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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棟、喜饒尼瑪:西藏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研究

發布時間:2026-07-08 13:54:34 | 來源:西藏研究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內容摘要】“印茶入藏”現象是亞東關研究中極為重要和復雜的問題,該現象呈現出令人難以理解的吊詭之處。貿易和稅收的經濟分析在理解亞東關問題上存在局限性,某些重要信息因此而被掩蓋。從政治經濟史視角把微觀史研究和宏觀大歷史研究相融合,是理解和闡釋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正確方法。英印看似“主動放棄”“印茶入藏”的現象暴露出一個事實:亞東關“印茶入藏”的角色和命運是殖民主義整體運作邏輯的產物。亞東關“印茶入藏”背后的陰謀生成于殖民主義邏輯,涉及對印茶的殖民、印茶之發展以及茶葉走私等方面。“印茶入藏”背后也隱藏著世界殖民勢力瓜分掠奪的特定邏輯。中華文明堅信和奉行和、仁、美美與共等人類共同文明理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世界,對全人類,對有效應對殖民主義一類的人類巨大威脅具有重大決定意義。

【關鍵詞】亞東關;印茶;政治經濟史;殖民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簡介】趙國棟,博士,西藏民族大學副教授;喜饒尼瑪,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邊疆民族歷史研究院二級教授。

【文章來源】《西藏研究》2025年第1期。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藏藏茶文化史料搜集、整理研究” (項目編號:21XTQ007)階段性成果。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近代,我國西藏共開放了亞東、江孜、噶大克三個通商口岸,其中,亞東關開關最早、歷史復雜,產生的影響也復雜多樣。從1894年開關至1913年閉關,亞東關運行近20年。英帝國及其殖民地印度政府(下文簡稱“英印”)與清政府在通過亞東關正式允許“印茶入藏”問題上,展開了長達近3年拉鋸式的角力和談判,最終在入藏時間及稅率方面達成了協議。另外,在亞東關存續期間,正是被賦予了商業、政治和軍事多重目的的印度茶葉(下文簡稱“印茶”)向中國西藏大力侵銷階段,印茶的侵銷給晚清政府和西藏地方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不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印茶居然沒有通過亞東關正式輸入中國西藏,這一現象從表象上看頗令人費解,那么亞東關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是什么機制決定了“印茶入藏”問題的形成、演變與最終結局。

梳理亞東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學術界對亞東關的傳統研究主要關注于亞東關的歷史形成問題、開關的交涉問題,亞東關貿易性質、數量、趨勢問題,亞東關征稅問題,對外國稅務司的定性以及對中國的影響問題等。從“印茶入藏”問題視角看,已有研究過于注重清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群體抵御印茶侵入方面,缺乏從英印一方的深度分析,更缺乏對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深層系統分析。

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突破傳統研究以“抵御印茶入藏”為主線的分析范式,轉換研究視角,以事件化動態演變的研究對象背后的歷史邏輯為主線索,從政治經濟史視角把微觀史研究和宏觀大歷史研究相融合,對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展開系統研究,著重討論和回答三個問題:1.傳統研究中從經濟視角理解亞東關貿易和稅收現象的局限性,并基于此提出運用政治經濟史研究的適切性,2.“印茶入藏”問題的形成、談判過程以及從英印角度印茶未從亞東關正式入藏的內在深層邏輯,3.基于這樣的分析進一步探討殖民主義在一個具體歷史事件上的運作邏輯。

基于研究邏輯、研究問題及行文限制,本研究對如何抵御印茶入藏及其產生的重要影響等方面不做系統分析,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相反,結合本文最后的結論和啟示,正是由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內的團結一致、親如一家、愛國愛家、追求大同的精神元素和力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會被賦予世界性重大意義。

一、亞東關史末與研究基點

7世紀之前,亞東縣區域北部的帕里一帶隸屬吐蕃時期的小邦國,其統治中心位于江孜一帶。7世紀初,吐蕃王權進一步強盛,在全境內設五茹管理,亞東隸屬“茹拉”。進入8世紀,亞東一帶仍為吐蕃所轄,并有部分區域成為吐蕃大臣“桂”氏的封地,被稱為“上部桂域”。在400多年后,中央政府正式在西藏地方派官設治。西藏地方作為中央政權下的一個行政區域,由薩迦地方政權轄治。在蒙古汗王固始汗的支持下,明崇禎十五年(1642)第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甘丹頗章地方政權,在亞東設立日納宗(今印屬錫金境內),委派官員進行管理。

英帝國第一次侵藏戰爭之后,簽訂了《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續約》(以下簡稱《續約》),由此,英帝國獲得了對錫金的統治權和與西藏通商的權利,西藏地方的通商大門被打開。亞東一帶進一步暴露在殖民主義的視野之中。

《續約》第一款規定:“藏內亞東訂于光緒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94年5月1日)開關通商,任聽英國諸色商民前往貿易;由印度國家隨意派員駐寓亞東,查看此處英商貿易事宜。”1894年5月1日(光緒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亞東關正式開關通商,亞東海關設于亞東縣下司馬鎮春丕村。清政府任命官員(稅務司)進行管理,其中既有中國人(漢族、藏族均有),也有英國人,乃堆拉山口是主要進出通道。當年3月17日,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簽署亞東關第一號文函,任命戴樂爾為亞東關稅務司,要求于5月1日上任。

1913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封閉了亞東海關。在亞東關存在的近20年時間里,其業務是對進出口貨物進行檢驗,對貨物種類、數量、價值登記造冊,按月、季、年進行統計,并將統計數據上報總稅務司。閉關之后,西藏地方并未封閉亞東山口,并派人在山口設卡檢查,于帕里處對進出口鹽、糧、茶葉、羊毛等征稅。

亞東關的歷史存續雖只有不到20年時間,但作為中國西藏的一部分,其歷史是清晰的,存續期間與之相關的大量歷史事件都具有重要價值,這些歷史事件是理解殖民主義、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重要視角。可以說,與亞東關相關的歷史、事件和蘊藏在其中的價值性是本文分析的根基和出發點。雖然這里呈現出亞東關的簡要歷史過程,但相關歷史事件和豐富的歷史信息卻無法從中得以直觀體現,需要進一步深入解讀分析。

二、走出經濟分析的局限

自開關時,亞東關執行的是“百貨”免稅五年,而后再議定稅則進行征稅,但實際情況是:亞東關從1894年5月1日開關至1914年3月閉關,對所有貨品一直未征稅,亞東關也成為近代中國唯一不征收關稅的海關。關于“印茶一項”,《續約》中約定在“百貨”免稅的5年內暫不從亞東關入藏,直到百貨5年免稅期滿方可銷藏,其稅率亦有限制。但5年之后至亞東關閉關,印茶也一直未正式通關入藏。這大致代表了亞東關貿易與稅收的整體情況。

亞東開關后,貨物貿易種類和貿易量均呈現增加的態勢。開關第二年(1895)公布的當年貿易估值約為1050304盧比,約為323170.46—477410.91海關兩(當時白銀1海關兩相關于2.2—3.25盧比)。1906年的貿易額增加了1.2倍多。從季節分布看,每年的第三季額度最小。進口的大宗貨物主要有棉貨類(含棉布、棉紗、棉花、棉線、棉絨布)、絨貨類(絨布)、五金類、雜貨類(料珠、鐘表、珊瑚、兒茶、顏料、面粉、果類、玉類、火柴、油漆、米、外國食物、糧、煙葉、旱獺皮、雨傘、瓷器等),出口大宗貨物主要有:床氈、牛奶干、藏絨布、藥材、羊皮、狐皮、羊毛、牦牛尾、馬、麝香、綢緞,等等。

從經亞東關實現的進出口總額來說,1894—1898年,從西藏出口入英印的額度均高于輸入到西藏的數額,英印方面得到的是較大的赤字;1899—1900年,英印扭轉了赤字,出現小副盈余;1901—1902年,英印再次赤字,1903年進出口額相同;1904—1905兩年進口量增加較多,英印出現較大盈余;1906年,英印出現小副盈余,但第二年則又陷入赤字;1908—1910三年間,英印均為盈余,但額度不高(見表1)。整體來看,1894—1910年的17年間,從比較視角下的實際額度來說,亞東關的貿易總額并不大(后文會有專門討論);進出口額總值比為1:0.97,英印只獲得了小副盈余(386794盧比,年均僅2.2萬多盧比),這個數字在英帝國的全球殖民掠奪規劃中,簡直不值一提,甚至是一種羞辱,如果真的是一種羞辱,那么英印為何讓這種“羞辱”發生和并存在了這么長時間呢?

張永帥認為,應從過程性來看待亞東關貿易量的問題,他的結論是:“對亞東關貿易增長趨勢的判斷,所謂的‘增長迅速’,或‘關貿凋敝’,都是不準確的。”亞東關貿易實際上是“徘徊不前”的。從稅收角度來說,1895年1月4日“戴樂爾為轉額爾欽等商定勘界日期及起始地點照會事致奎煥函”中寫道:“本大臣因聞敝處之員云:現在藏印通商,無論進口出口貨物到帕克里時,該處照值百抽十征取稅銀,請貴大臣查考。”這指出了貿易中私下抽稅現象的存在,有觀點據此認為:“多次征稅,大大增加亞東進出口貿易的成本,自然阻礙貿易發展”。筆者以上所列情況和觀點表明:不能簡單以英印商品向西藏的傾銷來界定亞東關的商品進出口,更不能以此為標準為發生在那里的貿易現象定性。

如何看待亞東關貿易和稅收量的問題,學界至少在一個方面達成了共識,即亞東關的貿易和稅收對中國和中國西藏來說都是消極有害的,譬如有觀點指出:西藏地方成了英印資本家的自由貿易場所,使中國損失了巨額的稅收收入,損害了中國內地省份與西藏之間的貿易發展,使內地商品在與英印貨物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國貨中只剩下土特產品仍繼續在西藏占有一席之地”。按常理,對一個具體海關的運行而言,貿易和稅收問題是最顯眼最重要的,也最容易受到關注,這一點也導致研究者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經濟角度,但僅僅局限于經濟角度的分析可能會掩蓋更為重要的信息,后文分析將進一步佐證筆者此觀點。這里僅從亞東關作為英帝國殖民主義“情報站”的視角簡要闡明。

在“身在局中”的清政府總稅務司(掌控清朝海關)英國人赫德眼里,“不收關稅的亞東關還有著另外特殊的更大功用”,至少有一個來自英帝國的清晰定位:情報站。亞東關代理稅務司韓德森認為,落實“情報站”的任務必須堅定,他在“韓德森為報印督兩次秘密致函達賴意欲撇開中國直接與其談判等事致裴式楷絕密函”中強調:“此信件之內容來源絕密,作為私人情報向閣下報告,切勿正式引用,亦不可向中國官員透露。”另外,作為英國人的亞東關稅務司熱衷研究漢族官員們的性格、處事以及與藏族人的關系,這在戴樂爾對他的繼任者好博遜的眾多叮囑中都有體現。“情報站”的定位與英印在維護喜馬拉雅邊境地區的統治秩序、確保英屬印度北部政治和軍事利益有著密切關系,而擴大跨境貿易作為英印對中國西藏政策的一個目標也是與其結合在一起的,這大致構成了日后英印對中國西藏政策的一個雛形。

這樣來看的話,對赫德和韓德森來說,貿易和稅收顯然并不能構成亞東關的核心問題,那么“情報站”是不是核心呢?對英帝國全球殖民利益爭奪來說又是怎樣一種定位呢?由于行文所限,這里不再就此進一步探討,但做出這種追問是必要的,由此可以引出本文從政治經濟史邏輯角度所做的分析,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本文對研究方法的選擇以及形成的研究結論。筆者后文對“印茶入藏”問題的遞進式分析將表明:亞東關問題的實質決定了“情報站”只是它被賦予的一種功能定位;而亞東關被殖民主義賦予的角色也隨著英帝國殖民策略的改變而轉變,這也決定了與其相關的貿易和稅收問題實質的復雜性。

三、談判角逐與邏輯之問

針對“印茶入藏”談判本身,微觀史分析為我們呈現出了該歷史事件及伴生現象的錯綜復雜性。1893年12月5日,清政府和英帝國達成了《續約》九款,另設“續款”三款,總共12款。《續約》核心的問題就是印茶銷藏之問題,耗時近兩年的談判也主要是圍繞“印茶一項”展開的。

《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中收集了關于談判中“印茶一項”的絕大部分電函。筆者對這些電函(包括一般官方函,半官方函,往來申文、批文、札,呈總榷文,備忘錄等)進行了系統梳理和分析,從中發現:從1892年3月28日升泰給在第一線參與談判的赫政的第一封密函開始,至1893年6月6日作為清廷總稅務司的赫德給赫政的電函為止,圍繞“印茶入藏”事項共往返了35份電函,每月平均2.5份,密度相當之高。在這些電函中,有14份涉及“印茶入藏”事件的關鍵環節,另外21份是對相關內容的探討與分析,可視作補充。筆者對14份涉“印茶入藏”談判事件核心電函的具體內容進行解析,提煉出其中的關鍵信息和關鍵節點(見表2),要而言之如以下所陳:

由于行文篇幅所限以及重要性相對較弱,筆者不再列出21個補充性函件,已列出的14份核心電函已經具備較強的說服力。從對這14份電函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談判是艱難的、復雜的,不但在關鍵處、重點環節,甚至細微之處都在角力。清政府總理衙門、清政府總稅務局、西藏地方、商上、亞東關稅務司、英印方、印方外交大臣等諸多方面都參與進來,顯示了問題的復雜性以及相關利益之重大。最終,以清政府在稅率方面做出讓步為終結,“三修版折中方案三”被各方正式接受,才形成了《續約》中關于“印茶入藏”的最終表述:“至印茶一項,現議開辦時,不即運藏貿易;俟百貨免稅五年限滿,方可入藏銷售。應納之稅不得過華茶入英納稅之數。”即使對印茶可正式入藏銷售時間以及稅率問題達成了一致,不過后來卻演變成英印一方“主動放棄”了“印茶入藏”——即使堅決奉行“前進政策”的榮赫鵬鄭重地強調:“蓋排斥印茶之五年期限今已屆滿也,印當局此日行動較前堅決,不復如前此年復一年以期待中藏委員前來會晤我代表……”這其中的深層邏輯是什么?該邏輯又是如何形成的?

另外需注意的是,1892年9月24日,清政府駐藏大臣升泰在亞東的仁進岡病亡,此時他正等待英印代表保爾前去談判。隨后,清政府派奎煥任駐藏大臣,繼續未結后三款的談判。奎煥主要倚重總稅務司赫德以及其弟赫政進行交涉。赫政在談判中似乎有些超常的積極,并提出了關于“印茶入藏”問題的折衷方案一和方案二,似乎透露出他的一些特殊動機。不過,電函的細節中并未透露出更多的內容。也正因為如此,赫政及其他亞東關主事人在談判角逐中的表現和定性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維度。有研究指出,他們一方面嚴格聽命于總稅務司赫德命令,一方面為英帝國侵略擴張服務,一方面為清王朝服務。其他一些觀點與此大同小異,譬如強調他們在談判交涉中“一仆二主”的角色。張永攀把他們這種角色形成的原因歸納為:中國海關稅務司的畸形管理體制、民族主義的影響兩個方面。實際上,僅就“印茶入藏”問題的具體談判過程來分析“印茶入藏”問題的實質以及相關亞東關稅務司和其他相關參與者的表現和角色,不免顯得過于局限。我們可以嘗試從這種微觀史研究的束縛中走出來做些新的嘗試,這樣可能有利于揭示出更主要的影響因素。

后文筆者基于這樣的思路開展的分析將表明:“印茶入藏”只不過是英帝國殖民主義全球爭奪中的一個小棋子,它的角色和命運是殖民主義整體運作邏輯的產物;無論赫德、赫政諸人在談判和相關事件中的具體表現如何,放在一種宏觀大歷史的視角下看,他們都是歷史中人,都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和促動,這一點在印度總督寇松身上表現得也頗為明顯。

四、陰謀的生成與演變邏輯

對英印來說,亞東關角色生成與演變存在這樣一種軌跡:從把印茶正式入藏銷售的希望寄托在亞東關上,態度彌堅,轉化至把亞東關當作一種表面的幌子,甚至主動放棄了“印茶入藏”的希望和機會,“放棄了”通過茶葉在西藏攫取政治和經濟殖民利益的機會。從時間維度來說,直到1901年4月,印度茶葉協會才向英印政府提交了一份請愿書,第二年印度孟加拉商會也提交了請愿書,請求廢除關于征收印茶入藏的關稅條款,而不提按《續約》條款和稅率入藏銷售印茶的問題。至1903年12月,英國發動第二次侵略西藏戰爭。隨后簽訂了不平等的《拉薩條約》。即使這樣,印茶還是沒有經過亞東關正式入藏。后文的研究將表明,這一軌跡的出現實際上與英帝國全球殖民策略有著密切關系。

那么,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生成與轉變邏輯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運行的?此發問中實際含括了前文所提的英印“主動放棄”“印茶入藏”的深層邏輯問題。要深刻闡明這個問題,需要研究者暫時走出“印茶入藏”事件本身,把視野放大一些:我們將首先回溯印茶產業問題,它是亞東關“印茶入藏”歷史事件的前提,再從這個前提出發探討殖民策略如何影響了亞東關以及“印茶入藏”的角色。

(一)殖民化的印茶產業

1883年通過侵藏戰爭撬開西藏邊境貿易大門之后,英帝國看到了通過亞東關正式把印茶輸入西藏的可能,這讓帝國和資本家們興奮不已。不過還有一個重要前提,即印度能夠生產茶葉,而且數量足夠多、效率足夠高或者成本足夠低。據1881年《萬國公報》所記,當年運至倫敦的茶葉“竟有五十兆磅之多”,此處“兆”字當指“一百萬”,即五千萬磅,表明其生產能力之強。如果印茶入藏銷售,至少要在與四川、云南等地的茶葉競爭中具備一定的優勢。之所以出現英印在“續約”談判中始終堅持印茶從亞東關入藏的目標,與英印茶業給他們的信心密不可分。

1.英印茶業之初始

在印度發現茶樹,直接刺激了英帝國殖民主義者和那些商業和工業資本家們,他們看到了通過印茶獲取政治、經濟利益的一種可能。實際上,被發現的那些茶樹并不能直接稱為“印度茶樹”,稱為“改良茶樹”或許更為恰當,也可以說,沒有中國茶樹也就沒有英印茶產業。在沒有接觸中國茶業之前,印度并不產茶,或者說目前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印度本就產茶。

178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從廣州把少量的茶籽運回了印度,并種植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種植園中,一些存活了下來。1793年,英國派遣麥卡特尼出使中國,此人又從中國帶出了一些茶樹苗和茶籽,其中一部分在印度加爾各答的植物園生根發芽。此時,中國茶樹在印度已經有了較多的人工種植,雖然還遠沒有達到量產茶葉的規模,但刺激了一些人在印度尋找茶樹的熱情。19世紀30年代,出現了在印度探尋茶樹的熱潮。需要注意的是,此熱潮是在英帝國的殖民主義力量推動下形成的。1833—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茶葉壟斷遭受沖擊,并由此終結,這導向了披著茶葉貿易外衣的進一步的殖民主義掠奪。1834年1月24日,印度總督威廉·班庭克在印度成立了“茶文化委員會”,該委員會有兩項中心任務:其一,論證在阿薩姆發現的“灌木叢”與中國茶樹的一致程度,其二,如果這些灌木與中國茶葉接近,那么再論證其在印度擴大種植的可能性。有人提出來:在阿薩姆地區發現的茶樹是印度的自有茶樹種,并起名“阿薩米卡茶”(Thea Assamica),這著實引起了英印方面的注意。1834年3月,“印度茶樹栽培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調查團專門調查阿薩姆茶的情況,1836年調查團得出結論:那些阿薩姆茶應該是中國茶的變種,在質量上不及中國茶。他們給英印方面了一個建議:推廣中國茶樹,不要選擇阿薩姆茶。與此同時,不斷有茶樹被發現,1837年,布魯斯在薩地雅附近的馬坦克找到了“野生”茶,1839年又發現了120多處。

為了營造聲勢,孟加拉農業學會表彰了布魯斯兄弟在發現阿薩姆茶樹中的貢獻。印度有茶樹的消息和殖民“英雄”們的事跡不斷被渲染宣傳,在英帝國和它的殖民地廣泛流傳。1839年1月10日,由阿薩姆茶樹原料制作的8箱茶葉在倫敦的拍賣場被全部拍出,《阿薩姆日報》用了這樣頗具煽情色彩的文字進行報道:“他不惜花費巨大的代價購買阿薩姆茶,無非是一種愛國精神的驅使,他希望通過他的舉動鼓勵阿薩姆茶業蓬勃發展”。

1851年是印茶質量提升的關鍵一年。在此之前,印茶的產量不但少,而且質量遠不如華茶,但帝國的資本家們并沒有放棄。1848—1851年,東印度公司兩次與有著植物學家身份的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達成協議,福瓊接受了到中國獲取優質茶樹苗和茶籽,并在印度進行大規模種植的秘密任務。1851年福瓊終于成功地把1萬多棵上好的茶樹苗和無數的茶籽從中國帶到印度,同時帶去了8名優秀的茶葉技術工人。

19世紀50年代,英帝國資本家們的熱情進一步高漲,印度茶業也被視為一項大有前途的“新興事業”。于是,殖民資本瘋狂涌入印度,英帝國的資本家們開始在印度北部和東北區域大量開辟茶園,投入到“印茶事業”之中。1851年,F.S.漢納在阿薩姆創建了屬于自己的私有茶園。據不完全統計,到1859年,在阿薩姆、大吉嶺等地歸屬英帝國資本家的私有茶園已經達到50多處。1862年,僅孟加拉副總督名下的茶園面積就達161219英畝,茶園勞工數量達到28149人。

2.印茶產業之發展

自“福瓊之盜”成功后,在英帝國的推動下,英印茶產業仿佛被注入了興奮劑一般快速發展。1852年,印茶出口量僅為23.2萬磅,34年后的出口數已經達到6725萬磅。這一年印度茶葉的總產量也達到了8245.812萬磅,平均每英畝的產量為276.5磅。1895年,印度茶園面積突破41萬英畝,產量達到1.4億磅以上,每英畝產量達到345磅。這種增長態勢一直到1900年均得到了較好的保持。可見,在亞東關“印茶入藏”談判角逐過程中,英帝國殖民控制下的印茶生產能力已經相當之強,這給帝國殖民資本帶來了無限遐想。

只靠茶園數量無法有效支撐強大的生產能力,技術在其中扮演了更為關鍵的角色。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印茶生產的機械化水平也隨之得到了極大的提升。1855年,阿爾弗雷德·薩維治發明了一種茶葉分離機,1860年亨利·莫內發明了揀茶機。1872年,威廉姆·杰克遜的“杰克遜揉茶機”問世,1887年升級版的快速揉捻機問世,僅2年多的時間就售出250多臺。隨后,裝箱機、單動式揉捻機、雙動式揉捻機相繼出現。這些生產機械的發明創制顯然離不開殖民資本對利潤無休止地追求,其目標也與印茶產業直接相關,為“印茶入藏”安裝了鋒利的牙齒。

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茶葉生產效率的提升,生產效率的提升不但能夠大幅提升茶葉的生產能力、增加產量,而且還會降低茶葉商品的單價。在杰克遜揉茶機發明之前,印度茶葉的成本大約每磅11便士,到了1913年,制茶成本僅為2.5-3便士。羅克希爾(Rockhill)(1891)和庫默(Comber)(1926)以從康定輸入西藏的茶葉為例進行了分析,發現隨著運輸距離的增加,茶葉價格逐步升高,地理、氣候等外部環境因素對茶葉價格的影響頗大。羅森(A.De Rosthorn)于1895年出版了他對四川藏茶的調查成果,他指出,根據斯格定斯(M.Desgodins)的觀點,川茶從打箭爐(現在的康定)去巴塘價格大約要翻一倍,到達拉薩時則已經到了4倍,銷售價格為每磅11便士。可見,入藏的川茶生產成本已經相對印茶沒有了優勢,甚至在逐步變為劣勢。

與茶葉產量、機械化水平和茶葉生產效率、茶葉生產成本等方面并行的,是大量茶葉公司的設立和運營。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初,所謂的印度“茶葉公司”實際上絕大多數是英帝國資本家們的公司,這些公司控制的茶園位于印度各地,但公司的注冊地卻是英國。1839-1895年間,在英國注冊而茶葉種植園位于印度的規模較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數量至少有61家。這些公司成為印度茶業向海外發展的載體,并成為帝國殖民主義海外掠奪的觸角。

(二)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基于殖民化印茶產業的全力推進,按原初計劃,一旦亞東關被成功拿下,那么它將是“印茶入藏”的最主要渠道。做這種計劃的原因不僅在于許多大規模的英印茶葉種植園位于亞東附近,而且還在于從亞東可以較為便捷地抵達拉薩和西藏其他重要區域。但是,亞東關只是英帝國殖民主義入藏的一個通道,更是眾多選擇之一,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只有理解了這個問題,才能為真正理解“印茶入藏”談判以及事后的發展邏輯掃清障礙。

亞東開關之后,貿易總量十分有限,特別是英印方面從那里實現的出口額并不大,1894—1910年的17年間僅為14006329盧比,當時1盧比相當于0.32兩白銀,那么英印年均出口額為26萬兩多些。這個數字還不到晚清政府在打箭爐一處征收的入藏茶葉稅收的2倍,據羅森(A.De Rosthorn)的調查,打箭爐一年的茶葉貿易凈值(不包括利潤)可達近58萬兩,僅此一項就是英印一方通過亞東關全年出口總額的2倍還多。放在英帝國的宏大殖民計劃里,這著實是一個尷尬的數字。而且在最初的5年時間里,從印度出口到西藏的商品價值遠小于從西藏向印度輸入的商品額,特別是1894年,前者還不到后者的一半(見表1)。這一時間點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按《續約》條款,至1899年時印茶已經可以入藏銷售了,但此時,英印一方在亞東關得到的是讓帝國資本家們難堪的貿易赤字。

不高的貿易額,尤其是貿易赤字的出現提醒英帝國的資本家們:這可能意味著通過亞東關正式向西藏輸入印茶的計劃更像是一廂情愿的假想。但此時,殖民主義新的侵略渠道已經逐步建立,在資本家們的努力下:大量的茶葉走私網絡已經滲透到西藏,走私渠道增加,也達到了一定規模的走私數量,邊境區域“無管制”的“直接傾銷”給殖民者和資本家們帶來了更多的經濟利益和更強的政治和軍事野心。相比之下,亞東關可預期的茶葉貿易似乎已經沒有什么特別的吸引力了。因為有了龐大的走私網絡,亞東關在英帝國殖民策略全局中地位的微妙變化并沒有影響他們對印茶的戰略定位。

實際上,印茶快速發展后,在英帝國支持、組織下的印茶向西藏的走私活動就沒有停止過。17世紀,英帝國開始流行茶葉之風,茶葉走私活動隨之逐漸“猖獗”。到18世紀,影響頗大的茶葉走私事件頻繁發生。高額的茶稅是茶葉走私嚴重而且難以應對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茶葉消費量的增加,征稅頻率越來越高,征收額度越來越大。1784年的稅率為12.5%,1795年達20%,1798年達35%,1803年達到95%,1819年實行兩檔稅率:96%和100%。為了遏制茶葉走私現象,在喬治二世(George II.)時,“茶葉作假”“茶葉走私”相關內容被列入國會法案。1783年,下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中仍在強調茶葉走私問題的嚴重性,但長期仍未有太多改觀。基于自身對茶葉走私的“切膚之痛”,從19世紀中期以后,英帝國已在謀劃將走私運用于印茶入藏的可能性,“1870年,英印官方著手研究如何將印茶打入西藏。此后,印茶屢屢通過走私途徑流入藏地,卻無法打開銷路。”與此同時先后派了間諜基申·辛格(代號:A-K),領事官員貝伯和霍西進入中國進行考察刺探。當然,“滇省茶商由緬甸、印度運茶到藏銷售”情況也刺激了印茶走私入藏的出現,甚至通過向這些茶葉“摻入”印茶以“廉價傾銷”等方式使其成為印茶私入的一種手段。1897年《農學報》云:1894-1895年印茶出口外銷迅猛,其盈利“不因市價之跌而止,則其得利情形已可想見矣。”盈利受市價影響小表明了什么呢?亦可由此信息中探查走私盈利的存在。克萊門茨(A.J.Clements)系統調查了四川藏茶生產與消費,頗諳藏茶消費之道,在19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最后他強調:“毫無疑問,與其他貨物一樣,印茶存在其抵達拉薩的渠道……”表明長期以來印茶入藏并非都是光明正大的。

印茶走私入藏的主要形式至少包括三類:一是正式口岸走私。在亞東關時期,噶大克和亞東均成為走私的重要通道,但走私數量尚難掌握,但當時通過海關存在走私軍火、私運銀磚等現象,以此來說,對成本已經很低、銷藏后利潤空間頗大的印茶來說,走私入藏更具吸引力,對此,張蔭棠在“致外部電請預籌抵制印茶入藏(6月20日)”中提出了他的擔憂:“現聞印商大集公司仿制盧茶運藏零售……”由是觀之,出現何藻翔所記“印茶久私運”現象當屬正常。我們從一些信息中也可以發現端倪,譬如據印度報紙報道,1906年從噶大克進入西藏的茶葉有32萬盧比(一說33萬),何藻翔在記錄中寫道:大吉嶺火車站站長告訴他,英軍進藏后,印茶由噶大克輸入后藏,每日約180捫(每捫重60斤),即10800斤。另有資料載:英印茶商仿照川茶用紅、黃紙張包裹磚茶,偷偷向西藏輸入了1.2萬磅的茶葉。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噶大克相比亞東更受走私者的青睞,“印茶多由噶大克運進”。二是邊境傾銷。印度茶園主要集中于北部和東北部喜馬拉雅山麓,阿薩姆、大吉嶺等茶葉主產區均與西藏臨近,甚至從山口和山間小路就可以直接相通,這一點似早已被英印關注,榮赫鵬直言:“印茶在鄰近西藏之印屬山區中產量甚巨”。印茶的產能遠高于正常渠道的銷售需求,對劣質茶而言更是如此。1922年《時報》引《路透社》消息云:1921年印茶中有775萬磅待售,且余1300萬磅存棧。英印生產劣質茶葉的時間由來已久,1899年的《湖北商務報》中曾有“印茶日衰”的表述,認為印茶只顧圖利,“不顧茶之品味”“惟求制價廉賤”,從而認為其在正走向衰落。擱置其觀點不論,此信息帶來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制價廉賤”之茶的目標銷售群體是什么?顯然,瞄準西藏邊境區域的一些族群不可能被排除在外,已顯出英印以劣質茶走私侵入的痕跡。一名叫作利斯特(J.L.Lister)的茶商介紹,1906年在阿薩姆當地用茶樹的下腳料生產茶葉,并從邊境相連處進入西藏,其數量大到難以估計,這些劣質的茶葉被以極低的價格賣給西藏察隅邊境區域的一些族群。至30年代,印度人西日讓在當生噶瑪(在亞東附近)生產仿制的磚茶和沱茶,生產能力可觀,其在噶倫堡設莊銷售,并在西藏設有分號,因近亞東,具備滲透傾銷之地理條件。三是由代理商私運。英印種植園主和茶商們還積極尋找各種秘密代理商,尤其是漢族商人和藏族商人,由此達到推廣印茶的目的。秘密代理具有隱蔽性,難以發現相關的史料記載,不過一些零星記載也提供了蛛絲馬跡。華商李文洲在一封信中透露了1901年印度茶葉聯合會的職員找他把印茶帶到西藏銷售的情況;在韓德森的一份函件中也提到該組織通過代理人向西藏人贈送印度茶葉的情況。甚至英印方面官員也參與其中,向西藏地方官員贈送印茶,譬如榮赫鵬記錄了懷特拜訪兩名藏官的情況,隨后送上禮物,其中有“印茶兩扎”,“彼等似欲反對接受,而座中人悉未理會,于是全部禮物悉被接受。”格桑悅希入印考察后提醒“有仿造磚茶混入銷售,尤值注意”,表明代理人現象已經較為普遍,且損害頗大。比如英籍人邦卡巴任大卡相(大吉嶺山腳處)專仿制沱茶,于民國三十年之前委托北平商興記代銷,后委托藏商桑都昌代銷。雖然此時已是亞東關“印茶入藏”事件之后多年,但亦可以勾勒出之前的情況:此現象絕非無端而生,因為沱茶性似磚茶,西藏是二者最主要消費區域。

雖然學界在印茶走私入藏的數量問題上仍有爭論,但也達成了一項共識,即無論數量很大抑或者很少,印茶走私入藏現象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其影響也是復雜的。可以推論,茶葉走私現象嚴重影響到亞東關在英帝國殖民侵略規劃中被賦予的最初角色,或者說,最初亞東關被寄予的“印茶入藏”厚望被大大削弱了。五年后“百貨”免稅期滿,亞東關的往來商品仍然執行著免稅政策,亞東關實際上形同虛設,“西藏成為英國和印度商品的銷售市場,并遠及川、滇邊”。在這樣的“絕好時機”面前,印茶仍舊沒有經亞東關正式入藏,茶葉走私實際上為英帝國殖民主義謀取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提供了更好的選擇,在英帝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策略中,亞東關“印茶入藏”就成了一個用來遮掩的幌子。

五、大歷史視角下的殖民分析

前文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主要歷史邏輯,但是,在宏觀大歷史視角下看,“印茶入藏”問題背后仍包含著與之相關的其他豐富信息,仍有必要進一步拓展時空中的歷史邏輯分析,這樣助于進一步深入闡明核心問題。

從英帝國和英屬印度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政策角度來說,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是:1774—1894年的商業擴張時期,英帝國以獲取原料、傾銷商品的商業利益為中心;滲透并控制西藏外圍的喜馬拉雅山地國家或部落是英印北進西藏政策的前奏;1894—1907年的全球性軍事利益爭奪,英帝國面臨的全球性軍事競爭加劇,應對殖民主義內部競爭成為其重要工作之一,這一點影響到其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政策;1907年之后,以維護其在印度殖民統治的地區性政治軍事利益為重點,從亞洲收縮、加緊歐洲備戰成為其重要戰略計劃。這些階段性特征可視為英帝國在亞東關政策上邏輯演變的更大背景。基于此背景,下文將從三個方面展現“印茶入藏”問題背后更多的歷史信息,進一步推進對該問題的殖民主義歷史大邏輯分析,該分析也一定程度展現了帝國殖民主義的本質:無所不在的趨利本性、變換形態的壓迫與剝削、內部的角逐與制衡,從三者中可進一步抽象出殖民主義的“二性”:不公正性和不平等性——這既適用舊殖民主義也適用新殖民主義。

(一)趨利本性:壟斷終結與市場重塑

殖民主義是趨利的,這一本性決定了東印度公司對茶葉貿易壟斷的命運。英國東印度公司因胡椒而生,卻因茶葉而迅速發展。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東印度公司對茶葉的壟斷,尤其是對華茶的壟斷已經成為英帝國殖民主義進一步攫取利益的阻礙。

1827年,在曼徹斯特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該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指責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行為對英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各地資本家的集會也開始增多,他們發放傳單進行宣傳,要求帝國打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其中似乎充滿著正義的力量,但實際上只是對利益的角逐和瓜分。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期滿,此時,它對茶葉貿易的壟斷也已經成為眾矢之的。1834年4月1日,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終于被廢除。這一事件也讓帝國的殖民資本家們放開手腳,紛紛涌向印度,掀起了開辟茶園、投資印度茶業的熱潮。在殖民資本涌入印度的同時,英帝國國內的茶葉角逐也變得激烈。

在東印度公司壟斷權被終止之前,除了茶葉的個人消費、以茶待客成為時尚之外,茶葉甚至進入了學校之中,這種狀況意味著英國內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茶葉消費市場,1833年,英國國庫所得茶葉稅款為330萬英鎊,占國庫收入的十分之一。英帝國內部的茶葉市場之大、茶葉利潤之高可想而知。所以壟斷被打破之后,帝國資本家們紛紛搶占國內市場。與此同時,英國國內的茶葉構成也在這一邏輯下發生著改變。

1868年,英帝國本土茶葉消費量的93%來自中國,印度茶葉僅占7%。至1896年,華茶的消費量僅占英帝國總消費量的11%,而印茶已經占據54%,錫蘭茶葉占35%。在大力發展殖民化的印茶產業同時,帝國資本家也沒有放過在錫蘭的茶葉掘利行動,并取得了成功。1866年,以中國武夷茶種生產的錫蘭茶葉在倫敦受到歡迎。1873年之后,錫蘭開始了茶葉生產的機械化進程。從錫蘭茶園面積來說,1895年達到305000英畝,1915年增加至402000英畝。1900年,錫蘭的茶葉出口量達到1.5億磅。成為僅次于印度、中國的第三茶葉大國。亨利·w·凱夫(Henry W. Cave)在其書中驕傲地說:“錫蘭偉大的茶產業”“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世界商業貿易對象”。快速崛起的錫蘭茶業讓資本家們收獲頗豐,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帝國殖民資本的趨利本性,這也讓英帝國對通過亞東關實現“印茶入藏”的焦慮和糾結得到了某種緩解。

(二)剝削、反抗與策略之變

1.壓迫剝削引發的反抗

“印茶入藏”事件邏輯中不僅顯示出殖民主義對中國邊疆的種種陰謀,也從另一方面揭示出英帝國資本家在印度的壓迫和剝削。在商業擴張的階段,英帝國資本家在印度大肆壓榨勞動力,掠奪剩余價值。這些勞工過著極為悲慘的生活。為了大規模開辟茶園,大量的印度土著人和南亞其他土著人被運往東北部的植茶區域。1860年,在阿薩姆地區和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茶葉種植園中的勞工數量已經達到1.2萬人左右。1863—1866年,約有84915名勞工被輸入到阿薩姆及相鄰地區,但至1866年6月底,這些勞工只剩下了49750人,三年時間里死亡了35165人之多。1880—1900年,為了擴大茶葉種植規模,各類資本家和種植園主們從包括孟加拉西南部等區域的貧困之地向阿薩姆種植園輸送了共約70萬名苦力。正是由于殖民壓迫和剝削,英帝國在亞東關問題上的精力受到了印度底層民眾和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定牽制。1857年,印度爆發了反英大起義,反抗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國大黨的成立標志著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南亞次大陸在物質、思想和組織上因為殖民統治而得到整合。這成為英帝國在處理海外殖民問題中一個不得不關注的方面。榮赫鵬就表達了通過“印茶入藏”來緩解印度國內的底層反抗問題:“沿藏邊一帶小山,茶樹滋生極繁,既可為英印兩方資本之出路,復可供給無數印度工人之生計。”

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樣的事情也在發生著。在錫蘭,英帝國的殖民資本采取印度模式大力發展以茶葉為主的種植園經濟,由此帶來了印度泰米爾人的移民問題。1837年時,從印度南部招募了1萬人左右的廉價泰米爾人勞工到錫蘭開辟種植園,到了1949年已超過75.8萬人。錫蘭的種族敵對問題由此被逐步激化。1818年,錫蘭爆發了反英大起義,英國殖民當局由此產生了嚴重的財政困難。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僧伽羅人、泰米爾人等掀起了民族主義運動,要求實現錫蘭人自己管理自己國家的目標。隨之,政治組織大量出現,1905年,北方省的泰米爾人成立了賈夫納協會,1917年,僧伽羅佛教徒成立了錫蘭改革聯盟和錫蘭國民協會兩個政治組織。被壓迫人民的反抗使英帝國殖民統治體系受到沖擊,這必然輻射影響到亞東關問題。

2.主導殖民策略的轉換

埃爾頓(Lord Elton)在《帝國聯邦》(Imperial Commonwealth)一書中指出,1763年之前,英帝國已經形成了對殖民地管控的貿易法律條文,這是一種傳統的固化的管理策略。同時,這種管理也并非十分有效,在執行中問題不斷,譬如在殖民地的商品走私問題使其稅收體系遭受嚴重沖擊。艾雷(Willis Airey)(1947)對其研究和觀點贊賞有加。1773年10月25日,在北美洲,紐約群眾聚集在一起阻止由英國駛來的商船卸下茶葉。一名英國官員在信中寫道:“茶葉輸入美洲,使全體美洲人民都感到憤怒,紐約、波士頓及費城的老百姓好像都決定不再讓茶葉登上美洲大陸。”隨后不久便發生了“波士頓傾茶事件”。1775—1783年,由“波士頓傾茶事件”誘發的美國獨立戰爭沖擊了英帝國的傳統殖民策略,此后,其對外殖民政策也相應發生了重要的轉變,不再或減少使用舊殖民體系的直接壓榨、掠奪的形式,轉變為隱蔽性的掠奪與直接投資相結合的策略。后者也成為英帝國對印度殖民地統治的主要策略。

印度深受英殖民主義之害,“被英國打倒在地,解除了抵抗”,與此同時“英國大工業生產對傳統經濟、傳統社會的破壞和改造的作用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掠奪與投資相結合的殖民策略在本質上是殖民統治和掠奪的進一步升級,花樣更多了,也更加隱蔽、更加穩固,充滿了表象上的欺騙性。馬克思就此指出:“貴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頭只是想掠奪它,工業巨頭只是想通過廉價銷售商品來壓垮它。但是現在情勢改變了。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大有好處,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供給印度水利設備和國內交往手段。”基于殖民策略的轉換,在英帝國茶葉資本家們想盡辦法從中國西藏謀求不法利益的同時,他們也在花費大量的心思在印度進行搜刮掠奪和大規模投資,欲實現資本的最大增殖。這也促使亞東關問題在歷史進程中顯示出某些“詭異”的邏輯。

(三)殖民主義內部角逐

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并非獨霸天下。在英國步入工業化之后,其他西方國家也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進入19世紀,工業化發展促使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尋找、掠奪原材料,以保證自己的市場需求和剩余價值來源。在1887年,英國的對外貿易量是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總和,但自此之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英帝國的挑戰也越來越大,這也導致它逐漸失去了世界工廠的地位,對印度等海外殖民地的貿易主導權也受到挑戰。商業的衰退導致歐洲大陸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英國國內和出口市場出現雙重萎縮現象。

1894年之后,英帝國更加注重全球戰略利益的爭奪,以保證殖民利益,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殖民滲透和掠奪被放在這種全球背景下來處理。此時,俄法兩國與英帝國在亞洲的利益爭奪加劇,甚至多次處于戰爭邊緣。俄國方面侵占帕米爾,進逼印度西北,并覬覦西藏,法國則西進暹羅,進逼英屬緬甸,俄法聯盟對英屬印度形成了“鉗形攻勢”。在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俄法聯盟同樣對英帝國在華勢力形成了“南北夾擊”的態勢。而后起的德國也加入進來,在南非、西亞都對英國造成了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帝國亟需穩定印度內部民族主義情緒,同時要緩和與俄法德之間的沖突,而且此前英國已關注到俄國盯上了印度的茶葉,“欲采辦印度之茶”,從中獲利。為此,在對“印茶入藏”問題上,英帝國的決策免不了烙有綏靖思維的印記。1898年,39歲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成為最年輕的印度總督。1903年1月8日,他向內閣提出派遣武裝使團入藏實施其建立“緩沖國”的計劃,被英帝國內閣拒絕之后仍然固執己見,并于1903年派軍侵入西藏,并逼簽了非法的《拉薩條約》。他認為,只要俄國勢力不介入西藏事務,那么實施其“前進政策”可以迫使中國和西藏地方政府履行《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續約》的義務,也可以使英國能夠在西藏獲得支配性優勢。此時英帝國正尋求與俄國的協調,以應對德國的挑戰。同時,英國內自由黨內閣取代了保守黨內閣,并加快了與俄國的和解步伐。寇松的行動無疑引發了俄國的強烈不滿。英政府對寇松“不合時宜”的做法亦頗為不悅,“英屬印度政府和英帝國內閣之間的分歧也就日漸明顯”,很快,寇松即卸任印度總督。

1898—1905年,在寇松作為印度總督期間,“印茶入藏”問題已經被較深地卷入復雜的帝國主義內部的角逐之中。在寇松看來,“印茶入藏”實際上是作為軍事策略的輔助手段的,不過,從英帝國的全球殖民戰略來說,“表面上”放一放“印茶入藏”是其應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挑戰的一部分。

余論與結語

面對一味從微觀史學角度進行的殖民主義研究,有學者強調應警惕研究遲鈍化,從而忽視全球視域的趨勢。本研究表明:針對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特別是印茶一直未從亞東關正式進入西藏的問題,微觀史下的經濟貿易解釋研究遺留下了較多的待解問題;基于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微觀史闡釋,并融合宏觀大歷史視角的分析,可以助益我們更為深入地洞察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本質和其背后的邏輯理路;把微觀史與宏觀大歷史研究視角相融合,這一研究方法對具體的微觀事件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另外,這里需要補充探討一個問題,即除了各種社會力量團結一致抵御“印茶入藏”之外的晚清政府處境與應對問題,從中體現出在殖民主義陰影籠罩下的“晚清危機”。19世紀的最后一個十年,晚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中已經疲態盡顯,岌岌可危。這使得它無論在邊疆治理還是應對外部殖民主義侵略等方面都力不從心。基于這種背景,清廷在亞東關“印茶入藏”問題的處理上似乎困難重重。

洋務運動并沒有給晚清政府帶來徹底的改變,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成為檢驗洋務運動的一次大考。洋務運動的挫敗進一步引發了關于國家與民族存亡的焦慮,激發了民族情緒與愛國熱情,一些知識分子呼吁進一步改革,政治體制上的“維新”聲音占據了主導。不過,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的維新運動以一場官場政變而收場,很快歸于失敗。此時,正值亞東關“百貨免稅五年”將期滿之際,可以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清政府已經很難分身顧及亞東關的征稅以及茶葉問題了。

19世紀的80—90年代,有報刊已經發表了一些關于印茶生產和快速發展的消息,其中《字林滬報》《益聞錄》是主要力量。從可查閱資料看,《字林滬報》自1882年便持續關注,“印茶銷數”(1882年8月17日第2版)、“印茶旺極”(1887年10月26日第3版)、“印茶彌旺”(1888年10月5日第2版)成為其關鍵詞。彼時,“振興華茶”的呼聲已經出現。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在陜西布政司李有棻的主持下,《秦中書局匯報》創刊,并在不到兩年的存在時間內(1897年至1899年秋)連續刊載了《論中國茶葉之衰應如何設法補救》文章,文中尤其強調改革華茶產業,推進機器制茶的重要性。不過這樣的呼聲少而且十分微弱。1907年,在《時報》上刊登了一則名為《電務改訂藏茶稅章以抵禁印茶》的消息,云“……將運茶入藏稅則酌量改訂,去其苛擾。務使華茶暢銷,藉以抵制印茶之入口……”以改訂稅則抵制印茶。直到20世紀20年代左右,強調大力發展邊茶,改良茶業,建立新式茶葉公司和茶行業協會等主張才大量出現。1924年名為《整頓出口華茶之建議——總商會請茶業自設檢查所》的短文寫道:“特函茶業會館,請該業自設檢查所。俾出口茶質藉此改良。而國家商業亦可得以保全。”但是,清末民國歷史表明,欲僅僅通過知識分子呼吁和茶業范圍內的舉措來實現“華茶振興”,只是一種美好的憧憬。

擦亮歷史之鏡,需要我們更積極主動地運用微觀史與宏觀大歷史相結合的方法來深入解讀具體的歷史事件,防止研究者得出的結論局限于表象之中,或者結論的解釋力不足。通過對英帝國殖民主義相關邏輯的歷史性解讀,本文認為,面對復雜多變、危機四伏的當今世界,人類社會應當而且需要達成并強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打破各種各樣的不公正、不平等給世界和人類社會帶來的困擾,共同努力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路徑,唯有此才可以化解和應對如同殖民主義一樣的人類社會的巨大威脅,讓人類社會通過一道道磨難,變得更為堅韌,朝向更好的未來。但顯然,這是一條漫漫長路。

中華文明堅信和奉行和、仁、美美與共等人類共同文明理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世界,對全人類,對有效應對殖民主義一類的人類巨大威脅具有重大決定意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重塑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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