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沛容,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張葳西,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23級碩士研究生。
【摘要】全面抗戰爆發后,為因應學術自主與邊政建設的現實需求,1942年華西協合大學正式組建華西邊疆研究所,聘請在藏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人類學學者李安宅以副所長身份主持所務工作。在李安宅的努力下,華西邊疆研究所逐漸匯聚起一支兼具人類學理論前沿視野與深厚藏語文功底的本土研究團隊。成立初期,華西邊疆研究所即確立了“學術—咨政”雙向發展的研究路徑,致力于重塑中國在藏學研究領域的學術話語權與主體性。歷經近十年的發展期,該所圍繞涉藏地區田野調查、藏語文文獻編譯、邊政改良設計等產出了一批極具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不僅推動了中國藏學的多元化發展,為國家邊疆治理提供了堅實的學理支撐,在構建本土藏學研究范式、創新理論方法、爭取國際學術話語權等方面同樣進行了先導性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者們積極投身西藏和平解放事業,將學術成果轉化為治藏實踐,生動詮釋了學術報國的知行合一精神。梳理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術發展史脈絡,可為當下構建中國藏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華西邊疆研究所;中國藏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抗戰軍興,國府西遷,西南、西北邊疆成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根據地。然而,長期以來國人對上述區域的了解相對匱乏,學術研究一度為外人把持。為此,政、學、輿論各界人士共同呼吁政府關注邊疆問題,成立專門的邊政研究機構,解決邊疆問題的同時,以與外人相競爭。華西邊疆研究所便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甫一成立即將藏學確定為核心研究領域,逐步發展成蜚聲中外的藏學研究機構。目前,學界對中國藏學發展史的梳理,已關注到民國時期先后成立的青海藏文研究社、西陲文化院、漢藏教理院等機構,對華西邊疆研究所的研究專論尚付闕如。事實上,華西邊疆研究所以其豐富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咨政”結合的知識生產路徑,在中國藏學發展史上占據獨特地位。今天,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加快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背景下,學界已就建設原則(本土化、服務國家戰略與政策研究),建設路徑(培養研究團隊、跨學科融合、創新理論方法),前景規劃(搭建學術平臺與學科建設、提高國際學術話語權)等展開了豐富論述。回顧歷史,20世紀40年代,華西邊疆研究所已就上述諸多問題進行過先導性探索。故此,從學術發展史的脈絡重新梳理并發掘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術貢獻,可對當下中國藏學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有一定啟示。
一、華西邊疆研究所的成立
中國的現代藏學發軔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央政府派駐涉藏地區的官員推動了這一研究進程的發展。受時代背景和政治身份影響,早期現代藏學主要關注藏族源流、宗教史、中央政府與涉藏地區關系史以及帝國主義侵藏史等議題。民元鼎革,為維護國家統一,安邊穩藏,懷揣憂國之情的學者們紛紛投身藏學研究,一方面,傳統史地之學得以復興;另一方面,組建了一批專業性的藏學研究團體。其中,以1922年西寧道尹黎丹創設的西寧藏文研究社(后改組為青海藏文研究社)與1932年川軍將領劉湘支持下太虛法師在重慶創辦的漢藏教理院較具代表性。注重藏文典籍翻譯、培養漢藏翻譯人才是這一時期興起的藏學研究團體的典型特色。與此相對的是,在各基督教教會與基金會的支持下,外國傳教士的行跡遍及涉藏地區,他們利用新興人類學知識開展田野調查,撰寫民族志、繪制地圖,為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服務,引發了中國政、學兩界的強烈反感與警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書齋式”的中國藏學研究方有所改觀。內遷民族學、人類學學者借此地利之便紛紛投身涉藏地區的實地調查研究,深入了解藏族社區,逐步打破了相關研究長期為外國學者把持的局面。而溝通內地與涉藏地區之間的聯系,動員區域內民眾反對侵略、積極抗戰,也成為上述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愛國主義情愫與科學的人類學方法結合,便催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邊政學理論方法,在為戰時中國邊疆治理提供理論方法支撐的同時,也為中國現代藏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視野與發展動力。
華西邊疆研究所正是誕生于上述時代背景與學術風氣之下。1941年6月,以國民政府設立邊疆文化研究所預案通過為契機,華西協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忠恕向正在拉卜楞寺從事藏學研究的李安宅致信,請其負責華西邊疆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力邀李安宅赴蓉面洽相關事宜。斯時,身兼燕京大學合作機構重慶鄉建研究所研究員、教育部邊教視察員、巡回施教隊督導員等數職的李安宅,充分利用職務之便,在甘南拉卜楞寺及其周邊藏族社區進行了為期3年的田野調查研究。履職華西邊疆研究所之前,李安宅已先后發表《拉卜楞寺的僧官暨職官制度》《拉卜楞寺大經堂聞思堂的學制》等藏傳佛教實地研究系列論文。?7月,李安宅與羅忠恕會面后,商定成立華西邊疆研究所并由李安宅全權負責。?1942年,華西邊疆研究所于成都正式成立,校長張凌高兼所長,李安宅任副所長并實際主持所務工作。華西邊疆研究所所在地四川毗鄰涉藏地區,副所長李安宅長期從事涉藏研究。為此,華西邊疆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將藏學確立為該所研究重心。
當然,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創始即根植于抗戰建國基本國策,且獲得教育部政策扶持,在制定辦所宗旨與工作目標時,所人員充分考量了這一情境,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致力于戰時國家邊政建設,助力涉藏地區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為此,在以董事會名義發表的《華西邊疆研究所組織章程草案》中,特將“研究華西邊疆并造就是項服務及教學人才,以謀華西邊疆之改進”作為辦所宗旨,并在《華西邊疆研究所緣起》中以“團結溝通各種等級文化以發揚我中華民族精神”作為研究使命,形成“學術—咨政”雙向發展的研究路徑。除此而外,華西邊疆研究所自覺承擔起重塑中國在藏學領域的話語權與學術主體性的使命。在《華西邊疆研究所緣起》中,針對涉藏問題研究,作者詰問學界道:
即以西藏而論,我國出版報告屈指可數,東西各國之研究無論為曲解,抑為客觀敘記,其見于各種文字中不下數百種。我所應知者不知,彼所不應知者知之,“知識即力量”,遑論其他之策動與陰謀?
在與西方爭奪知識主權的驅動力下,華西邊疆研究所將收集藏文典籍、撰寫田野調查報告納入研究重點。第一,作為一家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為主導的藏學研究機構,華西邊疆研究所并不排拒傳統藏學研究機構對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編譯工作,且將這一工作提升到關切“藏民文化向心力”的高度,既可為邊疆教育提供鄉土教材,又能發揮生產教育與民眾教育的功能,還能爭取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的向化。第二,為撰寫田野調查報告,深入了解邊疆地區現實狀況,華西邊疆研究所搭建了層級式的田野調查實訓體系。具體步驟為,輪派將來擬從事邊疆服務的人員“以課室為初步教育,以鄉村為第二步教育,以近邊松理茂汶雷馬屏峨為第三步教育,然后參加康藏等遠邊地區為第四步工作”??。同時,為避免上述人員初入邊疆,感到“自然環境與人文習俗不易驟然適應”,華西邊疆研究所與華西大學社會學系暨鄉村建設學會合作在成都石羊場設立實習工作站。
華西邊疆研究所建所之初,將之打造成國內“此類研究之唯一機構”,是創始者的共同理想。為實現此目標,副所長李安宅積極延攬藏學學者,根據組織章程中聘任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和顧問的計劃,擴充研究團隊。首先,為便利工作開展,履行咨政功能的要務,華西邊疆研究所聘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禮卿與中央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為名譽主席。其次,根據所務需求與研究方向,分別聘任具有田野實踐經驗與藏語文編譯能力的學者。于式玉作為李安宅的學術與人生伴侶,是華西邊疆研究所聘任的首位研究員。于氏畢業于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師范文史專業,曾與李安宅一同在拉卜楞寺開展田野考察,耳濡目染中積累了豐富的人類學知識與田野調查經驗。1942年,因抗戰影響肄業于輔仁大學人類學系的陳宗祥經顧頡剛引薦任華西邊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一同受聘者還有曾協助于式玉在拉卜楞推廣邊疆教育,畢業于燕京大學教育學系的玉文華助理研究員。除上述具有人類學新知的學術新銳外,李安宅還極力吸納深度了解涉藏地區的學者。在康藏地區從事地理調查的學者鄭象銑受聘為研究員。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前往拉卜楞寺求法的黃明信被聘任為駐外助理研究員。1943年,長期躬耕于康藏研究領域,為理解藏族文化與羅哲情錯結為連理的任乃強入職華西邊疆研究所。得益于任乃強的加入,副所長李安宅首次將研究范圍拓展至西康。正是與任氏結伴共同考察西康時,李安宅結識了精擅藏語文知識的本地學者謝國安與劉立千,以及法國藏學家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eel)的義子——薩迦派僧人庸頓。其中,時人盛贊謝國安的藏語文水平為“國人之習藏文者……在康定悉宗謝老師”??。華西邊疆研究所對其等到來寄予厚望,分別授予3人正副研究員身份,負責編校李安宅于德格購入的藏文典籍。
綜上所述,為因應時事,在政府推動下,華西協合大學成立了華西邊疆研究所。而副所長李安宅則為華西邊疆研究所設計了一套完善的規章制度與研究體系,并建立起一支以藏學為核心、學術背景多元的研究團隊。正是在這一完備的體系下,從1942年成立到1951年由軍管會派員接收并于1952年并入四川大學民族組,不足十年的時間內,華西邊疆研究所藏學研究成果產出豐碩,助力了中國藏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二、華西邊疆研究所的藏學研究
華西邊疆研究所根據工作場景,將研究工作劃分為兩類。一類為“實地工作”,具體包括所內自主安排的田野調查、“派員視察合作機關、協助其研究及設計”“政府或其他事業機關如有特殊設計需要參加者,得派人參加其實地工作”;一類為“室內工作”,具體包括“編寫研究報告與邊疆語文之文獻”“編寫政府委托之文件”。隨著上述工作的開展,華西邊疆研究所逐步將研究地域聚焦到四川西北部,“西康之康區南北兩路”與甘肅拉卜楞等涉藏地區,并少量兼顧區域內的其他民族聚居區。基于上述專長,1943—1945年,教育部分別指定華西邊疆研究所承擔“康藏問題之研究”“康藏、安多藏胞及羌戎住區”“康藏寺廟教育”等研究任務。為此,華西邊疆研究所的藏學研究主要圍繞涉藏地區田野調查研究、藏語文編譯和涉藏地區邊政設計等3個方面展開。
(一)人類學實地調查在涉藏地區的運用
重視實地考察是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術底色。諸位學者在加入華西邊疆研究所前已將此方法奉為圭臬。學者們入職華西邊疆研究所后仍延續此學風。為厘清縣境民族狀況、改良邊政,理番縣長米珍與華西邊疆研究所合作以黑水為基礎進行相關調查。所內派遣于式玉與社會學系蔣旨昂教授一同前往。二人于1943年1月從成都出發,經灌縣、威州、茂縣、松潘到達黑水麻窩一帶開展考察,共歷時3月余。于式玉黑水之行后一共發表了4篇民族志論文。其中,《黑水民風》最具代表性。文中,于式玉參考美國人類學家威斯勒(C.Wissler)的“文化結構”與“文化區域”理論,綜合實地考察結果,指出黑水地腳話是一種羌語變體,境內世居人群或為羌族分支。此外,她還對黑水藏民的衣食住行、婚喪禮俗、風俗娛樂,以及婦女的發式與樂器等日常生活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民族志描繪。除調查訪談外,為理解黑水藏民的文化習俗,于式玉運用參與觀察法加入鍋莊舞蹈等文娛活動,并試圖以主位視角理解這些活動如何為當地貧乏的日常生活帶來樂趣。
1944年7月,受太平洋學會與西康省政府資助,華西邊疆研究所與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組成聯合考察團赴西康北部考察。其中,華西邊疆研究所派出李安宅、任乃強、玉文華等參加考察團,此行考察了康定、道孚、爐霍、德格、白玉、巴安等地,往返共歷時6個月。華西邊疆研究所赴德格調查的成果主要為李安宅發表于《邊政公論》上的兩篇文章。?1946年發表的《西康德格歷史與人口》最能體現李安宅的人類學理論造詣。這篇長達30頁、4萬余言的文章,主要分為“德格簡史”與“德格人口”兩部分。在“德格簡史”部分,擅長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模式的李安宅揭示了德格地方社會政治格局的癥結所在,即隨著德格原有社會秩序的瓦解,傳統土司、宗教勢力、西藏地方政府與西康省政府在此交織角逐,呈現出多重權力博弈的態勢,而這種錯綜復雜格局最終導致德格地方社會難以歸于穩定均衡的狀態。在“德格人口”部分,李安宅為深度解釋藏族社區結構特征,結合大量人口統計圖表,分析了藏傳佛教影響下康藏地區普通人口結構女性多于男性的成因,并且引入“正統文化韌性”分析視角,解釋由一對夫妻組成的核心家庭牧區高于農區等問題。
從人類學理論分析,李安宅與于式玉的研究為學界提供了“外部人”視角,而在拉卜楞居住長達8年之久的黃明信與西康本土藏族學者謝國安的研究則提供了“內部人”視角。黃明信在拉卜楞期間“專門從事經典之學習,與制度之考察”。根據深度的參與觀察,他撰寫了《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與《藏人之中華文化史觀》,向外界介紹了藏傳佛教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以及藏族對中華文化的理解。1942年,李安宅將謝國安口述、英國駐打箭爐領事孔貝(G.A.Combe)記錄整理的《藏人論藏》譯介到國內。此作以謝國安的主位視角生動再現了涉藏地區的地理風光、民情風俗、文化歷史等風貌,被譯者李安宅盛贊為“這樣穿透數種文化而反觀本土文化的記錄,不論其正確與否,都是研究文化接觸的絕好材料”??。此外,謝氏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根據早年游歷口述而成的民族志也被認為具有了解“西藏民族的心理與習為”的重要作用。
(二)藏語文文獻收集整理與編譯工作
華西邊疆研究所建所之初,即將“搜集各種調查材料、中西參考書籍、藏文佛像”列為職責所在。?1944年,因赴西康調查之便,李安宅購得大量藏文經典史籍,恰與先前搜集到的“政教史鑒配合為西藏最完整之史書”。所內人員對此項工作期待頗高,一致認為可“一洗過去國人枝節著錄之陋”。
具體而言,這一時期,華西邊疆研究所的藏語文文獻收集整理工作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格薩爾研究,一類是藏文典籍編譯。任乃強在對格薩爾的研究中就曾談及,“藏族僧民,以及任何使用藏文,或信奉喇嘛教之民族,腦海中都莫不有唯一超勝的英雄——格薩爾在”,足見《格薩爾》史詩在藏族社區流傳的廣泛程度。入職華西邊疆研究所又恰逢派赴德格調查,任乃強以此契機前往林蔥土司家翻閱不同版本的《格薩爾》,又實地參訪格薩爾遺跡,并記錄了大量民間口傳的格薩爾故事。回所后,他將調查所得濃縮為《關于“藏三國”的初步介紹》《關于“藏三國”》《關于格薩爾到中國的故事》3篇專文。在格薩爾版本搜集整理方面,謝國安與陳宗祥也著述頗豐。謝國安早年游歷康藏時就注意搜集有關格薩爾的傳說故事,定居康定后曾兩度前往德格收集不同版本的格薩爾。陳宗祥也在李安宅的指導下進行格薩爾研究,翻譯整理了大衛·妮爾的《嶺超人格薩爾王傳》。任乃強審閱后對此譯本贊譽有加,將其推薦給《康導月刊》連載發表。
藏文典籍編譯工作主要由史地考據功底深厚的任乃強與精通藏語文的謝國安、劉立千負責。任乃強主要致力于考訂德格印經院所獲道光八年(1828)刊印的藏文本德格土司系譜《德格世德頌》。發現之初,任乃強便連夜與李安宅、楊質夫二人合作校對一遍。為考證文中所涉地名,任氏親赴仲薩寺、昌泰草原、奪柯寺等地,求教于藏傳佛教僧人。返蓉后,又與謝國安、劉立千合作,“將其年代與歷世之政治環境,詳為考訂”。積3年之功,任乃強始完成該書校勘工作。謝、劉翁婿二人在藏語文和藏傳佛教方面造詣深厚,到所后即著手“檢校整理”“提要翻譯”李安宅購自德格的藏文經籍,并“將自唐以來西藏政治史事,教法源流,名人年譜,摘譯整理,成為巨著”??。1948年出刊的《華西協合大學校刊》詳盡地介紹了二人入職以來承擔的編校任務:
照原定計劃在文史方面之著作已寫十四種。計一,西藏王臣史。二,藏王世系明鑒。三,瑪巴譯師傳。四,彌羅熱巴傳。五,帕摩主巴王朝譜系。六,康藏歌謠。七,康藏諺語。八,西藏密宗之研究。九,西藏大事年表。十,西藏道場志。十一,高僧傳。十二,梵漢字典。十三,格薩王傳第一集,續藏史鑒。十四,印藏佛教史。以上十三十四,兩種已出書。第七種待印,其他各種整理繕正中。
華西邊疆研究所的藏語文文獻搜集整理與編譯工作,與其他機構相較,彌補了同一時期成立的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僅注重翻譯政策文件、漢藏教理院側重藏傳佛教經典的缺失。除藏傳佛教典籍外,華西邊疆研究所還為學界提供了藏文歷史典籍以及更具地方性的藏族民間文學等文本翻譯。
(三)涉藏地區的邊政改良設計
20世紀40年代,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時局下,為抵制列強對邊疆的環伺,鞏固邊圉,催生出邊政學這一新興學科,其特點在于綜合利用民族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多學科路徑認識邊疆社會,提出邊政改良方案,服務于國家邊疆建設。作為華西邊疆研究所實際負責人,李安宅曾立下鴻志,“以吾人數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的根基”??。李安宅的這一思想,同樣也是華西邊疆研究所成員的心聲。而書生報國的利器,唯有訴諸學術。為此,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者們亦是邊政學科建設的參與者與建設者,他們積極將治學所得轉化為咨政報告,“分送有關機關,或單獨發表”,以協助政府處理邊政事務。
首先,從實地考察發現邊疆問題,利用人類學理論尋求邊政改良之道。1943年,于式玉赴黑水調查時聽聞,甘肅臨潭西道堂的回族商人設立招待所免費接待前往貿易的周邊藏族,以此增進族際情感,建立互惠貿易網絡關系。受此啟發,于式玉提出政府可在川西北邊民匯聚地灌縣設立邊民招待所,以推動邊民文化教育,在潛移默化中增進邊民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感。李安宅在德格調查時發現,居于金沙江以西的藏族民眾連年遭遇自然災害,可仍需向西藏地方政府上繳重賦,生活艱難困苦。痛心疾首下,李安宅撰寫《云霓之望》一文,以喚起政府與社會民眾的警覺。嗣后,李安宅又向政府諫言指出,康藏問題的癥結在于國內政局未統,剝削惡政仍存。但改弦更張,并不可照搬內地制度。他認為,邊政措置還需利用人類學方法,做“普遍深入而且客觀之研究”“加以文化接觸之分析,環境適應之實驗”,如此方能設計出治邊良策。其次,以歷史為鏡鑒,提出邊政措置方案。任乃強的案例最具典型性。同樣是對康藏問題的考量,李安宅主要訴諸田野調查,而任乃強則重視對史書的考據與分析。在對德格土司系譜的編訂中,任乃強發現康藏癥結是歷史時期以來康藏行政區劃的遺留問題,插花飛地比比皆是,若強行切分紛爭又起。任乃強指出,邊政革新刻不容緩,但政府應當從歷史沿革來制定現實策略。
除發表文論為邊政改革建言獻策外,自成立以來學者們還向各級政府部門提交咨政報告,直接參與邊政設計。據現有資料來看,華西邊疆研究所向社會部與教育部提交的咨政報告數量最多,主要分為邊疆建設方案和涉藏地區地理與社會調查概況兩大類。邊疆建設方案,包括任乃強與顧頡剛聯名提交的《請撥專款征印邊疆書稿以資參考而宏研究案》,李安宅、張伯懷與崔德潤聯名提交的《請教育部呈請行政院豁免邊茶稅案》等6項,內容主要涉及推動涉藏地區邊疆教育和為邊地藏民謀求福利,所有提案均獲通過。涉藏地區地理與社會調查概況,包括任乃強向四川省政府提交的《四川邊區概況》以及向社會部提交的《邊疆墾殖論》,于式玉向理番縣(今理縣)政府與教育部提交的《麻窩衙門》《黑水民風》等,可見當時各級政府對涉藏地區社會文化的了解不足,急需學者調查研究。此外,入職華西邊疆研究所后,任乃強還承四川省政府之請,為國防部繪制康藏地圖。任乃強利用十余年來搜集的中外康藏地圖1000余種,結合3次康藏地區的實地勘察經歷,以及相關游記、考察報告等,于1950年最終繪制成等比例為五十萬分之一的康藏全圖。該圖的繪制,打破了康藏精確地圖長期為外人把持的壁壘,拱衛了國家國防安全。誠如副所長李安宅所言,華西邊疆研究所提交的咨政報告“不獨對于區域設施有所裨益,即于國民外交亦不無改善”??。
三、華西邊疆研究所對中國藏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探索
華西邊疆研究所在艱難動蕩的時局中成立并逐步發展,長期面臨經費拮據的現實困境,但仍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學術成就。該所成立僅兩年,在人類學研究領域的貢獻便被收錄于《大英百科全書》,充分反映出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與認可。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該所共發表中英文論文130余篇,為中國藏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回顧華西邊疆研究所的研究歷程,實質上已為中國藏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作出了先導性探索。
首先,構建本土研究范式。作為一個“史學傳統深厚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當新興的民族學、人類學被引入國內時,學者們就提出了民族學只有與史學相結合,才能形成符合“中國本位的社會科學”。待至20世紀40年代末,李安宅基于國內外治學理路與華西邊疆研究所在涉藏地區的研究經驗,推進前述觀點,在國際知名刊物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務》)中提出有關中國研究范式的新思考。在認識論上,他批評中國學者過度沉湎于對歷史或未來的想象而忽略了客觀現實,外國學者則因受制于文化隔膜與殖民主義立場難以產出真正符合中國實情的著述。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他善意提示中外學界,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各有價值,但若偏廢其一,均會損害學術的系統性與完整性。為此,他指出,要正確理解尚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唯有從社會發展入手,選擇不同類型的代表社區(representative types of communities)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考察(即實地調查與歷史文本結合),方為最恰切的研究范式。上文李安宅與任乃強的研究案例即為力證,華西邊疆研究所身體力行地將這一研究范式運用于藏學領域。他們以新興的人類學“外識”為研究路徑,以中國傳統史料考據“內學”為學術根底,探索出既契合國際學術前沿,又根植中國經驗的本土藏學研究范式。
其次,立足中國實情推進理論創新。盡管彼時國內民族學與邊疆研究受外國學界影響甚深,但華西邊疆研究所以藏學研究為根基,提出了一系列立足國情的理論。例如,任乃強結合其在涉藏地區的考察經驗,提出綜合文化、語言、認同等因素的康藏民族分類觀,對西方“語言中心論”與國內“種族—文化”二元的粗疏劃分進行了修正。此外,因現代中國藏學產生與發展的時空條件,中國藏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必牽系和回應著中國的邊疆研究問題。而斯時,拉鐵摩爾的邊疆理論對中國的邊疆研究和話語闡釋影響甚深。他認為中國由精耕農業區、過渡地帶與游牧邊疆構成,三者之間難以實現真正的統一。而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者們基于涉藏地區長期的工作經歷,提出了新的中國邊疆詮釋體系。李安宅雖參酌拉鐵摩爾學說,以農業類型界定邊疆,認為邊疆的特征,即地形以“高原、沙磧、茂草、森林”構成,文化為“粗放游牧”。但他強調上述定義只適用于“過去的史地條件”,只要經過合理的經營便能促成內地與邊疆的統一。任乃強的邊疆觀,則根源于他西康從政時的體悟、實地考察中獲得的地方性知識以及族際婚姻中形成的主位視角。他指出,邊疆與腹地的區別僅在于“政化”是否得以貫徹,而同為國民的邊民與腹民,其差別僅在于是否具備現代國民的水準。二者雖然對邊疆界定有所區別,但均認可通過社會工作促進內地與邊疆在文化和經濟上的交流,從而實現內地與邊疆的融合統一。他們的邊疆研究理論至今仍被海內外學界探討與關注。
再次,在國際學界爭取中國話語權。李安宅選擇以“華西邊疆研究”命名研究所,延攬成員絕大多數為中國人,力圖與由多位歐美學者成立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展開學術競爭之意不言自明。而重視在國際刊物發表研究成果,是華西邊疆研究所爭取學術話語權的重要方式。20世紀40年代后期,借出國訪學的機會,李安宅與于式玉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會刊》)、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西南人類學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美國民俗雜志》)等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分別向世界學界展現了藏傳佛教噶舉派、苯教以及藏傳佛教高僧等研究領域內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了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該書至今仍是國際學界公認的一部藏學杰作。為此,1947年,李安宅當選為美國人類學會會員,長期被國際學界視為中國民族志研究與藏族宗教歷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而謝國安、劉立千的藏語文文獻編譯成果同樣得到了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德國藏學家雷興(Ferdinand D. Lessing)、法國藏學家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等都曾向其尋求藏文典籍方面的幫助。這種雙向的學術交流無疑為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爭取話語權提供了助力。
最后,將自主知識轉化為治藏實踐。如上文所述,華西邊疆研究所為彌補國內學界對涉藏地區的地圖繪制、民族志編撰及藏語文研究等方面的不足,展開了大量工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華西邊疆研究所的上述工作成功助力了西藏和平解放事業。所內學者積極響應西南局號召,加入第十八軍研究室,承擔十八軍進藏前的研究與準備工作。任乃強所繪之康藏全圖為西藏和平解放中的進軍路線規劃與戰略部署提供了關鍵支持。謝國安憑借早年遍歷康藏各地積累的經驗,以藏事顧問身份,撰寫關于西藏風土民情、宗教習俗及社會結構的報告,為制定進藏策略提供了重要參考。劉立千也充分發揮藏文方面的專長,致力于為十八軍編寫藏漢雙語詞匯手冊。隨軍入藏后,謝國安居花甲之齡仍在西藏軍區干部學校擔任藏文教師。李安宅、于式玉夫婦在西藏軍區藏語文訓練班任教,參與創辦昌都小學,充分發揮其在拉卜楞時期積累的邊疆工作經驗,推動邊疆教育。
四、結?語
華西邊疆研究所作為藏學研究重鎮,其創設與發展,既回應了戰時邊政建設的現實關切,亦體現了中國學界構建藏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作為一個兼具學術與咨政功能的研究團體,華西邊疆研究所通過整合“外識”與“內學”探索出既契合國際學術前沿,又深耕本土經驗的藏學研究理路。該理路所展現出的拓展性與適應性,還促進了其他邊疆民族研究的知識生產。其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有效轉化為服務國家治藏方略的智力支撐。在實踐運用中推動理論創新的同時,華西邊疆研究所的學者們還積極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改變了歐美學者長期主導涉藏知識生產的格局,逐步提高中國學者在國際藏學研究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放眼今日,盡管華西邊疆研究所已湮沒于歷史長河中,但其留下的大量學術著述、“外識”與“內學”融合、“學術”與“咨政”并進的知識生產機制,以及學者們彰顯出的家國情懷與民族大義,仍為當代中國特色藏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提供了思想啟迪與經驗借鑒。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6年第1期
為便于閱讀,腳注從略
引文請以原刊為準,并注明出處。
購書請掃碼進入中國藏學官方書店:

版權所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權利。 京ICP備06045333號-1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5580號 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