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魏堅: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潘曉暾: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中國西北邊疆,沿額濟納河至居延澤南北長約300千米、北端東西寬約60—70千米的居延遺址范圍內,保存有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遺址40余處,可謂佛塔林立,寺廟眾多,是研究我國古代宗教文化的重要區域。本文基于多年來對居延遺址所做的調查和發掘工作,將西夏至元代宗教遺址的分布范圍、平面布局、建筑用材等進行歸納總結,在此基礎上,從宗教建筑與居住遺址的空間分布、佛教建筑所體現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種宗教相互融合共存等三個方面,分析了宗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宗教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作用等問題。
【關鍵詞】宗教建筑遺址西夏元代宗教中國化中華民族共同體
【文章來源】本文刊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6年第2期。為閱讀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參考文獻和注釋,如有需要,敬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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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西北邊疆,沿額濟納河至居延澤南北長約300千米、北端東西寬約60—70千米的居延遺址范圍內,保存有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遺址40余處,可謂佛塔林立,寺廟眾多,是研究我國古代宗教文化的重要區域。該區域地處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交匯地帶,長期以來既是雙方往來征戰的前沿,亦是民族交融的重要舞臺。在這類多民族聚居區,宗教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憑借其超越民族邊界的信仰體系,長期在意識領域發揮著凝聚與融合的作用。宗教建筑不僅作為信仰實踐的場所,更是其物質文化的實物載體,其空間分布、形制特征與演變,為考察在邊疆多民族聚居區,不同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乃至中華民族共同體進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學視角。
對居延西夏至元代的宗教進行研究有兩個途徑:一是借助史料文獻。由于元代未修西夏史,有關西夏宗教的傳世記載又極為有限,因此對于居延西夏時期宗教的了解只能依靠黑水城地區出土的文獻資料。20世紀初“黑水城文書”和20世紀末“黑城文書”的大量出土促使學界對居延西夏至元代宗教的關注點始終集中于對文獻的釋讀與研究方面。雖然相關研究在具體細節上尚有一定分歧,但大體公認藏傳佛教與該區域民眾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漢傳佛教因素并存,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二是依托該地區保存較好的宗教建筑遺址。作為居延遺址主要分布區域的額濟納旗,地廣人稀,在總面積約11.46萬平方公里的范圍內,適合人類生存的綠洲面積僅3.16萬平方公里,這種自然環境使得諸多遺存因后世干擾較少而得以保存,特別是其中的宗教建筑遺址,為研究居延西夏至元代的宗教文化提供了具體而直觀的實物資料。但廣袤而荒蕪的地理條件也增加了系統性調查與發掘的難度,因此對遺址的探索也往往被學界所忽略。
本文基于多年來在額濟納地區調查、發掘工作所獲資料,在對既往研究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西夏至元代宗教建筑遺址的空間分布、平面布局、建筑用材等進行歸納總結,從宗教建筑與居住遺址的空間分布、佛教建筑所體現的文化因素以及伊斯蘭教建筑的發現等三個方面來探討宗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宗教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作用等問題。
二、西夏至元代宗教建筑遺址概況
西夏時期,黨項政權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數以佛教為國教的政權之一,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皆虔心崇佛,因而佛教在西夏十分流行。嚴酷的自然環境與連年戰亂,又為佛教在地方社會的傳播提供了便捷路徑,黑水城地區的佛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得了發展契機,并深入民眾的精神世界與日常生活之中。20世紀初,數千卷冊佛經的發現足以充分證明這里佛教信仰之盛,有學者進而提出黑水城應是西夏北部的佛教中心。元代,在統治者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下,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文化發達。此時亦集乃路的佛教,承原黑水城地區佛教根基深厚之余緒,迎來了快速發展時期。據黑城出土的漢文文獻記載,該地區有普渡寺、圣容寺、如來寺、太黑堂等佛寺。而回回人的到來也為這一地區帶來了新的宗教——伊斯蘭教。這一時期,亦集乃路各類佛教寺廟、古塔和伊斯蘭教的禮拜寺等隨處可見。
(一)空間分布
西夏至元代,該地區城址內外的宗教建筑往往并非孤立存在,其周邊通常還會分布有其他規模較小的宗教建筑,以及村落和農田等遺址(圖1)。

西夏時期的宗教建筑以藏傳佛教建筑為主,其分布呈現出以黑水城為中心,以二塔、紅廟、綠城小廟等為次中心的扇形分布特點,突出了黑水城在佛教傳播與發展中的地位。“因為寺廟本身就是信仰、傳播佛教的基地,所以這些寺廟的中心也可以說是佛教的中心。”其中,黑水城遺址位于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約25千米的荒漠上,地理坐標為東經101°08′42.732 2″,北緯41°46′03.905 0″,城內目前留存有位于西南角的塔殿遺址、城外西北側舉世聞名的“輝煌舍利塔”等。二塔遺址位于黑水城遺址西北約7千米的荒漠戈壁地帶,坐標東經101°06′38.306 8″,北緯41°49′32.197 5″,周邊分布有五塔遺址和二塔東城址等。紅廟遺址位于黑水城遺址東北約13.6千米處的荒漠地帶,地理坐標為東經101°15′48.319 2″,北緯41°50′58.120 8″,其東北約1.8公里范圍內分布有1處村落遺址。綠城小廟遺址位于黑水城東南約11.3千米處,地理坐標為東經101°16′57.70″,北緯41°43′40.60″,自南向北分布有綠城雙塔遺址、綠城塔廟遺址和村落遺址等。上述四處佛教文化中心在星羅棋布的佛教建筑和周邊的村落中起到了主干作用。
元代亦集乃路見有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兩大宗教的建筑遺址,相較于西夏時期而言,分布更為集中,以黑城、五塔、綠城一塔遺址周圍居多,上述紅廟遺址附近則不見元代遺跡。黑城內除東北部原黑水城內西南角塔殿遺址得以保留外,在城的北部還發現1處寺院遺址。此外,在黑城西北角城墻上分布有5處佛塔、城西南角外見有1處伊斯蘭教禮拜寺,城東側分布有大量居住址。五塔遺址周圍見有哈日白興遺址、一塔遺址、東土塔遺址等。綠城一塔周圍則分布有村落及耕作遺址。根據遺址數量判斷,佛教仍是亦集乃路居民所信仰的主要宗教。
(二)平面布局
根據布局方式的不同,西夏黑水城地區的佛教建筑可分為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室內塔廟式建筑和獨立佛塔建筑三類。其中,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是指在塔、殿相結合的建筑中,佛殿在前,佛塔建于其后,黑水城內西南角塔殿遺址、綠城雙塔遺址、紅廟遺址、二塔遺址等均屬此類,是黑水城地區眾多佛教建筑中分布廣泛且最具地域特色的一類佛教建筑布局。此類寺院建筑方向普遍為坐西朝東,佛殿平面均呈縱向的長方形布局。佛殿后以并列的三塔式樣進行設計,以二至三座佛塔的形式呈現,且位于寺院中軸線上的佛塔一般體積稍大,而列居兩側的佛塔則相對較小(圖2)。室內塔廟式建筑,即塔立于方形佛殿內。目前僅發現綠城塔廟遺址1處。佛塔位于佛殿中部偏后的位置,塔基呈十字折角形,塔的左右后三面有相等寬度的禮拜道(圖3)。獨立佛塔建筑,如“輝煌舍利塔”、本肯蘇海塔遺址和五塔遺址中兩座西夏時期的佛塔等。黑水城地區獨立佛塔形制大體相同,即十字折角形塔基上覆鐘型塔身,呈現出典型的藏傳佛教風格(圖4)。

元代,佛教建筑形制較西夏時期有所減少,除黑水城內西南角塔殿遺址繼續沿用,新修塔殿類建筑基本不見,僅見有獨立寺廟和獨立佛塔建筑。其中,獨立寺廟建筑,如黑城內佛寺遺址(F6)(圖5)、哈日白興遺址等。平面多呈縱向的長方形布局,佛殿外建有院墻,開間較西夏時期的佛殿偏大,進深基本為3到5間。獨立佛塔建筑,除黑城西北隅城墻上聳立的5座覆缽式佛塔外,還見有一塔遺址、五塔遺址東側的兩座小塔和綠城一塔遺址等(圖6),均為藏傳佛塔形制,相較于西夏時期佛塔,元代佛塔疊澀基座普遍增多,束腰座則相對簡化,覆缽塔身略作球狀。新出現的兩處伊斯蘭教建筑分別為黑城西南角外的一處清真寺(圖7)和五塔東側的一處拱北建筑(圖8),均坐落于佛教遺址集中分布的區域。

(三)建筑用材
從建筑材料來看,居延西夏至元代佛教建筑往往就地取材,以土坯或磚、木等材料搭構建造。寺廟遺址附近見有窯址、淋灰池等建筑用材遺跡。以紅廟遺址為例,其東北約20米處分布有3處磚窯址,呈“品”字形排列,遺址西北約4米處還發現有平面呈長方形的淋灰池。這些遺跡為寺廟建造時的施工場景提供了直觀的實物例證。
三、宗教在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一)佛教在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
西夏至元代,藏傳佛教始終是該區域民眾所信仰的主要宗教,這一事實已經在宗教遺存的數量上得以充分印證。佛教遺址附近往往分布有集中的院落和農田遺址等,僅以黑水城地區的一處佛教中心——紅廟遺址為例加以說明。
2004年5—6月,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匯同阿拉善盟博物館和額濟納旗文物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紅廟遺址進行發掘,清理了1座廟址、2座佛塔、1處僧院房址和3座窯址,明晰了遺址的建筑結構和形制布局,并獲得了蓮花座佛臺、佛像和壁畫等一批珍貴文物,確認紅廟為一處西夏時期的藏傳佛教寺廟(圖9)。

在距紅廟遺址東北約1.8千米處有一古村落,分散有5處居住遺址,呈線狀自東北朝西南向分布,最近一處距紅廟遺址約970米。居址內散布有大量瓷器殘片,以黑釉剔花、醬釉、化妝白瓷為主,可辨別器型有碗、罐等生活用具,窯口以磁州窯系為主,不見元代所流行的鈞窯、影青等產品。值得一提的是,在1號居址內發現一件化妝白瓷碗底殘件,外底墨書,疑似西夏文。據此判斷這些居址應為西夏時期的村落。居址附近地表散落有石磨盤、石磙等生產用具,耕地遺跡分布其間(圖10)。

上述寺廟與村落的空間分布證明佛教與民眾已經在長期的連接中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共生關系。信眾需要佛教所傳遞的精神思想尋求慰藉,也需要寺院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同時,他們以布施、供養、交租、送子入寺等多種方式給予寺院人力、物資和財力上的補充,以支持和保障佛教的傳播發展。特別是在地處西夏北部邊疆的黑水城地區,因與腹地交通不便,使得佛教相較于其他地區與民眾的關系更加緊密。紅廟遺址附近所發現的窯址和淋灰池等建筑用材遺跡,證實其建造過程就地取材,建造主要依靠附近信眾這一事實。正是這種廣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動,使佛教寺院不僅作為一個宗教場所而存在,更具備了凝聚與組織世俗社會的潛在能力,從而滿足了多民族社會的深層需求。
西夏至元代,額濟納地區是漢族、黨項族、藏族、契丹族、蒙古族等多民族聚居區。在黑水城出土文書6342號戶籍賬的記載中,保留有30戶的簡明資料,其中有28戶信息基本完整,記錄有89人,據考證,在這89人中,既有黨項族又有漢族。根據戶籍信息可知,此時黑水城地區的基層組織姓氏不集中,宗族勢力不強,證明“在西夏的農村已經擺脫了以部落、氏族單一姓氏為社會基層單位的束縛,形成了不同姓氏、不同民族的雜居社區。”在這樣一種不同民族以地緣聚落形成的社會組織中,需要一個能夠突破血緣關系、政治等級和民族屬性拘束的力量,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橋梁,使村落成員在心理上達成一種歸屬感。在這一背景下,佛教成為推動民族間交往、交流與交融的重要媒介。這一事實在黑水城出土的佛經中也有體現,在科茲洛夫和斯坦因于黑水城遺址所獲的西夏文佛經中,有部分經文用藏文為之注音,還發現有漢文佛經以藏文為之注釋的殘葉。充分說明幾個民族已經在以佛教為橋梁的文化交往中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史料對此亦有記載,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統治者建置亦集乃路總管府之際,元朝官員曾奏請批準借助“西僧”的力量開鑿合即渠。所謂“西僧”即原黑水城境內遺留的藏傳佛教僧人。亦集乃路總管府的建置使大量蒙古族移居此地,上至總管府的達魯花赤下至軍屯人員和眷屬等,形成了新的民族聚居格局。元朝統治者對佛教的扶持,一方面,使原本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族移民通過共同的宗教信仰,得以與當地原有的漢族、黨項族及其他信眾群體迅速結合;另一方面,以“西僧”為代表的佛教勢力也積極參與地方開發,在水利興建等公共事務中發揮組織與凝聚作用,進一步促進了蒙古族移民與本地居民在生產生活層面的互動與交流。
(二)佛教建筑見證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佛教在西藏完成本土化后,逐漸向東傳播,開啟了其持久而深入的中國化歷程。本文所涉藏傳佛教中國化包含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藏傳佛教東向發展的過程中,在中國歷史版圖的諸多區域與當地環境相結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另一個層面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藏傳佛教在諸多民族間的傳播和弘揚,成為連接西夏、元、明、清諸王朝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和精神紐帶。
居延西夏至元代的佛教建筑中,依據形制和史料可辨別的均為藏傳佛教建筑,為探討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該地區諸多佛教建筑類型中,最具地方特色的當屬前殿后塔式寺院類建筑。以黑水城內西南角塔殿遺址為例。遺址位于黑水城內西南角,坐西朝東。整體由東邊的寺廟和西端的佛塔兩部分組成(圖11),根據現有保存情況來看,東邊的寺廟建筑由一進式佛殿和回廊組成,平面呈長方形。佛殿東西長6、南北寬5.2米,墻體厚0.34米。佛殿后墻與佛塔間的廊道寬1.6米,廊道地面鋪設方磚,方磚邊長34.5、厚6.5厘米。寺廟后為南北并排的三座佛塔,均建于方形臺基之上,大塔居中,兩小塔在大塔左右對稱分布。現三塔皆殘,以大塔保存相對較好。大塔方形臺基邊長2.5、高1米。塔基為十字折角形,基身較高,十字折角形基座自下而上共兩層,第一層高25、寬45厘米,折角邊長15厘米,第二層高15、寬38厘米,折角邊長16厘米,因長時間風蝕僅存一角。南側小塔臺基邊長2.5、高1米,塔基直徑1.6、殘高0.38米。北側小塔臺基邊長2.5、高1.15米,塔基直徑1.6、殘高0.8米。三座佛塔臺基均以土坯各自單獨壘砌,其中主塔與南側小塔臺基為土坯橫縱相間壘砌,兩臺基間距較小。北側臺基土坯則基本以縱向鋪設,與主塔所在臺基以填土連接(圖12)。據此可以判斷,三座塔可能是在不同時段先后建造,當以中間主塔和南側小塔先建,后據需要,又建了北側小塔。

上述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中,佛塔均在十字折角形塔基上置覆缽形塔身,學界共識為藏傳佛塔。中間一大塔兩側分列小塔的三塔式樣作為其突出元素之一,不僅出現于黑水城地區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中,馬蹄寺上千佛洞MQK020摩崖舍利塔、榆林窟第4窟文殊與彌勒對坐圖和黑水城地區出土的擦擦等西夏時期的佛教遺存中也都有見到,可見其在西夏境內分布較為廣泛。據考證,三塔式樣的直接來源應為西藏地區,后傳入西夏并得以盛行。而以并立的三塔與佛殿相結合形成的塔廟布局形制,最先見于遼上京西山坡佛寺遺址和古格故城遺址。其中西山坡佛寺遺址的核心建筑即由以佛塔為中心的北院和以佛殿為中心的南院組成,佛寺遺址由多組東向院落構成,南院佛塔遺址則由中間大兩側小的三處六角形磚構塔組成。古格王都扎布讓王宮內東北部Ⅸ區發現的方形內院式、以僧房為主的寺院遺址,寺院南側同樣建有中間大兩側小的三塔(圖13)。兩處遺址中,佛塔與寺廟的布局均是在坐西朝東的縱向寺廟南側建有三塔,塔在寺廟一側,與寺廟并不在同一軸線上。根據目前的調查與發掘資料,將三塔置于佛殿正后方,使塔殿整體構成平面呈倒“凸”字形結構的佛教建筑布局,目前僅發現于黑水城地區,因而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我國時,塔是寺院的中心和靈魂,立塔為寺是漢傳佛教寺院的主要特征。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心塔型”佛寺、“前塔后殿型”佛寺成為佛教寺院布局的主流。入唐以后,出現了佛塔并列、塔殿并列、前殿后塔等布局方式,新修或重建的大型寺院中關于塔的記錄明顯減少,寺院描述側重于殿堂和院落,佛塔的核心地位逐漸被取代,以佛殿為中心的中軸線對稱布局盛行。1038年,黨項人建立西夏,始終把佛教視為西夏的第一宗教,以承天寺、宏佛塔為代表的皇家佛教寺院中塔的中心地位依舊保留。而此時官府或民間修建的寺院,則以單座塔院或單座廟院形制居多,并不強調塔的中心地位。但無論塔的位置如何變化,寺院呈對稱和中軸線式的布局方式一直保留,這源于中國傳統建筑風格,是佛教進入中國后本土化的顯著特點。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整體布局順應了同時期中原地區寺廟形制縱向演變和塔的中心地位逐漸降低的發展趨勢。在空間組織上,強調三塔與寺廟的整體性和對稱性:廟門與廟后主塔位于同一軸線;主塔作為軸線中心,兩側小塔南北對稱分布,形成規整的橫縱布局。這種以擇中、尚中為原則的佛教寺院布局方式,既突出了佛教的莊嚴與神圣,體現了對佛教的重視,也反映出西夏對“天人合一”“中和為美”的中原文化和儒家倫理的自覺運用與主動借鑒,是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具體體現。
藏傳佛教于西夏的廣泛傳播,為它在繼其而起的大蒙古國(1206—1271)和元朝(1271—1368)的迅速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佛教建筑作為佛教文化的實物載體也得以保留和延續。元代黑城在西夏黑水城基礎上做了擴建,黑水城內諸多遺跡被廢棄或改建,但原城內西南角的前殿后塔式寺院卻得以保留并繼續供奉。據統計,城內佛教建筑達10處之多,此塔殿以居新擴建的亦集乃路黑城的中心位置而得以保留,一方面體現出藏傳佛教在該地區仍占據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則體現了元代統治階級對西夏佛教建筑理念的認同。在全國范圍內,流行于西夏境內的三塔式樣在元代亦得以繼續傳播,如連接華北京畿腹地與塞外草原之間最重要的關隘——居庸關過街塔、位于云南昆明西郊玉案山上用以埋葬筇竹寺堅玄住持的雪庵宗主塔等。據考證,居庸關云臺上的三塔即為元朝政府任用來自河西地區的黨項后裔所建。綜上,無論是對地域化特征顯著的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的沿用,還是對西夏所流行的三塔式樣的吸收與再造,都是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的具體成果。
下自區域內對佛教建筑的延續,上至統治階層對帝師制度的繼承,可以看出,在西夏至元代的政權交替中,雖然統治者分屬于不同的民族,但藏傳佛教作為其共同的信仰,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與政治中介角色,是將兩個王朝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重要紐帶。
(三)伊斯蘭教建筑的發現印證了亦集乃路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歷史事實
成吉思汗的西征開辟了由蒙古高原腹地直通中亞與西亞的驛路系統。在此背景下,元代亦集乃路上的納憐道,作為連接甘州與嶺北行省的交通樞紐兼具軍事與商業雙重性質:戰時用于傳遞軍情與輸送補給,平日則為商旅往來要道。得益于該通道的日趨繁盛,大量回回人徙居于此。在元代統治者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下,伊斯蘭教亦隨其信眾的遷入于亦集乃路傳播并扎根。目前發現有黑城禮拜寺和五塔遺址中的拱北兩處宗教建筑。
位于黑城西南角城墻外約27.4米處的禮拜寺遺址,四方體建筑上覆蓋圓拱穹窿頂,是一處典型的阿拉伯風格的禮拜寺。寺廟坐西朝東,由大門、門廊和禮拜大殿組成。禮拜殿堂上頂為穹窿式,通高約7米,殿門東開,門呈尖拱狀,門廳與殿墻連接處用土坯砌出蜂窩狀鐘乳過渡。南北兩壁正中砌有圓窗,西壁正中砌券頂式壁龕即“米哈拉布”。殿內四角砌有七層門楣的角龕,大殿外四角以四根圓柱圍繞。寺院整體以土坯壘砌,外表用草泥抹面。附近分布有較多的回回墓地。
五塔遺址是由西端的兩座西夏時期佛塔和東端南側的兩座元代覆缽式小塔,以及東端北側的一處保存較好的元代伊斯蘭教拱北組成。其中的拱北建筑位于一處南北向長方形院落中,院內中部有一處大殿遺跡,殿內方形祭壇依稀可見,南北殘長約7.5米,東西殘寬約7米。拱北位于殿后,處在院落北墻中部靠前的位置,同樣為方形建筑覆以圓頂的阿拉伯傳統建筑風格。拱北殘高2.7米,以17層土坯砌成,其中自下而上16層土坯為立砌,僅頂部一層平砌(圖14)。

亦集乃路所發現的兩處伊斯蘭教建筑均位于佛教建筑集中分布區,外形上保留了伊斯蘭教的傳統風格,但以土坯為主要建筑材料和土坯立砌的構筑方式都具有顯著的亦集乃路地區本土化特色。據《冊府元龜》記載,自唐永徽二年(651)起,伊斯蘭化的波斯(大食)國就不斷遣使大唐,這些使者有的在長安定居下來,建起禮拜寺,這一時期伊斯蘭教建筑尚保留原始建筑風格。“元代以后吸收了中國傳統建筑風格,出現了一批中阿兩種風格合璧的清真寺建筑;明清時期,回族清真寺總體結構已基本演變為中國傳統四合院殿堂式。”上述兩處伊斯蘭教建筑均為傳統的阿拉伯風格,因此可以確認其地的伊斯蘭教為元代始入。而這一時期佛教在亦集乃路已經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伊斯蘭教作為新入本地的外來宗教,在其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必然會選擇佛教為依附對象以尋求發展,因此選址于佛教建筑集中區,這是伊斯蘭教尋求在地化的一種有效嘗試。
在元代,數以十萬計的回回人入華,對元代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元朝政府專門設置回回哈的司以管理回回人的刑名、戶婚、錢糧、詞訟等大小公事。辦公地點設于禮拜寺內,管理人員由總教長(謝赫·伊斯蘭)和法官(哈的)共同構成。1983年和1984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組成的考古隊在黑城遺址發現的一批元代文書中,有三份文書涉及“回回哈的司”。其中《失林婚書案文卷》是保存較為完整、文字較多的一份文書檔案,訴狀中稱原告阿兀“系本府禮拜寺即奧丁哈的所管”,這一記錄直接印證了元代實施的“僧侶自治”宗教管理政策。該政策在保障伊斯蘭教自主發展的同時,亦有效滿足了穆斯林群體的信仰需求,進而增強了其社會歸屬感與文化認同。在此背景下,大量回回人得以在當地定居并建立家庭。案卷顯示,阿兀之妻失林“元系大都住人張……”,表明她原為居于大都的漢人。阿兀作為回回移民之一,與漢人通婚并繁衍后代,正是元代民族融合的生動個案。
亦集乃路伊斯蘭教建筑的發現,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語
在馬鬃山與巴丹吉林沙漠之間存在一條狹長的綠洲地帶,古往今來,得益于祁連山冰雪融水而成的額濟納河的灌溉,該區域成為人口聚集地和農牧業生產區,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往來征戰、相互融合的一個舞臺。這一區域內留有豐富且燦爛的古代文化,這其中,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遺址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進程做出了生動注腳。
根據遺址分布的疏密程度與建筑規制的差異可知,西夏時期黑水城地區的佛教遺存呈現出以黑水城為中心,向二塔、紅廟、綠城小廟等遺址所在區域輻射的分布格局;而至元代,宗教建筑遺址的分布則相對集中,除黑城遺址外,僅在五塔、綠城一塔等遺址周圍見有宗教建筑遺存。此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個時期人口分布與活動空間的差異。在佛教建筑形制方面,西夏時期見有前殿后塔式寺院、室內塔廟式寺院、獨立佛塔等多種類型;元代佛教建筑形制則趨于簡化,除繼續沿用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外,新建佛教建筑僅見獨立佛塔與獨立寺廟兩類。在建造材料上,居延地區宗教建筑體現出傳統的地方建筑用材和顯著的地域適應性:普遍以土坯為主材,輔以磚、木等材料。
居延長期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地帶,逐漸成為多民族交匯與共居的重要區域,元代大一統格局的形成,進一步強化了該地多民族雜居的態勢。居住址與佛教遺址在空間分布上的緊密關聯,清晰地表明,佛教在以地緣為主的雜居社會中,實際承擔了跨民族精神文化交流的紐帶功能,發揮了促進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的重要作用。
居延西夏至元代佛教建筑遺址集中體現了多文化因素的融合與調適,是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的有力實證。西夏黑水城地區分布廣泛且最具特色的前殿后塔式寺院建筑中,“大塔居中、兩小塔側立”的三塔布局形制直接源于西藏地區。而縱向延伸的廟宇格局與前殿后塔式的整體空間組織,順應了中原地區寺院形制演變的趨勢,反映了佛塔在寺院中核心地位逐漸弱化的歷史過程。強調三塔和寺廟的整體性與對稱性,則是對中原儒家禮制經典的自覺運用與主動借鑒。可以說,前殿后塔式寺院布局是藏傳佛教在黑水城地區經歷中國化進程的物質載體。元代,前殿后塔式佛教建筑在亦集乃路的沿用、由西夏遺民主導修建的三塔在全國范圍內的出現,體現了藏傳佛教作為一種連續的文化力量和精神紐帶,在政權更迭的背景下所起到的連接作用。佛教建筑中所蘊含的藏、漢、西夏等多重文化因素及其在元代的延續與重構,不僅展現了跨民族、跨地域的精神文化交流,更從物質文化層面揭示了藏傳佛教在中國多民族社會中逐步調適、融合的歷時性進程。而伊斯蘭教建筑的發現則印證了元代亦集乃路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歷史事實。
居延西夏至元代的宗教建筑遺址,作為我國宗教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研究和闡釋中國歷史上多民族融合與大一統格局的形成發展,提供了堅實且鮮活的材料,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宗教中國化的歷史路徑,理解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的歷程,更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凝聚深厚的歷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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