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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洛、敖見:“岡日多增”(?????????????????)職事考

發布時間:2026-07-15 14:49:41 | 來源:中國藏學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作者簡介】扎洛,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研究員;敖見,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譯審。

【摘要】“岡日多增”是歷史上管理西藏阿里岡仁波齊周邊寺廟及朝山活動的宗教官員,早期由止貢寺派遣,后期由信奉竹巴噶舉的不丹政府派遣。18世紀以來,“岡日多增”利用其特殊身份,通過收取貿易稅等方式積累財富,擴大屬民規模,為不丹政府貢獻財稅。“岡日多增”特殊的權力形態引發了有關其角色和性質的討論,印度和西方學者多認為“岡日多增”具有行政管理性質,稱其所轄之地為“飛地”。文章根據歷史檔案和田野調研資料,認為按照西藏傳統的土地持有理論,“岡日多增”管轄屬民、收取賦稅,表明其擁有征收“內差”的權力;而其屬民同時要為噶爾本、宗本等封建政府承擔差稅義務,即“外差”,表明其最終所有權仍歸西藏地方政府所有,這與西藏各地封建莊園的經營形態并無明顯區別。西藏地方政府與不丹之間的函件往來清晰顯示,西藏只承認不丹所派“岡日多增”為宗教事務管理性質,不承認其為行政官員。因此,“岡日多增”所轄寺廟、村莊屬于特殊的宗教封地,將其表述為現代法律意義上具有排他性質的“飛地”,屬于定義錯誤,應予糾正。

【關鍵詞】“岡日多增”;塔爾欽喇章;岡仁波齊;阿里歷史;止貢噶舉

2019年筆者參加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所課題組在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科迦(?????????)村開展田野調研,談及民主改革之前的歷史,許多村民稱其祖上曾經為不丹派駐在岡仁波齊腳下塔爾欽(???????)村的宗教官員“岡日多增”支差納稅。塔爾欽地高氣寒,來自不丹的官員多不耐寒,于是,又在“岡日多增”管轄的科迦村修建“喇章”(????????意為喇嘛府第)作為駐地居所。科迦村地處普蘭縣南部孔雀河下游東岸,海拔較低(3600多米),氣候相對溫暖,更適合不丹官員居住。中國西藏轄境之內何以有不丹派駐的官員?“岡日多增”淵源何處、執掌何事?這些問題引起筆者探究的興趣。幾年來筆者檢索史料,略有所得,今就上述問題略作考述,恭請大方之家指正。

一、止貢噶舉的“岡日多增”

“岡日多增”全稱“岡仁波齊多杰增巴(?????????????????????????????)”,“多增”即“多杰增巴”(???????????????)之簡稱,意為“執掌金剛杵者”,實際就是管理岡仁波齊神山周邊各寺僧眾的宗教首領,史籍中也有“岡日乃增(????????????????)”、“岡日丹增(????????????????)”等稱呼。因為該員多由僧人出任,民間一般稱為“岡日喇嘛(????????????)”。“岡日多增”的最初設置與止貢噶舉在阿里地區的傳播、擴張直接相關。17世紀始,竹巴噶舉在阿里一枝獨秀,他們也仿照止貢噶舉之例設有“岡日多增”。

據卻吉洛追所著《岡仁波齊、瑪旁雍措志》記載,止貢噶舉在早期發展中曾3次向岡仁波齊、拉齊(??????今定日縣)、咱日(?????今隆子縣)3座神山派遣苦修僧人(?????),第一次各派遣80人,第二次各派遣900人,第三次各派遣55525人。其中,第二批派往岡仁波齊苦修僧的首領聶·拉囊巴(?????????????)于第三饒迥之木猴年(1164)在岡仁波齊修建念波日宗(????????????????)寺,又稱曲古寺(?????????????),這是神山圣湖地區最早的止貢噶舉寺院。而第三批派往岡仁波齊苦修僧的首領古雅崗巴·彭措嘉措(????????????????????????????)于第四饒迥之火牛年(1217)在岡仁波齊神山西南的山梁上修建了江扎寺(???????????????),并在阿里三圍地區包括黎彌(???????)、穆(????)、古格等地弘傳教法,不斷新建寺廟、修行處。由于止貢噶舉寺院和信眾迅速增加,止貢寺根據寺廟密宗院任命“多增(多杰增巴)”的傳統,任命彭措嘉措為第一任“岡日多增”,負責管理當地止貢噶舉寺院僧眾的生活和宗教活動,而江扎寺則成為止貢噶舉“岡日多增”的駐錫地。

竹巴噶舉與止貢噶舉幾乎同時在阿里地區尋求發展,但是,止貢噶舉的發展更為迅速,他們得到了古格、普蘭、亞澤王室的扶持和資助。《岡仁波齊、瑪旁雍措志》記載,到第七任“岡日多增”達瑪堅贊(??????????????)時,江扎寺的屬寺包括念波日宗寺、祖承普(?????????????)寺、日沃孜杰(????????????????)寺、黎彌之迪欽(????????)寺、貢宗(??????????)寺、穆地之靜修院、多波(??????)地方之益謝多杰宗(?????????????????????)寺、洛沃(???????)之曲彌嘉雜(???????????????)、嘉益益喜宗(?????????????????????)寺、卓雪(????????)之江普(????????)寺、扎里朵爾(????????????)寺、普蘭之古宮(??????????)寺、科迦(??????/?????????)寺、香查貝烏(????????????)寺、扎拉熱(?????????)寺、庫努(??????今印屬金瑙爾)之桑丹林(??????????????)寺等,可見其勢力遍及阿里三圍各地。見于文獻記載的止貢噶舉“岡日多增”有32位(見表1),這份名單并不全面,其中有一些被遺漏了。

止貢噶舉在阿里三圍獨占鰲頭的地位因為外來勢力的進入而遭遇重大挫折。首先,15世紀后半葉洛沃(木斯塘)王征服止貢噶舉的施主普蘭王,科迦寺被供獻給了洛沃王的薩迦派上師俄爾·貢嘎桑波(???????????????????),改宗為薩迦派寺廟,原先的止貢噶舉寺廟因為失去王室的扶持而日漸式微。隨后,17世紀30年代信奉竹巴噶舉的拉達克王森格南杰大舉東擴,占領阿里地區,雖然森格南杰也供養止貢噶舉,但是止貢噶舉的衰弱已經不可逆轉。盡管如此,止貢寺派遣、任命“岡日多增”的傳統依然延續,晚至17世紀80年代格魯派甘丹策旺驅逐拉達克勢力之后,依然有止貢噶舉任命“岡日多增”的記載。

二、竹巴噶舉的“岡日多增”

竹巴噶舉與止貢噶舉一樣,也是最早到阿里地區尋求發展的教派之一。該派創始人藏巴嘉熱的弟子果倉巴·貢布多杰(??????????????????????????)率領竹巴噶舉僧眾到達岡仁波齊后,多年在阿里、拉達克一帶傳法。雖然在與止貢噶舉的競爭中一度處于下風,但由于拉達克王的支持,竹巴噶舉在阿里地區頑強堅持下來,并隨著止貢噶舉的衰落而獲得了發展機會。最初他們借用止貢噶舉的寺廟,然后逐漸將其占為己有,因而被止貢噶舉譏諷為“借債人反成了主人”。1630年拉達克兼并阿里。由于得到拉達克王室的扶持,竹巴噶舉勢力迅速得到發展。特別是森格南杰尊不丹政教首領夏仲·阿旺南杰(?????????????????????????)為根本上師,將阿里地區的竹巴噶舉寺廟獻給夏仲·阿旺南杰管理。17世紀中期西藏與不丹正處于敵對關系,拉達克在西部通過壓制格魯派寺廟等行動聲援不丹,導致西藏與拉達克之間也產生諸多糾紛。

1679—1684年間,五世達賴喇嘛派遣甘丹策旺(????????????????)率西藏軍隊驅逐拉達克勢力,在蒙藏聯軍進入拉達克境內后,戰事頗為曲折,先是拉達克請求莫臥兒皇帝派兵幫助,莫臥兒所屬喀什米爾(??????)派遣軍隊支持拉達克,蒙藏聯軍遭遇失敗。隨后,西藏軍隊得到準噶爾博碩克圖汗(??????????????)的幫助,戰線再次推進到拉達克境內,拉達克息兵求和。西藏派遣竹巴噶舉熱龍寺第六世竹欽活佛米旁旺波(????????????????????????1641—1717)前往調停,最終雙方在拉達克的丁莫崗(?????????????)地方達成協議。有關雙方的談判,《竹欽·米旁旺波傳》中記錄如下:

活佛(指竹欽·米旁旺波)蒞臨伊貢(??????????)營地……時德丹(南杰)國王父子、首相諾諾釋迦(???????????)等駐扎于靠近迦濕彌羅(?????)邊界的丁本崗(???????????????即丁莫崗——筆者注)城。活佛派遣執事塔爾巴(?????)持法器佛像等三所依及貴重禮物,多次前往晤談。對方稱:“若想調停和解則事不宜遲,現下已完全投靠沙姜皇帝(???????????????沙·賈汗?),面朝前方卻退步而行,易招災禍。”海密活佛(???????????????)則稱:“閣下乃號稱遍知一切的竹巴活佛,除非示現神變達成和解,否則眼下即為拉達克王臣拋棄佛教之時”。流露許多譏諷之言。雙方國王各執己見,無法達成和解,延宕數月之久。經過多次勸解,最后(竹欽)活佛道:“如果不能根據我最終的教導達成一致,于我竹巴派而言,在衛藏地方名實俱亡(意指聲譽受損——筆者注);于拉達克王臣而言,若信奉野蠻教法,則生生世世難以聞聽三寶之名。”如此在關鍵時刻分辨是非,言明利害,耐心勸導。……拉達克王言:“若能達成對格魯派和竹巴派平等護持的條約,則依從您的言教。”甘丹(策旺)也對此首肯。于是達成和約,曙光初顯。甘丹(策旺)此人擅于利用他人之短,深知拉達克王父子渴望拜謁竹欽活佛,遂稱,若要實現愿望,必須先答應邊界、人質等條件。遂送去條款文本。拉達克王言:“若能拜謁竹欽活佛,上述條件皆可答應”,做出承諾。甘丹(策旺)欣喜不已,稱現在活佛師徒可應許丁本崗方面的邀請,前往為好。于是啟程前往。拉達克王臣按當地習俗為其接風洗塵,再次對合約條款逐一審核。然后,兩王以三寶敬奉上師,就平等護持格(魯派)竹(巴噶舉)兩派達成一致。在三寶壇城前(雙方)簽約加蓋不變之印。作為見證人,活佛加蓋了印章,政府特使執事杰唐鼐(???????????)也加蓋印章,善事圓滿如同刻在石上。

這次談判不像是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的利益博弈,更像是一次友好同盟協商。因為當時雙方共同面臨的重大威脅是信奉伊斯蘭教的莫臥兒政權對拉達克的文化壓迫,要求拉達克人改信伊斯蘭教,這對當地藏傳佛教利益形成現實威脅。《拉達克王統史》記載:“西藏意識到,藏人信仰內法(?????,即佛教),而莫臥兒信仰外道(??????),內外諸教終究相互為敵。倘若邊地之拉達克王未得安寧,則藏地也難得安寧。為此,無論過去情形如何,將不咎既往。往后守護內法與外道之邊界的重任由(拉達克)國王負責,簽署協約。為了佛教的利益,應竭盡所能,不再引入外敵軍隊。”??正因如此,善后談判中有許多扶持拉達克佛教力量的內容,比如將岡仁波齊山西側約70公里的門士(?????????Minssar)地方留給拉達克王,作為供養神山圣湖祭祀供燈所需酥油等物資的生產基地。由于拉達克占據阿里期間對竹巴噶舉的扶持,以及竹欽·米旁旺波對和平協議的貢獻,西藏地方政府并未懲罰竹巴噶舉,反而認可其在阿里地區與格魯派享有平等的權利。

那么,不丹的竹巴噶舉何時真正成為神山周邊宗教事務的主導,或者說何時開始派遣“岡日多增”呢?當代不丹學者那多克(????????)在其著作《白龍》中指出,上部阿里拉達克王森格南杰聽到夏仲仁波齊(即阿旺南杰)的名號自然地產生清凈的敬意,彼此心意相投,于是,書信往來,互贈禮物。拉達克人向夏仲仁波齊請求教法和灌頂,派遣許多人前來完成授受比丘戒儀軌,如此關系極其親睦。將上部岡底斯山周邊的供養領地、塔爾欽喇章等寺院奉獻給夏仲仁波齊,夏仲仁波齊從邦塘(??????????,即普那卡)扎倉選派自己的代表出任“岡日多增”。“岡日多增”一職與政府內宗本、吉喇(????????)等成為3個沒有差別的職位。那多克有關自拉達克王森格南杰時代起,不丹即向岡仁波齊派遣“岡日多增”的說法,并不見于其他早期資料。相反,史料清晰記載1684年戰爭結束后止貢噶舉一如過往仍然任命“岡日多增”。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止貢噶舉和竹巴噶舉各自任命自派的“岡日多增”以管理僧眾事務和宗教活動,但這仍需要進一步的史料佐證。

從現有史料看,到1715年時不丹已經掌控岡仁波齊山周邊寺廟(具體寺廟不詳)和朝山活動。1714年拉藏汗在位時期,曾經統兵南征不丹,蒙藏聯軍雖然一度多路深入不丹境內,但戰事不順,不得不退回。隨后雙方于木羊年(1715)達成的協議中涉及阿里地區的寺廟問題,但此協議的詳細內容無從得知。1725年,西藏地方與不丹就邊界糾紛問題再次舉行談判,形成前后兩份文件,一定程度上為厘清形勢發展提供了線索。藏歷第十二饒迥陰木蛇年(1725),由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帕里宗本與不丹政府代表、珠杰(???????????)宗宗本簽署的《調解書》中寫道:“岡底斯山的寺廟權利屬不丹,朝佛供奉和集市廟會的關稅繳納,彼此邊界線的管理等事項將仍按照木羊年(1715)調解書。”??《藏不議約仲裁者就雙方同意照舊以阿里寺廟莊園為首之門隅東面絨多松三分之一屬不、三分之二屬藏一事所頒判決書》中稱:“藏方沒收阿里(之)寺及其莊園退歸不(丹)方……,關于集市商埠及朝拜雪山等事則一如木羊年以前。”??也就是說,1715年雙方曾經有過一個協議,其中的一個條款是西藏方面沒收不丹管理神山周圍寺廟的權利。但是,在1725年的新協議中又將岡仁波齊神山寺廟的管理權交還給不丹,將在岡仁波齊腳下商貿市場的稅收及神山朝拜活動的組織權等也恢復到1715年前的情形,即由不丹方面主持。在此之后,不丹管理神山周圍竹巴噶舉寺廟事務似乎固定下來。

迄今在不丹官方文件見到對“岡日多增”最早的記載是1729年的不丹《法典》,那時,“岡日多增”已成為一個固定的高級職位,被尊稱為“扎學”(????????),由不丹政府派往岡仁波齊山。1730年之后,西藏地方首領頗羅鼐平息不丹內亂,不丹派使團進京朝貢并請求封賜名號,清朝冊封不丹德布王為“額爾德尼第巴”,雙方建立宗藩關系,雙邊關系進入長期穩定狀態,于是,不丹在神山圣湖地區的權益也逐漸固定下來。目前未見有不丹任命“岡日多增”的名錄清單,但是,在藏文史籍中時常能見到相關信息。

三、“岡日多增”的職責與性質

有關止貢噶舉“岡日多增”的職責,史料中多提及管理神山周邊寺廟和崇拜神山的宗教活動。按照西藏古代的通常情形,有寺廟及僧伽組織,就可能有為僧眾提供生活資料的屬民,因此,必然也有收取賦稅、支用烏拉等事務管理,不過目前缺乏相關史料。

有關竹巴噶舉派“岡日多增”的職責則有較多的細節史料。首先,“岡日多增”管理該派寺廟和相關宗教事務,因此,從不丹派出的“岡日多增”都是來自普那卡扎倉(政府寺廟)的僧人。其次,“岡日多增”還管理相關世俗事務,包括在塔爾欽集市的稅收,以及管理分布在普蘭等地的屬民。止貢噶舉的“岡日多增”駐錫在神山南側山梁上的江扎寺,而竹巴噶舉的“岡日多增”則駐錫在神山腳下的塔爾欽(???????)村,那里是朝山活動的起點,每年舉行新立大旗桿的儀式,故而得名。“岡日多增”在塔欽村建有木石結構的行宮,稱為塔爾欽喇章(???????????????),目前仍存有遺址。岡仁波齊山是亞洲四大宗教的圣地,朝山季節,來自西藏各地、中亞、南亞的香客、商賈云集,因此,塔爾欽又成為遠近聞名的商貿集市,塔爾欽喇章在該集市有收稅的權利,每年獲利不菲,因而財富豐盈。“岡日多增”借此逐步擴大勢力,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包括塔爾欽、仁貢(?????????)、科迦等村都有其屬民。科迦村地處普蘭南部孔雀河畔,地勢較低,氣候相對溫暖,因此“岡日多增”在該村建有三層的行宮,村民稱為“竹巴喇章(????????????????)”。直到1959年西藏發生叛亂事件后,末代“岡日多增”索南熱杰(?????????????????)離開西藏。

正因為“岡日多增”這種宗教身份兼有屬民管理的權力形態,在歷史上曾經引發爭議,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印就邊界問題開展談判時,印度根據1949年《印不條約》中有關印度對不丹外交事務有“指導”權的相關內容,在有關中印邊境問題的官方談判文件中將不丹塔爾欽喇章所屬農田牧場稱為“飛地”(enclave,即在別國境內的本國領土),要求恢復管理,稱:

中國官員非法地趕走了不丹政府指派在位于西藏西部的下列8個村莊的當局:康格里(Khangri)、塔欽(Tarchen)、澤霍爾(Tsekhor)、迪拉甫(Diraphu)、宗杜甫(Dzung Tuphu)、羌且(Jangehe)、查吉普(Chakip)和柯加(Kocha),不丹曾一直對這8個村莊行使行政管轄達300多年之久。幾個世紀以來不丹一直任命官員管理這些村莊,征收賦稅和行使司法。西藏當局一向承認這些村莊屬于不丹政府。這些村莊不受西藏官員和法律的管轄,也不交納任何西藏的賦稅。因此,不丹對這些村莊的合法權力是遭到了破壞。根據不丹國的請求,印度政府在1959年8月19日和1959年8月20日的照會中曾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恢復不丹政府對它的這些飛地的合法權力。

印度的陳述存在諸多錯誤,但是塔爾欽問題與中印邊界談判無關,中方在官方文件中對印方這一問題未予理會。

1997年,長期從事拉達克歷史研究的英國學者約翰·布瑞(John Bray)在國際拉達克研究學會(IALS)第7屆研討會上發表學術論文,重新提及“飛地”問題,稱“直到20世紀50年代,拉達克和不丹都統治著西藏西部的小片飛地(位于一個國家但隸屬于另一個國家)。拉達克的飛地包括瑪旁雍措湖邊的門士(Minssar)及周邊的土地。不丹則統治著塔爾欽喇章和在凱拉斯山(岡仁波齊)附近的一些小寺廟和村莊。這些飛地完全由達賴喇嘛的領土所包圍,但拉達克(1846年后由查謨和克什米爾政府監管)和不丹一直在這些地方征收了300個年頭的稅”。但他又指出“這些地方的地位是含糊不清的”,因為西藏只承認拉達克、克什米爾、不丹擁有特定的權利,這些在西藏范圍內的地方,并不屬于其他國家。他介紹了歷史上圍繞這些地方發生的權屬問題爭議。盡管如此,他還是不恰當地將門士和塔爾欽的權屬定性為“飛地”。此后,印度及西方學者討論塔爾欽喇章歷史皆承繼約翰·布瑞的觀點。

主張塔爾欽等地為不丹“飛地”之說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不丹派官員在上述地方行使行政管轄;二是塔爾欽喇章對上述地區擁有收稅權。筆者認為不丹對上述地區擁有行政管轄權的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而將特定的稅收權、司法權與主權管轄等同起來的思維,顯然是基于現代西方的政治理念,與古代西藏的土地持有理論與實踐背離甚遠。

通過梳理歷史可知,有關塔爾欽喇章的特殊權屬安排從歷史發生學上看,最早是在信奉伊斯蘭教的莫臥兒帝國向北擴張背景下,西藏方面為照顧、扶持拉達克王及其信奉的竹巴噶舉教派而給予的特殊封地,目的是為了滿足拉達克王及竹巴噶舉僧眾、信徒朝拜神山圣湖的需要。不難發現,西藏地方政府對這些地方不僅擁有稅收權利,甚至擁有更廣泛的權利。“飛地說”關注不丹對這些地方的權利,卻回避西藏地方政府對上述地方的各種權利,其結論只反映了部分歷史事實,而非歷史全貌。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充分顯示,西藏方面對不丹所派人員的定位始終是宗教角色而非行政管理人員,不承認不丹對上述地方擁有行政管轄權。西藏地方政府始終在上述地方行使收稅、司法等權利,并保留最終所有權,也就是說,西藏地方政府始終對塔爾欽等地擁有主權。

(一)西藏始終將塔爾欽喇章的官員限定為宗教性角色

盡管不丹對“岡日多增”的角色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西藏方面始終將其定位為宗教性質,而反對將這種管理行為視同行政管轄,因此,西藏不接受不丹派遣民事官員,或將其命名為行政職位。一份1931年西藏噶廈發給不丹政府的信函——《噶廈就阿里岡仁波齊山附近屬民之爭給不丹終薩本洛的信函》清晰地反映了西藏對“岡日多增”的權限定位。信函全文如下:

善資具德之布魯克巴(即不丹——筆者注,下同)終薩本洛(???????????????????)第司:專啟者,上部兩位噶爾本、普蘭鹽官等共同于上年具稟,要者:新任岡日丹增(????????????????)親自呈來布魯克巴第司之信函,內稱:鐵雞年(1921年)噶爾本門措巴(??????????)和鹽官圖丹達瓦(??????????????)合伙踐踏頒給布魯克巴所屬岡日喇章(???????????????)屬民之鐵券文書,任意擄掠,妄稱郭本巴(????????????)、塔爾欽熱龐巴(???????)、加尼康巴(??????????????)、薩勒巴(???????????)等上百戶村民為第巴雄(指西藏地方政府——筆者注)之屬民,納入管理并征稅。此等皆為布魯克巴所屬百姓,依照鐵券文書之內容應交還給新上任之岡日宗巴(??????????????)等語。對此答復:我等遵照鐵券文書,并無擄掠岡日乃增所屬舊有之上中下部福田任何一位屬民的行為。近期,藏屬康巴(??????)、達木八部(??????????)、那倉(???????)等下部前來朝拜岡日(即岡仁波齊山——筆者注)的男男女女未能返回故土,在岡日上下福田(指塔爾欽喇章——筆者注)所屬地方隨嫁入贅,形成夏闊(?????)、康巴(??????)等村落,逐漸接受布魯克巴之差遣,此等人戶原本皆屬(噶廈)索南勒空(?????????????????,即噶廈政府所屬農務局——筆者注)之編戶,只是旅居在外,仍屬納稅支差之民,對此,應“自身自主”,布魯克巴第司挑起無謂口舌之爭,實無必要。如此向岡日乃增多次發函解釋。但是,布魯克巴個別仆從未能明悉緣由,來到索南勒空管轄之村莊,要求若是人、物、牲畜等限期返還則不予追究,否則將屠戮人眾、搶掠財物等。言辭強橫不法,恣意妄為。為此,計劃對塔爾欽熱龐巴等征收人頭稅。布魯克巴所作所為僭越妄為,后果不堪設想。如此明晰具稟。

另,近期普蘭鹽稅官孜仲洛林·圖丹卻諾(????????????????????????????????????)來到拉薩,詢問得悉,布魯克巴新任所謂“岡日宗巴”(??????????????)之官員稱:因是(布魯克巴)政府歲入之稅收,必將聚集人眾,強行征收(賦稅)。于是,在政府所屬索南勒空之旅居差民頭人和家庭戶主不在之時,布魯克巴官員親自前往,稱今后爾等不得向索南勒空納稅投靠,并實施各種懲罰,以所謂政府規矩之名義,向男女老少每人征收4個納章(??????),還稱將抓捕并處死(投靠噶廈的)主謀。如此張大其詞,詳細統計人數,為今后向布魯克巴納稅,強制村民在甘結上簽字畫押。如此具稟前來。

縱觀前后起因和往來信函,赴阿里三圍神山圣湖朝拜之藏屬人眾中,貧苦無依、老幼病患及無法繼續返回(故土)者等,因前世因緣、臨時變故等緣由,未能返回故土,滯留當地,在岡日福田上下等部,男娶女嫁,落戶安家,皆可辨識。《鐵雞清冊》中亦有明確記載。上述人等,為索南勒空支繳微量差稅,已歷多年,無論父系母系血緣皆為西藏屬民,無可辯駁,人人皆知,絕非岡日福田施主原有屬民。但是,布魯克巴方面不以惡行為恥,強橫蠻行,對政府屬民無端搜刮折磨,強征財物,強迫簽約,此等皆屬從前聞所未聞之霸凌行徑,違逆不法。上述種種,思之令人失望,想來貴終薩本洛亦不會隨聲附和,指示去做不利于噶丹頗章(即西藏地方政府——筆者注)與布魯克巴政教和睦之惡行。為此,以新的稱呼為“宗巴”(???????)之“岡日丹增”等布魯克巴主仆,將從政府所屬無依無靠之流民、政府納稅人等擄掠強征之財物,立即通過噶爾本返還給差民本人;強迫簽署之甘結文本上呈噶爾本;不得寬恕布魯克巴主仆中之作惡者,予以嚴懲;杜絕再次出現類似情形;立即撤回前所未有之所謂“岡日宗巴”,今后只派“丹增”(?????????),而無須派“宗巴”前來。

又,公然違背從前上呈之祈愿布魯克巴與西藏和睦相處之信函中有關貴方之指示,及兩位噶爾本之合理解釋,布魯克巴主仆如果違法對政府所屬村落聚眾示威,我方不得不以牙還牙,“岡日喇章”之供養田莊本屬阿里三圍總管管轄,上述主謀及黨羽必予追究,視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裁斷懲處,屬民被搶掠之財物必須進行賠償。為此,不得不做如此應對準備。對此,請予諒解。

此等情已向普蘭宗本及鹽稅官、巴嘎(?????)驛站等發出指令,向阿里三圍總管即兩位噶爾本也已發出指令。為了西藏與布魯克巴之和睦,貴方立即向所屬“岡日乃增”之執事(????????)發出不要無端生事、新增芥蒂之命令,切記勿忘。隨信附上哈達一條,鐵羊年(1931年)七月四日,吉祥!

文書主要反映,由于不丹所派“岡日乃增”(即過去之“岡日多增”)擅自收留那曲、康巴等地前往神山朝拜而未能返回的牧民為屬民,引發與阿里地方官員的糾紛。噶爾本等西藏官員認為這些朝圣者是西藏索南勒空(農務局)的在冊屬民,不丹方面無權收留并征稅,不丹方面行為強橫,以武力威脅,且在派遣官員的名稱上做文章,將“岡日多增”“岡日乃增”等宗教性質的名稱擅自改為“岡日宗巴”(宗巴,類似于西藏的宗本,即縣長),試圖偷換概念,以具有行政管理性質的官職稱呼替代原先宗教性質的官職名稱,對此西藏噶廈明確申明不予承認,并要求立即撤回。同時指出“岡日喇章”(即塔爾欽喇章)所有的田莊屬民,本質上都屬于阿里噶爾本管轄,藏方只承認不丹有權派遣“岡日乃增”“岡日丹增”等宗教性質的管理者,不承認對方有派遣民事官員“宗巴”的權利。最后,不丹不得不撤回先前所派官員。

(二)西藏地方對塔爾欽喇章所轄屬民保留征稅、司法等權利

分封土地在舊西藏是十分常見的現象,因為當時的官員很少有貨幣俸祿,而是以分得土地或莊園作為食邑,以經營土地、莊園的差稅所得作為收入。莊園土地經營分為莊園主自營地和差地,自營地由莊園主自己經營,由農奴提供勞動服務(即勞役稅)來完成耕作,但收入全部歸莊園主所有。差地由農奴領種,但作為條件必須為莊園主繳納賦稅、承擔包括耕種莊園主自營地在內的各種勞役。而莊園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屬地,必須為政府承擔固定的差稅義務,包括實物稅和勞役稅。莊園主一般把對于政府的各種義務根據土地、人口、牲畜規模等因素分攤給農奴家庭,因此,莊園中農奴的負擔可分為“內差”(???????)和“外差”(????????),前者是為莊園主承擔的差稅,后者是為封建政府承擔的差稅。舊西藏雖然也有土地交易流轉,但本質上只是用益物權流轉,而非所有權流轉。西藏地方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土地私有觀念,土地的最終所有權始終歸地方政府所有,除非特許(即獲得免稅鐵券文書),否則所有莊園主必須為地方政府承擔“外差”義務,顯示地方政府的最高權威。不丹在塔爾欽等地征稅,實際上就是獲得“內差”收益。多項資料顯示,塔爾欽喇章的屬民必須為西藏地方政府承擔賦稅任務,即承擔“外差”,這與西藏封建農奴制時代遍布各地的莊園屬民為地方政府承擔的義務并無顯著差異。

塔爾欽喇章的屬民有兩類,一是全村都向塔爾欽喇章支差的村莊,比如神山腳下塔爾欽喇章所在地塔爾欽村;二是分布在普蘭縣、噶爾縣、札達縣不同村莊的個別屬民,其中塔爾欽喇章屬民比例較高的如普蘭縣科迦村,除了1戶外都是塔爾欽喇章的差戶。而札達縣魯巴村只有1戶屬塔爾欽喇章的屬民。無論哪一類村莊屬民都必須為當地政府繳納賦稅。

1988年美國學者南希·列維妮(Nancy Levine)前往阿里調查舊西藏的稅收制度,后來發表了《西藏西部的傳統稅收制度:比較視角》一文,其中就不丹“岡日多增”管轄下科迦村的差稅情況描述如下:“除一戶之外,科迦村的村民都隸屬于不丹的止貢噶舉(作者描述有誤,應為竹巴噶舉——筆者注)寺院。他們向不丹的寺院支差,并受其統治。但由于不丹寺院的官員每年只有在夏季才到這里暫住,所以一年的大多數時間科迦村仍處在普蘭宗本和阿里噶爾本的直接管轄下。因此在村政管理方面當地政府往往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在必要時,地方官員會直接涉足村政。所以,該村除了向止貢喇章(應為竹巴喇章——筆者注)提供食物、勞役和運輸差之外,還要向當地政府支付大量的實物差和勞役差。同時還擔負著向位于科迦村中央著名的科迦寺提供一定數量的食物、勞役和向協柏林(????????????????)寺提供柴火的義務。所有這些向不同機構所支的差稅交錯重疊,極為復雜。”

南希·列維妮詳細描述了該村差戶承擔的各類義務,她指出科迦村村民主要支差對象是塔爾欽喇章,其差稅約占總差稅額的37%,可見即便像科迦村這樣由塔爾欽喇章直接控制的地區,村民對地方政府的差稅負擔仍占多數。

筆者2019年在科迦村調研時,村民加央多吉(男,83歲)、頓珠桑波(男,69歲)都能夠清晰地回憶1959年前繳納差稅的情況。加央多吉回憶稱:“竹巴喇章的人每年都是從強拉(??????)山口過來,有4—5個人,官員稱作‘多增’。他們在科迦村有27個差戶(?????????)、在斜爾瓦(???)有3個差戶,這些家戶既要為塔爾欽喇章支差,也要為普蘭宗支差,負擔很重。”??頓珠桑波回憶稱:“我小時候經常去科迦寺邊上的竹巴喇章,那是一個三層的樓房,頂層是會議室和護法神殿;二樓房間較多,有武器和手銬、腳鐐之類的刑具;一層是馬廄。他們在村里有羊100多只、牦牛50頭,平常都是寄養在差民家里。馬10多匹,由差戶負責放養。我小時候就曾給竹巴喇章放過馬。我們家是喇章的差民,耕種喇章的田地,向喇章交差,還要去北部的巴嘎給喇章的羊群剪羊毛。同時,我們也要給普蘭宗交差。”

顯然,兩面交稅、重大司法案件由西藏基層政府直接處理,說明“岡日多增”在上述地方只擁有特定的、有限的權利,并不具有國際法上“飛地”概念所要求的排他性權利,而是只有不同程度的、部分的收稅支差權利和民事糾紛裁決權,這與西藏封建農奴制時代其他莊園主慣常擁有的權利是類似的。

總之,“岡日多增”一職最初只是管理岡仁波齊神山周邊止貢噶舉、竹巴噶舉寺廟和宗教事務的宗教官員。屬于不丹竹巴噶舉的塔爾欽喇章后來憑借其經濟實力擴展土地屬民,享有征收差稅和一定限度的民事糾紛裁判權,這與西藏一般的莊園主所擁有的“內差”權基本類似。塔爾欽喇章的這些屬民同樣要為阿里噶爾本和普蘭宗、札達宗等地方政府承擔“外差”義務,表明在法理上其最終歸屬仍為西藏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將這些地區表述為現代國際法上的“飛地”是一種錯誤,應當予以糾正。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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