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一種排斥性夷夏觀,然其緣起卻出自一個誤讀。此語最初出自《左傳》,西晉時江統《徙戎論》將此宗族血緣范疇的概念移植于胡、漢民族,遂使此語作為一種夷夏觀得以傳播,其極端和偏狹不言而喻。《徙戎論》對此語的使用包含兩個認知錯誤:一是把“族類”這一宗族范疇的概念偷換為民族概念,對后世形成誤導;二是基于中原立場提出的“徙戎”,實際上當時并無可操作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一個流傳千年的誤讀,其謬誤在于將宗族血緣觀念直接套用于“民族”,把地緣性和文化性的民族視作血緣、種族人群,成為極偏狹和極端化的夷狄觀。從歷史發展看,它有悖于中國歷史上華夷交融之大勢,是一種非主流夷夏觀。
【關鍵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江統 《徙戎論》中國夷狄
怎樣看待夷夏關系和持什么樣的夷夏觀,是理解中國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該問題引起關注并發生根本改變,是在20世紀中國由傳統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辛亥革命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轉變為“五族共和”;30年代抗日救亡電影《關山萬里》插曲《長城謠》所唱“長城外面是故鄉”;1939年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1955年譚其驤主持“楊圖”改繪編修卻催生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等等,均印證了這一點。換言之,在20世紀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因“民族”這一現代概念的引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將史籍中所稱的“夷狄”排斥在現代中國之外是不合適的,存在嚴重缺陷。事實上,正是史籍中所稱“中國”和“夷狄”以及其他諸多少數民族共同構成了現代中國。這是20世紀“中國觀”的重大轉變與劃時代進步。此轉變與進步,與傳統的夷夏觀有直接關聯。
在古代的夷夏觀中,流弊最大者,莫過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說。這一帶有民族偏見的說法影響深遠,至今仍如幽靈般徘徊,不時出現于人們的話語及行為舉止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怎樣緣起的?其在夷夏觀中居于何種地位?如何看待這一說法?本文擬對這些問題作一討論。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緣起及兩個認知錯誤
初涉中國民族史,有句話常讓人感覺格格不入、如鯁在喉,這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語的流傳,與《晉書·江統傳》收錄江統《徙戎論》有關。《晉書》為唐初所編撰,其時唐朝正面臨如何安置突厥降眾的問題,《晉書》收錄《徙戎論》應與此背景有關。《晉書》編撰者稱:“《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說明在唐初史家眼中,《徙戎論》乃“經國遠圖”之論,頗具參考意義。江統為西晉文臣,曾任太子洗馬、尚書郎、參大司馬、散騎常侍等職。此人頗有幾分預見性,在司馬氏家族取代曹魏,建立西晉統一政權之時,他敏銳地感到一個潛在危機:中原地域胡漢混雜,胡人勢力日盛,早晚可能會造成無法控制的局面。他開出一個藥方:“徙戎”。即將內遷中原地區與漢人雜處的“胡人”(亦稱“戎人”)遷回原籍。正是在《徙戎論》中,江統提出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的觀點。江統撰《徙戎論》,意在提醒西晉統治者動用王朝力量來“徙戎”。不過,剛奪得江山的西晉統治集團忙于分享權力,忙于腐敗奢靡的享樂,無暇理會一介文臣的“杞人憂天”。其后“八王之亂”和“永嘉之變”相繼爆發,江統微弱的聲音,湮沒于權力紛爭和民族矛盾的腥風血雨中。
《徙戎論》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因言簡意賅、言辭激進,讓人印象深刻。不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并非江統首創。這話始見于《左傳》。《左傳·成公四年》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夏,公(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這段記載說,魯成公去晉國,受到不禮遇的待遇,欲棄晉而與楚結好,大臣季文子對其進行了勸誡。勸誡大致包括兩層意思:
1.批評晉侯的做法(指不禮遇魯成公)不對。稱“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此事發生于“三家分晉”之前,其時晉國為諸侯國龍頭,晉對小國魯國國君不敬,不利于諸侯國的團結,也不符合其諸侯國龍頭地位。但季文子認為:“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即晉的做法雖欠妥,但不可“棄晉”,原因是晉是大國,君臣和睦,且晉國針對魯之所言,諸侯國會聽從,故對晉不應有二心。
2.季文子引《史佚之志》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語,強調:“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對這句話,杜預注曰“與魯異姓”。即魯與楚不同姓。可見,季文子稱楚“非吾族也”,是指魯與楚“異姓”。
為何魯會稱楚是“非我族也”?倘不加深究,或以為楚系“蠻夷”,而魯居中原,故稱楚“非我族也”。此看法并不成立,也脫離當時社會語境。真實原因是,西周分封制是以姓、氏和宗族為基礎。魯是周公旦封國,為周王室大藩。晉之始祖為周成王幼弟。故魯、晉同為周王室大藩,均為姬姓,姬為周朝的國姓。故魯、晉是同一血脈,二者同祖同宗。而楚卻大不一樣。楚為羋姓、熊氏。周成王時,封楚人首領熊繹為子爵,始有楚。故楚的受封是“西周王朝對居于丹陽的楚人社會共同體給予一種政治上的確認”。因此,和同屬周王室大藩且同為周朝國姓姬姓的晉、魯二國相比,楚自然屬于“外族”,是“非我族類”。季文子稱楚“非吾族也”,正是此意。可見,季文子引《史佚之志》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中的“族類”,并不具有“民族”的涵義,而是與血緣姓氏密切相關的宗族范疇的概念。
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族類”是有特定涵義的概念。“族”的原始含義是“矢”,《說文解字》釋“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徐中舒認為,“矢”被引申為指氏族、家族、宗族的“族”,當同最初以家族和氏族為單位的軍事組織有關。“族”與“類”發生聯系時間甚早,《周易》:“君子以類族辨物。”先秦時,“族”的特定內涵是對“有血緣關系之親屬的合稱”,特指家族、宗族、氏族之類。在西周以宗族為基礎的分封體制中,血緣世襲的“族類”成為維護統治的根基。從《左傳》的記載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語,最初出自《史佚之志》。據學者考證,史佚是西周初年人,職掌冊命,為周王室太史。《史佚之志》為西周初年的作品。此背景說明,其所言“族類”,乃分封制背景下標識血緣姓氏的宗族概念,并不具有今之“民族”的含義。
中國古代雖沒有近代嚴格意義的“民族”概念,但西周末年已出現從文化上區分不同人群的稱謂,如“四夷”“夷狄”“蠻夷”“中國”等。《毛詩·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反映的正是此情形。在“四夷”的沖擊下,“中國”含義也悄然發生變化,從最初指周王所居“京畿”逐步演變為對周朝及所分封諸侯國范圍的統稱。正是“四夷”的交侵與介入,“中國”一詞開始演變為與“四夷”相對應、相區分的概念。《孟子·梁惠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中國”同“四夷”“夷狄”對應,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指文化上與“四夷”“夷狄”不同的人群類別;二指同“夷狄”地區有別的農耕區域,具有地域的涵義。《史記》稱秦的先世“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史記》記:“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所言正是地域含義。故翁獨健指出:“古代‘中國’之稱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實為洞見,是對古代“中國”一詞內涵的準確把握。
顯而易見,當時的“族類”和“吾族”乃血緣宗族的概念和話語。周朝初年《史佚之志》所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含義猶如今俗語所言“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具有鮮明的血緣宗族內涵,并不等同于后世的“民族”概念。
然而,《徙戎論》中江統為強調“徙戎”的必要性,將《左傳》所引西周初年《史佚之志》中針對宗族所言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移植于當時的胡、漢關系,實為一種概念偷換和混淆,是將先秦時血緣宗族范疇的“族類”概念,混淆為民族概念,既不嚴謹,也不恰當。這種牽強的類比,對后世產生嚴重誤導。把一個特殊時期的胡、漢關系極端化、絕對化,加以放大,是一種以偏概全、帶有民族情緒的排斥性夷夏觀。該夷夏觀的緣起,根源于一個認知錯誤,即將先秦時期屬于血緣宗族范疇的“族類”概念,偷換成為民族概念。這一點需要特別指出。
長久以來有一種誤解,認為“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分裂割據局面的出現,是西晉統治者未重視和采納江統的“徙戎”建議,故對《徙戎論》予以充分肯定和贊譽。但有兩點須注意,首先,江統并非提出“徙戎”的第一人,在江統之前,鄧艾、傅玄、郭欽等人均提出過“徙戎”的建議。其次,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徙戎”在當時是否可行?是否有可操作性?這頗值得探討。
其實,江統《徙戎論》忽略了一個事實,當時內遷中原的胡人靠什么立足?自東漢初將大量匈奴降部安置于沿邊八郡,開啟諸胡南遷浪潮以來,內遷諸胡主要投入漢族豪右及世家大族門下,充當農奴和奴隸,為他們從事農業耕作。《晉書·王恂傳》: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后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這里明確提到“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加以當時戰亂頻繁,漢民和諸胡部民四處流亡,漢、胡統治者在各地掠奪人口,相當數量胡人被掠為奴婢或自賣為奴婢,當時官宦及世家豪族買賣匈奴、雜胡為奴頗盛行。建立后趙政權的石勒就曾多次被轉賣為奴,就是生動寫照。所以,內遷的諸胡部民,絕大部分是投靠到漢、胡統治者尤其是漢族官宦、世家豪族門下,成為“不輸貢賦”的田客、農奴或奴隸,為其從事農業耕作,受其剝削和蔭護。這些漢族官宦及世家豪族多為權力掌握者,是西晉政權的基石。若“徙戎”,首先侵犯的是漢族官宦及世家豪族利益。這就使“徙戎”難以實施,也缺乏可操作性。
胡人的內遷,自東漢初年起輾轉承遞、綿延不絕,西晉時仍然延續。西晉前25年間,由于塞外草原遭水災等原因,前后有二十五萬以上匈奴和其他雜胡入塞降晉,晉朝將其安置于內地,與漢民雜處。西晉時胡人內遷仍源源不斷,均得到朝廷安置。內遷諸胡,無論以部落聚族而居,還是成為官宦及世家豪族的田客、農奴或奴隸,都與漢人錯居雜處、相互往來,轉變為定居農耕生活。錢穆談到胡人在中原立足原因時說“諸胡雜居內地,均受漢族相當之教育”。內遷諸胡雜居內地,既在制度和生存機制上嵌入中原漢人社會,也受漢文化熏染。他們同漢人密切交往,彼此融入,逐步形成共同經濟和社會生活。這一過程是循序漸進、不斷積累和發展的,已形成趨勢,很難人為加以阻斷和進行所謂胡、漢剝離。陳寅恪曾一針見血指出:
“戎狄的內遷,……這是一個歷史的現象,或者說一種歷史的趨勢,現在要把戎狄遷出去,反其道而行之,幾乎無此可能。”
“徙戎”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顯然不切實際。與其說是一種社會整飭方案,不如說是一種偏激的情緒表達。馬長壽指出,當時中原地區胡、漢之間并非簡單的民族關系,而是呈現出“部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重疊而又交錯的復雜景象”。試圖單以“徙戎”來加以化解和緩和,顯然不可能。故江統提出的“徙戎”建議,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實際上并無可操作性。《資治通鑒》收錄《徙戎論》時云:“朝廷不能用。”正是其缺乏操作性的證明。
綜上所述,《徙戎論》至少有兩個認知錯誤:
1.將春秋時期屬于血緣宗族范疇的“族類”概念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語,移植于西晉的漢、胡關系,作為民族概念來使用,對后世產生誤導。
中國古代雖未產生近代嚴格意義的“民族”概念,但已出現從文化上區分不同人群的觀念。《禮記·王制》中有關“中國”及周邊“南蠻”“西戎”“北狄”“東夷”等“五方之民”的記敘,即是有力證明。西漢時漢、匈對峙也有同樣性質。如果說,“民族”的實質就指不同的文化人群,那么,史籍中“蠻”“戎”“狄”“夷”及后來“匈奴”、“胡”等稱謂,一方面表明他們同“華夏”有別,也標識他們彼此在文化上存在著差異。所以,這些對不同文化人群的不同稱謂,實已具有近代“民族”概念之內涵。20世紀初,梁啟超首次從“民族”考察中國歷史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固然受到近代“民族”概念的啟迪,但文中考察所依憑的基礎,正是古代對不同文化人群的區分與稱謂。梁啟超之后,王桐齡、呂思勉撰寫的《中國民族史》,也均沿襲此模式。這表明,中國古代按文化來區分不同人群的觀念及由此產生的諸多稱謂,同近代的“民族”概念之間已存在密切內在聯系。需要指出的是,古人對不同人群的文化差異,采取豁達、包容的態度,秉持“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有教無類”和“只以文化之異同辨夷夏,不以血統之差別歧視他族”的理念和態度。正因為如此,“華夏”與“夷狄”之間只是“禮”即文化之間的差異,二者可以相互轉換,這正是“以夏變夷”和“蒞中國而撫四夷”思想之由來。江統的錯誤在于,將西周、春秋時用于血緣宗族范疇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引入到文化上,把文化差異混淆為血統差異。這種概念偷換,不但會將不同人群的文化邊界加以固化和絕對化,阻斷其交往,還會導致不同文化人群之間的排斥和敵視。因此,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簡單移植于漢、胡關系,其錯誤正在于此。
2.《徙戎論》單純強調胡漢間“族類”差異,見“族類”矛盾而不見階級、經濟等諸種因素的重疊交錯,這是致命傷。換言之,“徙戎”在當時并無可操作性。
在當時社會狀況下,江統看到了“苗頭”,預感到危險和威脅,但其基于狹隘民族偏見開出的“徙戎”藥方,卻有悖民族融合之大勢,也忽視了當時復雜的政治、經濟因素。這注定了其微弱聲音,終將淹沒于社會動蕩掀起的巨大波瀾之中。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有悖中國歷史上華夷交融之大勢
從“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的記載看,四夷對周王分封各諸侯國產生的沖擊,乃夷夏沖突和華夷觀的發軔。
面對“四夷交侵”,華夏人群如何看待“中國”與“四夷”關系?視二者為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還是采取接納、包容抑或以夏變夷態度?從史籍記載看,人們顯然選擇了后者。《孟子·梁惠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說明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是把“撫四夷”“綏四方”作為目標和己任,納入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之范疇。《詩經》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體現的正是這種博大、包容的政治思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國”指諸侯國,“天下”則涵蓋周邊“四夷”。這同后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相契合。“天下”顯然涵蓋周邊“四夷”,“平”的含義主要不是“征服”,而是“安撫”,是“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和“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含義。
“撫四夷”和“綏四方”的夷夏觀,當然以“中國”為中心,即“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這是春秋戰國的主流觀念。郝時遠通過對先秦文獻中“族”和“族類”的梳理研究,指出:“先秦中國以教來教化天下,有教則無族類之分。”施教不分對象的觀念,不僅指不同血緣的宗族,也指“華夏”與“夷狄”。韓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也就是說,“華夏”與“夷狄”可以相互轉換。韓愈為唐人,唐代正是夷夏高度混同并發生轉換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主流夷夏觀,為后世所沿襲。承認“夷狄”“華夏”并存的現實,對“夷狄”采取“撫”即包容、吸納態度,是歷代統治者的一貫做法。漢孝文帝寫給匈奴單于的信中說:“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說明西漢前期承認“冠帶之國”(漢)與“引弓之國”(匈奴)并存的現實。司馬遷撰寫《史記》,將周邊“四夷”納入中國歷史敘事體系,設《匈奴列傳》《西域傳》《西南夷列傳》《南粵列傳》等,正是秉持了春秋戰國“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夷夏觀。司馬遷撰寫《史記》正值漢武帝全面出擊匈奴之時,《史記·匈奴列傳》則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西漢時期對黃帝信仰的建構,《史記》將各地方、各種文化的人,都描寫成同氣連枝的大家族的觀念,均體現了“蒞中國而撫四夷”之夷夏觀。
“蒞中國而撫四夷”即“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夷為附庸”的觀念,是中國思想文化中內在且深入骨髓的政治抱負與文化意識。東漢初年南匈奴歸降后,朝廷將其大量安置于山西、河北一帶,讓其務農并與漢人雜處,唐初將東突厥降部大量安置于河北一帶,均緣于這樣的夷夏觀念。唐太宗稱:“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宋代,士大夫稱“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也體現了這樣的夷夏觀。
需要指出,在“蒞中國而撫四夷”、夷夏可相互轉換及“教化天下,有教則無族類之分”等主流夷夏觀之外,中國歷史上也同時存在另一種夷狄觀——即對夷狄的仇視與排斥、歧視和貶損。例如,“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等等,皆屬此類。這種帶有極端化情緒的排斥性夷狄觀,多產生于夷、夏大規模沖突、對抗時期,其社會基礎正是夷、夏之間戰爭所帶來的血腥殺戮和征服。這種夷狄觀,大體有兩個特點:一,強調“夷夏之辨”。強調“內諸夏而外夷狄”“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主張“中國”是“中國”,“四夷”是“四夷”,二者應兩相區隔、不相往來。兩宋時,因宋與遼、金之間長期戰爭,宋代士大夫基于零和博弈思維模式,提出“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正是這一觀念的反映。二,為給夷夏之辨提供依據,竭力貶損夷狄,稱其“人面獸心”,“貪而好利”等等,旨在說明夷、夏之間存在根本差異,二者水火不容、勢不兩立。江統所言“戎狄志態,不與華同”,也是表達此意。
但在排斥性夷狄觀中,流弊和影響最大者,無疑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語簡明、易傳播,但更重要的是它將夷、夏之間的文化差異混同于血統種族差異,這一點頗具誘惑力,為“夷夏之辨”及仇視夷狄的情緒提供了強有力支撐。但仔細審視,此語最具誘惑力之處,恰恰也是其謬誤的根子所在——將先秦時反映血緣宗教觀念的原話直接套用于西晉的胡、漢民族。殊不知前者是血緣概念,后者則是地緣概念,二者并不在同一層次。自西周后期“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以來,華夏與夷狄之間主要是一種地緣、文化差異。中國古代,“中國”與“夷狄”是兩個相對應的詞語和概念。“夷狄”多指非農耕區域的人群,“中國”則泛指農耕區域及其人群。翁獨健指出,古代“中國”之稱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足見“中國”“夷狄”并非血緣、種族單元,只是地緣、文化概念。這一點,也被中國歷史演進的實際形態所證明。數千年來,中國歷史演進的最大特點,正是“夷狄”源源不斷進攻或入主農耕區域。正如郝時遠所指出:“中華文明延續不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蠻夷戎狄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發展動能。”農耕人群與游牧人群之間源源不斷的交流、融合,正是中國歷史的最大特點。成書于南宋末年的《三字經》開篇即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體現的正是這種重文化、輕血統,重教化、輕習俗的文化價值觀。這是從地緣、文化差異看待夷、夏人群一種本能反應。
對于中國古代的民族觀,錢穆曾有如下精辟論述:
“依照中國人想法,天時、地理、血統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礙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與‘政治’便可形成一個文化而發出大力量來,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盡己之性而盡人盡物之性;自然可以會諸異于大同,而天下自達于太平之境。”
譚其驤也一針見血指出:
“漢民族自古以來,只以文化之異同辨夷夏,不以血統之差別歧視他族。凡他族之與華夏雜居者,但須習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復以異族視之,久而其人遂亦不自知其為異族矣。故漢民族同化異族之能力,極其偉大;其血統在世界各民族中,最為復雜。”
重文化而輕血統,“不以血統之差別歧視他族”,正是中國古代華夷觀的核心和基本特征。這種博大胸襟和包容“四夷”的觀念,為中國發展選擇了正確方向與道路。試想,人們若秉持以血統來看待人群的排斥和偏狹心態,面對“四夷交侵”,采取“中國”是“中國”,“四夷”是“四夷”,將兩者截然對立且持水火不容態度,中國歷史發展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不可能出現后來幅員遼闊的“大一統”中國。
中國歷史上,盡管以農耕為主體的華夏人群同夷狄的沖突綿延不絕,即文獻所記“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線”,“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但沖突過程或結果,并未造成二者截然兩分和勢不兩立,不是零和博弈即你死我活或誰吃掉誰,相反,沖突帶來的結果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融合。從長時段的歷史演進看,“中國”與“夷狄”之間正是通過沖突來實現融合。沖突是路徑和手段,融合卻是主流和最終結果。從這樣的歷史脈絡看,將先秦時屬血緣宗族范疇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生搬硬套地移植于夷夏之間,不但有悖于中國歷史上夷夏交融之大勢,也是一種非主流和偏狹的夷狄觀。
結語
民族互動與文化交流,是文明演進的基石。正如李濟所言:“今日或過去所有偉大文明的發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觸的結果。”不同文化及民族的沖突、交流和互動,正是文明形成的主流途徑。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在東亞這一廣大區域中像滾雪球一樣不斷發展壯大,基礎正是各種民族、各種文化的交流互動。有學者曾用“旋渦”來形容東亞地理單元的特點,這是一個貼切生動的比喻。置身于“旋渦”之中,民族的交流互動是一個永恒主題。“北狄自古為中國患”、“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線”,古人的這些歸納是對該主題的最好說明。
有一個鮮活的事實,今日幅員遼闊的中國,正是史籍中所稱“中國”與“夷狄”共同創造、不斷融合、合二為一的結果。這一特點,賦予中華文明以強大的生命力。從很大程度說,歷史上中國的生機與活力,正源自華夏農耕民族與非農耕的“夷狄”之間的融合。陳寅恪在論及唐朝的恢宏氣象時說: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此論斷不單針對唐朝,放大至整個中國歷史,何嘗不是如此。在歷史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夷狄”所帶來的“精悍之血”,成為源源不斷匯入中華文明機體的生機與活力。數千年來,中華民族雖歷經苦難,卻生生不息,保持強大生機與活力,正源于此。因此,基于華夏立場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無論從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發展大勢,還是從夷夏觀的歷史脈絡看,均是與主流背道而馳的一種偏狹、排斥性的夷夏觀。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謬誤還在于,將民族邊界固化和絕對化,從華夏立場一味排斥“夷狄”。這種排斥性的民族觀,骨子里是“自大”和“自閉”。若所有民族均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心理,對“他族”采取排斥態度,世界將因此陷入封閉、隔絕并走向衰落。
文化人類學曾提出人類四個基本特性:“文化相對,倫理互通;歷史特殊,人性普同。”凡是人類,人性都相通,這是地球人類和各種文明能夠彼此交流、互鑒的基礎。文化是相對的,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每一種文化既有優勢也有短板,文化只能在交流融合中取長補短,方能獲得新的生機。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化其歷史即發展軌跡都有特殊性,都不可替代。倫理互通,這同樣構成人類之間相互溝通、交流的基礎。從此角度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顯然同人類文明演進之大勢相悖。
當然,我們不可苛求于古人,也不必以今之思想觀念評判古人。由于歷史上華夷互動總是伴隨著沖突、征服和戰爭,戰爭本身雖是交流路徑,是最直接、最深刻的交流,但戰爭畢竟帶來巨大災難、痛苦與破壞,伴隨著血腥和殘酷。處于特定歷史場景的古人,基于主觀情感和愿望,對大舉入侵的“夷狄”持過激言論,對沖突對象產生同仇敵愾的情緒,這原本無可厚非。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傳播的,卻是基于血統、種族立場的“唯我獨尊”和排斥性民族觀。
一個文明、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有兩個致命傷:一是自大,二是封閉。二者有密切內在關聯。此偏狹的夷夏觀恰好兩者兼而有之。它傳播對“他者”的排斥,骨子里卻充斥優越、自大與封閉,對中華民族整體發展極為有害。既不符合歷史上夷夏交融的大勢和主流,其排斥性和偏狹性也易對人們理解、認識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形成產生嚴重誤導。因此,從總體趨勢看,它是歷史前進中泛起的沉渣和異端末流,應予摒棄。
(文章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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