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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樹通天河上游元代石刻遺跡考察

發布時間:2026-07-28 13:43:58 | 來源:中國藏學編輯部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摘要】2015年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工作人員于通天河上游“七渡口”附近的河岸階地發現一處石刻遺跡,2023年7月作者團隊再次對其進行了考察。該處地面一石塊的正面用蒙古文、漢文刻記了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名為“敏安帖木兒”的宣政院同知一行往返西藏行經此地,以及刻寫者的名字。該處石刻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元代交通路線的節點標志,且年代明確,表明通天河上游“七渡口”一帶是元朝中央政權行政使團出入西藏的“官道”匯集處,對于元朝中央政權治理西藏及其行政團隊入藏路線的研究,有著時、空、人物的標識意義,同時也表明元末內部矛盾激化時,中央政權對青藏高原治政管理仍未中斷,是深刻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進程的珍貴實物史料。

【關鍵詞】通天河上游;元末時期;石刻題記

2015年,青海省玉樹州博物館(以下簡稱玉樹州博物館)館長尼瑪江才、副館長巴桑才仁率隊在曲麻萊縣進行文物調查期間,于該縣曲麻河鄉勒池村所屬草場發現一處石刻遺跡,玉樹州博物館多次派員前往該處石刻遺跡進行復查記錄,并由玉樹州文物保護中心上報省文物部門。2023年7月,玉樹州博物館次仁銀丁、曲麻萊縣文旅局才仁巴德、齊永措等人會同赴曲麻萊縣調查巖畫的考古工作者再次對石刻進行了現場考察,茲將考察情況簡報如下。

一、石刻遺存地概況

石刻遺存地屬青海省玉樹州曲麻萊縣曲麻河鄉勒池村一隊夏季草場,地理座標為北緯34.68228度、東經94.39922度,海拔4239米。石刻遺存地處通天河上游北岸一級階地后緣,東距通天河與楚瑪爾河(通天河北側支流,亦稱曲麻河、曲麻萊河)交匯口約10千米,西北距勒池村約5千米(直線距離),南距通天河夏季水面約150米,階地前緣與河面高差3-4米。該遺址東側900米處為勒池村牧民索朗才仁的夏季居屋,東北約500米為村道土路。石刻所在階地地面平緩,地表為黃色砂土,夏季有少量低矮的灌木和大量草本植物,地面散布著大小不一的巖塊,皆源于北側山丘出露的碎裂基巖滑落。

通天河發源于可可西里腹地,為長江江源河段,從沱沱河鎮的囊極巴隴至楚瑪爾河匯口為通天河上游河段,長約278千米,平均坡降約0.9‰,沿岸基巖質地多為礫巖、紅色砂巖及千枚巖,故夏季水流常呈紅黃色,當地藏語所稱“曲麻萊”,意為紅/黃色河灘。該河段兩岸多為相對平緩的山丘,左岸山嶺屬巴彥喀拉山系,是長江、黃河河源的分水嶺。通天河上游支流眾多,南北兩側主要支流有扎木曲(雜曲)、北麓河(勒池曲、勒池勒瑪曲)、楚瑪爾河(曲麻河)、當曲、莫曲、牙曲(牙哥曲、雅科曲)和口前曲(科欠曲)等。該段河床較寬,河谷寬達數公里,水流平緩呈交錯的辮狀水系,主河道夏季最寬水面超過200米,因水流淺緩,枯水季節人畜皆可涉水而過,夏季亦可乘牛皮筏渡河;由北向南渡河后向西南方向可進入西藏自治區北部,故歷史上該河段常作為青藏高原南北方向跨越長江(通天河)的主要渡口所在,著名的“長江七渡口”即在通天河與楚瑪爾河交匯口以西約3千米處。(圖1)

二、石刻遺跡

遺存石刻的階地散布著若干大小不一的巖塊(圖2),據現場觀察,巖塊來自階地后緣(西北側)出露基巖的碎裂斷塊,因重力作用滑落至階面地表。在南距河面約400米的階地后緣有一平面近方形的淺坑,淺坑北沿下發現一塊鑿刻有文字的巖塊,巖塊略呈長方體,最長處61厘米、最寬處55厘米、厚34厘米,向上的巖面(層理面)平整光潔,無地衣等覆蓋物,因風化呈灰黃色,有兩條豎向裂隙(圖3)。巖面正中豎刻文字4行,從右至左第一、二行為回鶻蒙古文,第三、四行為楷體漢字(圖4、5)。根據對巖面刻痕的觀察,刻寫蒙古文、漢文兩種文字之前,石面上先用細線刻有縱16列、橫14行的方格(即“界格”),若按每格刻寫一個漢字計算,可刻寫200字左右的內容。但先刻的“界格”十分草率且不規整,致使字格大小不一,又或因與擬刻字數及內容不符,所以實際刻寫的蒙古文、漢文皆不在先前刻畫的“界格”內。所刻文字的筆劃“打破”了原刻“界格”線條,可知石面上蒙古文、漢文內容皆刻寫于“界格”形成之后。錄文如下:

第一行和第二行合起來意為“丘/久吐弩克、堯云書寫”,即刻寫回鶻式蒙古文的作者名。

至于漢字內容,第三行的“至正廿五(年)”,即1365年,“至正”為元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的年號(1341-1368年),但“年”字僅有起筆的一撇一橫,未刻寫完成,原因不明。第四行“宣院同知敏安怗(帖)木兒”,此處“宣院”即1288年元朝將原設置的“總制院”改名后的“宣政院”,主要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務(下設烏思藏、朵思麻、朵甘思三大宣慰司);“宣院同知”應指宣政院使的副職,官階為正二品;“敏安帖木兒”為人名,“敏安”意為“千”,“帖木兒”意為“鐵”,蒙古、回鶻等北方民族均有使用此名者。

三、其他遺跡

(一)建筑遺跡

現場勘查發現,石刻遺存地還保存有石砌圍墻、房址、疑似居住的淺穴式土坑等遺跡,但目前尚不能確定這些遺跡與石刻遺跡的關聯性。

1.疑似居住的淺穴式土坑

石刻遺跡所在之處及附近地面,有多處疑似居住痕跡的淺穴式土坑,其分布并無規律,形狀及大小亦無定制,深度在15-35厘米之間,面積從十余平方米到幾十平方米不等,因少數淺坑平面近似方形或長方形,疑為搭建帳篷或其他臨時居所的遺跡。如刻字巖塊即發現于一處深30-40厘米、面積十余平方米的淺穴式土坑近北壁處,其西南數米處另有一處平面略呈正方形、邊長約4米的淺穴土坑,推測可能是先前有人短時居住的遺跡。(圖2)

2.石砌圍墻

在遺存石刻的階地及其北側山脊上勘查,發現有一圈順應山勢地形、基本閉合的石砌圍墻遺跡,石墻寬(厚)0.6-0.7米,殘高0.4-1.2米,由大小相近的塊石分層壘砌,殘墻最高處可見有5層塊石,壘砌時未用泥砂抹縫。圍墻的南墻與河床基本平行,呈西南—東北走向,長約1100米;東墻在今牧民索朗才仁夏季居屋以東約250米,呈東南—西北走向,長300余米,局部被一條南北向的小型沖溝沖毀;北墻建在地勢較高的山丘頂部,呈西南—東北走向,中部穿越一條淺谷,長度約1100米;西墻在石刻遺跡以西約150米處,呈東南—西北—正北走向,長約330米。整個圍墻周長約2720米,圍括面積約3.3萬平方米。石刻遺跡位于圍墻內偏西的中部,距南墻、北墻皆約150米,距西墻約130米。(圖6)

3.房屋遺跡

在西圍墻南段近西南轉角處外側有兩座房屋遺跡,一南一北,其間相距約12米,朝向相近(皆西南——東北向),北側房址為石砌墻體,南側房址為夯土墻體。(圖7、8)

北側房址石墻厚0.45米,殘高1.8-2米,采用塊石砌建,泥砂抹縫,利用塊石相對平整的一面向外以保證墻體外壁平齊,向東墻面上辟有窗戶。房址占地面積近500平方米,似可分為西側間(內部面積約150平方米)和東“過廳”(內部面積約200平方米)兩部分,“過廳”北南兩端有門道通向圍墻內部,南側有一廊道通向圍墻外部。

南側房址墻體為夯土分層筑成,墻體厚0.4-0.45米,殘高1-1.3米,建筑占地面積超800平方米,亦可分為東西兩間,西間略小,其內面積約380平方米,東間略大,其內面積近400平方米,東西之間的隔墻南段有門道相通,東間東墻偏南處有通向圍墻內的缺口(似為原門道處),西間亦有通向外部的門道。

兩座房址的東墻雖皆依附西圍墻而建,但具體情況并不相同:北側石墻房的東墻與西圍墻完全合為一體,且建房所用石料與圍墻石料相同,故推測石墻房的修建與使用與石圍墻的修建、使用屬同一時期;南側土墻房的東墻則是緊貼西圍墻外側而建,其東墻北段外壁保留有一小段原西圍墻墻體,并在修建東墻時顯然還拆除了一小段西圍墻,故推測其建造和使用應是在圍墻的“棄用期”,所以兩座房址有相對的早晚關系,即北側石墻房較早,南側土墻房較晚。

(二)巖畫遺存

現場勘查中在圍墻內鄉村公路以東、牧民索朗才仁居屋以西的山丘下發現一處大石巖畫(巖塊巖畫),該巖塊與石刻巖塊及北側山體基巖巖性一致,刻有圖像的巖面朝向東南,略呈長方形,最長處115厘米、最寬處65厘米,石面因風化呈黃褐色,有多條縱橫的裂隙,右下角巖塊因碎裂而缺失,推測該處原琢刻有圖像。巖面遺存圖像共36個,可辨識的包括人物圖像3個(含騎者2人)、牦牛圖像19個、貓科野生動物圖像6個,余為不可辨識或不能確認屬性的圖像。從圖像的組合來看,36個圖像在巖面上分布均勻,大部分屬性明確,表現的主題也很清晰,為高原環境下牧人及牲群遭遇野獸糾纏、侵襲的情形,該巖畫圖像很可能一次性琢制完成。畫面上作為牲群的牦牛及牧人(騎者)朝向相同,即均朝向巖面右側;作為侵襲牲畜的野獸(雪豹?)則皆朝向牲群,即巖面左側。巖畫采用敲琢法技藝制作,圖像造型為“剪影式”,表現場景為高原牧業生態環境下的動物群種沖突或對峙,這些特點與該巖畫以東數千米處的“昂拉巖畫”十分相似,推測其制作者為同一人群,其制作時代為同一時期,即大致為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圖9、10)

四、初步認識

(一)關于石刻題記的人名及身份

石刻中的漢文人名“敏安怗(帖)木兒”,其身份應為元末(至正二十五年前后)宣政院同知,可能是管理或巡視青海及西藏事務的主要官員,并于1365年到過通天河上游“七渡口”一帶,也可能由此渡江去往西藏,惜在相關歷史文獻中暫未查到有關此人的記錄。從名字上看,“敏安帖木兒”應為蒙古人,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出身為回鶻、西夏等其他族群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石刻蒙古文依現代漢語可譯為“丘/久吐弩克、堯云書寫”,其意應指刻寫此處回鶻式蒙古文的人,但此人名卻不屬蒙古語詞匯,或暗示“敏安帖木兒”所率團隊中負責文書事務的成員知曉蒙古文,但在使用上并不規范。

(二)關于刻石的目的

發現于通天河上游的勒池村石刻題記,其書寫格式與今俄羅斯圖瓦共和國境內發現的一處“至正十七年”(1357)石刻題記(圖11)相似,即從右至左先蒙古文、后漢文的豎寫格式,漢文部分以紀年開頭,記錄到此的主要人物姓名、官職等。令人費解的是,勒池村題記刻寫的蒙古文、漢文內容似乎都未盡其意,蒙古文字跡潦草,漢文在“敏安帖木兒”之后亦未交代該團隊行進至此的事由,更無落款,且起頭的紀年“至正廿五年”的“年”字字形不全,僅有字頭的一撇一橫,推測是刻寫近乎完成時因某種原由中止了。

盡管如此,該處石刻題記仍然非常重要。首先是石刻的位置表明,通天河上游“七渡口”一帶是元代中央政權行政使團進入西藏“官道”的必經之地。在古代交通條件極為不便的青藏高原,南來北往都面臨多條大江大河的阻隔,而渡口的選定,古往今來都是多條交通線路交叉匯合的樞紐,故此宣政院同知率領的行政團隊認為有必要在此重要節點勒石以為標記。經由通天河上游出入西藏具有地形相對平緩的優點,自唐宋時期就成為歷代官方使者和商貿團隊往返青藏之間的傳統路線。在這一點上,石刻的發現具有標記元代交通路線關鍵節點的意義,此地也可能曾為元代入藏驛站或與“水站”的選址有關,因而成為其時京城與西藏之間的驛路體系的一個節點。從時間節點上看,至正二十五年已是元末內戰激化之時,此時元中央政權對青藏高原治政管理并未中斷,并派遣高級別行政團隊與青藏地方保持著密切關聯。

(三)關于建筑遺跡

石刻遺存地的建筑遺跡,主要由圍括面積達3.3萬平方米(即3.3公頃,約合50畝)的石砌圍墻以及依附其西墻而建的兩處房院組成。其中石砌圍墻若以墻體寬(厚)0.6-0.7米、周長2700余米的形制粗略計算,所需石料應不少于2000立方米,其石料開采、搬運、砌建所需的人力與工時,在人煙稀少、高海拔的通天河上游絕非一般工程。而依附西圍墻所建的兩處房院遺跡,其內部面積也非一般家戶居屋的規格,從石砌墻體殘存的大型窗戶看,此類房院亦非牲圈類建筑,應與其時此處的人群規模、活動性質有關。

圍墻內東部山丘下的大石巖畫最早由玉樹州博物館在2014-2016年的文物調查中發現并記錄,與考古工作者在楚瑪爾河流域調查記錄的昂拉、治龍、章囊、樟瑪、勒池等多處巖畫屬于同一類型,表明早在兩千多年前通天河上游已是青藏高原早期游牧人群的長期活動區域。

綜上所述,勒池村石刻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有交通節點意義的元代石刻題記,在元代末期中央政權治理西藏及其行政團隊入藏路線的研究中有著時、空與人物的標志意義,為深刻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進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史料。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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