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前身是歷史宗教研究所。經過多年建設與發展,宗教研究所(以下簡稱“宗教所”)已成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開展藏傳佛教及相關宗教研究的重要學術機構。宗教所以服務國家涉藏工作大局、推進藏學學科建設為職能定位,長期圍繞藏傳佛教、民間宗教與苯教研究、梵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等方向持續深耕,逐步形成了“以基礎研究為根基、以現實問題研究為導向、以智庫服務為特色”的發展格局。宗教所自成立以來,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正確領導下,在鄭堆等歷任所長的帶領下,先后有30余位同志從事相關研究與建設工作。當前,宗教所已形成一支職稱、學歷、年齡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現有科研人員8人,其中研究員3人、副研究員2人,另有助理研究員、博士后及具有博士、碩士學位的科研骨干。
多年來,宗教所始終堅持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內外相關學術成果,對宗教學基礎理論以及藏傳佛教教義、經典、歷史、現狀及其與藏族傳統文化的關系開展多視角、多層面的系統研究,并緊密圍繞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社會發展中與宗教密切相關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持續加強前瞻性、對策性和應用性研究,在推動藏傳佛教學術研究、服務黨的涉藏宗教工作、發揮國家涉藏問題尤其是藏傳佛教研究智庫作用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
一、初步發展夯基壘臺
1994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正式成立。彼時,無論國際還是國內,現代意義上的藏學研究尤其是藏傳佛教專題研究,整體仍處于起步階段,藏學及藏傳佛教研究學科建設、資料整理、人才培養和現實問題研究尚在逐步展開之中。作為國家涉藏研究的重要學術機構,宗教所自成立伊始,始終圍繞“兩個服務”的職責定位展開工作,一方面服務黨和國家涉藏工作大局,另一方面服務藏學學科建設與基礎研究積累。圍繞這一使命,宗教所在藏傳佛教基礎調查、現實問題研究、梵文文獻整理、工具書編纂以及國內外學術合作等方面持續發力,逐步形成了基礎研究與現實應用研究并重的發展格局,為后續工作的全面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推進基礎研究,夯實學術根基
在藏傳佛教基礎資料建設方面,宗教所成立后承擔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課題“藏傳佛教歷史與現狀研究”。該課題于1994年正式啟動,宗教所組織力量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涼山州木里藏族自治縣以及甘肅等地,克服種種困難,對藏傳佛教寺院開展系統實地調查。由于青海、甘肅以及西藏自治區藏傳佛教寺廟歷史文獻相對齊備,而四川甘孜、阿壩等涉藏地區的許多寺廟史料長期較為零散、缺乏系統整理,這項課題實際上承擔了“摸清家底、補齊短板”的基礎任務。課題組在調查基礎上組織編寫完成《四川甘孜州藏傳佛教寺廟志》《四川阿壩州寺院志》《甘肅甘南州寺院志》,不僅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貴的一手材料,也為后續這些地區的寺廟史、地方宗教史和藏傳佛教區域傳播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如何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逐漸成為藏傳佛教研究必須回應的重要時代課題。2003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項目“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究”正式啟動。由鄭堆任課題組組長,吸收了全國各地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統戰宗教部門和宗教界30余位研究人員共同參與。課題設置了藏傳佛教積極因素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關系研究、寺院管理研究、苯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究、佛學人才培養研究、活佛轉世制度研究、傳統文化研究、宗教世俗化研究以及黨對西藏宗教政策實踐研究等8個子課題,形成了總報告和系列子課題成果。這一項目標志著宗教所由以歷史梳理和文獻積累為主,逐步走向圍繞重大現實問題開展綜合性研究的新階段,也為后續一系列制度建設和政策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礎與理論框架。
(二)聚焦現實問題,提升咨政能力
作為國家涉藏研究的重要智庫部門,宗教所不僅重視學術積累,也高度重視圍繞黨和國家宗教事務治理需要開展專題研究,努力把研究成果轉化為決策咨詢和制度支撐。在宗教所發展初期,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
2001年,受中央統戰部委托,宗教所承擔“藏傳佛教僧人學經和晉升學位問題專題研究”。該項目由鄭堆研究員任課題組組長,組織有關部門、地區專家和宗教工作者對新時期藏傳佛教學經制度與學位晉升問題進行專題調研,系統總結經驗,分析問題癥結,提出解決思路,完成《藏傳佛教僧人學經和學位晉升問題專題研究報告》。該成果得到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高度重視,為后續藏傳佛教僧人學經晉升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參考,并榮獲中國藏學研究中心“2002年度科研成果特等獎”。
2002年,宗教所進一步受中央有關部委委托,研究制定《藏傳佛教高級佛學院學位授予辦法》。這一項目是在前期專題研究基礎上向制度設計邁出的關鍵一步。課題通過深入調研,以現代教育規律為參照,對傳統藏傳佛教學僧學位晉升制度進行了創新性和規范化探索,最終形成研究報告《藏傳佛教高級佛學院學位授予辦法》,為藏傳佛教新型學銜“拓然巴”格西的認定頒授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據和操作辦法。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相關研究,標志著宗教所已經形成了“從問題調研到制度研究、從基礎學術到政策服務”的基本路徑。
2007年,針對涉藏地區寺廟急需通俗易懂愛國主義教材的現實需要,宗教所成立《寺廟愛國主義教育讀本》撰寫組,由時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朱曉明擔任組長,抽調研究所骨干力量完成撰寫工作。該讀本貼近寺廟實際、面向僧尼群體,體現出宗教所將現實問題研究轉化為服務基層宗教工作的能力。同年,宗教所參與國家宗教事務局有關《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研究起草工作。該辦法于2007年7月18日頒布、9月1日起施行,成為我國第一部規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相關事務的行政法規。這兩項成果,充分體現了宗教所長期致力于活佛轉世制度、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寺廟管理以及佛學人才培養等領域的研究積累和成果轉化。
(三)深化梵文貝葉經研究,推動文獻整理與成果轉化
改革開放初期,西藏現存梵文貝葉經作為溝通佛教原典、藏傳佛教經典體系和國際藏學研究的重要文獻,已受到國外學界的持續關注,而國內在資料掌握、寫本整理、梵文釋讀和專業人才儲備等方面仍較薄弱。在中外學術合作不斷推進、學科建設亟待拓展的背景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及歷史宗教研究所將貝葉經的調查、拍攝、復制、整理與研究納入重點工作,持續開展資料搜集和專題研究。期間,時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拉巴平措和宗教所所長鄭堆在項目謀劃、部門協調、人員組織和對外學術聯系中多方奔走、積極推動,使這項工作逐步由資料搶救走向系統整理和深入研究。不僅改善了我國在西藏梵文寫本研究中資料基礎薄弱、研究力量不足的局面,也為中國藏學在相關領域形成自身的問題意識、資料體系和學術話語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宗教所的梵文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7—1989年)主要對梵文貝葉經進行調查與拍攝等資料的收集和復制工作。藏研中心成立之初,即于1987年設立了“西藏現存梵文貝葉經的整理與研究”課題,并被列入國家“七五”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正式把西藏梵文貝葉經納入研究領域。當時北大季羨林先生、中國社科院王森教授、蔣忠新研究員和羅炤研究員等中國梵文學界著名專家學者都參與了此課題。此課題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3個目標:一是收集復制西藏現存的梵文貝葉經資料;二是培養30名左右專門研究梵文經典的年輕學者;三是進行若干梵文寫本專題研究。首先進行的是關于梵文經典資料的復制工作。1987年,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第一任總干事多杰才旦等領導的努力下,經有關部門批準以及與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和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協商同意后,藏研中心派遣羅炤研究員前往拉薩對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所藏的梵文貝葉經開展拍攝工作,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拍攝了9盤縮微膠卷,約183函復制品,700多部經典,成功完成梵文貝葉經資料收集工作,基本實現了第一個目標。其次,在人才培養方面,藏研中心領導也非常重視,先后派遣科研人員前往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西藏藏醫學院進修梵文,還派遣研究人員到海外,如奧地利科學院進行梵文貝葉經手寫本的實際研究訓練。此外,在梵文寫本的專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二階段(1990—2003年)主要對從西藏收集復制來的梵文經典寫本進行編目、整理和研究工作。1990年,藏研中心桑德副研究員對所復制的梵文文獻進行編目工作,在王森教授和蔣忠新研究員的指導下,經過4年努力,完成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收藏的西藏梵文貝葉經目錄”課題。1998年,藏研中心確立了“梵文法華經寫本及藏漢譯文資料研究”課題,聘請蔣忠新研究員為課題負責人,對藏研中心所藏3個不同的《法華經》梵文手寫本進行整理研究。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已于2005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此外,1988年王森教授開始對法稱的《定量論》進行整理研究,但遺憾的是,該研究因王森教授的突然仙逝而中斷,成為未完之作。
第三階段(2004—2009年)進入寫本的校勘整理和研究出版階段。為收復流失海外的梵文復印資料和培養相關專業人才、出版相關研究成果,在藏研中心第二任總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員和奧地利科學院院士恩斯特·斯坦因凱勒(Ernst Steinkellner)的主導下,2004年1月,藏研中心首次與奧地利科學院亞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正式簽署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關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獻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協議書》,正式展開了對西藏梵文經典手寫本的校勘研究工作,其最終成果為拉巴平措研究員、恩斯特·斯坦因凱勒教授共同創辦和主編、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
這一階段出版發行了系列叢書6種,分別為《集量論注》第1章(吉年陀羅菩提著,斯坦因凱勒等校訂,上下冊,2005年)、《定量論》1—2章(法稱著,斯坦因凱勒等校訂,2007年)、《五蘊論》(世親著,李學竹等校訂,2008年)、《一百五十頌般若經》(苫米地等流校訂,2009年)、《金剛薩埵成就經》(羅鴻、苫米地等流校勘,2009年)、《二十部短篇梵文經典集》(自運注釋,2010年)。
除了以上已介紹的成果外,目前正在合作研究的項目還有月稱的《入中論》、無畏藏護的《五次第真義釋》和《佛顱續釋》、法稱的《因一滴論》、三昧耶金剛的《五次第釋難》、安慧的《五蘊論廣釋》、法上的《定量論疏》、安慧的《俱舍論實義釋》以及商羯羅喜小部作品集等,這些研究成果將陸續出版面世。
這批豐碩成果,既是探究佛教思想內核、印度哲學與文學源流的核心珍稀文獻,也是梵文文學、梵文語法等學科研究不可或缺的權威參考文獻。這批失傳已久的珍貴文獻的系統校勘與正式出版,如德國萊比錫大學著名學者艾利·弗蘭克(Eli Franco)教授在專題書評中所評價,“對整個印度哲學研究,特別是佛教哲學,有突破性的大變革”,開創了“佛教哲學研究的新紀元”;同時也切實提升了我國梵文研究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充分彰顯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學術擔當與核心價值,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與深遠影響。
(四)加強工具書編纂,夯實基礎文獻建設
在基礎文獻與工具書建設方面,宗教所還積極整合所內外研究力量,推動工具書編纂工作向縱深發展。其中,由宗教所與中國藏學出版社聯合申報、諾章·烏堅研究員主要承擔的“藏文數稱詞釋義大全”課題,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藏文數稱詞釋義大全》是藏族傳統文化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一類工具書,其編排按詞條中所含數字順序展開,歷史可追溯至公元8世紀吐蕃時期。雖然后世各教派和不同出版社均編纂過同類辭書,但存在內容重復、體系不夠完善等問題,藏學界尚缺乏一部較為系統、規范、實用的《藏文數稱詞釋義大全》工具書。該課題正是針對這一學術空白而展開,最終成果《藏文數稱詞釋義大全》被認為是繼《東噶藏學大辭典》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藏學工具書。它表明,研究所在這一階段已不僅著眼于單項專題研究,而且開始主動參與學科基礎設施建設。
(五)拓展國際合作,打開對外交流格局
在國際合作方面,1994—2005年是宗教所從個別交流逐步走向機制化合作的重要階段。除前述與奧地利科學院開展梵文文獻合作外,苯教作為西藏地區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民間宗教,在宗教和民族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一時期宗教所圍繞苯教寺院研究方向,由才讓太研究員牽頭承擔了兩項重點課題,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這期間還參與了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和西藏社會科學院三方合作的“苯教寺院研究項目”,該項目是被稱為“苯教研究新的地平線”的苯教研究課題的一個組成部分。
2003年,宗教所持續拓展多渠道國際交流。鄭堆研究員赴日本大谷大學開展合作研究,完成《菩提道次第廣論》相關研究工作;2004年,赴奧地利承擔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科學院亞洲研究所合作的“藏族因明學家俄·洛丹喜饒之研究”項目。該項目由奧方亞洲文化與思想史研究所所長斯坦因凱勒教授牽頭,研究成果《世間慧眼·洛丹喜饒傳》(藏文校注本)于2004年在維也納出版,列入維也納藏學和佛學研究系列叢書第61部(WSTB No.61)。同年,桑德副研究員以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開展學術交流;2005年,邀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者赴中心講座,首次嘗試接收外國留學生,雖因資質限制中止,但為后續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2007年,宗教所與德國漢堡大學印藏學系簽訂梵文文本研究整理出版合作協議,落地第二項國際合作課題,宗教所多位學者全程參與,課題首部成果《〈佛髑髏續〉和〈無畏疏〉的校勘與研究》于2009年底正式出版。
宗教所與日本龍谷大學保持長期友好合作關系,雙方持續互派訪問學者、開展合作研究,2009年初,鄭堆、李學竹博士以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身份赴日訪學,商議定期學術交流機制;同年10月,龍谷大學桂紹隆教授一行來訪座談,雙方初定每年邀請2名藏研中心學者赴日短期交流的合作計劃。此外,2009年研究所還同步探索與美國、意大利學者的合作項目,持續拓寬國際合作版圖。
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國際合作仍以項目合作與學術交流為主,為宗教所后續更高層次、更廣范圍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拓展深化提質賦能
2008年至2016年前后,是宗教所研究領域持續拓展、研究重心加快深化的重要階段。在藏研中心黨組領導下,圍繞黨和國家涉藏工作的總體部署,宗教所在繼續夯實藏傳佛教基礎研究的同時,進一步強化問題意識、現實導向和智庫功能,逐步形成了“以基礎研究支撐現實研究、以現實研究帶動學術深化”的工作格局。一方面,著眼于藏傳佛教歷史、教義、制度等根本性問題,持續推進系統化、專題化研究;另一方面,緊扣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社會穩定和宗教工作中的重點、熱點、難點問題,及時組織開展調研論證和對策研究,使研究工作更加貼近國家戰略需要、更加貼近涉藏工作實際,也使宗教所的學術視野和功能定位實現了新的拓展。
(一)基礎研究持續深化
1.進行藏傳佛教史研究,推進歷史研究系統化
長期以來,學界對藏傳佛教歷史雖有分散研究,但始終缺乏一部結構完整、脈絡貫通、能夠全面反映其歷史發展演變過程的系統性研究成果。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宗教所于2008年正式啟動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項目“藏傳佛教史研究”,力圖改變相關研究長期以來“點多面散、專精有余而體系不足”的狀況,推動藏傳佛教史研究由個案式、片段式積累,邁向整體性、學科化建構。課題由鄭堆研究員主持,采用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對藏傳佛教形成、演變和發展的歷史進程展開深入系統研究,并分設吐蕃、宋代、明代、清代、民國、當代等多個分卷,著力構建較為完整的藏傳佛教歷史敘述框架。該項目的實施,不僅彌補了藏傳佛教研究史上的重要缺環,也標志著宗教所在藏傳佛教基礎研究方面進一步由專題推進轉向體系建設,為后續開展藏傳佛教現實問題研究、制度研究和教義闡釋研究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學理基礎。
2.啟動教義闡釋研究,推動教義研究時代化
2011年,按照中央統戰部要求,圍繞“編好一本書”的工作部署,宗教所正式啟動“藏傳佛教教義闡釋”長期重大項目。這一工作的啟動,既是新形勢下做好藏傳佛教工作的現實需要,也是宗教所在長期積累基礎上主動拓展研究領域的重要體現。這一項目的核心意義在于,把對藏傳佛教經典、教義的研究,從一般性的文獻梳理和理論討論,推進到面向現實、回應時代的闡釋層面。課題組從藏文《大藏經》經典篇章中擇取重要內容,結合高僧大德的論釋,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和諧進步、愛國愛教和漢藏交流、道德文化、清規戒律等方面展開闡釋,既堅持立足佛典原意、緊扣宗教教義,又注重體現社會進步要求和現代生活需要,努力實現傳統教義資源與時代價值訴求之間的貫通。自2012年起轉入按年度主題持續推進的新階段,先后圍繞“平等”“戒律建設”等主題出版多部《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文集》。可以說,教義闡釋工作的啟動,不僅拓展了宗教所的研究邊界,也開辟了藏傳佛教研究服務現實、服務治理、服務引導的新路徑,為推動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奠定了更加堅實的思想基礎、文本基礎和話語基礎。
3.深化梵文貝葉經研究,實現國際合作與自主研究雙突破
梵文貝葉經整理與研究在2006—2016年邁入國際合作黃金期與自主研究突破期,成為宗教所最具國際學術影響力的標志性核心研究方向。這一階段,宗教所與奧地利科學院亞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國際梵學泰斗斯坦因凱勒院士團隊的合作持續深化,聯合日本苫米地等流教授、德國萊比錫大學艾利·弗蘭克教授等全球頂尖梵學學者,系統推進梵文寫本校勘出版。2006年起中方學者深度參與核心研究,完成《五蘊論》等多部珍稀梵文寫本校訂,《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累計出版16卷23冊。成果獲國際學界高度認可,艾利·弗蘭克教授專門撰文評價其開創了“佛教哲學研究的新紀元”。合作網絡從奧地利拓展至德、日、法、意等多國頂尖學術機構,連續在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舉辦梵文專題論壇。2008年北京藏學討論會由斯坦因凱勒教授牽頭的梵文分論壇,被公認為國際梵學界頂級盛會,大幅提升了宗教所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2010年起,宗教所啟動“西藏所藏梵文手寫本校勘研究項目”,開啟自主研究新階段。項目聚焦全球未刊的重要梵文原典開展校勘,5年間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近30篇,完成《五百頌般若經》《金剛薩埵成就經》核心寫本校勘,實現了從國際合作參與到自主研究引領的關鍵跨越。同時以項目為依托形成成熟的人才培養模式,建成以李學竹研究員為學科帶頭人、梯隊完善的專業研究團隊,為領域長效發展筑牢人才根基。
這項工作既搶救保護了珍稀文化遺產、填補了國際梵學研究的關鍵空白,更全面鞏固提升了我國在該領域的核心學術地位與國際話語權。
(二)現實研究深入推進
1.開展寺廟管理長效機制研究,強化智庫支撐作用
2008年“3·14”事件發生后,圍繞如何從制度層面加強寺廟管理、維護涉藏地區社會穩定、推動長治久安,中央有關部門部署開展了“建立健全藏傳佛教寺廟管理長效機制研究”工作。在中央領導指示下,由國家有關部委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組成調研組,宗教所作為課題研究的主要力量,承擔了大量基礎性、關鍵性工作。課題組先后深入西藏以及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省涉藏州縣,實地考察15個地市州、35個縣(市)、47座寺廟,召開各類座談會97場,開展個別訪談87人次,并向僧尼發放近8000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4975份,積累了大量系統、翔實的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課題組形成了《加強社會管理推動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建設》《解決突出問題完善寺廟管理長效機制》以及總報告《構建藏傳佛教寺廟管理長效機制,促進西藏和其他藏區長治久安》等重要成果。2009年,中央出臺的有關藏傳佛教寺廟管理的文件直接吸收和采納了該課題研究成果。這一研究充分表明,宗教所的現實問題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一般性學術探討,而是能夠圍繞國家涉藏工作重大需求,深入一線、直面問題、提出對策,在政策形成和制度建設中發揮重要智力支持作用,宗教所智庫功能顯著提升。
2.圍繞重點問題持續調研,拓展現實研究廣度深度
2014年前后,根據有關部門安排,宗教所科研人員繼續圍繞藏傳佛教重大現實問題開展多項專題調研。參與活佛轉世問題研究,完成《活佛轉世工作現狀實地調查報告》《關于境內未經政府批準“活佛”問題的研究報告》;參加甘青藏傳佛教主要寺院對社會穩定影響的調研,形成《甘青藏傳佛教主要寺院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及對策》;參與“藏傳佛教寺廟管理方式”“藏傳佛教僧尼狀況”等調研,完成相關調研報告。除此之外,圍繞涉藏宗教領域的重要輿論和理論問題,時任所長李德成完成了有關部委委托的課題“藏傳佛教工作理論實踐的創新研究”,同時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別委托項目“藏區佛教僧人極端行為與宗教教義教規研究”等。這些研究表明,到這一時期,宗教所的現實研究領域已經從單一問題處置,逐步拓展為對寺廟治理、僧尼群體、活佛轉世、宗教傳播、社會穩定影響等多個層面的綜合性研究,研究對象更加豐富,研究視角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也更加注重對策性、針對性和應用性。宗教所由此進一步實現了從傳統學術研究機構向兼具學術研究、決策咨詢和政策服務功能的重要智庫平臺轉型。
三、轉型躍升守正創新
新時代以來,黨中央站在治國理政、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對宗教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成為新時代宗教工作的核心命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錨定國家涉藏高端智庫建設目標,全面推進“五庫建設”,推動科研工作向問題導向、需求導向、應用導向深度轉型。宗教所緊扣時代脈搏、立足自身定位,以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研究為重心,以服務涉藏工作大局為根本,通過攻堅重大課題、參與政策制度、橫向協同聯動、打造學術平臺等全方位舉措,完成了從基礎研究為主,向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學術探索與資政服務相融合的轉型跨越,切實扛起國家涉藏宗教領域的職責使命,為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提升涉藏宗教事務治理能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的智力支持和學術支撐。
(一)攻堅重大課題,筑牢資政根基
宗教所將重大課題研究作為轉型的重要載體和關鍵抓手,圍繞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藏傳佛教重大現實與歷史問題等重大命題,集中力量開展系列重點課題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學術水準和應用價值的研究成果,為智庫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和實踐支撐。
一是完成了重點課題“藏傳佛教重大現實及相關歷史問題研究”。作為宗教所轉型前啟動的重大基礎性研究項目,2017年開始實施,先后由周煒和拉先加擔任組長,于2021年結項,為后續智庫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學術積淀和實踐素材。該課題下設3個子課題,分別是由德吉卓瑪研究員主持的“當代涉藏地區尼眾發展態勢研究”、由達哇才仁研究員主持的“藏傳佛教代表人士培養研究”、由陳立健研究員主持的“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按照課題立項的總目標,這3項子課題分別完成了3部相應的專著,其中《藏傳佛教代表人士培養研究》一書23萬字,《當代涉藏地區尼眾發展態勢研究》一書40萬字,《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一書30萬字,總課題的成果字數為100萬字(均為內部資料)。為了順利完成課題研究,掌握西藏及涉藏地區藏傳佛教領域中的重大現實及相關歷史問題,5年來,課題組按照課題實施方案,先后前往西藏、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涉藏地區,以及山西、陜西、內蒙古、廣東、上海等地,通過個別訪談、召開座談會、實地走訪、問卷調查、參與研討會等形式,圍繞涉藏地區藏傳佛教代表人士培養、尼眾發展態勢、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等情況,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據統計,調研組先后以集體調研和個人調研的形式開展80余次實地調研,參與相關學術研討會40余次,走訪寺廟60余座,個別訪談上百次,發放問卷調查上千人次。該課題的研究,系統梳理了藏傳佛教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現實問題,為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宗教事務治理等智庫研究積累了基礎、厘清了思路、提供了支撐。
二是完成重點課題“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此課題于2021年3月經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立項,由拉先加所長任課題組組長,2024年結項,是宗教所智庫轉型的重要成果。課題立足藏傳佛教發展實際,聚焦“全面從嚴治教”“教義闡釋創新”“寺廟管理規范化”“都市藏傳佛教發展”等關鍵領域,組織科研團隊赴西藏、四川、青海、甘肅、內蒙古等十余省區開展蹲點式、定量式、跨區域實地調研,通過文獻梳理、案例分析、跨學科協作等方式,系統探索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的路徑、方法和實踐模式。結項階段,課題組編輯整理并內部印刷《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匯總成果,收錄研究文章81篇,按要求報送相關單位,推動研究成果最大化轉化;同步完成《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專著撰寫,形成相關研究資料集兩部,成為國家制定藏傳佛教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彰顯了智庫研究的針對性、實效性和指導性。
三是設立重點課題“藏傳佛教在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歷史與現實作用研究”。該課題于2024年正式立項,由拉先加所長任課題組組長,2025年進入實質性研究階段,是宗教所對接國家重大戰略的重要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一重要論述為課題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課題以西藏及涉藏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脈絡為基礎,聚焦藏傳佛教在民族交融中的紐帶作用,形成系列研究報告。2025年組織兩次大規模集體調研:7月赴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深入考察黨項、蒙古等多民族以佛教信仰為紐帶的互動交流史實,形成8份實地調研報告;8月赴川甘青交界8個縣,重點調研藏傳佛教助力文化產業發展、推動旅游融合發展、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現實狀況,形成2份總報告及若干分報告,為涉藏地區進一步發揮宗教積極作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實證支撐、路徑參考和政策建議。
四是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開啟了新的征程。根據新時代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新要求及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實際需求,宗教所在分管領導李德成副總干事的帶領下,謀劃了藏傳佛教教義闡釋五年工作規劃。規劃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為指導,深入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引導宗教界對教規教義作出通俗易懂、與時俱進的闡釋”的重要指示,圍繞藏傳佛教“見、修、行、證”四大核心要素,系統梳理教義教規中與社會主義社會不相適應的問題,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時代發展要求進行系統性、創新性、實踐性闡釋。其中2021年聚焦“見”,矯正消極的人生觀、價值觀;2022年聚焦“修”,規范宗教活動與宗教習俗;2023年聚焦“行”,研判不守戒律和社會公德的行為;2024年聚焦“證”,挖掘藏傳佛教中的積極因素;2025年整合四年成果,形成藏傳佛教現代教義思想體系框架,為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提供了系統規劃、明確路徑和具體要求,成為相關部門開展工作的專業依據。截至目前,宗教所共完成了12輯《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文集》,并與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聯合召開了14次相關學術研討會。
(二)深耕咨政服務,彰顯智庫價值
依托近40年積累的專業研究功底和結構合理的科研團隊,宗教所深度參與藏傳佛教領域法律法規制定、政策文件修訂、規章制度審讀全流程,快速響應中央及地方相關部門應急性政策研究需求,以專業、精準、高效的智庫成果服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切實發揮了政策咨詢、決策支撐、專業把關作用,成為黨和國家涉藏宗教工作的重要“智囊團”和“思想庫”。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參與重要法律法規與政策文件起草。宗教所接受有關部委委托,由現任所長拉先加牽頭完成了《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研究起草工作,該辦法2024年11月5日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按規定程序審議通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是我國貫徹《宗教事務條例》、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舉措,也是新時代規范藏傳佛教寺廟管理、促進藏傳佛教健康傳承、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關鍵制度。此外,宗教所還先后參與《藏傳佛教高級佛學院學位授予辦法》等多項重要制度的研究制定,為藏傳佛教事務治理法治化、規范化、制度化提供了堅實、專業的智力支撐。
二是承擔規章制度修訂與審讀任務。持續為藏傳佛教領域政策文件修訂提供高質量的專業意見,先后完成多項國家級、省級規章制度征求意見稿審讀工作:完成有關部委交辦的《藏傳佛教教職人員資格認定辦法》《藏傳佛教經師資格認定和聘任辦法》《藏傳佛教學銜授予管理辦法》3項核心制度修訂征求意見稿的審讀意見撰寫,以及四川省委統戰部《藏傳佛教事務治理法治化“1+6”若干措施》審稿意見撰寫;完成《關于進一步加強藏傳佛教學銜制度和藏語系佛學院建設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意見征求稿撰寫任務。此外,參與2026年2月出臺的《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條例》草案修改工作,為地方宗教立法精準把脈、專業建言,保障了制度文件的科學性、專業性和實操性。
(三)深化協同聯動,拓寬服務邊界
宗教所秉持“橫向破圈、縱向貫通”的工作格局,充分發揮在藏傳佛教研究領域的平臺優勢、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主動對接西藏、四省涉藏州縣及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統戰民宗部門、科研機構、佛學院等單位,通過承接橫向委托課題,將智庫服務從中央層面延伸至地方實踐層面,強化與地方的學術研究合作和工作聯系,為區域宗教工作開展、社會穩定發展提供精準智力支持,同時穩步提升宗教所在全國藏傳佛教研究領域的學術影響力和牽頭協調能力,為構建全國藏傳佛教研究“一盤棋”格局奠定堅實基礎。
一是搭建橫向合作框架對接地方需求。近兩年,宗教所與4家單位簽訂藏傳佛教相關課題委托協議并高質量完成研究任務。承擔四川藏語佛學院委托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藏傳佛教經師培養與使用的路徑舉措研究”,為佛學院經師隊伍建設提供具體實施方案和實操路徑;完成國家網信辦委托的“涉藏傳佛教百度詞條整理與審定”,規范網絡涉藏宗教信息傳播,凈化網絡涉藏輿論環境;完成青海玉樹州委統戰部委托的“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玉樹實踐研究”課題任務,系統總結玉樹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實踐經驗、特色做法和問題對策;完成西藏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委托的“西藏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五年規劃綱要”課題任務,為西藏制定中長期宗教工作規劃提供專業支撐和科學參考。
二是深化跨區域協作構建聯動庫模式。黨的十八大以來,宗教所持續加強與各地相關部門的科研合作,簽訂多項橫向課題委托協議,推動智庫服務向更廣范圍、更深層次延伸。承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宗教工作研究會委托的“內蒙古自治區藏傳佛教活佛轉世與培養教育研究”,聚焦少數民族地區藏傳佛教人才培養的重點、難點問題,提出針對性解決方案;承擔有關部委委托的《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修訂后續修改任務及相關宣傳文章撰寫,推動政策落地實施和基層宣傳解讀。通過橫向課題合作,成功構建“國家—地方—科研機構”協同聯動的智庫服務模式,實現了智庫研究成果與地方實踐需求的精準對接,讓智庫研究真正扎根基層、服務基層。
(四)打造高端平臺,強化引領作用
宗教所圍繞藏傳佛教研究重點任務,精心打造五大常態化、全國性、國際化高端化學術交流平臺,有效匯聚學界、宗教界、政界等各方力量,推動國內外研究成果共享、實踐經驗互鑒,強化了研究所在全國藏傳佛教研究領域的牽頭協調、行業引領、學術輻射作用,提升了智庫的學術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為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凝聚了廣泛共識和強大合力。
一是主辦“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討會”。自2011年起,與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聯合主辦每年一次的全國性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討會。截至2025年,已連續舉辦14屆。研討會緊扣時代主題,緊跟時代發展要求,引領藏傳佛教界對教義教規作出新闡釋,始終堅持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的正確政治方向;同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中華文化浸潤,深入挖掘藏傳佛教文化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主動回應社會關切,不斷提高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的時代性;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深入挖掘藏傳佛教教義教規中與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相契合的思想資源,積極推廣運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拓寬了教義教規的闡釋渠道。
二是牽頭主辦“新時代涉藏基層宗教治理論壇”。論壇由宗教所與青海省委統戰部聯合主辦,以涉藏基層宗教治理為重點,為地方政府、學界、宗教界搭建基層宗教治理經驗交流、問題探討、路徑探索的專業平臺,持續為涉藏基層宗教治理現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實踐參考,推動形成“學術研究指導基層實踐、基層實踐反哺學術研究”的良性循環。
三是組織主辦“都市藏傳佛教寺廟推進中國化實踐學術研討會”。為了建立宗教所與全國各大藏傳佛教寺廟、藏傳佛教學術研究機構以及各級宗教管理部門的合作機制,加強學術交流、工作調研、友好往來平臺建設,為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工作貢獻力量,自2024年開始,宗教所與坐落于城鎮的寺廟共同召集研討會。2024年8月與陜西省佛教協會、西安廣仁寺聯合舉辦首屆研討會,50名專家學者與宗教界代表,圍繞都市藏傳佛教寺廟推進中國化的實踐路徑、成效評估與優化策略展開深度學術交流;2025年6月在青海西寧舉辦第二屆研討會,以“發揚愛國愛教優良傳統,發揮橋梁紐帶重要作用”為核心主題,聚焦宏覺寺等都市藏傳佛教寺廟的中國化實踐案例,深入探討都市藏傳佛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功能與作用。基于常態化舉辦規劃,宗教所持續深化都市藏傳佛教寺廟推進中國化實踐研究,搭建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文化交流互鑒的學術橋梁,為中華佛教文化的持續繁榮發展提供學理支持。
四是組織“全國因明學學術研討會”。作為中國因明學會邏輯專業委員會秘書處掛靠單位,宗教所牽頭建立全國因明學術研討會的常態化舉辦機制,將其打造為因明學研究、傳承與創新的核心學術陣地,通過固定舉辦周期、規范學術議題、整合研究力量,為這一人類優秀文明遺產的活態傳承提供長效學術保障。截至目前,已組織舉辦19屆研討會。通過常態化舉辦機制,研討會不僅系統引領全國因明學研究的學術方向,更構建起因明學人才培養、成果交流、傳承創新的長效機制,彰顯了宗教所在冷門學科傳承保護、特色學術領域引領中的責任與擔當,為因明學的持續傳承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支撐。
五是舉辦“中日藏學研討會”。該研討會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日本龍谷大學共同發起,自2010年10月首屆中日學者藏學論壇在北京舉辦以來,逐步建立起兩國輪流舉辦的常態化交流機制,先后于2013年、2017年在日本京都舉辦第二屆、第三屆研討會,2019年、2025年在北京舉辦第四屆、第六屆研討會,逐步發展為中日藏學界機制化、品牌化的國際交流平臺。會議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主辦、日本龍谷大學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協辦,匯聚兩國多所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圍繞佛教文獻、藏傳佛教歷史、教義思想、藏醫藥、藝術造像等議題開展深度研討,兼顧多語種文獻考據、跨學科研究交流,既推動了中日藏學領域的學術互鑒、成果共享,也搭建了藏學研究國際交流的重要橋梁,拓寬了藏學研究的國際視野,助力提升我國藏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推動藏學學術交流走深走實。
櫛風沐雨守初心,砥礪奮進啟新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宗教所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論述和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錨定國家涉藏高端智庫建設目標,聚焦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涉藏宗教事務治理等核心命題,深耕學術研究、強化資政服務、深化協同聯動、打造高端平臺,以更加扎實的科研工作、更加高質量的智庫成果,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來源:《中國藏學》2026(S1)增刊,作者拉先加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版權所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權利。 京ICP備06045333號-1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5580號 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