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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識:藏醫藥標準化語境下的制度變遷、現實挑戰和路徑選擇

發布時間:2026-06-18 09:45:40 | 來源:中國藏學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一、引言

(一)核心概念界定: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的適用性說明

針對本文的研究對象,有必要首先對“制度”及“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概念進行界定,以明確理論框架的適用邊界。

“制度”(institution)在諾思的理論體系中,被定義為“社會的游戲規則”,是“人們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流行為的框架”,包括正式的規則(法律、規章)和非正式的約束(習俗、行為規范)。與“制度”相區分,“組織”(organization)則是“為一定目標所組成,用以解決一定問題的人群”,如企業、學校、政府機構等。制度提供激勵和約束框架,組織在這一框架下活動,同時組織的行為和互動也會漸進地改變制度。

在藏醫藥標準化語境下,“制度”具體指向:規范藏醫藥活動的正式規則體系,包括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學會標準等規范性文件,以及標準研制、審批、實施、修訂的程序規則;同時,也包括影響標準化實踐的非正式約束,如學術傳統、行業慣例、跨區域協作的文化認同等。“制度變遷”則指這一規則體系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包括新標準的制定、舊標準的修訂、標準層級的提升(如地方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標準制定主體的調整(如從地方自發走向國家統籌),以及標準化工作模式的轉型(如從分散探索向體系化推進)。

制度變遷理論強調,制度演進是路徑依賴與關鍵節點共同作用的結果——藏醫藥標準化既受既有制度框架的路徑制約,也在關鍵事件推動下實現躍遷。這一理論框架之所以適用于本文研究,是因為藏醫藥標準化實踐具有典型的制度變遷特征:早期教育領域的標準化探索形成了初始路徑,深刻影響著后續各領域工作的方向和方式;國際格局變化和國內政策突破構成關鍵節點,打破既有制度均衡,推動標準化從地方分散走向國家統籌、從國內規范走向國際競爭。這一理論視角為理解藏醫藥標準化的演進邏輯、現實困境和未來路徑提供了系統的分析工具。

(二)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背景下,傳統醫藥國際標準制定權已成為關乎文化主權與產業競爭力的戰略焦點。藏醫藥學作為中醫藥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發端于青藏高原,公元8世紀形成奠基之作《四部醫典》,其理論體系是中華民族在高原環境中守護健康的醫學實踐和智慧結晶。據市場研究數據顯示,我國占有全球超過80%的藏藥生產市場份額,藏醫藥產業化、國際化發展已具備堅實基礎。

標準化是貫穿傳統醫藥學術、臨床、產業、國際化全鏈條的核心支撐。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定義,標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經協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認機構批準,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對于藏醫藥而言,統一的術語體系與分類框架是推動學術體系規范化、知識傳承精準化的前提;診療技術和療效評價的標準化是保障臨床實踐科學化、醫療服務同質化的關鍵;藥材質量標準與炮制規范是從源頭守住藏藥品質、推動產業健康發展的生命線。

(三)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文以制度變遷理論為分析框架。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概念包括:路徑依賴:今天的選擇受歷史因素的影響,早期形成的制度框架會持續影響后續演化的方向和方式;關鍵節點:指外部沖擊或內部變革打破既有制度均衡,推動制度實現躍遷的特定時刻。這兩個概念相互配合,能夠有效解釋制度演化中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基于此,本文從時間維度追溯標準化演進的歷史邏輯,從內容維度解析標準體系的構成與特征,從空間維度審視國際競爭格局的演變與應對,系統回答以下問題:藏醫藥標準化經歷了怎樣的演進歷程?當前標準體系呈現何種結構特征?如何構建面向未來的戰略路徑?

(四)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與政策分析法,系統梳理了與藏醫藥標準化相關的政策文件、學術文獻和權威媒體報道。數據來源包括:國家及地方標準化政策文件、國家及地方中醫藥管理部門公開信息、權威媒體關于藏醫藥標準化的報道等。

二、藏醫藥標準化的歷史演進與階段特征

(一)教育先行階段(1980—2000年):標準意識的萌芽

藏醫藥標準化的探索之路,最早發軔于教育教學領域。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藏醫藥現代教育的逐步建立,教材不統一、教學內容差異大等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制約藏醫藥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瓶頸。在此背景下,青海藏醫學院(現青海大學藏醫學院)牽頭編寫全國中等藏醫學校統一教材,開啟了藏醫藥標準化的早期探索。

1998年,青海藏醫學院與西藏藏醫學院聯合編寫《全國藏醫學專業本科教學大綱》,首次系統規范了藏醫藥本科教育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與學時分配,為藏醫教材標準化奠定了框架基礎。經過數十年的持續努力,目前全國藏醫藥高等教育已形成了涵蓋專科、本科、碩士、博士的完整培養體系,藏醫學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也于這一時期逐步成型。教育領域的標準化實踐,不僅為后續各領域標準化工作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更重要的是在全行業樹立了“標準”意識,形成了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這一路徑深刻影響著后續各領域標準化的方向和方式,體現了制度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特征。

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是“自發探索、局部突破”。標準化工作主要依賴院校和學者的自發推動,缺乏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成果形態以教學大綱、教材規范為主,尚未形成正式的標準文本;工作范圍局限于教育領域,尚未延伸至臨床、藥材等核心業務。

(二)體系化推進階段(2010—2020年):多領域全面展開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的組織指導下,藏醫藥標準化工作進入體系化設計、系統性推進的新階段。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是:從零散的項目探索走向系統的頂層設計,從地方各自為政走向跨省區協同推進。

在組織體系建設上,2016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藏醫藥標準化技術委員會,開啟地方系統化探索。西藏自治區每年投入專項資金支持藏醫藥標準化研究項目,2024年度藏醫藥標準化研究項目已正式啟動立項工作。2021年,五省區藏藥標準專家委員會正式成立,搭建起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五省區協同工作的制度框架。2025年12月,青海省首次召開藏醫藥標準化工作會議,四川、云南、西藏、甘肅等省(區)中醫藥管理局有關負責同志共同參會,進一步完善了跨區域協作機制。在術語規范領域,針對藏醫藥長期存在的“一藥多名”“同名異藥”“同病異名”等問題,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藏醫藥研究機構聯合開展藏醫藥基本名詞術語研究,于2020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藏漢對照藏醫藥學名詞》,完成常用藏醫藥名詞術語的規范化工作,建立了一套統一規范的藏醫名詞術語體系。這一工作延續了教育階段形成的術語規范傳統,是路徑依賴在術語領域的具體體現。

在臨床診療領域,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牽頭制定《藏醫醫療技術操作規范》及多項疾病診療指南;2020年6月,中國民族醫藥學會藏醫分會組織編纂的《藏醫醫療技術操作規范》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收錄藏藥浴等9項藏醫特色醫療技術的操作標準與實施流程,作為學會標準發布實施。此外,青海省先后出版發行《藏醫常見病臨床診療指南》《藏醫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藏醫護理規范》等,為臨床實踐提供了規范化依據。

在藏藥標準領域,形成了國家統籌修訂與地方特色補充的雙線并進格局。國家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品標準(藏藥分冊)》于1995年頒布,共收載藏藥制劑200余種。地方層面,2013年《西藏自治區藏藥材標準》頒布實施,成為西藏首部地方藏藥材標準,2025年該標準第三冊進入出版流程;2026年1月,《青海省藏藥材標準》第三冊正式出版,收載26種青海特色常用藏藥材,明確了全套質量控制指標。

(三)里程碑突破階段(2025—2026年):國家標準的躍升

2025年12月31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委)正式批準發布《藏醫疾病分類與代碼》(GB/T46946—2025)推薦性國家標準。該標準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起草,于2026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是我國民族醫藥領域首部疾病分類國家標準。

該標準遵從藏醫學術理論本體、滿足藏醫臨床診斷需求,將藏醫疾病分為三大基因病等十五大類和隆病等97節細類,編制了藏醫疾病名術語與分類代碼表,規定了3036種疾病的代碼、藏醫疾病名及其漢名。這一標準的出臺,在藏醫藥標準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第一,統一疾病名稱體系。有效解決了藏醫藥長期存在的“一病多名、同病異名”等問題,為臨床診斷、學術交流和醫療管理提供了統一的分類框架和術語依據。藏醫藥學在青藏高原千百年的傳承中,因地域分布廣泛、傳承譜系多元,形成了豐富的學術流派與臨床經驗,但同時也帶來了疾病命名與分類的差異。《藏醫疾病分類與代碼》(GB/T 46946—2025)的發布,標志著這一基礎性、根本性問題取得實質性突破。

第二,突出藏醫臨床特色。系統梳理和體現了藏醫優勢病種,有助于發揮藏醫藥在特定疾病防治中的獨特作用。標準在分類體系設計上,既參考了國際疾病分類(ICD)的基本框架,又充分尊重藏醫“三因、五源”“七精華三穢物”等基礎理論,在分類邏輯和病種設置上保持了藏醫學術的主體性。

第三,支撐醫療質量管控。為藏醫醫療服務質量控制、效果評價與管理監督提供了科學的監測指標。統一的疾病分類是醫療服務標準化管理的基礎,也是開展臨床路徑管理、醫療質量評價、醫療安全保障的前提條件。

第四,促進數據平臺建設。為構建藏醫藥大數據平臺奠定基礎,同時也可為醫保結算、衛生統計等信息化工作提供可靠數據支撐。在數字化轉型加速的背景下,標準化的疾病分類代碼是實現電子病歷互聯互通、健康數據匯聚共享、醫保支付精準管理的核心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該標準由西藏、青海等省區聯合制定,充分體現了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藏醫藥標準化協作機制的成效。作為制度變遷的關鍵節點,《藏醫疾病分類與代碼》的發布打破了長期以來藏醫藥標準以地方標準、學會標準為主的制度均衡,將藏醫藥標準化正式納入國家頂層標準體系。

(四)當前藏醫藥標準體系的基本框架

經過數十年的持續建設,我國藏醫藥標準化工作已形成涵蓋基礎標準、技術標準、管理標準三大類別,覆蓋術語、分類、藥材、制劑、診療、操作等核心領域的多層次標準體系。根據現有資料,主要標準存量可歸納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見,藏醫藥標準化已實現從無到有、從零散到系統的跨越式發展。但同時也應看到,現有標準中除新發布的疾病分類國家標準外,多數標準仍停留在地方標準、學會標準或學術規范層面,國家層面統一、權威的標準體系尚未完全形成。這正體現了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效應——早期形成的以地方標準為主的格局,至今仍制約著標準體系向國家層面整合的進程。特別是在藏藥材與制劑質量領域,現行有效的仍是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品標準(藏藥分冊)》,近30年來雖持續推進修訂,但與當前產業發展和臨床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三、現實挑戰與問題檢視

對照我國藏醫藥標準化工作現狀,雖然已取得一些成就,但也可以發現我們在多個層面仍存在明顯短板。這些挑戰既是制度演進中路徑依賴負面效應的集中體現,也是下一步制度創新需要著力突破的關鍵環節。

(一)國內標準體系不健全:層級分散與銜接不暢

一是標準體系化水平亟待提升。現有標準中,術語類、診療類、藥材類標準雖有積累,但分散在不同層級、不同機構,尚未形成協調一致、有機銜接的體系化成果。這一格局的形成,與早期標準化工作以地方自發探索為主的路徑密切相關——各地根據自身需求和條件分別推進,形成了相互獨立的標準體系,后續雖建立了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協作機制,但整合難度依然較大。產業與臨床廣泛依據的仍是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品標準(藏藥分冊)》、地方標準及團體標準,國家層面統一、權威的標準集群尚未完全形成。青海省衛生健康委在2025年12月召開的藏醫藥標準化工作會議上指出,需構建全域覆蓋、特色鮮明的藏醫藥標準體系,加強標準與臨床、產業的銜接。

二是地方標準與國家標準的轉化機制不健全。西藏、青海等省區在藏醫藥標準化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經驗,在診療技術規范、特色藥材標準等領域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地方標準,但地方標準向國家標準快速轉化的機制通道尚不暢通,制約了標準化成果的體系化集成。這一問題的深層原因,在于制度演進中形成的“地方先行”路徑依賴——長期以來,標準化工作主要依靠地方推動,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機制未能同步建立,導致地方標準與國家標準的銜接缺乏制度保障。

(二)科研支撐薄弱:循證依據不足制約標準質量

標準研制需要堅實的科學依據支撐,而當前藏醫藥領域的科研積累尚顯薄弱。這是路徑依賴負面效應的又一體現——早期標準化工作側重于經驗總結和規范整理,對基礎研究和循證評價的投入相對不足,這一傳統延續至今,成為制約標準質量提升的關鍵瓶頸。

在藥材物質基礎研究方面,藏藥復方成分復雜、作用機制不明確的問題較為突出。研究表明,藏藥的國家和地方標準不能覆蓋大多數藏藥品種,還存在“同名異物”“一名多物”等現象,其根源在于基礎研究的薄弱,加之藏藥在我國一區四省均有使用,且存在南北藏醫藥學體系之分,均給藏藥標準提高工作帶來了難度。亟須整合應用 DNA條形碼鑒定、紅外光譜、代謝組學等新技術和新方法加強品質評價研究。

在臨床循證評價方面,符合現代循證醫學要求的高級別臨床證據相對缺乏。2023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與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共同制定《古代經典名方目錄(第二批)》,藏醫藥有34種經典名方入選,這為藏藥復方的現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但相關臨床研究工作仍需系統推進。

在標準化專項研究方面,西藏自治區已進行相關布局。2026年度自治區科技計劃已設立“藏醫藥標準專項”,實行“首席科學家負責制”,旨在系統推進藏醫藥標準化研究工作。但整體投入規模與標準化工作的系統性需求相比仍有差距。

(三)復合型人才短缺:專業與規則兼備者匱乏

人才是標準化工作的第一資源。藏醫藥國際標準化工作的特殊之處在于,其要求從業者同時具備三方面素養:深厚的藏醫藥學養、精通國際標準制定規則、具備外交談判能力。這種復合型“標準外交官”人才的系統性短缺,已成為制約我國有效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瓶頸。這一短缺同樣可以追溯到路徑依賴的影響——早期教育領域的標準化探索主要聚焦于專業知識的傳承,對國際規則和外交能力的培養重視不足,這一培養模式的路徑延續至今,導致復合型人才供給難以滿足國際競爭的需要。

從培養體系看,藏醫藥高等教育雖已形成較為完善的專業人才培養體系,但國際標準化相關課程和訓練仍屬空白。明吉措姆建議,應允許西藏藏醫藥大學效法青海大學藏醫學院博士生內外聯合的培養方法,派遣博士研究生赴西方國家高校機構學習一年,使更多藏醫藥高層次人才通過留學獲得國際視野。

四、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制度變遷理論,系統分析了藏醫藥標準化的演進歷程、當前格局與現實挑戰,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藏醫藥標準化呈現“教育先行、術語奠基、臨床突破、藥材跟進”的漸進式演進邏輯。從20世紀80年代教育領域的自發探索,到21世紀初多領域全面展開,再到2025—2026年國家標準的里程碑突破,藏醫藥標準化走過了從無到有、從零散到系統的跨越式發展道路。這一演進路徑深刻體現了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特征——早期教育領域的標準化探索所形成的制度框架、人才儲備和經驗積累,始終影響著后續各領域工作的方向和方式。

第二,《藏醫疾病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的發布標志著藏醫藥標準化正式納入國家頂層標準體系。該標準在統一疾病名稱、突出臨床特色、支撐質量管控、促進數據平臺建設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為后續各領域標準研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式。作為制度變遷的關鍵節點,這一國家標準的發布打破了長期以來藏醫藥標準以地方標準為主的制度均衡,實現了制度躍遷。

第三,藏醫藥標準化面臨國內標準體系不健全、科研支撐薄弱、復合型人才短缺、國際合作機制有待完善等現實挑戰。這些挑戰正是制度演進中路徑依賴負面效應的集中體現——早期形成的“地方先行”格局、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的培養模式、面向國內的工作機制,至今仍制約著標準化工作的體系化整合和質量提升,亟須通過制度創新加以突破。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加快構建全域覆蓋、特色鮮明的藏醫藥標準體系,突破地方分散的路徑依賴。在《藏醫疾病分類與代碼》成功發布的基礎上,系統規劃并優先啟動藏醫藥基本術語標準、常用藥材與制劑質量標準、優勢病種診療指南等核心國家標準的研制工作。充分發揮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藏醫藥標準化協作機制作用,推動地方標準化成果加速向國家標準轉化,形成“標準共建、成果共享、經驗互鑒”格局。近期目標(1—2年)是完成藏醫藥基本術語國家標準研制;中期目標(3—5年)是推動主要藏藥材和制劑標準的國家層面統一;遠期目標(5—10年)是構建覆蓋全領域的國家級藏醫藥標準體系。

第二,強化科研支撐,為標準化提供循證依據,彌補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的歷史欠賬。依托西藏自治區2026年度科技計劃“藏醫藥標準專項”等平臺,針對藏藥復方物質基礎研究、炮制工藝機理研究、臨床循證評價等關鍵科學問題,系統組織攻關研究。重點支持符合現代循證醫學要求的高質量臨床研究,產出國際認可的科學證據,為國際標準提案提供堅實數據支撐。同時,加快推動《藏醫疾病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英文版的審定與推廣。建議設立國家級藏醫藥標準化科研專項,形成穩定的經費投入機制,確保基礎研究持續積累。

第三,構建復合型“標準外交官”培養體系,打破專業教育與規則培養脫節的路徑慣性。依托西藏藏醫藥大學、青海大學藏醫學院等高校,探索開設國際標準化相關課程,培養學生對國際規則的理解和運用能力。支持高層次人才赴海外學習研修,拓寬國際視野。建立藏醫藥標準化專家庫,對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的專家給予穩定經費保障,確保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中持續發聲。建議在相關教學、科研機構設立“國際標準化人才培養專項”,與國內外知名高校和標準化機構建立聯合培養機制,形成“專業+規則+外語”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藏醫藥標準化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域之事。唯有凝聚共識、協同發力,通過制度創新突破路徑依賴,方能在傳統醫藥國際標準化的新格局中牢牢把握主動權,讓傳承千年的藏醫藥瑰寶在標準化的護航下行穩致遠。

【來源:《中國藏學》2026(S1)增刊,作者彭博識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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