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兩國同為古老文明發源地,有著兩千余年和平交往的悠久歷史。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西藏問題”逐漸成為影響兩國關系發展的核心癥結之一。從1914年西姆拉會議炮制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到20世紀50年代印度繼承英帝國殖民遺產、干涉中國西藏和平解放,再到1962年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及此后數十年的關系起伏,“西藏問題”長期縈繞于中印關系發展進程之中,成為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藏學步入學科化發展軌道以來,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逐漸成為藏學界和國際關系學界共同關注的重要領域。40年來,國內學者在諸多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些學術積累初步凝練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范式。
2026年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站在這一歷史節點上,系統梳理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主要成就和特點,分析存在問題和局限,展望未來方向,具有雙重意義,既是對過去40年學術探索的致敬,更是試圖以發展歷程和前沿展望為邏輯主線,在回顧與前瞻的交匯處的一份學術思考。
一、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40年發展歷程
中國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研究,初期主要體現在官方編撰出版的相關著作中。1959年世界知識出版社編纂出版的《中印邊界問題》,收錄了中印兩國領導人周恩來、尼赫魯等就中印邊界問題發表的各類重要講話、往來信函以及《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該書共79頁,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系統呈現中印邊界問題立場的官方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此后,世界知識出版社于1960年又出版了《中印邊界問題(二)》,延續了官方文獻編纂的脈絡。
1961年3月,中國外交部編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和印度政府官員關于邊界問題的報告》,對1960年中印兩國政府官員就邊界問題進行的會晤報告予以刊布。這份報告長達583頁,詳細記錄了雙方官員在會晤中對邊界問題的立場陳述、事實舉證和辯論過程。戴超武指出,1960年兩國官員會晤期間,“中國方面用大量確鑿的材料證明,中印邊界東段的所謂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印邊界西段中國一邊的地區一直在中國的有效管轄之下,歷來是中國的領土”。這份報告是理解中印早期邊界交涉的關鍵文獻。
1962年,人民出版社又相繼出版《關于中印邊界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兩種文獻匯編,進一步豐富了這一時期的官方文獻序列。這些官方文獻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直接服務于當時的外交斗爭,闡明中國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嚴正立場;另一方面,它們為后來的學術研究積累了系統的史料,奠定了問題意識的基礎。戴超武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才“更趨向于學術化”。在此之前的研究,以官方編撰為主要形態,可視為學術研究的“奠基前史”。
(一)研究恢復期(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末)
197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社會科學研究進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專業機構的成立,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開始進入恢復發展期。這一時期的核心任務是譯介西方及印度學者的代表性成果,初步厘清基本史實,并大量利用英印檔案、俄文檔案對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展開扎實深入的分析,為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印度學者古普塔(Karunakar Gupta)是研究中印邊界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他在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發現《艾奇遜條約集》兩個版本,這一發現成為學界經典案例。《艾奇遜條約集》全稱《印度和鄰國的條約、契約、證書集》,由英屬印度外交部副秘書艾奇遜主編,于1929年初版。古普塔發現,編撰者在1929年原版第14卷中對西姆拉會議僅作簡要敘述,而1938年篡改版中則收入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相關文件,并將出版時間仍印為1929年,同時收回并銷毀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初版。這一發現有力揭示了英印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精心粉飾,為研究中印邊界問題提供了關鍵性的史料支撐。古普塔據此寫成《中印邊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由于堅持學術真理,古普塔在印度學界遭受排擠,甚至于1981年在沒有養老金的情況下退休。
英國學者蘭姆(Alastair Lamb)在《英國與中國中亞》(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中印邊境》(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1964)、《麥克馬洪線》(The McMahon Line)、《中印涉藏關系史(1914—1950)》等著作中,依據英國官方檔案,認為中國對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部分地區擁有提出領土要求的合法權利,最早對“正義完全在印度一方”的主流觀點提出了質疑。蘭姆作為英國藏學家,在充分利用各種檔案、通信集、文集、藍皮書和地圖等資料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1904年至1950年的中印涉藏關系史,重點研究了西姆拉會議及“西姆拉條約”,以及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的非法性質。他的研究從中英關系的角度考察“西藏問題”,駁斥了印度所謂繼承英帝國遺產的論點。西方學界高度評價蘭姆《中印涉藏關系史》一書。藏學家麥凱(Alex Mckay)在一篇書評中評論道:“蘭姆先生對英國外交備忘錄做了大量詳細的分析”,“想了解20世紀早期英國如何在西藏尋求外交霸權的詳盡可靠描述及嚴謹分析,則必須求助于學者蘭姆的相關研究著作”。
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的《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1970)則系統分析了印度的“前進政策”,指出中印邊界糾紛走向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斯韋爾1959年后任英國《泰晤士報》駐南亞特派記者,常駐印度新德里,在此期間同印度軍政官員接觸甚廣。1967年他進入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精心搜集印度政府內部材料,撰寫了《印度對華戰爭》一書。該書回顧了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演變和印度邊境政策的形成過程,著重敘述了印度方面如何一步步走上同中國對抗的道路,明確指出沖突是印度政府推行“前進政策”的結果。1970年底,毛澤東從《參考資料》上看到該書部分章節的摘要后認為很有價值,經與周恩來商議,決定翻譯出版全書,由外交部組織周南、龔普生、田進、柯柏年、葛綺云、吳景榮等6人翻譯完成。該書引用大量印度政府內部材料,其中包括被印度政府列為最高機密的《亨德森·布魯克斯報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的核心內容。該報告由印度陸軍中將亨德森·布魯克斯(Lieutenant General Henderson Brooks)和準將巴賈特(Brigadier P.S. Bhagat)于1963年聯合撰寫,分析了印度在1962年戰爭中失敗的主要原因——尼赫魯的“前進政策”、軍隊毫無準備和斷定中國不會開戰的戰略誤判。馬克斯韋爾是第一個引用這份機密文件的學者,這在當時引起印度議會軒然大波,印度政府甚至以違反《官方保密法》為由對他進行調查。事實證明,馬克斯韋爾這部巨著不僅是第一部詳細記述中印邊界爭端的著作,還促使歐美學界甚至印度學界重新認識中印邊界爭端的實質,有學者認為該書“揭示了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大戰略的若干重大問題。一是國際體系的變化對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二是基于檔案文獻的研究對國家利益的維護;三是決策者的戰略思想對國家大戰略的影響。”
在翻譯介紹西方論著的同時,國內也涌現出研究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其中,楊公素所著《中國西藏地方的涉外問題》于1992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國第一本系統論述西藏涉外問題的學術專著,至今仍是研究西藏近代史、中印邊界問題的重要參考文獻。書中系統梳理了西藏地方與英國、印度等國的交涉歷史。楊公素(1910—2008)是新中國西藏外事工作的親歷者和開拓者,1950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外事處副處長、西藏自治區外事處處長,參與處理了大量涉藏涉外事務。他的特殊身份使該書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作為新中國西藏外事工作的開創者,曾親歷1949年拉薩“驅漢事件”后的外交交涉、20世紀50年代與印度就“西藏問題”的談判、1954年《中印協定》的磋商等重大事件,書中記錄了大量第一手見聞。同時,楊公素利用長期積累的檔案資料,系統揭露了英國在西藏推行的“緩沖區”政策、印度獨立后對殖民遺產的繼承,以及印度在“西藏問題”上“兩面派”手法的實質。他指出,印度一方面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另一方面卻竭力維持其在西藏的特權,試圖將西藏變成中印之間的“緩沖國”。這種基于歷史的分析為理解當代中印涉藏關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線索。他在書中引用了大量外交部檔案、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印度政府白皮書等第一手資料,對“麥克馬洪線”的非法性、西藏歷史地位的演變、中印邊界問題的由來等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證。這些檔案資料在當時多為首次披露,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王遠大長期從事中俄關系史、邊疆史研究,他精通俄文,多次赴俄羅斯查閱檔案,在中俄關系史和西藏近代史研究領域成果卓著。他所著《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于1993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是新中國第一部系統利用俄國檔案研究中印涉藏關系的學術專著,標志著中國學者開始在中印涉藏關系研究領域擺脫單純依賴英印檔案的局限,進入多語種互證的研究新階段。該書首次系統利用俄國檔案文獻,從英俄“大博弈”的宏觀視角,深入分析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俄國對中國西藏的滲透、爭奪及政策演變。作者大量引用俄羅斯外交政策檔案館、俄羅斯國家軍事歷史檔案館等機構的原始檔案,其中包括俄國駐北京公使、駐喀什總領事、駐西藏探險隊等的一手報告,許多資料在國內是首次披露。這些珍貴檔案為理解“西藏問題”的國際化提供了新的證據。王遠大在書中詳細論述了俄國如何通過派遣探險隊、拉攏西藏上層、支持“獨立”勢力等手段,與英國在西藏展開激烈角逐。他指出,英俄“大博弈”不僅加劇了西藏的動蕩,也深刻影響了清政府和民國政府對西藏的治理。俄國對西藏的政策,與英國“緩沖區”戰略形成呼應,共同塑造了“西藏問題”的復雜格局。該書與周偉洲的《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互為補充,共同明晰了近代西方列強在西藏角逐的完整圖景,被視為研究中印涉藏關系史不可或缺的姊妹篇。
王宏緯長期從事南亞與中印關系研究,其代表作《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被列為國家社科“七五”重點項目,圍繞中國西藏與印度邊界問題展開,揭示中印邊界沖突全過程,指出中印關系深受“西藏情結”影響——印度從地緣安全與民族心理出發,始終將西藏視為戰略緩沖與文明延伸區,這種深層情結導致獨立后印度繼承英帝國殖民遺產,在邊界問題上持單邊主義立場。他系統論證了1962年邊界沖突的根源在于印度“前進政策”,并指出邊界問題的長期懸置源于印度對歷史事實的刻意回避。上文提到古普塔《中印邊界秘史》即由王宏緯翻譯,為國內相關研究奠定了史實基礎。
呂昭義長期從事南亞史、中印關系史及中國西南邊疆史的研究,1989年赴印度德里大學進修中印關系史。其代表作《英屬印度與中國西南邊疆:1774—1911》的研究時段以1774年英屬印度首任總督哈斯丁斯派波格爾出使日喀則考察貿易為起點,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終點,旨在填補國內學界對英帝國早期向中國西南邊疆滲透的系統研究空白,揭示了英屬印度對華政策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特征。作者將1774年至1911年間英屬印度對西南邊疆的政策劃分為3個階段:商業擴張時期(1774—1894),以打開中國“后門”,貫通滇緬、中國西藏與印度的貿易通道為主旨;全球戰略利益主導時期(1894—1905),重點防范俄國南下、爭奪亞洲霸權;維護殖民統治時期(1905—1911),針對中印民族解放運動興起而調整擴張策略。這一框架清晰呈現了英屬印度政策演變的深層邏輯。此外,作者還從獲取原料、傾銷商品的商業利益,爭奪霸權的全球性軍事戰略利益,以及維護對印度殖民統治的地區性政治軍事利益3個維度,剖析英屬印度對華政策的根本動因。書中指出,英國與以往入侵印度的異族統治者不同,始終保持“外國性”,其政策服務于英帝國全球戰略而非印度本土利益——這是理解中印近代關系的關鍵。該書將英屬印度對西南邊疆的政策置于英帝國全球戰略、英俄中亞“大博弈”、英國與清政府關系等多重背景下審視。作者指出,英屬印度的擴張不僅受中英雙邊關系影響,更與英國在歐洲、中亞的戰略布局緊密相連,體現了帝國主義時代邊疆問題的全球性特征。呂昭義在《關于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對傳統習慣線、“外線”“內線”及趙爾豐部屬劃界問題進行了細致考辨,揭示了英國通過一系列協議將原傳統習慣邊境兩屬地區占為己有的過程。他的研究還系統梳理了英屬印度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政策,將其劃分為商業擴張時期、全球戰略利益主導時期、維護殖民統治時期3個階段,從“邊界”拓展到“邊疆治理”,廓清了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重大問題。
陳謙平長期從事民國時期“西藏問題”和中英關系研究,其在“西藏問題”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1943年中英關于西藏問題的交涉》一文,利用英國和民國檔案,詳細梳理了1943年西藏地方政府關閉由印度經西藏通往中國內地的畜力運輸線所引發的中英交涉。1943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國支持下關閉馱運路線,導致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惡化,重慶國民政府計劃派軍隊入藏,英印政府隨即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西藏地方政府也趁機向英印政府要求提供或購買軍火。陳謙平通過對這一事件的系統考察,揭示了英國對西藏政策的殖民本質及國民政府的艱難應對,為理解抗戰時期中英西藏交涉的復雜格局提供了重要歷史線索。
張文木長期從事地緣政治學、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是國內最早從地緣政治視角系統分析“西藏問題”與印度安全戰略的學者之一。2000—2001年,他作為國家公派訪問學者赴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系訪學,對印度地緣戰略進行深入研究。他的代表作《印度的地緣戰略與中國西藏問題》發表于1998年5月印度核試驗后印度人民黨政府突然對中國發難之際,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張文木從地緣戰略高度,系統分析了印度對西藏政策的深層邏輯,指出印度獨立后繼承英國殖民遺產,將西藏視為“緩沖區”的戰略思維是導致中印關系長期不穩定的重要根源。該文是當時地緣政治視角研究代表作,標志著中國學者開始從宏觀戰略層面審視“西藏問題”的國際背景。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中印關系涉藏研究主要以翻譯引介西方及印度學者成果為首要任務,古普塔對《艾奇遜條約集》篡改本的發現、蘭姆對英屬印度檔案的系統運用、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對“前進政策”的深刻剖析,均為國內學界提供了重要史料與方法論參照。與此同時,中國學者開始從史料出發構建自主研究框架:楊公素《中國西藏地方的涉外問題》以親歷者視角記錄新中國涉藏外交實踐;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首次系統利用俄國檔案,開啟多語種互證研究;王宏緯《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從地緣心理角度揭示印度“西藏情結”;呂昭義開創性地系統運用英印檔案文獻,重構近代英國殖民勢力向中國西南邊疆擴張的歷史進程;陳謙平、張文木則分別從歷史檔案與地緣戰略切入,拓展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這一時期的研究以厘清史實為基礎,以多語種史料為支撐,為后續專題研究的拓展和學術深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專題拓展期(2000—2012年)
進入21世紀,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專題拓展和多學科介入特征。張永攀系統梳理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指出研究主題從單純的中印邊界史擴展到多個維度:邊界史研究、中印邊界與冷戰關系研究、中印邊界與美國和蘇聯等國的關系研究,以及從民族國家構建與民族主義角度對中印雙邊關系的研究。這一拓展與近年來英、美、俄等多國檔案陸續解密密切相關,“研究成果突出了新史料、新觀點和交叉學科的應用”。
周偉洲長期致力于中國民族史、邊疆史研究。他主編的《英國、俄國和中國西藏》是研究中印關系涉藏議題領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該書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印關系時局限于“雙邊關系”的視野,將英國、俄國兩大帝國在西藏的爭奪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系統考察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英俄兩國在西藏的角逐及其對中國西藏地方的影響。這種“多邊博弈”的研究視角,為后來學者從國際史、跨國史角度研究中印關系涉藏議題奠定了重要基礎。正如周偉洲在書中指出的,“西藏問題”的形成“是英、俄兩大帝國主義列強在亞洲爭霸的產物”,這一判斷深刻揭示了“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歷史根源。此外,該書充分利用中、英、俄等多語種史料,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俄國外交檔案等,在多語種互證方面做出了開拓性嘗試。周偉洲對英俄兩國在西藏的侵略活動、西姆拉會議的來龍去脈、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出籠過程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考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書對英俄在藏角逐的系統梳理,為后來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英國、俄國和中國西藏》的出版,標志著國內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從“翻譯”向“自主研究”的重要轉折。它的出現承接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對西方及印度學者研究成果的翻譯介紹,同時又開啟了21世紀以后多語種互證、多國博弈研究的新路徑,是一個關鍵節點。
呂昭義的代表性著作《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系統論述了辛亥革命前夕至1947年印度獨立期間,英帝國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政策演變及其與中印民族解放運動的復雜關系。首先,作者將西南邊疆問題置于全球國際格局與中印民族解放運動雙重背景下考察。該書以辛亥革命前夕至1947年印度獨立為時段,系統論述英帝國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政策演變。作者認為,中國維護西南邊疆主權的斗爭與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同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英帝國對西南邊疆的政策實為其鎮壓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向外延伸。英帝國雖祭出“民族自決”旗幟,卻無法改變其實質,反以“獨立”“自由”為誘餌將分離勢力拉上對抗中印民族解放運動的戰車。其次,作者系統剖析了英帝國在西藏推行的“緩沖國”與“戰略邊界”計劃。全書11章清晰呈現兩大計劃的實施過程:從清末新政與英印“戰略邊界”計劃,到辛亥革命后英國的“緩沖國”計劃,再到西姆拉會議的召開與破裂,通過這些關鍵事件的細致考辨,揭示英國如何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與中央關系的不正常狀態,企圖將西藏變成中印之間的“緩沖國”。此外,作者對《艾奇遜條約集》偽書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考辨也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書中專門論述英國如何通過篡改歷史文獻,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制造所謂“法理依據”。這一研究與此前古普塔發現《艾奇遜條約集》兩個版本的經典案例形成呼應,且呂昭義從英國全球戰略高度,進一步揭示了偽書制造與“戰略邊界”計劃的深層關聯。該書還揭示了英帝國政策與中印民族解放運動的復雜互動。書中專章論述緬甸民族主義運動、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及英帝國撤退后印度對殖民遺產的繼承,深入剖析印度獨立后“大國夢”與英帝國遺產的內在聯系,為理解當代中印邊界問題提供了重要歷史線索。該書特色在于宏闊的研究視野與扎實的史料基礎,實現多語種互證,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柳陞祺《柳陞祺藏學文集》分為漢文卷和英文卷,是柳先生藏學研究成果的首次結集出版。文集中收錄的重要篇目包括:摘自《藏族簡史》中先生承擔的“17世紀西方勢力入侵至西姆拉會議”部分;散見于《民族研究》《中國藏學》《西藏研究》等刊物的文章;回憶文章如《蒙藏委員會拉薩辦事處期間的回憶》《憶九世班禪》;書評如《〈被隱藏的中印邊界史〉讀后》;譯文如摘譯的柔克義、蘭頓、河口慧海、蘭姆等的著述;英文文章如《回顧西藏和平解放時的幾個涉外關系問題》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文集還收錄了先生晚年與鄧銳齡先生討論藏學問題的49封信件,其治學的剴切、為人的謙和感人至深。
陳謙平的專著《抗戰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是其“西藏問題”研究集大成之作。該書通過極為豐富的史料運用及對具體歷史事實的詳盡陳述,剖析了抗戰前后中英雙方圍繞西藏問題的多次交鋒。全書分為5章:第一章導論,第二章中英關于班禪返藏的交涉,第三章圍繞中印交通所爆發的中英、漢藏危機,第四章抗戰前后英印對藏東南地區的領土擴張,第五章戰后中英對藏政策及其演變。書中清晰地展現了在“西藏問題”上,國民政府堅持對藏行使主權、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英印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而一貫采取的干涉政策,以及西藏地方政府與兩者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該書的突出特點在于其扎實的史料基礎。作者窮十年之功,系統搜集英國、美國和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的檔案館藏,大量運用英國外交部檔案、印度事務部檔案、美國外交文件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北“國史館”等機構的原始文獻,為中華民國史“西藏問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該書是研究抗戰時期中英西藏交涉的必讀書目,被學界公認為該領域的代表性著作。
隨新民的專著《中印關系研究:社會認知視角》建立了“價值信仰、國際環境、社會學習——認知和行為互動——中印關系”的分析模型,選取邊界問題、安全問題、“西藏問題”3個案例,系統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中印關系。該書從社會認知視角切入,為理解中印關系中的西藏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戴超武《中印邊界沖突與蘇聯的反應和政策》一文從國際史視角分析了中印邊界沖突與美蘇冷戰格局的互動關系,將“西藏問題”置于大國博弈的整體圖景中。他指出,“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一個在國際冷戰史中占據突出地位的事件,對中蘇分裂的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蘇聯的反應和政策是“蘇聯對印度政策發展變化和赫魯曉夫推行‘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蘇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及國際戰略問題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的突出體現。
張永攀的專著《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以1937年至1947年為研究時段,聚焦英國對西藏的滲透活動,基于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等原始文獻展開分析,首次使用大量英國印度事務部涉藏政策的原始檔案,系統梳理了英印政府通過“前進政策”“七點行動計劃”“控制前進手段”“蒙古地緣帶計劃”“色拉山口調整計劃”等手段在達旺、察隅、珞瑜地區的勢力擴張進程,揭示其對西藏政治地位的干預策略,涵蓋了中英關于西藏主權的交涉、英國阻撓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改善等史實,考證了二戰期間英國對藏軍事援助、邊界調整及文化滲透等殖民舉措。該書還提示了英印政府和英國政府在殖民主義基礎上的內部爭執過程,為近代“西藏問題”的殖民主義根源提供了檔案實證。
梁俊艷專著《英國與中國西藏(1774—1904)》,以“英國對華陸路戰略”為主線,將1774—1904年英國侵藏過程劃分為戰略展開、試圖干涉、準備階段、武裝侵略4個階段,系統梳理了從波格爾出使西藏到榮赫鵬入侵拉薩期間英屬印度對西藏的政策演變,是作者在這一時期英國涉藏關系史研究的代表作。
這一時期的研究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多語種互證成為主流,中國學者開始系統利用英、俄、美等多國檔案;第二,研究視角從單純的歷史學拓展到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地緣戰略學等多學科領域;第三,專題研究不斷深化,中英關系、中印邊界等專題均有專論問世;第四,“西藏問題”在中印關系中的結構性地位得到系統揭示,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三)深化創新期(2012年至今)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在史料運用和研究視角上呈現出新的特點:多語種檔案的互證研究日益深入,研究視野從歷史縱深向現實關切拓展,不同學科的方法也被更多引入。
戴超武《中國對印度占領“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反應及其意義(1951—1954)》利用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系統考察了1951年至1954年中國對印度占領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反應,揭示了中國政府“暫維現狀”政策形成的復雜動因。該研究從微觀層面呈現了中國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對邊界問題的審慎處理。
巴桑羅布《隱秘樂園門隅——門隅的歷史法律地位》是國內首部系統研究門隅的專著。該書著重考證了9世紀中葉到19世紀豐富多彩而確鑿的門隅、門巴族歷史和文化。作者堅持嚴格的科學探索態度,從藏文古籍和檔案中發掘有用線索,以確切的檔案資料和深刻分析,確證了西藏地方政府歷史上對整個門隅地區的行政管轄。書中對門隅地區藏語地名的考釋,涉及山嶺江河和村落以及歷史區劃,對門隅的地理、地名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藏學家陳慶英在該書序言中指出,“終于有一只會給門隅的歷史文化研究帶來明媚春光的杜鵑從門隅飛過來了”。
白瑪朗杰主編《西藏門隅地區的人文歷史與現狀》系統梳理門隅地區歷史沿革、地理氣候、自然資源分布及經濟發展脈絡,詳述當地文化習俗與宗教傳播歷程,涵蓋吐蕃時期至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體系:書中收錄西姆拉會議親歷者回憶錄,通過11位噶廈官員及門達旺地區任職者的證言,論證“西姆拉條約”因民國中央政府代表未簽字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并揭露英印蠶食門達旺地區的殖民過程,該書還分析了英印、西藏地方政府及民國中央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交涉立場。以上邊界史研究共同揭示了門隅、察隅等爭議地區主權歸屬的堅實史實根基,為理解中印邊界問題的歷史由來提供了清晰的事實鏈條與法理依據。
張文木的專著《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是其印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分為三章:第一章“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第二章“印度洋與印度國家安全”,第三章“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該書從地緣政治視角系統分析印度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古今大國在印度洋的角逐深刻影響著印度國家安全。張文木特別強調,尼赫魯“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的論斷,反映了印度對自身地緣地位的深層焦慮。書中提出,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這一觀點對理解印度對外戰略及中印關系具有重要啟示。
孟慶龍的專著《世界史視閾下的中印邊界問題》系統論述了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源,包括西姆拉會議前英國對西藏的侵略、會議期間的圖謀及“西姆拉條約”的歷史影響,并專章分析域外因素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角色。
劉宗義的《2020年以來中印邊境對峙的原因、影響及啟示》一文,系統剖析了2020年5月以來中印邊境新一輪對峙及加勒萬河谷沖突的深層原因。文章指出,邊境對峙是莫迪政府內外政策調整的結果,是中印地緣政治矛盾激化的表現,與新冠疫情下印度決策者的對外戰略誤判密切相關。研究強調,中印邊境對峙對雙邊關系、地區形勢和全球局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印政治關系很難恢復正常,印度堅持推進經濟“去中國化”,并在南亞地區強化與中國的競爭。
林民旺的《跨越喜馬拉雅山的地緣政治博弈》一文,將中印關系置于400年歷史變遷中加以考察。他指出,2020年開始的中印邊境對峙重新將喜馬拉雅山地緣政治拉回人們視野。作為喜馬拉雅山脈兩側的大國,中印一直是影響和塑造跨喜馬拉雅合作與地緣政治博弈的主角。隨著喜馬拉雅山兩側大國的興衰變遷,近代以來的400年經歷了4個階段的大博弈,而在過去的100年里,喜馬拉雅山地緣政治同樣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變遷。這一研究從長時段視角揭示了涉藏問題的深層結構。
霍仁龍在《殖民話語建構與中印邊界演變——近代英國對中國察隅地區的蠶食》中,主要依據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英屬印度政府和軍方檔案、調查者的報告、西方人所繪中印邊界地圖資料等,以印度阿薩姆與中國長江中上游地區之間的重要通道——西藏察隅地區為研究對象,系統考察了近代英國對中國察隅地區的蠶食過程。他指出,從19世紀初期到1914年西姆拉會議期間,英國以非法調查和地圖測繪為重要手段不斷獲取察隅地區的情報,圍繞山地部族的歷史歸屬問題、山地部族與藏人的邊界問題,逐步建構起有利于其侵略擴張的中印邊界殖民話語。該文揭示了殖民知識生產的政治性本質——威爾科克斯的調查顯示迪加羅人使用的器具多為中國制造且刻有中國文字,而格里菲思的調查則試圖建構迪加羅米什米人歸屬阿薩姆的話語,與同期其他調查者的結論完全相反。這種研究路徑從“用檔案”走向“讀檔案”,從“史實考證”走向“話語批判”。
趙光銳在《界劃西藏:20世紀40年代英國有關西藏地圖的“政治規范”》一文中,從地圖繪制角度切入,系統分析了1944年英國政府《中國地圖》備忘錄的形成過程。該文通過對英國新聞部、印度事務部和外交部主導制定的《中國地圖》備忘錄的系統分析,揭示了地圖繪制如何成為“正當化”實現英國在喜馬拉雅殖民利益和西藏政策的重要手段。備忘錄明確規定英國地圖必須將喜馬拉雅主山脊作為中印東段邊境線,并要求以特殊方式標示西藏的所謂“未定地位”。趙光銳指出,備忘錄的擬定、散播和實施過程是英國官方將其對中國邊疆范圍尤其是西藏政策以地圖形式加以系統化、視覺化的過程,借助于遵守該標準的地圖的大規模繪制和傳播,英國人所塑造的西藏地位的“模糊狀態”、西藏“自成一體”的形象傳播散布到全球。這一研究揭示了英國如何通過地圖這一文化工具系統性地塑造涉藏話語,將邊界問題與知識生產、權力關系結合起來。
葉海林在《自我認知、關系認知與策略互動——對中印邊界爭端的博弈分析》一文中,運用動態博弈和博弈策略的相關理論,以近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演變過程為案例,分析了洞朗事件后中國對印合作政策未能獲得預期回報的原因,從博弈論視角為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作者指出,洞朗事件后中國對印政策建立在維護次要戰略方向穩定的目標上,具有風險厭惡型策略的典型特征。然而,這一合作性策略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其原因在于:國家在次要方向上的合作性策略能否取得預期效果,與博弈過程中雙方對支付結構的預期存在密切關聯;在次要方向上主要對手的自我認知和關系認知,會對行為體的信號接收效果產生重大影響。基于此,文章提出重要的政策啟示:國家應準確判斷次要對手的自我認知和關系認知,避免因信號釋放失當造成政策目標與手段不匹配的消極后果。中國在調整對印外交策略時,需要避免以希冀目標作為可能前景等多種認知偏差。這一研究將博弈論引入中印邊界問題分析,為理解近年來中印關系的復雜互動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十多年來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在史料和方法上都有明顯變化。學者們不再滿足于單一國別的檔案,而是更多采用多語種互證;研究視角也從傳統的政治史敘事,轉向對殖民話語和知識生產的批判性考察;同時,對現實問題的關切也更加突出,歷史研究與當代議題之間的對話日益緊密。
二、特點、局限與深化方向
(一)主要特點
40年來,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取得了顯著成就,可概括為3個方面:
第一,史料拓展。從早期依賴英印檔案漢譯,到多語種檔案互證,史料范圍的不斷拓展為研究深化奠定了堅實基礎。戴超武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英美印俄五國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解密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1950—1965年)”,系統搜集了英國、印度、美國、法國、俄國檔案文獻326卷,12168份文件,48368頁,約4230萬字。霍仁龍在《殖民話語建構與中印邊界演變——近代英國對中國察隅地區的蠶食》中,主要依據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英屬印度政府和軍方檔案、調查者的報告、西方人所繪中印邊界地圖資料等,系統考察了近代英國對中國察隅地區的蠶食過程,從“史實考證”走向“話語批判”。
第二,視野轉換。從單純的“邊界史”到“關系史”,從宏觀政治史到制度史、文化史、跨國史,研究視野的不斷轉換使學者得以觸及更豐富的歷史面相。呂昭義在《關于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中,對傳統習慣線、“外線”“內線”及趙爾豐部屬劃界問題進行了細致考辨,揭示了英國通過一系列協議和非法篡改將原傳統習慣邊境兩屬地區占為己有的過程。他的研究還將英屬印度對中國西南邊疆的政策劃分為商業擴張時期、全球戰略利益主導時期、維護殖民統治時期3個階段,從“邊界”拓展到“邊疆治理”。
第三,方法創新。從單一的歷史學方法,到政治學、國際關系學、法學等多學科方法的綜合運用,再到近年來跨學科研究的嘗試,方法論的創新為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葉海林運用動態博弈和博弈策略的相關理論,以近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演變過程為案例,分析了洞朗事件后中國對印合作政策未能獲得預期回報的原因,將博弈論引入中印邊界問題分析。
(二)局限性
在肯定成就的同時,也需要以批判性視角審視現有研究的局限。這些局限正是未來研究可以突破的方向。
第一,聚焦官方層面,忽視基層社會群體。現有的研究多聚焦于官方層面,對邊民、僧人、商旅等基層群體關注不足。霍仁龍對察隅地區山地部族的研究是一個難得的例外,他通過分析威爾科克斯、格里菲思等人的調查記錄,揭示了迪加羅人、米什米人等山地部族在殖民話語建構中的位置。但總體而言,邊民如何理解和記憶邊界?僧人如何維系跨越喜馬拉雅的宗教網絡?商旅如何建構民間交往的通道?這些主體既是歷史的參與者,也是中印關系涉藏議題中的重要變量,卻長期處于研究視野的邊緣。
第二,集中于政治史,經濟文化社會史研究相對薄弱。現有研究以政治史、邊界史為核心,經濟關系史、文化關系史、社會史研究相對薄弱。呂昭義對英屬印度商業擴張時期的分析揭示了英屬印度以打開中國西南后門為主旨的對華貿易戰略;霍仁龍對察隅地區山地部族的考察,涉及邊民歸屬、部族認同等社會史議題;趙光銳對1944年英國政府《中國地圖》備忘錄的分析,觸及知識生產、文化權力等文化史維度。但總體而言,類似研究鳳毛麟角。我國中國西藏與印度貿易的規模、結構、演變如何?民間交往的歷史形態有哪些?這些問題尚待深入挖掘。
第三,聚焦近代與冷戰史,當代問題研究不足。現有研究集中于近代(英印時期)和冷戰時期,對當代問題的關注相對不足。葉海林運用博弈論對洞朗事件、加勒萬河谷沖突的分析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但類似的研究屈指可數。特別是近年來,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涉藏輿論博弈呈現何種態勢?氣候變化對喜馬拉雅冰川的影響如何改變中印在水資源問題上的博弈格局?這些當代議題的研究亟待深入。
第四,歷史學科為主導,多學科研究相對欠缺。現有研究以歷史學方法為主導,人類學田野調查、社會學定量分析、傳播學內容分析等方法的運用還不充分。朱衛在《中印拉達克問題研究述評》中指出,國外學界自1981年成立“國際拉達克研究學會”以來,研究視角和理論方法日益豐富,人類學研究視角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相比之下,國內研究的跨學科嘗試尚屬鮮見。這限制了研究者觸及新議題、提出新問題的能力,也使國內學界在國際學術對話中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
第五,主要依賴英印檔案,地方性以及數字文獻利用不足。現有研究對英印檔案的利用已較為充分,但對地方性漢藏文史料、尼泊爾等地方文獻利用不足,尤其是錫金、尼泊爾、不丹等地方性、多語種檔案仍有挖掘的空間。此外,當代數字平臺上的海量數據——如社交媒體言論、網絡輿情、數字社群動態——更是幾乎未被納入研究視野。這些資料的發掘和利用,將為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開辟新的可能。
(三)深化方向
基于上述分析,以下幾個有待深化的議題值得特別關注,它們代表了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未來的深化方向:
第一,跨境文化網絡研究。喜馬拉雅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文化走廊,藏傳佛教的跨境聯系、民間朝圣活動、跨境婚姻與貿易,構成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的文化底色。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李德成研究員指出,藏傳佛教本身就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之一,愛國愛教、護國利民是其優良傳統和重要體現。從歷史維度看,1247年“涼州會盟”為中央政府實現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奠定了基礎;從當代維度看,如何將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諧包容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融入藏傳佛教教義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議題。跨境朝圣路線的歷史與現狀、藏傳佛教寺院的跨境聯系網絡、中印民間貿易的歷史形態,均需更多學術關注。
第二,數字時代涉藏博弈。自媒體時代,涉藏議題的國際傳播呈現出全新特征。相關研究發現,國際自媒體已成為“藏獨”分子的重要宣傳平臺,涉藏輿情呈現政治化、國際化、暴力化傾向,具有策劃性、破壞性和周期性媒介事件特征。國際自媒體涉藏信息以轉載為主,西方主流媒體設置議程,英美發達國家壟斷信息流。有學者對新世紀中國涉藏國際傳播研究的述評指出相關研究主要有5個傾向:多視角考察國際媒體涉藏報道、西藏作為傳播主體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媒介中的“西藏形象”研究、國際傳播視野中的藏傳佛教及其文化研究、海外互聯網涉藏輿情研究。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涉藏議題傳播機制、“Tibetan Twitter”等數字社群的組織動員能力、中印網絡輿論博弈的策略與效果,以及在數字媒介趨勢下如何重構民族宗教議題的對外話語體系。
第三,非傳統安全議題。氣候變化對喜馬拉雅地區的影響正日益成為中印關系中不可忽視的變量。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南亞黑碳排放加速了以冰川退縮為主的青藏高原固體水儲量損失。值得注意的是,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作為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旨在加快發展清潔能源、大力改善當地民生、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中方明確表示,該工程經過嚴謹科學論證,嚴格按照中國行業最高標準,全方位開展工程建設生態環保,避讓多處重要生態環境敏感區,最大限度保留原始生態系統,不會對下游國家生態環境、地質水資源權益造成不良影響,反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下游防災減災和應對氣候變化。印度國內部分勢力對此項目的關切已被中方通過既有溝通渠道予以回應。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研究以加查水電站為例,運用能值分析法綜合評估其生態效應,結果顯示環境負載率為0.85,能值可持續指標為3.60,表明水電工程對青藏高原生態影響較小且有較好的可持續能力。
第四,歷史記憶的當代重構。中印兩國對涉藏歷史的不同敘事,深刻影響著各自民眾的認知和國家政策的民意基礎。有學者指出,印度在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將中國稱為“侵略者”,這種“中國的背叛”敘事成為印度社會怨恨中國情緒的主要思想根源。印度雖然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但骨子里希望將西藏變成中印間的緩沖區,加之歷史上形成的雙方宗教文化聯系,印度民眾對“西藏問題”的認知與中國存在巨大錯位。相比之下,中國歷史教科書中的表述遠較印度接近事實。這種敘事差異如何形成?影視作品、紀念館、博物館如何塑造各自的西藏形象?這些問題涉及歷史學、傳播學、記憶研究的交叉領域,值得深入探討。
三、結語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40年來,在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領域作出了系統性貢獻。史料奠基方面,內部整理出版系統引介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等第一手文獻,公開翻譯出版蘭姆《中印涉藏關系史》等西方經典著作,為國內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學術引領方面,中心牽頭完成的8卷13冊《西藏通史》中,清代卷、民國卷、當代卷,系統論述了英屬印度侵藏、西姆拉會議、非法的“麥克馬洪線”、1962年自衛反擊戰等關鍵議題。中國藏學出版社推出了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及《周偉洲藏族史論文集》《喜馬拉雅山情結》《當代中印關系述評》《馮明珠藏學論文集》等一批重要成果,中心學者產出了《英國與中國西藏》《清末民初亞東關稅務司研究》等標志性論著,推動研究從邊界史向關系史、從政治史向制度史與話語批判的范式轉型;智庫服務方面,中心持續為涉藏外宣、邊界問題應對及涉藏外交戰略提供學術支撐;人才培養方面,通過青年藏學會、青年雙周論壇等平臺,形成老中青結合的學術梯隊,在中印關系涉藏議題研究領域保持了學術傳承與創新活力。40年來,藏研中心已成為該領域國內領先、國際對話的重要平臺。
回望40年,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從官方文獻奠基,到學術化起步,再到專題拓展與深化創新,走過了一條從翻譯引介到自主對話、從邊界中心到關系史建構、從單一學科到多學科融合的學術演進之路。40年的積累,使我們擁有了扎實的史料基礎、清晰的問題意識和豐富的專題成果;40年的探索,也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有研究的局限。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正迎來范式創新的重要契機。后殖民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分析殖民遺產延續與轉化的理論工具——英國殖民印度時期建構的涉藏話語(如“西藏獨立論”“緩沖區論”)如何在印度獨立后被繼承和延續?解構這套服務于殖民擴張的話語體系,正是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對話中可以貢獻的獨特智慧;地緣文化視角的開拓,將使被傳統地緣政治遮蔽的文化認同、宗教網絡、民間交往浮出水面;非傳統安全研究的拓展,則將氣候變化、水資源、生態移民等新興議題納入研究視野;跨境文化網絡研究、數字時代涉藏博弈、歷史記憶的當代重構——這些前沿議題正等待研究者深入發掘。人類學田野調查、比較案例研究、跨學科方法的綜合運用,則為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
四十不惑,向新而行。中印兩國有著兩千余年和平交往的悠久歷史,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不僅關乎領土爭端和政治博弈,更關乎兩大文明的對話與互鑒。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浪潮中,中國藏學應當,也必將在中印關系中的涉藏議題研究領域,以文明對話的學術智慧回應時代命題,在國際學術界發出更加響亮的中國聲音。
【來源:《中國藏學》2026(S1)增刊,作者梁俊艷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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