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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銘:論“外甥王”(??????????)封授機制與吐蕃早期政治格局——以敦煌古藏文文獻為中心

發布時間:2026-07-16 09:46:55 | 來源:中國藏學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作者簡介】楊銘,四川旅游學院教授。

【摘要】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吐蕃大事紀年》為核心史料,結合《吐谷渾(阿柴)紀年》《冊府元龜》等藏漢文文獻及學界研究成果,探究吐蕃“外甥王”(?????????)的封授機制、傳承脈絡、政治作用,及其在吐蕃政治制度演變中的價值。研究厘清了“外甥王”稱號先授予達延世系、后轉授吐谷渾世系的傳承過程,考釋了“?????????”為“???????????”的縮寫,并梳理了兩大世系獲封者的核心政治活動。文章指出,“外甥王”是吐蕃宰相制度從“獨相制”向“眾相制”轉變的關鍵時期,由贊蒙赤瑪倫推動設立的政治符號,其核心作用是與“論”“尚”勢力形成三方制衡,拱衛贊普王權。坌達延世系的“外甥王”曾位居吐蕃核心權力層,而吐谷渾世系獲封后,該稱號逐漸從權力象征演變為榮譽象征。研究還揭示“外甥王”封授遵循“同一時期僅一人受封”原則,是吐蕃籠絡小邦勢力、“以渾治邊”的重要手段,其設置與演變展現了吐蕃多族群、多勢力共治的政治格局,為理解唐代吐蕃的多元化政治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

【關鍵詞】“外甥王”;達延世系;吐谷渾世系;封授機制;吐蕃政治格局

已有研究表明,吐蕃建立后的執政大臣制度,即唐人所理解的宰相制度,歷經了從“獨相制”到“眾相制”,然后短暫施行“僧相制”到回歸“眾相制”的演變。稍作展開,自吐蕃政權開創至都松芒波杰(676—704年在位)時期行“獨相制”,即以祿東贊父子相繼執掌相權為代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于大論一人。704年,都松芒波杰死于南詔,吐蕃任命多人為宰相,分散相權,防止一人一氏的專擅,此為眾相制度。公元8—9世紀之交,曾一度以僧人為首席宰相,其下任命多位宰相,但仍然可以視為“眾相制”的變體,之后又復歸“眾相制”。這些研究雖然廓清了吐蕃執政大臣制度的發展演變軌跡,為研究吐蕃的政治制度史提供了新的視角,但仍有深入探討的余地和空間。其線索之一就是7—8世紀之交相當于宰相地位的“外甥王”登上政治舞臺的歷史作用,對此尚需探討。當時正值吐蕃宰相制度由“獨相制”向“眾相制”轉變的關鍵時期,先后有達延世系與吐谷渾世系中的小王被封以“外甥王”的稱號,并行使相當于宰相甚至高于宰相的權力,其核心作用是與“論”(王族貴族)、“尚”(王室外戚)勢力分權,形成三方制衡格局。

以往對吐蕃“外甥王”(?????????)的研究側重于其與贊普因聯姻而形成的血緣紐帶;或將“外甥王”視為宰相的一員,稱其為“坌銜宰相”,均未能充分展示其在特定時期地位和權勢高于宰相的事實,總體上缺乏對其起源、傳承、授予對象及政治功能的系統梳理。本文以《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以下簡稱《吐蕃兵律》)、《吐蕃大事紀年》為核心史料,結合《吐谷渾(阿柴)紀年》《冊府元龜》等藏漢文文獻以及學界已有研究成果,首先分析《吐蕃兵律》中“外甥王”稱號的內涵,進而梳理達延世系與吐谷渾世系中“外甥王”稱號的封授和傳承情況,最后探討“外甥王”稱號的授予機制、政治作用及其在不同時期的演變,以期揭示吐蕃在贊普名號之下平衡權力的策略,為理解唐代吐蕃的多元化政治制度提供重要案例。

一、《吐蕃兵律》中的“外甥王”與坌達延世系

《吐蕃兵律》是研究吐蕃軍事制度的重要文獻,其形成與完善經歷特定歷史過程。研究表明,該兵律產生于都松芒波杰時期,完善于赤松德贊時期。都松芒波杰時期,為優待坌達延與庫莽布支兩位重要將領,吐蕃政權特地為之定制了“瓊”與“庫隆”制度;至赤松德贊時期,又對“瓊”“庫隆”制度進行細化,并通過立法形式予以確立,使之成為吐蕃軍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的形成與“外甥王”稱號密切相關——都松芒波杰時期首位冠以“外甥王”稱號者為坌達延赤松,而此后獲此稱號者僅吐谷渾小王,此結論可由《桑耶寺興佛詔書》得以佐證。《吐蕃兵律》中“?????????”的記載是解讀“外甥王”稱號的關鍵。巴桑旺堆將相關段落解讀為:“報贊普先祖圣神君王親掌政權之恩,所敬獻‘夏庫寧’三若有差錯?……為君臣所定‘瓊’之標準。今后尚論中擔任監軍等職者可依此標準為例。”陳踐則將其譯為:“為報答神圣君王祖先贊普親掌社稷之恩,(我等對贊普)全身心忠誠順服。上方下令對王宮等配備警衛員之規定,以后尚論輔佐等依此規定行事。”而沈琛的解讀更貼合“外甥王”稱號的研究,他譯為:

贊普祖父圣神國王執政之時,在夏庫寧松地方。制定外甥國王(?????????)等人警衛員之法令,以后尚論之下屬皆依照此法令為配備之標準。

三者之中,雖然陳踐將后文中的????直接釋為“外甥吐谷渾小王”,但在首段譯文中只有沈琛將該詞與下一行的首字????合拼且譯作“外甥國王”。關于“?????????”的釋讀,學界觀點不一。達瓊等學者認為“?????????”是《吐蕃大事紀年》所載吐蕃重臣“???????????????????”(坌達延贊松)的縮寫;沈琛則提出“?????????”對應“外甥王。”筆者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分析,認為“?????????”更可能是“???????????”(坌達延)的縮寫。一方面,無論是坌達延赤松還是坌達延贊松,在文獻中有時均簡稱為“坌達延”,這為?????????即???????????的縮寫提供了例證;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后世在完善或傳抄兵律時將原先的???????????規范為?????????,即釋為“外甥王”,以便延續通用。

現在回過頭來看吐蕃第一代“外甥王”坌達延世系的活動情況,因為該世系是吐蕃時期“外甥王”稱號傳承的重要載體。《吐蕃大事紀年》對該世系中“外甥王”稱號持有者的活動有詳細記載,為研究“外甥王”稱號的歷史演變提供了清晰脈絡,現引出如下:

653年,達延莽布支征收農田貢賦。

659年,達延莽布支戰死于烏海。

675年,贊蒙赤瑪倫舉行盛大慶宴,坌達延赤松貢金鼎。

687年,坌達延赤松與努布·芒輾細贊、噶爾·達古日聳三人于桑松園集會議盟。

688年,坌達延赤松于曉之粗垅集會議盟。贊蒙赤瑪倫去做達布王妃。

690年,坌達延與大論欽陵于藏之林噶園集會議盟,立大藏之紅冊。

694年,坌達延與芒輾細贊二人于洛之布窮集會議盟。達延薨。

據《吐蕃大事紀年》梳理,653年達延莽布支(????????????????)受命征收農田貢賦,雖未獲“外甥王”之號,但已涉足吐蕃核心政務,為其家族世系的政治地位奠定基礎。至675年,其子坌達延赤松獻金鼎,標志著坌達延赤松正式受封“外甥王”,躋身執政大臣之列。687年桑松園會盟,690年參與制定《大藏紅冊》,進一步確立其在軍政體系中的關鍵地位。694年坌達延去世,4年后(698)噶爾家族(論氏)遭清算。此間權力更迭顯示,“外甥王”一職的設立與噶爾家族的覆滅存在密切的時間關聯,反映了贊普利用姻親勢力牽制舊貴族的政治意圖。此后,《吐蕃大事紀年》未記載新任大論,直到《吐蕃大事紀年》706年出現“坌達延贊松”的記載。可見“坌”職位有近七八年時間空缺。這種情況與當時贊普之母赤瑪倫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相關,因為噶爾家族事件促使贊普在思考如何平衡“論”“尚”兩類權力的同時,考慮是否繼續在姻親勢力中任命“外甥王”來對前兩股勢力進行牽制,而暫時空缺了一段時間。同時還有一個原因是坌達延赤松與吐蕃公主所生之子達延贊松尚未成年,所以在其十六七歲時,贊普決定由坌達延贊松繼承“外甥王”稱號,使其繼續活躍于政壇。根據《吐蕃大事紀年》的記載展開,706年,坌達延贊松與大論乞力徐共同主持集會議盟,表明其已成為核心大臣之一;707年,夏季會盟于贊普牙帳召開并由其參與召集,凸顯“外甥王”稱號持有者在政治禮儀與決策中的重要地位;711—713年,其連續3年主持會盟,顯示權力趨于穩固;714年,他參與對吐谷渾的經濟征斂,又領軍赴臨洮,說明“外甥王”稱號持有者在經濟與軍事領域亦具重要權力。

漢文文獻對坌達延的記載,進一步印證了“外甥王”稱號持有者在吐蕃政權中的崇高地位,并與《吐蕃兵律》內容相呼應。《冊府元龜》卷980《外臣部·通好》載,開元七年(719)六月,“吐蕃遣使請和,唐朝以雜彩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一百五十段賜坌達延”。賞賜數額顯示,坌達延所得雖低于贊普及其親屬,但高于其他官吏,表明其在王廷中位居一人之下、眾人之上。此記載既為《吐蕃兵律》“為外甥王等人制定瓊的標準”提供注解,說明其因地位崇高而有專屬制度規范,亦證明了“外甥王”稱號在吐蕃時期始終代表極高政治地位,是權力與榮譽的象征。

二、附蕃吐谷渾世系與“外甥吐渾王”

吐蕃征服吐谷渾后,對其統治策略經歷了從直接管轄到間接控制的轉變,授予其王“外甥王”稱號成為吐蕃鞏固統治、調整權力結構的重要手段。敦煌古藏文文書顯示,最初由噶爾東贊及其子弟直接管理吐谷渾地區,隨著噶爾家族勢力坐大,吐蕃贊普為鞏固權力,開始暗中削弱之。7世紀后期,贊普通過嫁公主與吐渾王聯姻的方式培植其勢力,欲使吐谷渾脫離噶爾家族控制,進而強化王權,達到鞏固吐蕃王權的目的。

《吐蕃大事紀年》689年條載:“至牛年,贊普駐于‘碾噶爾之湯布苑’。贊蒙赤邦(???????)嫁吐渾王(???????)。”此“吐渾王”即為附蕃吐谷渾第一代可汗。關于其身份,雖經學術界考索唐代藏漢文文獻,仍無法確定。筆者提出該王與吐魯番阿斯塔那225號墓所出《沙州豆盧軍軍府文書》所記之“吐渾可汗”是同一個人的觀點,這一背景是,7世紀末該王率部駐于青海湖西北的墨離川(今甘肅蘇干湖一帶),時值吐蕃剪滅噶爾家族的關鍵時期,該王因恐受牽連,曾遣人赴唐瓜州官府聯系投唐,但因未知事件導致失敗。此事件既反映吐谷渾王在吐蕃權力斗爭中的弱勢,也為后來吐蕃以“外甥王”稱號籠絡其后代埋下伏筆。

第二代吐谷渾小王系上述“吐渾可汗”與吐蕃公主赤邦之子,又名“莫賀吐渾可汗”(???????????????)。8世紀初,其約16歲成年時正式繼位管理吐谷渾內部事務。斯坦因所獲藏文寫本《吐谷渾(阿柴)紀年》載其與吐蕃大臣共商管理措施、向部落征稅,并與母后赤邦一同迎入蕃的金城公主等事件,表明其已深度參與吐谷渾地區治理,且與吐蕃政權聯系密切。727年(藏歷兔年),吐谷渾與吐蕃關系發生重大轉折:第二代吐谷渾小王娶吐蕃公主,此聯姻成為其獲“外甥王”稱號的重要契機,其王號前被加以表外甥的“坌”(????),稱“外甥吐渾王”(????????????)。此為吐蕃文獻首次記載“外甥吐渾王”稱號,意義重大。此前,“外甥王”稱號僅授予吐蕃本土的達布小王,即藏漢文書所載“坌達延”;達布歸贊普直管后,其“外甥王”稱號被取消,轉授吐谷渾小王。此后該稱號在吐谷渾世系中傳承直至吐蕃政權滅亡,未再授予其他族群的首領,充分體現吐蕃對吐谷渾的重視以及“外甥王”稱號在調整民族關系、鞏固統治中的重要作用。

《吐蕃大事紀年》727年條對上述事件有明確記載,其藏文原文為:????????????????????????????????????????????????????????????????????????????????王堯、陳踐譯為:“任命外甥吐谷渾小王、尚·本登蔥、韋·達札恭祿三人為大論。”黃布凡、馬德譯為:“甥吐渾王與舅方官員聚座(議事),命衛·悉諾邏恭祿為大論。”杜曉峰譯為:“以舅、甥禮儀會見外甥吐渾王。韋·達札恭祿被任命為大論。”索南加對杜曉峰的譯文提出異議,認為應譯為“與甥阿夏王進行舅甥會面”,無需加注“禮儀”,并指出此事與“吐蕃與吐谷渾和親”無直接關聯,意即以上文字并未表明第二代吐谷渾小王娶吐蕃公主。盡管上述研究解讀有異,但均承認“外甥吐渾王”稱號的首次出現及其在吐蕃政權中的特殊地位,這一記載為研究“外甥王”稱號在吐谷渾世系中的傳承提供了關鍵依據。

梳理藏漢文文獻,可呈現吐谷渾世系中“外甥王”稱號的傳承情況如下表:

自9世紀初《噶瓊多吉英寺興佛詔書》所載的“外甥吐谷渾王堆吉布什桂波爾莫賀吐渾可汗”之后,到吐蕃統治敦煌結束后的歸義軍時期,仍有漢藏文文獻記載“退渾王”這個稱呼,如出自莫高窟的唐僖宗中和四年(884)S.389《肅州防太都狀上》記載了“退渾王撥乞貍”,P.2762《蕃漢對照語匯》則記載了以“退渾王”對譯“???????”,可見這一時期“退渾王”不再冠以“坌”(????)這一表示外甥的稱號,反映了吐蕃在河隴的統治結束后因為失去了對吐谷渾的控制,雙方已經不存在之前所謂的甥舅關系。

三、“外甥王”機制的作用與演變

“外甥王”稱號作為吐蕃政權的重要政治符號,其授予機制、權力范圍及歷史作用與吐蕃政治制度演變、權力結構調整密切相關。深入分析其機制與作用,有助于全面理解吐蕃的政治運作模式。

(一)7世紀下半葉“外甥王”登場的時代背景

《吐蕃大事紀年》載,芒松芒贊時期(650—676年在位),祿東贊以大論行宰相職權,為“大論銜”宰相,掌核心權力;祿東贊卒后,其子贊悉若、欽陵于673年集會議盟,675年論·贊悉若征羊同(象雄)糧草、兵丁,繼承父職,“論”系勢力居主導。稍晚,達延世系崛起:653年出自達布小邦的達延莽布支主持征稅,659年戰死烏海,為家族積累政治資本;675年,達延莽布支之子坌達延赤松獻貢金鼎,正式進入執政大臣行列,688年娶贊普之妹為妻,權力地位可與以祿東贊家族為代表的論系勢力相抗衡。“外甥王”這一稱號得以問世的背后推手,正是7世紀后半葉到8世紀初執掌吐蕃王室大權的贊蒙赤瑪倫,她以贊普王后、母親、祖母的身份分別輔佐了三代贊普,即芒松芒贊、都松芒波杰、赤德祖贊三代,參與吐蕃政治長達40余年。675年贊悉若任吐蕃首席宰相兩年后,贊蒙赤瑪倫以坌達延赤松在盛大慶宴上獻貢金鼎之機,借表彰功績首封其為“外甥王”,開啟了此稱號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延續。究其背后原因,在于當時吐蕃贊普年幼、大臣專權,而起封“外甥王”可與東贊系分權;換言之,赤瑪倫一手策劃的“外甥王”系勢力的崛起,打破了“論”系獨掌相權的局面,為權力結構多元化奠定基礎。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吐蕃于700年左右開始著手制定以“外甥王”為首的軍政官吏配給制度的《吐蕃兵律》,由此奠定了“外甥王”在吐蕃的崇高地位,余威延續百年之久。

(二)七八世紀之交吐蕃大臣的角逐與“外甥王”的地位

七八世紀之交,吐蕃王室形成“論”“坌”“尚”三種勢力角逐的局面,其勢之消長深刻影響政治走向。芒松芒贊至都松芒波杰時期,“論”系勢力首先登臺,650年起祿東贊父子相繼執掌相權,成為政權核心;675年,達延莽布支之子坌達延赤松貢金鼎,“外甥王”系勢力正式登場,與“論”系分權。此后數年坌達延赤松屢與東贊系大論一起主持會盟,至695年去世。700年時,坌達延赤松與吐蕃公主所生之子達延贊松年約13歲。結合《吐蕃兵律》《吐蕃大事紀年》的記載可以確認,此年“贊普為政務,自芒嘎出巡至夏庫寧松地方”時開始著手制定吐蕃大小官吏的“瓊”的配備標準,即出行時應給予的人員和物資標準。701年,尚贊咄熱拉金任相,“尚”相勢力崛起,雖然不清楚尚贊咄熱拉金是否是沒廬氏成員,但當時是沒廬赤瑪倫(??????????????)在位時期,這一安排肯定受到其影響。英國人黎吉生(H.E.Richardson)和國內陳楠教授均認為尚贊咄熱拉金出身于沒廬氏家族。至此,“論”“坌”“尚”三方格局正式形成。在此格局下,吐蕃政權早期(至706年)贊普之下的權力結構呈清晰層級:贊普居最高統治地位,王妃、公主次之;“論”(王族貴族,以祿東贊父子為代表)、“坌”(達布王,以達延世系為代表)、“尚”(王室外戚,以尚贊咄熱拉金為代表)三者共同構成核心統治階層,分掌權力,相互制衡,避免單一勢力坐大,威脅贊普權威。8世紀前20年,坌達延世系權力地位達至頂峰。這一時期《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中,坌達延是除贊普外第一主角,作為首席宰相主持夏冬會盟7次,參與唐蕃交聘2次,地位居贊普一人之下、眾臣之上,屢見于漢藏文史籍。此崇高地位可為《吐蕃兵律》“為外甥王等人制定瓊的標準”直接注解,說明“外甥王”稱號持有者因權重位高而享有專屬制度規范,印證“外甥王”系勢力在吐蕃政權中的核心地位。

(三)8世紀下半葉的時局與“外甥王”勢力衰退

雖然727年第二代吐谷渾小王被封以表外甥的“坌”(????),稱“外甥吐渾王”(????????????),但是已不復坌達延昔日位高權重的威風。在記載年份截至763年的《吐蕃大事紀年》中,僅有745年條記載:“甥吐谷渾小王、論·莽布支二人攻下計巴堡寨。”而漢文文獻方面,僅有《冊府元龜》卷358記載“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等擊吐蕃于積石軍,擒吐渾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頰藏”。這種情況與8世紀初漢藏文文獻頻繁記載坌達延贊松的活動形成反差。“安史之亂”后,吐蕃治理體系進一步調整,形成新的權力結構:在本土有大尚論組成的“宰相同平章事”數人主持政務,在周邊隨著吐蕃疆域擴展至河西、隴右,為加強治理,設東道、北道等節度大使,其下置德論盟會,形成專門管理新擴張地區的軍政民政體系,包括吐谷渾在內的被吐蕃征服的地區均被置于這個管理體系之中。由于這一行政軍事調整對吐蕃原有權力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加上贊普赤松德贊在位時期控制政務的實力較強、地位穩定,似無需再借助“外甥王”的勢力來平衡“尚”“論”兩大勢力,因而從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初,雖在《桑耶寺興佛詔書》《噶瓊多吉英寺興佛詔書》的排名中“外甥吐谷渾王”出現在王妃、公主之后,諸小王、大論之前,體現了吐蕃對其象征性重視,但未見其進入高層官吏、參與決策的記載,這種情況與8世紀初坌達延權傾一時之勢已不可同日而語。

四、結?論

通過對《吐蕃兵律》及相關藏漢文文獻的梳理分析,結合學界成果,對吐蕃時期“外甥王”封授在吐蕃政治體系中的機制與作用可得出以下結論:

1.吐蕃“外甥王”封號的出現時間跨7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初,在此時期內,始終遵循“同一時期僅一人受封”原則,未見多人同時擁有此封號。擁有“外甥王”稱號的對象限于娶吐蕃公主的小邦君主(即藏文中所稱的“????”或“???”)及其子孫。在吐蕃外嫁公主的羊同、蘇毗、森波、達布、吐谷渾、突騎施、小勃律7個政權中,僅達布小王達延世系與吐谷渾世系獲此稱號,表明“外甥王”稱號是吐蕃籠絡重要附屬小邦、鞏固其統治的政治工具,其授予時間和對象體現吐蕃對不同小邦勢力重要性的判斷和時局的需要。

2.達延世系作為吐蕃腹心地區重要勢力,首先獲“外甥王”稱號,其核心作用是拱衛贊普王權,先與“論”系貴族分權,之后又與“尚”系外戚共同形成三方分權格局,相互制衡,避免單一勢力專權威脅贊普王權。繼達延世系之后,吐谷渾世系獲“外甥王”稱號,進一步擴大吐蕃統治基礎,使吐谷渾這一重要邊疆族群納入核心政治體系,既加強控制又利用其力鞏固西北邊疆統治,體現吐蕃“以渾治邊”的策略。

3.達延世系權力頂峰在8世紀最初20年,此期坌達延作為首席宰相,主持多次會盟,參與唐蕃交聘與軍事行動,位極人臣。其后隨著吐蕃“眾相制”的逐漸形成,以及擴張區域節度大使和德論盟會的設置,“外甥王”的制衡作用漸弱,故727年受封的吐谷渾世系雖獲稱號,但始終未進入吐蕃核心權力圈,“外甥王”稱號逐漸從權力象征轉變為榮譽象征。

對吐蕃“外甥王”設置與角色變化的研究,清晰展現吐蕃政權在從“獨相制”向“眾相制”過渡期間,存在一個“外甥王”權力的真空填補期。對這一制度的研究,證明了吐蕃決策高層不僅包含王族貴族、王室外戚等核心勢力,還一度有姻親勢力參與其中,形成多元共治的政治格局。此制度的運行既鞏固了吐蕃政權,又促進了其統治區域內的各族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的實際案例之一,為研究中國古代多民族政權的建立與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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