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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措:西藏日喀則薩迦寺佛教典籍文獻保護的實踐與經驗

發布時間:2026-05-18 09:22:07 | 來源:中國宗教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薩迦寺位于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薩迦縣,始建于北宋熙寧六年(1073),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祖寺,在藏傳佛教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薩迦寺現存各類古籍文獻5萬余部,內容涵蓋政治、社會、歷史、法律、宗教、天文、歷算、醫學等人文和自然科學領域。大經堂內高10米、長60米的經書墻最具特色,藏書約8.4萬卷,世所罕見。這些典籍書寫材料極為珍貴,使用金粉、銀粉、紅珊瑚、綠松石、珍珠粉、象牙及歷代法王骨粉等7種墨粉書寫。保存有世界最大經書、重達千余斤的《布德甲龍馬》,可追溯至13世紀的稀世貝葉經21部,泥金寫本《大藏經》等珍品,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

一、薩迦寺典籍文獻保護的主要做法

(一)實施系統性文物維修工程

2002年至2009年,國家將薩迦寺與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并列為西藏“三大重點文物保護維修工程”,實施了規模宏大的系統性保護維修。薩迦寺建筑維修堅持“修舊如舊”原則,對大經堂、南寺、北寺等核心建筑進行整體修繕。針對經書墻所在墻體,補充“阿嘎土”夯筑層,加固白馬草圍墻,更換腐朽木料。2011年工程完工后,經書墻所在建筑的整體穩定性顯著提升。2024年6月完成的薩迦南寺大雄寶殿立柱矯正加固工程,在2025年1月定日縣6.8級地震中成功保護了大殿主體結構。基礎設施改造重點解決典籍保存的環境控制問題,全面改造給水排水系統,安裝消防設施,規范電線線路布局,消除了火災隱患。通過改善建筑通風、防潮、防蟲條件,為典籍創造了相對穩定的保存環境。在壁畫保護方面,聘請敦煌研究院專業文物維修隊伍,對寺內珍貴的元代壇城壁畫等進行修復。這些壁畫與典籍共同構成了薩迦寺的文化整體,實現了建筑、壁畫、典籍的協同保護。

(二)推進典籍數字化工程

2011年,薩迦寺啟動典籍數字化掃描工作,這是西藏寺廟自主開展數字化保護的先行探索,截至2022年已完成全寺約20%典籍的逐葉掃描(1萬余部)。除大經堂經書墻外,其他典籍已基本完成數字化,初步建立了書目數據庫和全文數據庫。典籍數字化工作全程由寺廟僧人獨立完成,從掃描、編目到歸檔,形成了“以寺為主、專業指導”的保護模式。僧人在典籍數字化過程中,同步對典籍年代、作者、內容領域進行詳細錄注,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數據體系。數字化技術應用注重實用性,考慮到高原地區電力供應和技術維護條件,采用適合本地環境的數字化設備,建立離線存儲與在線調閱相結合的系統架構。數字化成果主要用于學術研究、典籍對勘和內部查閱,在保護原件的同時滿足了宗教活動和學術研究的雙重需求。剩余80%典籍數字化工作主要是大經堂經書墻部分,因數量龐大、存放位置特殊,操作難度極大,但相關工作正在積極推進中。

(三)建立傳統與現代結合的保護機制

在傳統保護技藝的傳承方面,薩迦寺保留了藏式典籍制作、修復的傳統工藝,如古法造紙、礦物顏料配制、裝幀修復等技藝。老一代僧人向年輕僧人傳授典籍維護知識,包括定期檢查、防蟲防潮處理、輕度修復等日常保養技能。在現代管理制度建設方面,2011年維修工程完工后,薩迦寺建立了較為規范的文物管理制度,明確典籍存放、調閱、展示的操作規程,對貝葉經、金汁寫本等珍貴典籍實行分級管理,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在跨部門協作方面,在國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區文物局指導下,薩迦寺與西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敦煌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專業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形成“政府保障、寺廟主體、專業支撐”的協作機制。

二、薩迦寺佛教典籍活化利用的主要形式

(一)原地展示

薩迦寺大經堂經書墻采取可控參觀模式實現原地展示。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薩迦寺對游客開放,經書墻作為核心景觀可以參觀,但參觀采取限制接觸措施,通過玻璃隔斷、標識說明等方式展示。同時,薩迦寺正在籌劃對經書墻進行數字化,未來有望通過數字化手段實現經書墻的“云端翻閱”。

(二)學術研究

薩迦寺典籍為相關研究提供史料支撐。一是“涼州會談”研究,通過《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等文獻,為西藏正式納入中央行政管轄、奠定多民族國家大一統格局提供關鍵史料。二是漢藏文化交流研究,典籍中保存的漢藏對照文獻、中央政府封賜文書等,成為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資料。三是藝術史研究,薩迦寺獨特的繪畫、造像藝術通過典籍插圖、唐卡等載體得到系統研究。數字化成果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學者可通過數據庫查閱典籍內容,提高研究效率。

(三)外展交流

2026年2月至5月,故宮博物院聯合西藏自治區文物局、薩迦寺等單位舉辦“萬法歸一:薩迦寺歷史文化與藝術”展覽,精選200余件(套)珍貴文物在故宮午門展出,這是薩迦寺珍貴文物首次大規模走出西藏,在國家級平臺展示。《闊端敦請薩迦班智達令旨》《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等珍貴文獻首次進京展出,這些珍貴文獻不僅是見證“涼州會談”后西藏納入元代中央行政管轄的重要政治文獻,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教材。同時展出的“大朝國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是目前唯一能確認為八思巴的用印,足以展示藏傳佛教薩迦派與中央政權的緊密聯系。此次展覽通過文物串聯起薩迦寺的歷史、文化與信仰脈絡,重點呈現元明清時期西藏與內地在文化上的深度融合。

(四)翻譯整理

薩迦寺典籍的翻譯工作既有歷史傳統,也有當代推進。歷史上,南宋恭帝趙?(合尊法師)在薩迦寺出家期間,翻譯了《因明入正理論》《百法明門論》等經文。元代帝師達瑪巴拉在北京召集名僧,用梵文原本對勘藏漢文佛教大藏經典,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明代翻譯了《大乘密藏現證本續摩尼樹卷》《端必瓦成就同生要》等薩迦派密教文獻。當代《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紅史》《王統世系明鑒》等薩迦派史籍得以翻譯整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等的譯介,成為研究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重要文獻。武威市涼州會盟紀念館將該書信同時用藏文和漢語書寫展示,成為民族團結教育的重要平臺與載體。

三、薩迦寺典籍文獻保護的主要經驗

(一)堅持保護優先,實施整體性保護策略

薩迦寺將典籍置于寺廟整體文化生態中加以保護,三大文物維修工程將建筑、壁畫、典籍作為有機整體,通過改善建筑安全性和環境條件,從根本上解決了典籍保存的基礎性問題。這種整體性保護理念確保了典籍長遠保存的基礎。同時,注重典籍的原址保護,大經堂經書墻保持歷史原貌,彰顯了文化遺產的整體價值。

(二)尊重主體地位,發揮寺廟僧人積極性

薩迦寺三大文物維修工程充分聽取寺廟管委會和僧人的意見,施工方案與日常宗教活動相協調有序進行。數字化工作全程由僧人自主完成,既解決了專業技術人員不足的問題,又增強了對典籍價值的認同和保護責任感。這種“以寺為主”的模式,使保護工作獲得了持續的內生動力。

(三)注重科學保護,合理運用現代技術

薩迦寺既積極吸納現代科技成果,又堅持適用性原則。數字化設備選型考慮高原環境適應性,存儲系統兼顧安全性與可維護性。在壁畫修復等領域依托敦煌研究院等專業機構成熟經驗。同時,注重傳統技藝與現代技術的結合,在典籍修復中以傳統藏式工藝為主,現代材料為輔。在保存環境監測中,引入溫濕度記錄設備,但調控手段仍以改善建筑性能為主。

(四)促進合理利用,平衡保護與使用關系

薩迦寺通過原地展示、學術研究、外展交流、翻譯整理等多種形式實現典籍活化利用,在保護中延續生命力,在使用中彰顯價值。數字化成果有效緩解原件使用壓力,學者可通過數據庫查閱典籍內容。寺廟內部宗教活動也可優先使用數字化副本,實現了分層利用,既滿足了不同層面的需求,又降低了原件損耗風險。

四、薩迦寺經驗對宗教典籍文獻保護的啟示

(一)構建“三位一體”的保護責任體系

薩迦寺實踐表明,宗教典籍保護需要明確政府、寺廟、專業機構三方責任。政府資金重點投向建筑維修、環境整治、數字化等基礎性領域。寺廟負責日常管理、傳統技藝傳承等工作。專業機構承擔技術攻關、人才培養等任務。三方形成合力,才能解決保護中的復雜問題。

(二)探索宗教界自主開展數字化保護的路徑

薩迦寺僧人獨立完成數字化工作的經驗,為宗教界自主開展典籍數字化提供了可行路徑。應鼓勵有條件的宗教活動場所,在專業人員指導下自主開展基礎性數字化工作。制定宗教典籍數字化工作指南,明確技術規范、質量標準、安全要求。同時,建立數字化成果匯交和共享機制,對僧人進行數字化技能培訓,培養既懂宗教又懂技術的復合型人才。

(三)堅持因地制宜的技術路線

薩迦寺經驗表明,保護技術選擇應充分考慮高原環境、電力供應、技術維護能力、宗教活動等因素,選擇最適用的技術。環境控制優先通過改善建筑性能實現自然調控。修復材料應尊重傳統材料工藝,審慎使用現代化學材料。數字化注重離線存儲和本地備份,確保數據安全。

(四)將典籍保護納入宗教活動場所規范化管理

薩迦寺將典籍保護納入寺廟整體管理制度,避免了典籍管理較為松散、存放環境不善、調閱記錄不清、責任分工不明等問題。將典籍保護作為宗教活動場所規范化管理的重要內容,制定宗教典籍管理制度,明確存放標準、調閱程序、維護要求。對珍貴典籍實行分級管理,建立保護檔案。將典籍保護情況納入宗教活動場所監督檢查內容,推動保護責任落實。

(五)加強典籍保護中的教育功能

薩迦寺典籍中保存的元代中央政府對薩迦派的封賜文書、漢藏對照典籍、各民族工匠共同參與的建筑遺跡等,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充分證據和生動教材。注重挖掘和闡釋其中的民族團結內涵,通過外展交流、翻譯整理、學術研究等方式,發揮典籍的教育功能,讓珍貴典籍在確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活”起來。

薩迦寺佛教典籍文獻保護實踐,既是西藏宗教文化遺產保護的典型案例,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詮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實施,為推動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增進各民族文化互鑒融通、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夯實法治基礎。薩迦寺在佛教典籍文獻保護工作中要深入貫徹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深化“保護優先、科學利用、傳承發展”的模式,堅持以法治為遵循、以科技為支撐、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佛教典籍文獻保護工作,讓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綻放新的光彩。

【來源:《中國宗教》2026年第4期,作者羊毛措所在單位為西藏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元朝西藏邊疆治理多語種檔案史料的分類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4XTQ002);西藏民族大學課題“藏文典籍翻譯人才培養研究”(項目編號:24MDY23)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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