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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紅麗: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歷程、意義與實踐策略

發布時間:2026-08-05 11:23:09 | 來源:西藏發展論壇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作者簡介】辛紅麗,中共山南市委黨校講師、西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邊疆治理;毛奇,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文章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26年第四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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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建設是邊疆長治久安與民族團結進步的深層支撐。西藏作為祖國西南邊疆戰略要地,邊境線綿長、地緣環境復雜,既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前沿陣地,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場域。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將“強邊”納入西藏工作核心任務,推動戍邊文化建設成為統籌發展與安全、凝聚民族共識、厚植共同體認同的重要實踐。區別于將文化視為治理工具的“文化戍邊”方略,“戍邊文化”更強調守邊實踐本身對邊民精神世界與行為模式的塑造力量。作為抽象意識形態的政治認同,應如何通過實踐這一中介,轉化為邊民可感知、可參與、可持續的社會存在?本文基于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視域,從載體創新、制度保障與協同治理三個維度,探討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精神—制度—協同”三位一體的構建實踐,以期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穩固的邊疆支撐。

一、戍邊文化的科學內涵

戍邊文化是中國邊疆治理體系的核心文化基石,是馬克思主義邊疆治理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實踐產物。其內涵界定既是開展邊疆文化研究、推進邊疆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起點,也是深化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戍邊文化的內涵

從詞源維度看,“戍”在甲骨文中呈“人持戈”的象形會意結構,《說文解字》釋其為“守邊也,從人持戈”,本源語義直指持戈衛土、守御疆界的核心行為。“邊”并非單指地理空間邊緣,而是兼具主權邊疆、文化邊疆、心理邊疆。三重屬性的疊加意味著邊疆治理不能僅靠軍事力量的投射,更需要文化認同的深度浸潤。如清代駐藏大臣制度的長期運行,正是通過制度化的政治在場,持續強化西藏民眾對中央政權的心理認同,使心理邊疆與主權邊疆趨于重合。“文化”一詞,《周易·賁卦·彖傳》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語,強調以人文精神化育天下。馬克思雖未就文化給出專門定義,但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刻指出:“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這一論斷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揭示出:隨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斷深化,文化必然會突破單一民族的狹隘界限,成為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綜合以上詞源辨析,“戍”規定了行為主體(人)與行為方式(持戈守衛),“邊”界定了實踐空間(主權、文化與心理三重邊疆的交疊地帶),“文化”指明了精神內核(在長期實踐中內化而成的價值共識與認同體系)。三者的結合,為下文界定“戍邊文化”提供了堅實的語義基礎。

從學理建構看,馬大正在《中國邊疆經略史》中提出,戍邊文化是歷代治邊實踐的文化結晶,是中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邊疆文化核心,兼具軍事防御與民族交融雙重屬性;方鐵在《邊疆民族史探究》中強調,戍邊文化是邊疆治理的軟實力支撐,核心是國家認同與邊疆穩定的價值統一;夏文貴在《新時代邊疆戍邊文化的建構邏輯與實踐路徑》中指出,新時代戍邊文化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是黨政軍警民協同守邊的實踐型文化;徐黎麗在《邊疆學導論》中將其界定為邊疆多民族共創的、兼具國家性與地域性的復合型文化形態。綜合而言,戍邊文化具有主體多元性、內涵復合性、價值雙重性三大特質。

綜合上述,本文嘗試對“戍邊文化”做如下界定:戍邊文化是邊疆地區黨政軍警民等多元戍邊主體,在長期軍事防御、文化交流與民族交融的歷史實踐中共同締造,以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為價值內核、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精神指向的復合型文化形態。它發揮著雙重轉化功能:一方面將國家宏觀安全戰略轉化為邊民可感知、可踐行的日常倫理,使“為國守邊”從抽象的政治號召內化為自覺的生活方式與情感認同;另一方面將邊民零散守邊經驗與樸素家國情感提升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傳統,使個體的邊防實踐獲得歷史性的意義定位。正是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轉化”與“自下而上的提升”的雙向運動,戍邊文化成為維系邊疆安全與穩定的深層文化機制。

(二)西藏戍邊文化的特質

西藏特殊的地理人文環境、深厚的社會歷史積淀與獨特的軍地協同治理模式,共同塑造了獨具特色的戍邊文化。

1.地理人文的雙重屬性

西藏是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和生態安全屏障。從國家安全屏障看,西藏地處祖國西南邊陲,邊境線長4000多平方公里,歷來是反分裂斗爭的前沿陣地;與多國接壤,西鄰中亞、南鄰南亞次大陸,按照麥金德的“陸權論”和斯派克曼“邊緣地帶論”的地緣戰略思想,西藏是中國走向全球中心的一塊戰略基石,關乎“一帶一路”南向通道安全與區域穩定大局;從生態安全屏障看,西藏作為“亞洲水塔”和全球氣候調節的重要樞紐,生態功能不可替代。這種特殊的區位稟賦,使西藏戍邊文化天然兼具國防守衛、生態守護與戰略布局三重使命。另西藏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形成獨特的人文生態。據統計,截至2023年,西藏自治區共有41個民族,藏族人口占比86%以上,形成以藏族為主體、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典型區域。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團結互助、守望相助的共同體意識。戍邊文化在西藏不僅體現為軍民共同守護國土的宏闊實踐,更融入各民族日常的信仰、節慶、技藝與口述傳統之中,展現出西藏戍邊文化鮮明的多元包容特質。

2.社會歷史的深厚積淀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代中央政權在此設治經略,尤以元明清三代為盛。元代設宣政院統轄西藏,明代承襲并完善土司制度,清代通過駐藏大臣制度將西藏納入更為嚴密的行政管理體系,這些制度實踐奠定了西藏在中國邊疆治理體系中的特殊地位。近現代以來,西藏更是經歷了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艱苦斗爭,從清末川軍入藏維護主權,到西藏和平解放,再到平叛改革,一代代愛國軍民在西藏大地書寫下捍衛國家主權的壯烈史詩,留下了大量浸潤著家國情懷的戍邊遺產,使西藏戍邊文化兼具鮮明政治認同與悠久歷史連續性。

3.軍民共建的當代特質

當代西藏戍邊文化最鮮明的時代特征,是黨政軍警民協同共建的新型實踐模式。以“老西藏精神”與“兩路”精神為內核,西藏軍地在21個邊境縣(市)創新開展“五共五固”結對共建——即共學黨的理論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層組織固一線堡壘、共促民生改善固脫貧成果、共樹文明新風固民族團結、共守神圣國土固邊境安寧,全方位推動軍地在守邊巡邊、產業發展、民生改善等多個關鍵領域深度融合,使戍邊文化從傳統的軍事駐防躍升為軍地融合、全民參與的治理形態,破解了邊疆地區“穩定與發展”長期存在的二元張力。

二、西藏戍邊文化的建設歷程

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演進本質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邊疆地區逐步深化、具象化的歷史過程,始終與邊疆治理進程同頻共振。

(一)在近現代邊疆危機中的文化覺醒(1888年—1951年)

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藏作為祖國西南邊疆門戶,成為英國殖民勢力侵略、滲透的核心目標,而各族軍民在抵御外侮的斗爭中催生了現代主權意識與愛國主義精神。1888年隆吐山之戰,英軍1300余名武裝人員從錫金越界進攻,駐守藏軍以火繩槍、弓箭等簡陋武器奮起抵抗,斃傷英軍約百余人。但清廷在得知戰事后,非但不予支援,反而飭令不許抵抗、即刻撤兵,最終于1890年簽訂《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喪失大片領土。1904年第二次抗英戰爭中,英軍統帥榮赫鵬在曲米辛古以談判為名誘騙藏軍熄滅火繩,隨即展開屠殺,他在信中寫道:“和屠宰牲畜沒有什么兩樣”。江孜保衛戰中,藏軍的英勇連榮赫鵬也不得不承認“不能想象還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們的個人的勇敢”。十三世達賴喇嘛見英軍逼近拉薩,星夜出走,不愿與敵酋訂立城下之盟。江孜保衛戰被傳頌為“守土衛疆”的精神象征。抗戰時期九世班禪宣傳“藏漢一家,共御外侮”,將西藏的戍邊實踐與整個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深度綁定,首次把西藏守邊固邊的歷史使命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命運聯結起來,為西藏戍邊文化注入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早期內核。盡管這一時期戍邊文化的主權意識覺醒呈現自發性、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體系化的文化形態,但這一階段的抗英斗爭與愛國實踐,為后續西藏戍邊文化的建設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歷史根基與精神底色。

(二)和平解放后西藏戍邊文化的體系化建設(1951年—2012年)

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帝國主義勢力被徹底逐出雪域高原。這一歷史事件為西藏戍邊文化建設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主權重新歸于統一的民族國家。這一階段是西藏戍邊文化體系的初創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戍邊文化建設體現在三個維度:其一,戍邊主體實現了根本性轉變,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翻身作主,從舊時代封建體系下的被動服役者,轉變為社會主義制度下戍邊守土的主動守護者,實現戍邊主體革命性變革;其二,戍邊內核實現了紅色基因的深度注入,以“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為核心的紅色精神,成為西藏戍邊文化的精神內核,將愛國主義、民族團結、艱苦奮斗、守土盡責深度融合,實現了革命文化與西藏戍邊實踐的完美結合;其三,戍邊實踐實現了體系化重構,民主改革中,原噶廈政權的“卓木基巧”(邊境稅卡)被改制為現代邊防檢查站,國家主權框架下的現代邊防體系正式建立,推動西藏戍邊文化從單純的精神理念,向制度規范、實踐體系全面延伸。

改革開放后,西藏戍邊文化建設進入多元化重構與制度完善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戍邊文化建設的核心發展在于突破了“重防御、輕發展”的局限,構建了“穩定與發展并重、守邊與興邊協同”的體系。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將邊疆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統籌謀劃,為西藏戍邊文化的多元發展指明了方向;1990年“興邊富民”戰略的實施,使戍邊文化與邊疆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深度融合;1994年對口援藏政策正式實施,拓展了戍邊文化的創造主體,讓全國力量參與到西藏戍邊文化的建設中,進一步強化了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主線。這一時期西藏戍邊文化的制度形態與物質載體實現了系統性完善:2000年《西藏自治區邊境管理條例》正式出臺,為戍邊文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2006年青藏鐵路全線通車,既推動了中華戍邊文化核心內涵在雪域高原的深度傳播,也為西藏戍邊文化的跨區域傳播、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撐。與此同時,西藏持續加強戍邊歷史遺存保護、藏學研究機構建設、邊境地區文化基礎設施完善,系統梳理西藏軍民抗英斗爭、和平解放以來的戍邊歷史記憶,豐富了戍邊文化的物質載體與歷史敘事,推動其從精英化的精神理念,向大眾化、生活化的形態轉型。

(三)新時代以來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全面躍升(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西藏戍邊文化建設邁入體系化發展新階段。以習近平總書記“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為引領,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明確了西藏工作“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將強邊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這一階段戍邊文化建設的核心躍升體現在三個維度:

其一,主線更加清晰,明確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核心主線,實現了地域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母體的深度貫通,構建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國家文化”的遞進式認同體系,讓戍邊文化成為強化“五個認同”、抵御分裂滲透的核心文化支撐。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給隆子縣玉麥鄉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信,以“家是玉麥,國是中國,放牧守邊是職責”的高度概括,將邊民與國家認同深刻聯結,既肯定了農牧民扎根邊疆、守護國土的奉獻精神,也為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建設明確了精神坐標,更是以國家最高權威形塑戍邊文化的價值內核。

其二,內涵更加豐富,將生態保護、高質量發展、民族團結與守邊固邊深度統籌,進一步強化了主權邊疆與生態邊疆雙維同構。“五共五固”軍地結對共建全覆蓋21個邊境縣(市),構建黨政軍警民五位一體的協同戍邊格局,實現戍邊實踐與民生改善、民族團結的協同推進;實施邊境生態護林員制度,讓邊民在守護高原生態的同時承擔巡邊守邊職責,將“守護家園”與“守護國家”統一為同一實踐過程,將國家意志系統性地嵌入邊民的日常生活。從而使西藏戍邊文化升華為統籌安全與發展、統籌國防與生態的復合型國家戰略文化。

其三,體系更加成熟,西藏戍邊文化建設已形成“國家戰略—地方實施—基層落地”的三級聯動體系。國家層面將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納入“邊疆文化長廊”建設規劃與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實踐體系;地方層面通過“國門黨建”“紅色碉樓”等品牌工程將基層黨組織建設與戍邊文化建設緊密融合;基層層面將戍邊文化要求融入村規民約。法治保障同步跟進,《關于新時代加強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的實施意見》明確戍邊文化在強邊戰略中的核心地位,《西藏自治區邊境管理條例》將愛國守邊、民族團結納入法治規范范疇;邊境紅色教育基地體系逐步完善,如察隅“英雄坡”、隆子“將軍崖”、崗巴營軍史館、進藏先遣連紀念館等大批邊境紅色教育基地投入使用;紅色文化長廊建設縱深推進,如阿里地區啟動“邊境黨建千里紅色長廊”工程,林芝市打造“紅色波密—英雄察隅—強邊墨脫”紅色研學精品路線等;影視作品創作不斷完善,如《我的喜馬拉雅》《門巴將軍》等影視作品,以藝術形式將戍邊文化從邊民的內部經驗走向全國公眾的文化視野。這一多層級架構使戍邊文化不再是零散、隨意的自發實踐,而成為具有明確價值導向、剛性制度支撐和可持續運行機制的系統工程。

三、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時代意義

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立足國家戰略全局與邊疆發展實際,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推動邊疆高質量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維度彰顯深刻時代價值,是踐行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實踐,充分印證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導邊疆治理的科學效能。

(一)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提供堅實支撐

國家主權的完整與安全是邊疆治理的首要目標。西藏戍邊文化建設通過構建邊防文化,實現了主權維護從“硬實力投射”到“軟實力浸潤”的深度拓展,為國家主權安全提供了更具韌性的保障體系。從主權意識的具象化建構來看,西藏戍邊文化通過物質符號與實踐儀式的雙重作用,將抽象的國家主權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的日常實踐,破解了傳統主權理論中領土空置化的治理困境。在邊境村寨設立國旗廣場、修建戍邊紀念碑、開展巡邊護邊與紅色教育等活動,使國家存在以具象化方式嵌入邊民生活時空,形成“人人是哨兵、戶戶是哨所”的全民戍邊格局,將主權認同內化為情感自覺與行為習慣,使國家主權不再是遙遠的法理概念,而是“放牧即巡邏、居家即守邊”的生活常態,有效抵御了境外勢力對邊疆地區的文化滲透與認知解構;從國家安全屏障的立體化構建來看,西藏的安全不僅涉及領土完整,更關聯生態安全、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安全。“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既是邊疆軍民團結奮斗的思想紐帶,也是抵御風險挑戰的精神盾牌;“五共五固”軍地共建實踐將邊民從安全受眾轉變為安全主體;邊境生態護林員制度使邊民在守護高原生態的同時承擔起巡邊守邊等職責,形成了“軍事防御+文化凝聚+生態保護”的復合型安全體系。既強化了對傳統安全威脅的抵御能力,又提升了對生態破壞、文化滲透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應對水平,為國家西南邊疆安全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從地緣政治博弈的主動應對來看,西藏戍邊文化建設通過挖掘多民族共同戍邊的歷史記憶與當代實踐,構建了具有國際話語權的主權敘事體系,有效回應了外部勢力對中國邊疆治理的誤解與抹黑。西藏戍邊文化系統闡釋了西藏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合法性,同時借助國際論壇等相關傳播載體,將中國邊疆治理的故事轉化為可傳播的國際話語,打破了西方媒體的敘事壟斷,為國家在國際地緣博弈中贏得了輿論主動。這種“以文化塑主權、以敘事破誤解”的實踐,使西藏戍邊文化成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精神長城”,為應對復雜地緣挑戰提供了文化軟實力支撐。

(二)為推動邊疆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安全維度,還深刻影響著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邏輯。首先,戍邊文化建設通過強化邊民的“守邊者+建設者”雙重身份認同,重塑邊疆發展的主體性。戍邊文化所凝練的“守土有責、扎根邊疆、共建家園”精神內核,將守護國家領土與建設美好家園深度聯結,使邊民從傳統發展模式下的被動受助者,轉變為邊疆發展的主動參與者、建設者與受益者。這種主體性的覺醒,從根本上破解了邊境地區長期面臨的人口流失、發展動力不足、人才匱乏等結構性難題,為高質量發展筑牢了最堅實的人力基礎與群眾根基。其次,戍邊文化作為邊疆地區獨有的稀缺文化資源,通過資源活化與產業融合,培育形成特色鮮明的邊疆產業體系。戍邊文化的物質載體(戍邊遺址、紅色場館、邊境村寨)與精神內涵(“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愛國守邊精神),共同構成了不可復制的文化資源稟賦。依托這些資源,西藏邊境地區大力發展戍邊文化旅游、紅色研學、民族手工藝等特色產業,推動戍邊文化資源向經濟優勢轉化,帶動餐飲、住宿、物流、電商等配套產業協同發展,使邊境經濟結構從單一農牧業,向多元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轉型,走出了一條生態優先、文化引領、綠色發展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徑。最后,戍邊文化建設為邊疆地區深度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拓展邊境貿易空間提供了安全保障與文化紐帶。一方面,戍邊文化所凝聚的國家認同與守邊共識,筑牢了邊疆安全穩定的社會基礎,為對外開放與邊境貿易創造了必要前提。據統計,2024年西藏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126.72億元,同比增長15.4%,其中邊境小額貿易進出口35.32億元,同比大幅增長32.3%,增速顯著高于整體外貿水平。另一方面,戍邊文化所蘊含的共同體意識,為邊境地區與全國各地的要素流動、市場對接提供了認同基礎。2025年全年,全區有進出口實績企業達226家,民營企業占比高達85.7%,成為外貿增長的絕對主力。吉隆、普蘭等邊境口岸功能持續完善,拉薩綜合保稅區、日喀則國際陸地港等開放平臺協同發力,“南亞班列”鐵公聯運通道高效運行,高原特色農產品、民族手工藝品及全國各地優質商品通過西藏源源不斷輸往南亞,使西藏從傳統的邊疆封閉地區,轉變為我國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前沿樞紐,實現了區位優勢向發展優勢與開放優勢的根本性轉化。

(三)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有力支撐

西藏戍邊文化建設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在邊疆場域的具象化實踐,通過歷史記憶的系統性建構、戍邊實踐的日常浸潤與制度機制的長效化保障,將“五個認同”的思想基礎與“四個與共”的精神內核有機統一,構建起從認知到情感聯結再到行為自覺的完整培育鏈條,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有力支撐。一是夯實歷史根基與歷史邏輯。西藏戍邊文化所承載的是從近代江孜保衛戰中漢藏軍民同仇敵愾抵御外侮,再到和平解放后十八軍進藏與西藏各族群眾共同建設新西藏的完整歷史脈絡。這一歷史敘事不僅系統印證了西藏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歷史必然性,為對偉大祖國的認同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歷史依據;更清晰地展現了西藏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西藏的邊疆是各民族共同守護的邊疆,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奠定了堅實基礎。而各民族在漫長歷史中共同奮斗、共同犧牲、共同建設的實踐本身,正是“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共同體理念最生動的歷史詮釋,使“四個與共”不再是抽象的理論表述,而是植根于邊疆各族群眾集體記憶深處的歷史自覺。二是強化具象感知與情感聯結。國旗廣場、戍邊紀念碑等國家符號的日常化嵌入,以及升國旗、巡邊護邊、重走戍邊路等儀式化實踐的持續推進,將抽象的國家主權與共同體理念轉化為邊疆各族群眾可感知、可參與的生活體驗,使“神圣國土守護者、幸福家園建設者”的樸素認知深入人心,同時也讓“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等承載著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精神標識,成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系統性強化了對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更為重要的是,各族群眾在共同參與戍邊文化建設、共同傳承戍邊精神的過程中,打破了民族隔閡與地域界限,形成了利益相連、情感相通的緊密聯結,使“四個與共”理念內化為各族群眾的情感自覺與價值共識。三是鞏固現實基礎與利益紐帶。以“五共五固”軍地結對共建為核心的協同治理機制,將戍邊文化建設與基層黨建、民生改善、民族團結、守邊固邊深度綁定,通過邊境小康村建設、對口援藏、特色產業扶持等實踐,使邊疆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根本性改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這些實實在在的發展成就,不僅進一步堅定了各族群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也使各民族在共同發展、共享成果的過程中,從根本上保障了“四個與共”共同體理念的落地生根。

四、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實踐策略

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建設的深層命題在于:如何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政治認同,從理念層面的價值倡導轉化為邊疆治理中可感知、可操作、可持續的社會實踐。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揭示了意識與存在的辯證關系:意識的內容由物質實踐決定,而改造意識的前提是改造塑造意識的社會存在。這意味著政治認同必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完成對主觀世界的重塑。西藏戍邊文化建設必須依賴“實踐”這一中介機制,通過載體創新—制度保障—協同治理三位一體的立體化路徑,逐步實現政治認同從“懸浮的理念”向“可視的物質”的根本性轉化。

(一)創新文化載體,以具象化傳播激活戍邊文化的精神價值

政治認同作為一種意識活動,其生成與鞏固必須依賴物質載體的支撐。

一是建設嵌入日常生活的物質空間載體。空間是認同的容器。西藏邊境地區應系統規劃建設以戍邊為主題的多層次實體空間網絡,使國家符號與邊民生活空間深度融合。在邊境村寨全面推行“一村一廣場一館一課”標準配置:國旗廣場作為升國旗儀式和節慶集會的固定場所,使國家象征嵌入村落空間的核心位置;戍邊記憶館收藏本村守邊老物件、口述史影像、英模事跡,成為邊民“自己的博物館”;流動國門課堂依托邊境小康村活動室和放牧點,將認同教育陣地延伸至生產生活一線。在空間形態上,應注重讓載體本身成為“會說話”的敘事者。以山南錯那市勒布溝為例,可沿巡邊古道系統設置警示標識、戍邊故事展板、休息驛站,形成一條集巡邊實踐、歷史體驗、生態教育于一體的“戍邊文化走廊”,使巡邊活動本身成為沉浸式的認同強化過程。

二是培育可參與可傳承的精神實踐載體。精神載體不僅包括物理空間,更包括以人物、儀式、活動為媒介的情感連接機制。人格化敘事是戍邊文化最有效的傳播載體——概念需要人物來活化,信念需要故事來傳遞。西藏應系統實施“戍邊人物志”工程,在已涌現的卓嘎央宗姐妹、格桑旦增等典型基礎上,進一步挖掘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身份的守邊者故事,建立口述史檔案和影像資料庫,確保精神傳承有鮮活的人物可追、可感、可學。常態化的儀式實踐則將情感體驗沉淀為集體記憶。可設計“四個一”儀式教育體系:在邊境中小學推行“開學第一課在國門前舉行”,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設到警示牌旁,入伍新兵出操首日踏上巡邊路,邊境村寨每月一次集體升旗。儀式本身即是對共同體意識的反復確認與強化。可參照新疆紅其拉甫邊檢站推出的“5100米升旗宣誓”“風雪哨位政治生日”“換勤黨旗接力”等實踐教育模式,將不同節點、不同群體的儀式活動有機串聯,形成覆蓋全年、覆蓋全員的精神實踐鏈條。

三是構建融入數字生活的傳播載體。當代邊民尤其是青年群體信息獲取方式已深度數字化,戍邊文化的傳承必須主動嵌入這一傳播生態。西藏應加快建設“數字戍邊”云平臺,集成VR巡邊體驗、戍邊故事數據庫、在線學習考核等功能模塊。在傳播策略上,應培育和扶持由守邊親歷者、邊境記錄者主理的優質自媒體賬號,以短視頻、直播、互動話題等方式,讓“邊境日記”成為常態化的內容IP,使戍邊故事從官方發布走向社交網絡的裂變式傳播。可借鑒內蒙古推出“共享守邊戍邊故事”系列主題黨日活動、線上聯動邊防官兵與護邊員代表的有效實踐,將數字平臺建設成跨區域凝聚戍邊共識的線上紐帶。

(二)強化制度保障,以剛性規范形塑認同秩序與行為預期

制度是戍邊文化建設有序推進的核心支撐,也是認同行為的剛性框架。西藏戍邊文化建設通過“政策引領—法治保障—機制創新”的多層級架構,為共同體意識落地提供剛性約束與長效支撐。

一是將政策體系向精細化、差異化、長效化方向優化:一方面構建“國家—自治區—地市—邊境縣—村寨”五級聯動的精細化政策體系,針對不同邊境地區的地理特征、民族構成、文化稟賦制定差異化專項政策,避免“一刀切”的政策適配性不足問題;另一方面將戍邊文化建設納入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鄉村振興專項規劃、強邊固防中長期規劃,建立政策實施的動態評估與調整機制,確保政策始終引領戍邊文化建設的正確方向,通過政策的層級傳導與持續優化,形塑全社會對戍邊文化核心價值的普遍共識,實現政策引領與認同構建的有機統一。

二是推動戍邊文化建設納入法治化軌道。通過《關于新時代加強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的實施意見》等規范性文件,明確文化戍邊在強邊戰略中的核心地位與實施路徑;完善《西藏自治區邊境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將愛國守邊、民族團結、文化傳承等內容納入法治規范范疇,為戍邊文化建設提供堅實的法律支撐。這種法治保障既強化了戍邊文化建設的權威性與嚴肅性,又明確了各方主體的責任義務,避免了實踐中的隨意性與碎片化。如云南“興滇潤邊新時代文明實踐帶”三年行動方案,為西藏戍邊文化建設制定中長期的專項規劃,提供借鑒參考。

三是建立精準對接“人”的差異化激勵制度。制度的著力點必須落到具體的人身上。當前西藏邊境地區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青年一代就業選擇更加多元,跨境流動日益頻繁,傳統“生于斯長于斯”的守邊模式面臨新的挑戰。制度設計需對此給予精準回應:在激勵層面,可探索將守邊年限、巡邊貢獻與養老保障、醫療優待、子女入學等民生權益更緊密掛鉤,讓守邊光榮從精神表彰延伸為可感知的制度紅利;在準入層面,為有意愿到邊境創業就業的外來人員打開通道,拓寬守邊主體來源,壯大守邊隊伍規模;在培育層面,建立戍邊文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的標準化課程體系,將認同教育從邊境學校向全區覆蓋。例如內蒙古構建“自治區+盟市+邊境旗市區”三級聯動機制,將管邊控邊資源延伸至“護邊驛站”最末端單元的經驗,增強制度供給在基層的精準度和滲透力。

(三)推進協同治理,實現精神塑造與制度保障的深度互構

協同治理的核心價值,在于將分散于不同主體、不同領域的資源和力量整合進統一有序的實踐網絡,使精神塑造與制度保障在治理行動中實現雙向賦能、循環互構。

一是以“五共五固”為樞紐深化軍地協同。這一平臺將軍事防御的硬力量與文化凝聚的軟力量在同一組織體系中實現制度性整合。下一步應推動“五共五固”從黨建共建向文化共育、產業共興延伸,常態化開展軍地聯合主題黨日、聯合巡邊、聯合文化活動,將駐地官兵兼任村黨建指導員、退役軍人進入村“兩委”班子等做法從制度框架推向實質運行。例如新疆紅其拉甫邊檢站與50余家駐地單位簽署黨員黨性教育合作協議、聯合高校搭建大思政課堂的做法。建議引入學術機構、文化團體等專業力量參與西藏戍邊文化產品的策劃、創作與傳播,形成“邊關+N”的開放協同格局。

二是以數智化手段賦能跨域協同。西藏邊境地域遼闊、居住分散,傳統工作方式難以實現全覆蓋。應加快戍邊文化數字化平臺建設,開發集教育宣傳、信息采集、便民服務、應急協同于一體的“智慧戍邊”綜合應用系統,使邊民通過手機即可參與巡邊打卡、瀏覽戍邊故事、獲取政策資訊、反饋邊情信息。依托數字平臺打破地域限制,建立與援藏省市、區內腹地的常態化文化交流機制,將全國各地的技術、人才、創意資源與西藏的文化資源有效對接。如內蒙古二連浩特整合護邊驛站、草原110、抵邊警務室等資源,聯合駐地企事業單位簽署黨建聯建協議,打造“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長廊”。建議以數字平臺為載體、以制度協議為紐帶,構建跨區域、跨部門的西藏協同治理網絡。

三是以共同體敘事強化心理協同。協同治理最深層的支撐在于“我們是一個共同體”的敘事認同。應系統構建新時代西藏戍邊文化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框架,在內容上統籌各族官兵援藏戍邊與藏族、門巴族、珞巴族等各族群眾守護家園的故事,在形式上從官方單向輸出轉向多主體共創,鼓勵各族邊民成為戍邊敘事的講述者、記錄者、傳播者。當守邊故事由邊民自己講述、守邊意義由邊民自己闡釋時,共同體意識便獲得了最鮮活、最持久的生命力,精神認同與制度實踐也在這一共創過程中實現了深層次的融合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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