系功能;現代城鎮中,不少社區仍圍繞寺廟布局,延續其空間組織影響。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強調尊重宗教文化習俗、保護宗教遺產,并通過完善寺廟周邊基礎設施、“寺廟網格化管理”和“僧尼社會化保障”等方式,推動宗教空間與現代治理體系銜接。

因此,相較于許多地區以行政中心或產業園區塑造城市空間,西藏城鎮更強調文化連續性與宗教中心性?!拔幕臻g—治理”的嵌套結構,既塑造城鎮形態,也影響城市運行邏輯,使西藏城市形態呈現出相對非標準化特征。這種差異化是西藏新型城鎮化中需要長期堅持并制度化的重要內容。

三、西藏城鎮化的路徑響應

(一)國家戰略框架下的策略再定位

近年來,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已由增量擴張為主,轉向以高質量發展和存量提質增效為核心的新階段。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推動城市工作實現“五個轉變”,并圍繞七項重點任務作出系統部署,標志著城市發展進入理念轉型、結構優化和治理提升并重的新時期。這一戰略框架不僅為東中部城市更新提供方向,也為邊疆民族地區尤其是西藏推進高質量城鎮化提供了重要參照。

“五個轉變”從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發展動力、工作重心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城鎮化轉型的基本方向。對生態敏感、文化多元、邊疆功能突出的西藏而言,“以人為本”“特色發展”和“統籌協調”尤為關鍵?!耙匀藶楸尽币蟪擎偨ㄔO從設施供給轉向人的全面發展,重視農牧民市民化、公共服務可達和社區融合;“特色發展”要求依托高原生態、民族文化和邊疆區位,培育差異化城鎮功能;“統籌協調”則要求在有限資源和生態約束下,優化城鎮等級、空間布局和功能分工。

在此基礎上,七項重點任務為西藏城鎮化提質提供了具體抓手,涵蓋城市體系優化、創新動力培育、宜居環境改善、綠色低碳發展、安全韌性提升、文化傳承和智慧治理等方面。將這些任務與西藏自然地理、產業基礎和治理需求結合,有助于推動城鎮化從基礎設施建設主導,轉向更加重視系統能力、公共服務、生態安全和文化連續的現代化城鎮體系建設。

(二)西藏落實“七項重點任務”的策略調適

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七項重點任務”的引領下,西藏需要結合高原生態、邊疆治理和發展基礎,探索內涵式、高質量城鎮化路徑。當前,西藏已在城鎮體系優化、基礎設施補短板、公共服務提升和生態保護等方面形成一定政策基礎,但受地理環境、區域差異、產業支撐和生態脆弱性影響,任務落實仍需在地化調適。其重點是圍繞西藏城鎮化短板,統籌城市體系、創新動力、宜居品質、綠色低碳、安全韌性、文化傳承和智慧治理,形成適合高原邊疆地區的系統方案。

首先,優化城市體系是落實七項任務的基礎。西藏應依托“一核一圈、兩帶多點”等空間格局,構建以拉薩為核心、區域中心城市為支撐、縣城和重點鎮為基礎、邊境節點為補充的網絡型城鎮體系。拉薩應進一步提升綜合服務、創新平臺和文化展示功能,避免人口和資源過度集中;日喀則、昌都、林芝、山南等區域中心應強化對周邊地區的服務帶動;那曲、阿里等高寒邊遠地區則應重點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和安全保障能力。隨著川藏鐵路、G4218高速公路等重大通道建設推進,交通網絡對城鎮體系的重塑作用將持續增強。未來應通過分區分類引導,提升縣域強鎮承載能力,緩解長期存在的“中心—邊緣”梯度差異。

其次,激發城市創新活力,應立足高原特色資源推動動能轉換。西藏難以大規模復制東部制造業集群路徑,但可以圍繞清潔能源、藏醫藥、特色農牧業、文化旅游和數字經濟培育適用型創新體系。光伏、水電等清潔能源項目既能支撐綠色發展,也可帶動縣域基礎設施和就業增長;高原數據中心、數字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業態,則有助于把冷涼氣候、文化資源和數字技術結合起來。后續應強化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和地方政府協同,推動綠色能源、藏藥研發、數字文化等領域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賦能和產業鏈延伸。

再次,宜居城市建設應突出高寒環境適應和公共服務均等化。西藏城鎮宜居性不僅體現在住房、道路和景觀改善,更體現在供暖、供氧、供水、醫療、教育、養老、文化和就業服務等綜合條件。近年來,保障性住房、供暖供氧等設施建設改善了高原城鎮生活環境,“醫聯體”“教聯體”和雙語政務服務也提升了偏遠地區公共服務可及性。未來應繼續推動醫療、教育和政務服務向藏北、藏西和邊境地區延伸,依托遠程平臺和流動服務提高覆蓋效率,使城鎮成為農牧民能夠安居、就業和融入的生活空間。

綠色低碳與安全韌性是西藏城鎮化必須堅守的底線。作為國家重要生態安全屏障,西藏城鎮建設應嚴格落實“三線一單”和國土空間管控要求,控制河谷地區開發強度,避免生態敏感區高強度建設。應繼續推進綠色建筑、清潔交通、污水垃圾處理和固廢資源化利用,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同時,面對極端天氣、山洪、泥石流、滑坡、地震和交通中斷等復合風險,應加強山洪溝治理、防洪排澇、危舊房改造和基礎設施韌性評估,提升供水、供電、供暖、通信、道路和醫療救援系統的應急保障能力。邊境城鎮和交通節點還應強化“平急兩用”功能。

最后,文明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設應與西藏文化空間和治理需求結合。西藏城鎮擁有獨特的歷史街區、宗教空間和非遺資源,八廓街、日喀則古城等保護實踐已增強城市文化辨識度。后續應通過微更新、漸進式修繕和社區參與,推動歷史文化保護、生活品質改善與文旅產業發展相結合。智慧城市建設則應圍繞“互聯網+邊疆”展開,重點服務遠程醫療、遠程教育、災害預警、政務服務和基層治理,彌補地域遼闊、服務半徑大的短板。

總體而言,西藏落實七項重點任務,應從政策對接走向能力建設,在分區分類、設施運維、文化延續和數字賦能中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城鎮化提質路徑。

(三)實施增量優化與存量提質的協同推進

從“七項重點任務”的在地化落實看,西藏城鎮化既要回應國家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也要面對區域基礎薄弱、空間分布不均和功能節點不足等現實約束。因此,未來路徑不能簡單停留在建設規模擴張上,而應在增量優化與存量提質之間形成協同,以更具適應性的方式提升城鎮體系承載力。

增量優化主要用于補齊歷史短板和強化戰略支點。當前西藏部分邊遠地區和縣域城鎮仍存在公共服務不足、基礎設施薄弱、產業支撐有限等問題,需要通過適度增量建設完善功能。其重點應圍繞“支點構建、系統聯動”展開:一方面,依托資源稟賦、交通通道和邊疆治理需求,培育具備公共服務、人口承載和產業帶動能力的綜合功能型中心鎮,緩解區域梯度差異;另一方面,推動交通、能源、通信、供水、醫療、教育等設施復合集成,提高節點服務效率和應急能力。增量建設還應堅持綠色導向,形成集約高效、生態兼容的區域開發模式。

存量提質則是西藏城鎮化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的重要方向。西藏城鎮擁有豐富的宗教、歷史和民俗文化資源,這些資源既是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也為文旅融合、非遺傳承和創意產業發展提供基礎。拉薩老城區、八廓街以及日喀則等傳統街區的保護更新表明,存量空間并非單純的改造對象,也可以成為提升城市品質和培育特色產業的重要載體。未來應通過地方性法規、社區參與和數字化治理,推動老舊街區、低效商貿區和傳統文化空間的功能更新,在改善居住條件、公共安全和服務設施的同時,導入文旅、非遺、數字經濟等新業態,實現文化空間保護與產業價值轉化的聯動。

總體而言,西藏城鎮化應在綠色導向下推進增量優化與存量提質協同發力。增量建設重在補短板、強支點、提韌性,存量更新重在優品質、續文脈、育產業。通過生態適應性基礎建設與文化驅動型空間更新相結合,西藏可以在保障民生、保護生態和維護穩定之間形成更高水平的協調,探索差異化、可持續的高原城鎮化發展模式。

結語

作為中國邊疆地區,西藏城鎮化不僅承載區域發展的現實需求,也交織著國家戰略、民族政策與生態文明建設等多重目標。研究表明,西藏城鎮化區別于內地一般路徑,形成了以國家主導、生態適應與文化嵌入為核心的邊疆發展范式。這一模式回應了生態保護與民族團結需求,也為其他邊疆地區城鎮化提供了參考。面向新階段,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個轉變”和七項重點任務,為西藏城鎮化轉向特色提質提供了重要依據。西藏應以分類引導優化城鎮體系,以適度增量補齊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短板,以存量更新提升文化和生活品質,以特色產業增強內源動力,以韌性治理守住生態安全和國家安全底線。通過規劃管控、項目實施、社區參與和運營維護的協同推進,西藏有條件在保障民生、保護生態、維護穩定和傳承文化之間形成更高水平的協調,探索適應高原邊疆地區的高質量城鎮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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