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于7月1日實施。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西南民族大學特聘教授周少青近日接受中新社專訪時指出,該法不是消極“反歧視”或簡單“保現狀”,而是主動建構國家責任,推動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這種“積極促進”的理念,在全球民族立法中獨具特色。
他說,這一立法實踐是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需求而進行的一次重大法治創新。
從“族群本位”到“共同體本位”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理念轉化為法律規范。在周少青看來,這與西方一些國家過度聚焦族群邊界、特殊權利安排的立法邏輯形成對照。
他指出,西方立法易使“族群權利”凌駕于“公民權利”之上,加劇社會撕裂。中國則承認差異但不固化差異,在尊重多元基礎上構建更高層次的國家認同。這種從“分”到“合”、從“族群本位”向“共同體本位”的超越,為破解全球族群割裂提供“多元一體”法治化的中國方案。
“沒有團結的進步是盲目的。缺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識底線,發展成果極易被解構。”周少青說,該法展現了國家凝聚社會共識的責任擔當。
從“消極保護”到“積極促進”
“沒有‘進步’的團結是脆弱的,若缺乏經濟共富與現代化的物質支撐,團結將淪為空中樓閣。”周少青續指,民族問題絕非單純的權利分配問題,必須通過共同發展來消解結構性差異。
他表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確提出“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動各民族共同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正是發展性理念的體現。
周少青指出,西方國家的民族立法多以“權利法案”或“反歧視法”的形式出現,主要是防止國家或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造成傷害,或被動確認少數群體的某些特權,但這一模式忽視發展的動力機制,難以實現社會整合。
相比之下,中國這部法律是“促進型”立法。周少青強調,它沒有停留在“不歧視”或“保護現狀”的底線,而是要求主動作為,以法律“促進”各民族在共同“進步”中實現深度“團結”。
從“紙面”到“地面”
今年3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來,中國不少省市出臺相應配套舉措,有地區提出以產業發展夯實共同富裕與民族團結物質基礎,有地區以社區為基點、將法律倡導的“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轉化為可量化的微觀治理指標。
周少青認為,可貴之處在于,這些舉措沒有將法律教條化,而是結合地緣與人口結構,找準“促進”著力點。
談及法律實施將帶來的變化,周少青分析,語言上,該法既保障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權,也賦予民眾在更大舞臺參與公共事務的“發展性語言權”;文化上,鼓勵各民族互鑒融通、活態傳承;就業上,推動跨區域流動,破除隱性壁壘,讓發展機會更平等、更充分。
他同時提醒,法律從“紙面”走向“地面”,還要實現從“軟引導”向“硬約束”的機制閉環,“促進型法律以倡導為主,但對破壞民族團結、危害中華民族共同體利益的行為,必須依法亮劍”。
(來源:中國新聞網,記者:黃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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