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霍巍,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本刊學術委員;平措扎西,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2024級博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隨著青藏高原考古的持續推進,一批吐蕃時期的金銀器陸續出土。這些器物制作工藝精湛、形制豐富多樣,涵蓋容器、裝飾品、馬具與馬飾等多個品類,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已成為研究吐蕃文明的重要實物載體。盡管當前學界對吐蕃金銀器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既往研究多聚焦器物本身的觀察,缺乏與出土背景相結合的綜合分析;在文獻運用方面,對吐蕃文獻尤其是古藏文史料的挖掘與利用較為薄弱,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吐蕃本土的社會語境。文章梳理新發現的金銀器材料,結合古藏文文獻等記載展開互證研究,以彌補既往研究的不足。此外,針對吐蕃金銀覆面進行個案探討,根據考古出土信息并結合早期文獻記載,對其喪葬內涵、制作工藝及文化傳播途徑展開初步分析。通過梳理近年來吐蕃金銀器的材料,從中可以窺見青藏高原本土文化因素與來自中原地區、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織融合的圖景,為深入認識吐蕃社會生活與喪葬制度提供了關鍵的實物資料。
【關鍵詞】吐蕃時期;金銀器;青藏高原;金銀覆面
一、吐蕃金銀器發現概述
本文研究對象為“吐蕃系統金銀器”,簡稱“吐蕃金銀器”,這一概念較為寬泛,從地域上看,主要指在青藏高原發現的金銀器;從時代上來看,大致為公元7世紀初至9世紀中期。既往的研究資料多來源于傳世文物,其科學價值由于缺乏考古出土背景而大打折扣。近年來,青藏高原的吐蕃墓葬考古發掘工作取得重要進展,出土了大量吐蕃金銀器,為進一步深入開展吐蕃金銀器的科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田野資料。
2014年4—9月,青海都蘭哇沿水庫墓地出土1件金耳墜,該墓葬年代判定為公元740年左右。2017—2021年,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EM26出土4件金面飾及1組合金串飾。發掘者通過對墓葬形制及出土遺物的分析,結合測年數據,確認該墓葬年代屬于吐蕃早期。2018—2019年,青海烏蘭泉溝一號墓出土鎏金銀帶飾21件。這些帶飾多為長方形,四側邊緣錘揲成向上翻卷的花瓣形,表面鑲嵌少量綠松石,應是馬具革帶上的飾物。此外,墓室后暗格的木箱內還出土1件鎏金銀王冠和1件鋬指杯,該墓葬年代確定為8世紀中期以前。2018—2020年,都蘭熱水墓地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金銀器多達1207件,種類有印章、容器、馬具、覆面和棺飾等,墓葬年代大致為8世紀中期。2019年,青海都蘭哈日賽墓地出土金銀器45件,具體包括帶飾、泡飾、銀環、銀戒指、金花形飾件等,該墓地屬于吐蕃時期。2020—2021年,西藏當雄墓地出土一批金銀器,包括金耳勺、金耳墜、纏枝紋銀片飾、圓形獅子紋銀飾、十字花紋金飾及鎏金覆面殘件,該墓地年代為吐蕃時期。2023年,都蘭熱水墓地羊圈墓(編號M37)發掘中,在盜洞附近發現1件包金銀飾件。
除考古發掘出土的金銀器外,近年來青海、西藏兩地相關部門還追繳回一批被盜掘的吐蕃時期金銀器。西藏浪卡子縣公安部門曾追繳50余件金銀器,包括16枚薩珊銀幣、1件鎏金銀盤、2件銀餅、1件銀條、5件銀腰帶、2件銀飾、14枚銀戒指及5件金牌飾。據相關文章披露,這批金銀器于2006年出自該縣境內一處窖藏。2018年,青海省相關部門成功破獲“3·15熱水墓群被盜案”,收繳被盜文物646件,其中金銀器及相關飾品種類豐富,包括細頸瓶、帶把杯、貼金銀盤、貼金盤口錫盤、鞍飾、馬具、帶飾、覆面、牌飾、飾片等。
由于目前正式的田野考古簡報和報告都還在陸續整理、發布當中,所以上述新出土的吐蕃金銀器的具體數據還不是十分準確(如其尺寸、重量等),但其基本形態、紋飾等已經能夠進行初步的觀察分析。
二、吐蕃金銀器的類別與用途
(一)容器類
容器是考古出土吐蕃金銀器中數量最少的品類,常見種類包括瓶、杯、碗、盤等。金銀瓶是吐蕃容器中最具特色的種類之一,但目前考古出土的數量較為稀少,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內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品。
都蘭熱水墓地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1件金瓶,該瓶保存完整,素面,喇叭口,細長頸,圓肩,深腹罐,小圈足。口徑7.6厘米、圈足徑4.1厘米、高21厘米(圖一,1)。美國芝加哥私人收藏有2件形制、尺寸與之基本一致的金瓶,高20.2厘米、圈足徑5厘米、口徑7厘米。2018年都蘭熱水墓地追繳的文物中亦有4件相同類型的金瓶,高17.1—19.7厘米、口徑6.6—7.3厘米(圖一,2)。此外,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芝加哥私人藏品、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及卡塔爾王室阿勒薩尼收藏的多件金、銀瓶,形制與尺寸均與都蘭出土金瓶相近,差異僅在于境外藏品多飾精美的花鳥及神獸紋樣等,卡塔爾王室阿勒薩尼收藏的金瓶還大面積鑲嵌綠松石。

鋬指杯,也有學者稱其為“帶把杯”,其特點是在口沿部帶有一個杯把,杯把的形制特點鮮明,帶有一個橫平而較為寬大的指墊,下面有的還帶有一個或多個指鋬。據已公布資料,目前已知此類器物共有10件,其中3件出土于青海都蘭熱水墓地和烏蘭泉溝一號墓,7件收藏于境外博物館及私人手中。
都蘭熱水墓地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1件鋬指杯(編號2018DRXM1Z:2),素面,敞口,腹部有一周折棱,弧鼓腹,圜底,矮圈足,器身布滿錘揲痕跡,鋬指和圈足為焊接而成。高6.5厘米、口徑11厘米、圈足徑4厘米(圖二,1)。烏蘭泉溝一號墓鋬指杯(編號M1D:2),器口為四等分的花瓣形,敞口,方形圈足,各弧面上裝飾圖案相同,器身鑲嵌大量的綠松石裝飾,雕刻組合形成不同造型的葉脈花瓣。高3.7厘米、口徑8.8厘米、圈足邊長2.4厘米(圖二,2)。

目前青海、西藏兩地正式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高足金杯,但境外藏有2件吐蕃時期高足金杯。既往研究多將其與同時期唐代的同類器物進行對比,討論形制來源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西部公元前后的墓葬中已出土同類形制的高足銅杯與陶杯。因此,有必要在更長時段的視角下重新審視高足金杯的形制起源問題。
除瓶、杯外,吐蕃時期金銀制作的壺、盤多流散境外,既往研究已對這些文物的資料進行了披露與研究。浪卡子窖藏與都蘭熱水墓地出土的波斯薩珊風格鎏金銀盤,從器型與紋樣題材推斷應為舶來品。近年來,國內博物館亦征集入藏部分吐蕃銀罐,如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館藏2件鎏金銀罐,西藏牦牛博物館藏1件銀罐。
金銀容器常作為吐蕃向唐朝進獻的貢禮,相關記載屢見于史料。筆者曾在《吐蕃系統金銀器研究》一文中,系統梳理《舊唐書》《冊府元龜》等漢文史料中吐蕃輸入金銀器的記載。近年筆者在梳理古藏文史料時,又發現大量關于金銀容器的記載,其中部分史料涉及喪葬儀式,為解讀墓葬出土金銀器的喪葬內涵提供了文獻依據。如敦煌吐蕃文獻P.T.1047中記載:“去年用木碗喝,今年用銀碗喝”;“金盆里斟滿酥油液”。噶塘蚌巴奇出土文獻提及祭祀中“金碗、銀碗中盛滿醇香的米酒”。《扎薩色昌故事》亦載:“穆薩夸瓊曼,逝歸天界之際,為其子典普洛芒與女典姜查瑪留下遺命:我離世后,取名為扎薩色昌,呈獻糌粑油團、酥油磚塊、沃根粉末及香醇的米酒。說完便去世。兄妹二人鋪設坐席,擺放糌粑油團、酥油磚塊與沃根粉末。以金鵝里盛裝蔗糖水,銀鵝里盛滿香醇米酒,銅鵝里裝滿香藥調制的牦牛酪,而后傾入。稱其陵名為扎薩色昌。”另據古如鄔堅林巴(??????????????????????1323—1360年)掘藏的《國王遺教》記載,王室陵墓的隨葬品中包括金銀容器,有“鎏金銀匣、馬首銀壺、銀盤、銀罐、銀瓶”等。從考古發現來看,金瓶與鋬指杯出土于墓室棺槨附近以及暗格之中,這些容器內很可能曾盛有液體。結合上述喪葬相關文獻可知,墓主生前使用的金銀器隨葬入墓后,被賦予特殊的喪葬祭祀與禮儀內涵。
(二)裝飾品
近年吐蕃墓葬發掘中出土了大量金銀裝飾品,種類包括耳飾、牌飾、帶飾、項飾、冠飾,以及其他小型飾品。漢文與藏文文獻中對此類器物多有記載。《冊府元龜》中“附國”條下記:“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懸一金花,經三寸。”又“東女國”條下記:“為小鬟髻,飾之以金。耳垂鐺,足履索鞴。”敦煌吐蕃文獻ITJ740記載:“玉鐲打碎換金鐲。”阿里札達縣發現的赤松德贊頒給結欣·赤旺祖普杰拉魁的敕書抄本中提及,結欣氏喪葬用品中包括“金箭九支、金牌飾九件”。噶塘蚌巴奇出土文獻亦載:“外披絲綢,內飾黃金與綠松石”;“活禽的頸部懸掛金鈴”。《噶氏目錄》中記載松贊干布陵墓的隨葬品中有“金鎧甲,以及人物與馬形的金飾”。
當雄墓地出土1件金耳墜,主體由金絲精心制作而成,上部為不閉合環狀,下部則筆直細長。上部環的下端有更細的金絲交織纏繞并向外延伸,其上穿綴著綠松石和小金珠。下部筆直細長的金絲上依次穿有小金珠、珍珠及綠松石,工藝精湛,裝飾華美。長5.7厘米、環長1.7厘米、環寬1.3厘米(圖三,1)。類似金耳墜上穿綴綠松石的飾件,在都蘭哇沿水庫墓地出土1件(圖三,2),在都蘭熱水墓地出土2件(圖三,3)。

當雄墓地另出土1件圓形銀飾,其正面采用減地鏨刻出一頭呈蹲踞狀的獅子,中央有一小孔,邊緣上下左右分別飾有植物紋樣。直徑2.5厘米、厚0.3厘米(圖四,1)。都蘭熱水墓地出土2件形制與尺寸相同的方形銀飾,其正面同樣采用減地工藝,刻畫獅子形象。長2厘米、寬1.7厘米、厚0.3厘米(圖四,2)。兩座墓葬出土的銀飾尺寸相近,正面均有穿孔,應為系帶裝飾之用。銀飾上的獅子均呈蹲伏狀,張口呲牙,前胸肌肉凸顯。兩件獅子紋樣的差異僅在于尾巴姿態上,當雄銀飾上的獅子尾巴卷夾于后腿之間并向上翹起,而都蘭銀飾上獅子尾巴則直接向上揚起。
尾巴夾腿向上翹的獅子紋樣在其他吐蕃金飾中亦有發現。如都蘭熱水墓地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雙獅日月金牌飾的兩側各浮雕一帶翼蹲坐的雄獅,兩獅相向,均昂首張口分銜日、月,鬃毛怒張,前腿搭在寶相花上,后腿屈立,嵌綠松石,四蹄粗大,十分夸張,尾巴卷曲呈環狀。獅身各鑲嵌一顆紫水晶。背面平整,有系帶的環狀穿孔(圖五)。這種蹲伏狀、尾巴夾于腿間的獅子造型是典型吐蕃獅紋樣式,如藏王陵石獅、都蘭考肖圖墓地出土石獅,以及玉樹貝溝大日如來佛堂的泥塑獅子等;而尾巴上揚的蹲伏獅子形象在吐蕃遺存中則較為少見。

吐蕃時期墓葬還出土大量金銀飾片,這些飾片多采用錘揲、鏨刻及鏤空工藝制作而成。飾片的四周及中央均有小孔,表明其原本用于釘綴于衣物、皮革制品、木棺等之上作為裝飾。這些飾片紋樣豐富,包括忍冬紋、卷草紋、纏枝紋等植物紋樣(圖六),以及立鳳、馬、獅子、異獸、大象等動物紋樣(圖七),還有人物與人物騎射的場景紋樣(圖八)。

(三)馬具與馬飾
瑞士蘇黎世收藏的金鞍翼飾刻寫古藏文銘文,意為“馬鞍包金飾耗費黃金三十五兩二錢,花飾及耳環耗用銀十兩半”,揭示了木鞍上金銀裝飾的制作工藝與材料耗費情況。古藏文史料亦多次提及“金鞍”,如敦煌吐蕃文獻P.T.1287記載“在山谷里跑馬,馬不會把金鞍摔碎”,表明在吐蕃時期貴族的馬具采用金銀制品進行裝飾。
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1件馬鞍前橋金飾,其為木質馬鞍上的裝飾。該金飾上層為纏枝紋,下層以花卉裝飾;中間帶狀紋飾內容豐富,居中為寶象花,兩側分別有獅子、奔鹿、翼馬依序對稱分布,兩頭以杏葉收尾(圖九,1)。此類馬鞍金飾的殘件曾出土于考古發掘中,國內外博物館亦有相關藏品(圖九,2、3)。

除金鞍飾外,吐蕃墓葬中還普遍出土金帶飾、節約、杏葉、鈴鐺等器物,應為隨葬于墓室內馬匹的裝飾品。根據敦煌吐蕃喪葬文獻記載,墓室里陪葬裝飾的馬匹為墓主生前乘騎之物,死后亦繼續作為墓主的坐騎,協助逝者跨越冥界。
三、吐蕃墓葬出土金銀覆面再釋
自西藏西部札達縣曲踏墓地和噶爾縣故如甲木墓地出土3件黃金面具以來,學界對此展開了相關討論。仝濤對西藏西部出土的黃金面具,以及鄰近的印度邦加瓦和尼泊爾穆斯唐地區出土的黃金面具進行梳理,并從跨歐亞的視野對其考古學文化和功能展開討論。國外學者卡爾梅·桑木丹(Samten G. Karmay)、約翰·文森特·貝勒扎(John Vincent Bellezza)等則從儀式和文化語境的視角,對西藏西部出土黃金面具的喪葬內涵進行解讀。
近年在阿里札達縣桑達隆果墓地的考古發掘中,相繼出土了7件黃金面具。其中,3件面具的年代與曲踏、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面具相近,大致為公元2世紀前后。另外4件面具的年代屬于吐蕃早期,覆蓋于木俑臉部。由此可見,桑達隆果墓地出土的吐蕃早期的4件面具所蘊含的喪葬內涵,與公元2世紀左右的3件面具存在一定差異。
近年來,青海、西藏兩地開展的吐蕃墓葬考古中,出土了3件金銀五官殘件。此外,香港夢蝶軒收藏有3件同屬此類的五官覆面。桑達隆果墓地出土的吐蕃早期4件面具,采用涂描、彩繪的方式來表現五官,承繼了西藏西部早期面具的特征,與都蘭、當雄吐蕃墓葬出土的面具在起源與傳播途徑上存在差異。都蘭和當雄墓地出土的面具主要以金銀材質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五官構成覆面,筆者曾撰文將其歸納為“拼合型”面具。這些金銀五官很可能通過絲綢連綴在一起,因此本文一并將其簡稱為“覆面”,作為青藏高原金銀器一種特別類型,并對此類覆面試作探討。
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覆面殘件(1組2件),發現于主墓室棺槨周圍。僅存鼻和嘴兩部分,制作工藝為先用金片鑄成鼻形和嘴形框架,再用金絲按形狀分隔成不同空格,最后以方形、圓形或不規則形的綠松石嵌于空格中,形成鼻形和嘴形(圖十,1)。2018年都蘭熱水墓地出土的覆面殘件(1組5件),由兩眉、眼、鼻梁及嘴部五官組成,一眼缺失。其制作工藝
與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者大致相同,主要差異在于后者在眼睛邊緣采用細點金珠進行裝飾(圖十,2)。2020年拉薩當雄墓地M3墓室出土鎏金覆面殘件(1組2件),僅存一眉和鼻梁,系先以銅器錘揲制成五官形狀,而后進行鎏金處理(圖十,3)。此外,2013年香港中文大學公開展示的“夢蝶軒藏中國古代金飾”中存在3套完整的覆面,此類覆面與都蘭出土的覆面相似,可能出自都蘭熱水墓地(圖十一)。

這些覆面五官造型相似、尺寸相近,附著在五官后面的,應是與人臉大小和形狀相接近的襯底,將這些黃金制作的五官釘于該襯底之上,形成一件完整的面具。2018血渭一號墓墓主為吐蕃統治下的吐谷渾(阿柴)小王。當雄墓地M3是該墓地中封土規格最大、等級最高的墓葬,封土邊長42米、高6.2米,封土下有兩座獨立的墓葬M3—1和M3—2,其中M3—1由墓道、甬道、主墓室和3個側室構成;M3—2由墓道、甬道、主墓室和西側室構成。從墓上封土和墓室結構等方面考量,當雄墓地M3墓主級別應屬吐蕃“論”級官員。盡管當雄墓地和熱水墓地出土覆面在制作工藝和材質方面存在一些差異,但其反映的喪葬內涵卻是一致的。
關于這種覆面的起源與傳播問題,何偉提出都蘭熱水墓地出土的覆面可能受到西藏中部文化因素向東傳播的影響。然而,從兩座墓葬的年代來看,熱水2018血渭一號墓的年代早于當雄墓地M3,且當前在西藏境內此類覆面的考古遺存較為罕見。故而,筆者更傾向于都蘭一帶覆面習俗對西藏中部產生了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藏文史料中記載了一些與覆面相關的內容,這些記載或許能為探討此類葬俗的起源及其文化內涵提供一些線索。
敦煌吐蕃文獻P.T.1042系一份王室喪葬儀軌寫卷。該寫卷第30行載:???????????????????????????????????????????????????????????????????????????????????????????。褚俊杰譯為“其后乳品桶,其后是彩線結,其后是食物,其后是(死者)像”。隨著西藏出土黃金面具材料的公布,學界對P.T.1042第30行的釋讀取得了新的進展。卡爾梅·桑木丹結合早期苯教文獻記載,將第30行中的“???????”與“???”釋讀為“面具”。這一解讀得到苯教早期文獻《穆喬崇突爾》(???????????????)和《第治司治覺》(???????????????????????)的印證。敦煌吐蕃文獻P.T.1042中的記載,證實了吐蕃貴族的喪葬儀式中存在使用面具的習俗。
此外,于吐蕃晚期成書的山南噶塘蚌巴奇出土喪葬文獻中亦記載了與覆面相關的內容:
(墓室)內堆放(????)木材及肉類等各類祭品(????????????),其下方放置面具(?????????),最后安放靈牌(???????)。取各種牲畜之血(???????????)進行凈化,(遺體)敷以多種草藥(???????),將母子的遺體分別安置(???????????),如同燕子巢穴(?????????????????),一者置于彼岸(?????),一者置于此岸(??????),選取一只幼巖羊(?????)馱尸(?????????),埋葬于清凈(?????)之地。以大量香、潔凈水(???????)遍灑(???)逝者遺體,進行召喚儀軌。其后敬獻一只綿羊(???????)和青稞餅(?????????),其后覆蓋殮被(???????)。凈化(????)各類惡鬼(???),鎮壓尕斯(???????????)。
這段喪葬儀軌文獻所載于墓室內放置面具的做法,與敦煌吐蕃文獻P.T.1042中第30行的記載相符,進一步佐證了吐蕃貴州喪葬儀軌中隨葬面具的習俗。此外,《國王遺教》中詳細記載了悉補野三位先王的陵墓中隨葬“面具(??????)”的情況:托日年協(????????????)陵墓中“于一人可環抱的銀匣內,放置著神衣五色錦緞包裹的金銀大面具”,東日東贊(????????????????)陵墓中“面具以珍貴的黃金、白銀鑄造而成,以五色錦緞等七種神衣包裹”。卓年德如(????????????????)陵墓中“銀質大面具二十件;小面具十件,以銀為胎,鑲嵌各類寶石”。雖然《國王遺教》中的國王名字與敦煌吐蕃文獻等成書年代較早的史料記載有出入,但其對面具的材質、制作工藝、隨葬方式等方面的記載翔實可靠。從這段記載中可知:其一,面具主要以金銀為制作材料,表面鑲嵌寶石,并以絲綢作為襯底,這些特征與都蘭熱水墓地出土的覆面完全符合。其二,高等級墓葬中同時隨葬多套面具的現象,與已公布的資料相符。其三,部分面具用于遮蓋逝者,而另一些僅放置于其他位置作為喪葬禮儀,這與考古出土情況相一致。
上述噶塘蚌巴奇出土的喪葬文獻中,逝者親屬所迎請的幾位喪葬祭司中,有一位名為“康薩第塘巴耶耶(????????????????????)”的祭司。值得注意的是,該祭司名字并非吐蕃族群名字,其姓氏中的“康(??)”屬于粟特典型姓氏,該姓氏在敦煌及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中亦曾出現。這一文獻記載極具價值,為從早期文獻中探尋吐蕃與粟特的喪葬文化關聯提供了關鍵史料支撐,此前已有考古學者敏銳地觀察到吐蕃喪葬中蘊含著粟特文化的影響。除早期出土文獻外,晚期藏文史料亦為二者的喪葬關聯提供了一些佐證。《西藏王統記》記載,都松芒布杰的陵墓由“胡人部落”營建。此處的“胡人”是吐蕃對西北方人群的泛稱,粟特人便包含其中,這進一步印證了粟特人群參與王室陵墓修建的可能性。筆者曾推斷,吐蕃的金銀覆面習俗或可追溯至南北朝時期西域游牧民族的喪葬傳統。從現有的證據看,這種覆面習俗最早流行于粟特等西域族群,隨后可能傳播至柴達木盆地的吐谷渾和吐蕃人群當中。例如,唐天授二年(691)的慕容智墓中,墓主面部便覆蓋著織物與金銀飾組成的覆面。史料記載顯示,公元7世紀中期吐蕃控制柴達木盆地后,該區域除吐蕃人和吐谷渾人外,還居住著原屬西域胡人的康國人、何國人等粟特族群。故而,柴達木盆地作為吐蕃與粟特人群的交匯地,加之粟特人主持吐蕃喪葬儀軌的文獻記載,粟特的覆面習俗極有可能在此過程中對吐蕃產生了直接影響。
寧夏固原史道德墓葬出土的一套覆面,更為直觀地印證了二者的關聯與差異。該覆面由金制的額飾、眉飾、眼飾、鼻飾、唇飾等11個構建組成,覆面上連綴的絲織品已經腐朽(圖十二)。墓葬年代為唐儀鳳三年(678),墓主史道德生前任唐給事郎蘭池正監,是昭武九姓之后,其先祖曾居西域,后遷至固原。該覆面與吐蕃時期墓葬出土的覆面在五官形制上頗為相似,但亦存在差異,這表明吐蕃并非簡單復制粟特喪葬習俗,而是選擇性吸收并加以改造。吐蕃對粟特覆面習俗的改造,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大量使用綠松石鑲嵌其中。吐蕃覆面多嵌綠松石,而大量使用綠松石鑲嵌正是吐蕃金銀器的一大特色。在吐蕃文化中,黃金上鑲嵌綠松石被視為最珍貴的神圣財富,敦煌吐蕃文獻P.T.1051便有記載:“北山重巒疊嶂,正在挖掘寶藏,挖到長條黃金。在那戎波巖山,敲開堅硬圓石,尋到一枚寶石,綠松石嵌在黃金上,成為最佳神財。”

另外,敦煌吐蕃占卜文獻記載表明,吐蕃時期存在專門的“覆面儀軌”。敦煌吐蕃文獻ITJ739記載“(此卦)因有猛鬼,當行覆面儀軌”。此處所提及的“覆面儀軌”與吐蕃墓葬出土的“覆面”是否存在內在關聯,尚需進一步考證。如果二者之間存在聯系,那么墓葬出土的覆面功能為護佑逝者靈魂免受惡鬼侵擾,在喪葬儀式中采用逝者遮蓋覆面,還伴隨一套相對繁復的儀軌流程。
四、結?語
近年青海、西藏兩地吐蕃時期墓葬的考古發掘收獲頗豐,為吐蕃金銀器研究提供了一批彌足珍貴的新材料,這些新材料有助于構建流散海內外吐蕃金銀器真偽判定與年代斷代的對比標尺,推動吐蕃金銀器的研究進展。同時,這些形制風格各異的金銀器所蘊含的多元文化內涵,清晰映照出青藏高原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及中西亞等不同區域的文化因素交融軌跡,為實證吐蕃在唐代中西文化交流進程中的歷史貢獻,以及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演進脈絡,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考古學實證。
敦煌吐蕃大事紀年顯示,吐蕃社會除了農業稅和牧業稅外,還存在征收“黃金稅”的情況,這表明黃金在吐蕃社會兼具極高的使用價值與重要的象征意義。而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各類精美吐蕃金銀器,不僅是這一歷史背景的直觀物質遺存,更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學術研究議題,如金銀器與吐蕃社會階層的關聯、金銀器在吐蕃喪葬儀式中的功能等。這些新議題的提出與探討,為學界深入探究吐蕃社會歷史面貌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拓展了更為廣闊的研究視域。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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