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見證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與變遷。高原絲綢之路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史上“南方絲綢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麝香之路”段的重要參與者,更是中國與南亞國家交往的重要門戶。高原絲綢之路縱橫交錯,有干道、支線,有官道、商道、民間通道、求法及朝圣之路。新時代的高原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倡議中面向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等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重要經濟、文化、社會、人員往來大通道。本文基于路學和空間經濟理論等,結合考古、文獻、人類學及數智模式,深入研究高原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及空間衍生性,揭示高原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在不同時代的層累性歷史積淀及在新時代的延伸,在文明交融與區域合作中的樞紐地位,為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區域性案例和多維價值。
【關鍵詞】絲綢之路;一帶一路;青藏高原;人類命運共同體;文明互鑒
【作者簡介】美郎宗貞,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藏族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人類學與世界民族;張麗麗,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西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在讀博士,研究方向:西藏社會經濟發展。
【文章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26年第四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青藏高原作為世界上地勢最高的高原,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使之自古便處于多條跨區域交通走廊的交匯點。歷史上,這片區域不僅是物資交換通道,也是文化聯系紐帶,更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互動的樞紐。“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深化了青藏高原在絲綢之路整體格局中作用的再認識,并將高原絲綢之路視為連接中國與南亞、中亞的重要國際陸路走廊,強調了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使之擁有了時代價值與現代使命,是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區域性典型案例。
一、學術維度:高原絲綢之路研究的緣起、脈絡與理論框架
(一)高原通道的再發現
“絲綢之路”概念自西方學者李希霍芬(1877)提出后,逐漸擴展為涵蓋陸上、海上及草原等多條貿易路線的網絡體系。其中,高原絲綢之路因地理環境特殊、海拔高、氣候嚴酷等特點,成為傳統“封閉邊疆”認知的來源,在地緣格局中處于邊緣地帶。然而,20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表明,青藏高原并非自外于絲綢之路的網絡,而是重要的中轉樞紐。從邊緣到通道的認識變化,說明對高原絲綢之路功能的再審視與認知有其必要性。
高原絲綢之路的再定位不但是對古代唐蕃古道、蕃尼古道物質與文化基因的傳承與延伸,更是在區域合作機制下歷史遺產作為跨境基礎設施的價值再現。在邊疆治理中,高原絲綢之路為多民族融合認知提供鏡鑒;在經濟層面,古代商貿網絡可作為當今跨境經濟發展規劃的空間參照;在文明發展層面,跨區域精神文化傳播的深層動力得以體現;在國家層面,作為“一帶一路”區域發展的關鍵紐帶,高原絲綢之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需求。
(二)高原絲綢之路的認知演進
從高原絲綢之路認知演進看,學術研究呈現逐步深化的階段性特征。早期學者對青藏高原交通網絡的研究發現,高原地區的早期交通網絡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已成雛形,并在區域互市、貢賜、民族遷徙中發揮作用。此外,異域商品傳播被視為絲路貿易的原始驅動力,這一觀點在吐蕃時期的考古發現中也得到印證。也有學者圍繞重要墓葬和遺址的性質與年代展開了深入探討,推動了對高原絲綢之路歷史定位的進一步認識。21世紀之后的多學科交叉則深化了對高原絲綢之路通道功能的認知。歷史學通過一系列考古發現與文獻考據厘清了高原絲綢之路的特點與成就,民族學關注茶馬古道上的民族互市與互動交融,地理學利用現代GIS技術還原絲綢之路的路線與地理特征,考古學的再調查則剖析了佛教文化的傳播鏈條。在此基礎上,霍巍在《“高原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中指出“高原絲綢之路是一個代稱,指代形成于通過青藏高原的東方與西方、中國與外域交流的交通網絡及其主要干線”。當前對高原絲綢之路的研究在經歷一系列認知演變之后,正在由歷史轉向現實。
綜合而言,“高原絲綢之路”是指以古代中國為出發點,通過青藏高原溝通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及其主要干線,形成時期與中國內陸漢晉時代通往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大體同時,發源期甚至可追溯到更久遠的青銅時代。“高原絲綢之路”東起長安,經青海、西藏,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延伸至南亞、中亞乃至更遠的地區,構成了古代中國對外聯系的重要通道,包括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茶馬古道等支線,承載了物質貿易與精神傳播的雙重任務。
(三)路學與空間經濟理論的融合
路學是人文地理與交通史交叉領域興起的研究范式,突破了傳統路線考證的單一視角,將道路視為兼具空間、社會和文化屬性的動態網絡,不僅關注道路的物理形態,更強調其對區域社會建構和文明互鑒交流的影響。空間經濟學則是美國學者沃爾特等人提出的經濟學概念。交通網絡的演進會顯著降低要素流動的成本,帶動沿線資源的配置,達到對區域經濟與社會格局的重塑。在高原絲綢之路的研究中,這一理論框架有助于深入探索交通網絡如何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產生重大影響。
從路學理論的角度看,高原絲綢之路作為古代貿易與文明傳播的重要通道,具有“文明血管”的本質。它不單單承載著貿易中的商品流通,也是行政權延伸、宗教文化傳播和民族技術文化交流的媒介。本文在研究中引入這一范式,意在跳出傳統考證的局限,從道路交通網絡建構和功能演化的整體視角,深入剖析高原絲綢之路的演進脈絡。從空間經濟理論看,高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顯著降低了沿線商貿的成本,促進了人員、物資、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這種流動不僅使資源配置得以優化,也推動了區域分工與合作,引發了網絡效應的發生,使資源沿途節點聚集,助力邊緣區域接入核心經濟圈,是“廊道經濟”模式的典型,也契合空間經濟理論中交通網絡帶動區域要素配置的核心邏輯。本文聚焦對高原絲綢之路“歷史—現實”交織的理解,以及通道功能轉型的核心命題,不僅關注高原絲綢之路的古代形態,也把它納入“一帶一路”倡議框架,深入分析其從青銅時代網絡雛形到當今跨境走廊的功能演化邏輯,強調其在經濟發展、文化交流及跨境合作中的綜合價值。
二、歷史維度:高原絲綢之路的演進脈絡、空間結構與功能特質
高原絲綢之路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不僅反映了青藏高原自身的地理演變與人類活動規律,也折射了中原王朝與周邊地區互動的格局變化。
(一)肇始與奠基:史前至漢晉高原通道的萌芽與初構
青藏高原北部的早期交通雛形,可追溯到羌人活躍的史前與先秦時期。《穆天子傳》記錄了周穆王與西羌女性首領西王母相會的事件,表明當時的羌人文化與中原王朝通過西北交通通道往來接觸。從路學視角看,王朝間的政治交往催生了高原通道的初始路徑。戰國初期,隨著秦國擴張,爰劍這樣的羌族個體通過早期河湟與關中間的往來路徑,前往秦地學習并回傳農耕與畜牧技術,促進生產方式轉型,為后世高原絲綢之路形成奠基,也體現了空間經濟發展中技術擴散依賴物質通道傳播的特點。秦獻公時期,爰劍的后人及部落被迫大規模南遷,表明生存壓力驅動初始路徑不斷延伸,構成高原北部最早的長距離族群通道。廣泛的地理分布和族群交流,意味著在史前和先秦時期,青藏高原北部已存在依托自然地理條件的跨區域交通網絡雛形。從路學和空間經濟理論角度看,資源導向型路徑探索,是高原通道的雛形,也為后來漢代絲綢之路建立提供了早期基礎。
西漢建立,青藏高原北部交通網絡逐漸納入漢朝統一的交通體系。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張騫出使西域時的“羌中道”,顯示早期高原北部交通走廊已具雛形。漢宣帝時,湟水谷地全面納入漢廷統治,形成絲綢之路高原支路的初步格局。西漢后期,屯田的邊疆經略政策引入湟水流域,改善了湟水谷地至青海湖一線的交通。王莽時期設立西海郡,將漢朝管理延伸至青海湖沿岸,絲綢之路北支直接深入高原腹地。軍事政治主導了通道節點的建設,奠定了高原通道網絡的骨架,推動原始路徑向制度化網絡演進。
東漢時期,馬援加強了湟中地區的城郭、水利建設和農牧推廣,鞏固了交通樞紐的穩定性,大小榆谷成為漢羌戰爭的重要節點,浮橋、皮筏等工程設施表明湟水谷地與九曲黃河地區已形成連續可達的交通體系。從路學角度看,技術與工程的升級與突破,提升了高原通道的韌性,也鞏固了通道的網絡基礎。
三國時期,青海巴蜀交通走廊被頻繁利用。蜀國依托羌人熟悉的地理路線,實現河湟地區至四川的物資與人員往來。涼州胡王治無戴從武威至成都的遷徙路線,清晰勾勒了高原南通巴蜀的具體路徑。西晉時,張軌控制了西平郡,高原東部與河西走廊、湟水流域間的交通進一步鞏固。人口的遷徙流動催化了跨區域貿易發展,軍政中心的功能轉變使通道上的重要節點成為區域樞紐,兩漢時的單核心干線格局逐漸演化為漢晉之際的多支線布局,戰爭與民族遷徙推動高原通道網絡從線性向網狀演變。
持續發展的道路體系,使西漢至晉的高原絲綢之路逐漸由邊疆支線變為貫通中原、西域與高原本土的重要網絡。從史前到晉代,高原絲綢之路經歷了從零散交通路徑到區域交通體系的演變,民族遷徙、軍事行動與國家治理是三大推動因素,構成了青藏高原在古代絲路網絡早期的重要地位。
(二)拓展與繁榮:吐谷渾控制下的高原絲綢之路樞紐
吐谷渾政權在4世紀初占據湟水流域及青海湖周邊,既有的高原絲綢之路北部支線,為其建立經濟與政治中心提供了交通支撐,重構了高原北部政治格局,強化了青海及河湟地區與絲綢之路主干道的聯系,形成連接中原、河西與西域的復合型通道網絡。從路學視角看,南北朝間的政治博弈強化了高原通道的替代性。這一時期,沿湟水河西走廊走向,中原與吐谷渾間既有政治和軍事往來,也有頻繁的貿易往來。吐谷渾人利用貿易和資源互動驅動了跨境價值鏈的形成。長距離貿易帶給吐谷渾的不僅是巨額的利潤,也利用交通網絡對資源配置和區域分工的優化,進一步推動了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在空間經濟發展中,吐谷渾人利用貿易和互動資源驅動了跨境價值鏈形成。從益州經吐谷渾到西域的高僧明顯增加。慧覽、釋明達和法顯都經此到達西域,為南朝僧侶西行求法提供了通道。吐谷渾政權設立的軍事、補給節點為絲綢之路的商旅、使節和宗教活動提供了安全保障。
589年隋統一中國,吐谷渾向隋遣使貢方物。隋煬帝即位后,立意經營西域,控制絲綢之路,但突厥和吐谷渾南北夾峙,對絲綢之路形成干擾。609年,隋煬帝發動對吐谷渾的戰爭,青海西部首次為中原王朝統轄,并擴張到柴達木盆地,使長安經柴達木盆地至塔里木盆地南緣一線的道路暢通無壅。618年,唐滅隋,全盤掌握青海地區交通和吐谷渾軍事要地,為后來通過吐谷渾打通西域及唐蕃古道的開通奠定基礎。
(三)整合與鼎盛:吐蕃時期高原絲綢之路的網絡化與制度化
6世紀末至7世紀初,強大的吐蕃政權為跨區域路網整合奠定基礎。634年,吐蕃遣使向大唐朝貢,建立官方聯系。數年后,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通婚,大量資源輸入吐蕃,泥婆羅國也將尺尊公主嫁于松贊干布,長安至邏些軸線成為核心經濟走廊。唐朝與吐蕃、吐蕃與泥婆羅之間,通過聯姻加強官方聯系,構建空間經濟節點,帶動交通路線開發建設,并以國家之力提供后勤支持和安全保障,進一步強化了道路網絡系統的穩定性和功能性。從長安出發經吐谷渾到吐蕃邏些,再到泥婆羅,最終延伸到印度和南亞的“唐—蕃—尼”古道全線貫通,成為唐朝與高原和印度往來的主要通道。唐蕃古道一經開通,摩揭陀國與唐朝直接建立官方往來,大唐高僧也多取此道赴印求法。以鄯城為界,唐蕃古道分為東西兩段。東段在唐朝境內,是漢代以來中原進入河湟地區的傳統路線。西段大體是今青康和青藏公路方向。蕃尼段是古道的延伸線,是唐朝去往印度的重要線路。
唐蕃古道開通標志著高原絲綢之路進入網絡化的新階段。從路學視角看,唐蕃古道不僅是物理上的通路,更是動態化的路網系統,其干線交匯邏些,使其成為高原絲綢之路的樞紐,也使資源、人口、技術、文化等在此聚集、擴散。網絡化的通道降低了貿易往來的時間成本,也提升了物資流通的效率,同時促進了沿線族群的整合與文化交流。
(四)轉型與延續:唐末至近代高原通道的適應與韌性
唐末尤其宋代以后,絲綢之路逐漸沒落。“安史之亂”后,吐蕃在和戰中占據優勢,逐步侵占西域大部分區域。連綿的戰火使陸上絲綢之路走向低谷,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但作為絲路南線的高原絲綢之路并未荒廢,它伴隨著歷史演進在歷代中央王朝與西藏的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成為內地與西藏及南亞間的經濟文化橋梁。宋元時期,西藏與川滇的經濟聯系加強,茶馬古道興盛。川藏茶馬古道經康區直達西藏腹地,強化了經濟互聯與文化融合,推動了藏族地區手工業與農牧業發展。元代加強中央集權,設立站赤制度,進一步整合了跨高原交通體系,西藏與中亞的聯系有所恢復,商旅往來促進了金銀器、紡織品及宗教文物流通,反映出路網重組中民間渠道的靈活性。
明王朝延續茶馬互市政策,在川滇陜等地設立茶馬司。清代完善官員駐藏制度,強化對西藏的管理,驛站與商路維持著高原與內地、南亞的穩定交通,制度化通道管理凸顯出國家對貿易節點的掌控,行政力量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力。高原絲綢之路呈現兩種形態:一是官方驛道,如經打箭爐、昌都至拉薩的川藏道;二是民間商路,如經察隅至緬甸的貿易線。19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勢力進入南亞,改變了跨喜馬拉雅貿易格局,印度直通高原的商路受到外部政治制約,但西藏與尼泊爾、不丹的貿易仍保持活躍。20世紀初,英國修建部分高原通道并改造商貿模式,傳統的馱隊文化雖逐漸衰落,卻延續了一些古道的走向。
高原絲綢之路的歷史演進,是一部不同民族、文化在特定地理環境中交融共生的史詩,深刻體現了道路網絡在區域發展、文明互鑒和國家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這種“層累性”不僅體現在交通路線的延伸與功能多元上,更體現在對文明交融與區域合作的持續貢獻上。高原絲綢之路如同歷史的鏡鑒,反射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在青藏高原上的歷史進程和價值。
三、現實維度;“一帶一路”倡議下高原絲綢之路的功能重構與空間響應
高原絲綢之路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高原居民與世界人民對話的實證,“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謀求經濟可持續發展,探索區域合作新形式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中國東中西部協調發展,實現全方位開放,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維護邊疆穩定的重要舉措。
(一)交通設施:從歷史驛道到現代立體互聯互通網絡
從路學視角看,吐蕃時期的高原絲綢之路依托于軍政和驛站體系形成了覆蓋青藏高原全域的線性通道網絡。青藏高原的跨境通道主要承擔區域性貿易和物資輸送的功能。延續自唐蕃古道的互市,物資結構相對單一,以茶葉、毛織品、牛羊等高原特產為主,與鹽、布匹、鐵器等外來商品形成互補,在維系邊疆各族民眾生活、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在交通方式、運輸規模和輻射范圍上仍受地理環境、空間約束、氣候條件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呈現小范圍、低效率的特點。在高原環境影響下,物資從長安出發抵達邏些要穿越數十個河谷埡口,全程時長數月,空間摩擦系數高。從本質上說,高原絲綢之路是一條軍政需求主導的剛性通道網絡,將經濟功能壓縮為絲綢、茶葉等的流通,形成了以邏些為單一核心的空間結構。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從物理與數字兩個層面,實現了對高原絲綢之路路網的功能重構與空間響應。青藏高原交通體系正由單一物資運輸通道向綜合交通走廊轉型。現代化的交通設施網絡不僅大大提高了運輸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還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重構了空間邏輯,帶動了區域要素配置與經濟社會格局的重塑。從功能維度看,青藏鐵路形成了高原上的現代化“鋼鐵驛道”,極大地提高了貨物和人員的運輸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供應鏈運輸能力呈現幾何增長。從空間維度看,拉薩、日喀則、林芝等地的機場航線網絡逐步完善,共同構建了青藏高原的“空中樞紐群”,公路口岸連通至尼泊爾、印度等南亞國家。空陸網絡的組合,將拉薩至日喀則的時間大大縮短,徹底改變傳統驛道體系線狀延伸的空間局限,使青藏高原在地緣經濟格局中由過去的“邊疆末梢”變為“面向南亞的門戶”,增強了與南亞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水平。由此,現代交通對古代長安至邏些時空距離的壓縮效應顯現,促成地理高原向效率高原的質的轉變,使高原不再是阻隔,而是聯結國內外市場的重要紐帶。
同時,數字技術賦能使高原絲綢之路的空間邏輯得以重構。歷史上,驛站主要憑借烽燧傳遞信息,單次信息傳遞動輒旬月。而現代化的西藏光纖設施與5G基站構建了快速傳播的“虛擬通道”。數字孿生系統在物理通道構建中的應用,推動高原路網從古代絲綢之路的“線狀控制”轉向現代化的“網狀交互”,路網上的核心節點拉薩一躍升級為輻射南亞的“多維樞紐”,日喀則、林芝等歷史邊緣城市也因交通節點功能重構躍升為次級核心。
(二)經濟合作:從傳統互市到多維度區域經濟協作走廊
從空間經濟視角看,歷史上的高原絲綢之路更多在單一商品互市的框架下運行,商品種類、貿易形式及交易規模有限,經濟聯系的深度和廣度受限。互市作為高原絲綢之路的核心經濟節點,本質是唐朝與吐蕃政權博弈的產物。“一帶一路”倡議下,高原絲綢之路上傳統節點的跨境經濟功能實現轉型,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成為推動傳統互市向區域協同系統演進的重要舉措。青藏高原的經濟發展不再局限于傳統邊貿,礦產開發、清潔能源、文旅產業、跨境經濟合作區和貿易區建設都成為重要方向。交通成本的降低和交通網絡的完善,推動了區域經濟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西藏豐富的水能、太陽能資源為清潔能源發展貢獻了力量;邊境口岸功能由單一貿易向綜合性服務拓展,形成集商品集散、倉儲物流、展會展示、金融服務等于一體的現代化邊貿中心。如吉隆口岸已由吐蕃時期西藏與尼泊爾間的交通要道,成為中尼邊貿的主要通道和經濟樞紐,經濟整合功能遠超唐代互市的范疇,從唐代蕃尼古道上的軍事關隘和經濟節點,轉型為陸上邊境口岸型國家物流樞紐和經濟合作區。文旅潛力產業巨大。依托喜馬拉雅山、岡仁波齊、珠穆朗瑪峰等世界級自然景觀與優秀傳統文化遺產,青藏高原成為國際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跨境旅游開發不僅帶動了沿線民眾的就業和收入,還加深了民族間的交流。從空間維度看,中尼共建的“環喜馬拉雅經濟合作帶”以吉隆和加德滿都為核心,串聯起普蘭、日喀則等節點,形成多中心聯動的“帶狀增長極”,減少了歷史上高原絲綢之路經邏些中轉的流通環節,降低了貿易運輸成本,實現了從“單核心聚集”向“多中心網絡”的轉型。同時,中尼在邊境的產業協作也替代了古代單一的商品運輸與貿易。
(三)人文交流:從文化傳播到共建文明互鑒高地
高原絲綢之路的歷史證明,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長期穩定和發展的基礎。所謂的“文化交流渠道”不僅是物質和技術的傳遞,更是一種長期潛移默化的文化浸潤。吐蕃王朝時期,哲學、宗教、思想觀念等方面深受唐代漢地文化影響,文化“底色”中融入了“漢地文化圈”的核心要素,高原與內地間借助高原絲綢之路實現血脈相連、持續汲取文化“養分”。青藏高原長期是多元文明交匯的地帶。西藏僧俗群體通過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等頻繁往返內地,不僅豐富了文化交流內容,也在面對外來侵略時形成了全民團結的防御格局。高原絲綢之路長期作為內通中原、外接南亞的重要交通樞紐,其開放性在文化交流上也有體現。吐蕃時期佛教文化的廣泛傳播受到了路網物理屬性與政治因素的影響,呈現出由印度至吐蕃再到西域其他地區的單中心梯度擴散特征,在唐蕃文化交流中并未形成制度化平臺,并因此導致了高原文化版圖的碎片化格局。
當代的人文交流與古代相比實現了質的跨越。“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功能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即通過強化人員往來、文化溝通和經濟合作,打破可能存在的歷史隔閡與文化壁壘,實現對歷史路徑的功能超越與空間拓展。交通網絡的不斷發展與演進為人文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條件與更為廣闊的空間。在功能維度上,西藏不斷推動與尼泊爾的人文交流,注重用具體項目和務實行動來增進情感認同和社會聯結。在空間維度上,這種以民心相通為核心的戰略,強調共同利益與共同安全的結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高度契合;同時,它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新時代邊疆治理中的重要保障機制。
四、交融互鑒:高原絲路之路歷史經驗與當代發展的聯結機制
進入21世紀,全球化與區域合作的深入發展使高原絲綢之路重新煥發活力。“一帶一路”倡議,將古代絲路遺產與現代國際合作戰略結合,賦予高原絲綢之路以跨喜馬拉雅區域經濟、文化及安全等多維度的新功能。
(一)空間組織的承繼與創新:通道價值的再認知
歷史上的青藏高原長期是王朝防御南部邊疆的戰略屏障,更多服務于軍事防御與政治博弈。21世紀以來,和平發展理念深入人心,高原邊疆的功能正由軍事防御轉向經濟合作與開放交流,高原絲綢之路的空間通道價值被賦予當代發展的全新內涵。對高原絲綢之路通道價值的再認知也應突破傳統路網物理連接的范疇,轉向多維空間資源的戰略整合。
“一帶一路”框架下,通道功能主要向三大方向拓展。一是立體化通道網絡構建:陸空協同的立體運輸體系將突破地理屏障制約,通過空鐵聯運和數字管道的有機銜接,形成覆蓋高原全域的復合型流通網絡體系,將西藏與南亞的物理連接進一步加強,為人、物、數資源的跨境流動創造無縫對接環境。二是智能化樞紐功能升級:傳統口岸向綜合性節點轉型,集成智能清關、多方聯運、數據交換等多種功能,利用數字化技術實現物流和信息流的高效聚合與精準調度,提升跨境流通體系的韌性與響應速度。三是生態化廊道體系完善:通道建設與高原生態保護共同推進,構建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共生的范式。
(二)經濟功能的演化與升級:從互補性貿易到融合發展
歷史上的高原絲綢之路是一條跨越地理屏障的戰略通道,其經濟本質是大宗商品的互補性貿易。在官方朝貢體系與民間商幫網絡的共同驅動下,形成了垂直互補的物資交換模式和點軸擴散的經濟空間結構。到了當代,高原絲綢之路的經濟功能發生歷史性變遷,從傳統的資源互補型貿易轉向產業深度融合,從線性貿易通道升級為立體經濟走廊,從被動承受輻射轉化為主動塑造規則。
在數字時代的背景下,區域經濟不斷深化,呈現出兩大融合趨勢。一是形成產業鏈創新共同體:隨著經濟協作層級提升,跨境產業合作逐步向技術協同、標準共建和產業共創形態演進,實現資源要素的跨境優化配置與價值鏈深度整合。二是構建數字經貿生態系統: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將重塑傳統貿易模式,推動西藏跨境支付、智慧物流和數字清關等全流程變革,有效降低貿易成本、提升監管效率、激發市場活力,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
(三)文化交往的深化與升華:民心相通的基石
從歷史發展看,高原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與區域貿易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貿易物資的文化載體屬性使絲綢、茶葉承擔商品屬性的同時,成為中原文化與藏族習俗融合的媒介。商道節點也同步擔負了傳播佛教文化的重任,朝貢貿易中的典籍互贈則催生了藏漢佛經跨語言翻譯傳統。
而今,高原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得以升華,突破傳統單一維度,逐步向多民族文明互鑒的廣域平臺演化。這種升華應著力于三個方面。一是多元文化共生體系培育:超越佛教文化傳播的單一維度,充分激活高原各民族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結合民族節慶、手工技藝、音樂與舞蹈等多元載體,通過文化符號體系構建,形成創新表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根基。二是建設立體化文化傳播矩陣:靈活運用新興傳播方式,增強文化共建與融合的影響力,利用跨境文旅項目,打造體驗感與情感共鳴更強烈的傳播新模式,培育具有國際辨識度的文化IP,實現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表達。三是創新情感聯結機制,深化民心相通:重點發展多民族文化交流平臺,利用數字技術消除溝通障礙,打破地域限制與隔閡,培育文化認同感,形成各民族之間情感互依、文化共鳴的區域人文生態。
(四)歷史經驗對當代發展的實踐指引
高原絲綢之路的現實功能轉型,是歷史與現實、地緣與戰略、區域與全球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古代互市通道到綜合交通網絡,從區域商品交換到全方位跨產業合作,再到文明互鑒與邊疆合作示范,青藏高原已完成從“路”到“軸”的跨越,不僅提升了高原在國內外經濟、文化、安全體系中的地位,也使其成為聯通中國與南亞的重要節點,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區域性合作的可行樣本,展示了在復雜地緣環境中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可能路徑,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在邊疆鞏固、民族團結、文化認同和共同發展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未來,隨著基礎設施、制度創新和人文交流的持續推進,高原絲綢之路將在服務國家戰略與區域合作中發揮更加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視野看,高原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證明,自然條件的艱難并不能阻擋人類跨越地域、文化和制度的交流。和平與合作是長久交流的前提,文化包容與互利共贏是可持續的動力。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國家視角看,古道見證了多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也為新時代的民族團結與邊疆治理提供了寶貴經驗。無論是內部的多元一體,還是外部的互聯互通,西藏及青藏高原在絲綢之路歷史中的角色,都說明它既是國家統一的重要象征,也是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
在新時代“一帶一路”建設中,立足高原絲綢之路的歷史積淀,深化雙向開放與多元合作,推動民心相通與文化互鑒,使這一古老通道在服務國家戰略與促進全球治理中煥發新活力,不僅是對歷史的延續,也是對未來的主動塑造。
版權所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權利。 京ICP備06045333號-1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5580號 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