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我國的藏醫學與古印度醫學阿育吠陀的淵源關系是傳統醫學史研究的重要議題。筆者從傳播歷史和理論內容角度,系統考察兩者關系以及兩者與“印度”這一歷史地理概念的關聯,重點探討阿育吠陀對藏醫學的影響,兩者的聯系和區別,阿育吠陀發源傳承的地理范圍及其與中國的歷史關聯,以及當代藏醫藥在南亞的傳播現狀。在涉及阿育吠陀地域的論述時,應厘清古今“印度”概念的內涵差異,避免將古代南亞次大陸的地理文化概念與現代印度主權國家概念混淆。阿育吠陀的形成與發展是多地區文明交流的成果,其傳承主體涉及南亞多國及中國部分地區;阿育吠陀對藏醫學理論體系建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藏醫學并非阿育吠陀的簡單分支,而是具有完整獨立體系的中國本土傳統醫學;藏醫藥在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地扎根生長,成為當地重要傳統醫學資源,其理論體系核心與主要傳承脈絡可追溯至中國西藏地區。在我國藏醫學對外交流中,需客觀認識藏醫學與阿育吠陀的歷史關系,推動形成更廣泛的學術共識,促進傳統醫學領域的文明互鑒與學術對話。
【關鍵詞】藏醫學;阿育吠陀;古印度;中國西藏;源流;文化主權
【作者簡介】羅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英華,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文章來源】本文發表于《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26年4月28日在知網平臺網絡首發)。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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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南亞的文明交流互鑒源遠流長,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在傳統醫學領域,古印度醫學與我國中原、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區的傳統醫學在歷史上尤其漢唐時期交流密切,對促進各自醫學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關于藏醫學的來源,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普遍公認的觀點是:藏醫學是我國古代藏族先民在與自然界和疾病的長期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生命健康認知和疾病防治經驗,并在此基礎上廣泛吸收融合祖國內地中醫學、天竺(古印度)醫學、大食(阿拉伯、波斯)醫學的精華,逐步形成的具有獨特理論和民族特色的傳統醫學體系。然而,近20年來印度將藏醫藥納入傳統醫學法律管理體系,并在學術話語中主張藏醫學源于阿育吠陀(Ayurveda),并在其學術與政策話語中將藏醫學表述為印度傳統醫學體系的一部分。這一觀點不僅與歷史事實不符,也錯誤地將古代文明交流等同于現代國家疆域內的文化歸屬。事實上,藏醫藥自元代以降即開始向周邊地區傳播,在跨喜馬拉雅地區乃至更廣范圍內扎根生長,成為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地的重要傳統醫學資源。
本文從醫學發展史、傳播脈絡與核心理論體系比較維度,系統考辨藏醫學與阿育吠陀的關系,以及兩者與“印度”這一地理歷史概念的關聯,以期深化對藏醫學起源和發展脈絡的歷史認知,助力傳統醫學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自覺與文明互鑒,更旨在澄清藏醫學與阿育吠陀關系的認知誤區,為維護我國藏醫藥文化主權、提升國際話語權提供學術支撐。
一、歷史回響:古印度醫學對藏醫學的影響
(一)前吐蕃時代:本土知識的積累與外來醫學的零星傳入
藏醫學的發展以青藏高原藏族先民的本土醫療實踐為基礎,古印度醫學的傳入與影響,是其體系發展成熟過程中的補充性內容。古印度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并向周邊地區傳播。中國與南亞毗連,在歷史和文化上有悠久和密切的關系。從兩漢至唐代,古印度的佛教和醫學沿著絲綢之路或是越過喜馬拉雅山脈,傳入中國西域、中土和西藏地區,是中國和古印度地區大規模的文明交流階段。在古印度傳統醫學體系中,阿育吠陀的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大、范圍最廣,是占主體地位的醫學體系,故阿育吠陀通常被作為古印度醫學的代表,其名稱源自梵文“Ayur”(生命)與“Veda”(知識),意為“生命科學”。阿育吠陀成系統地傳入中國西藏之際,適值藏醫學發展從醫學實踐經驗的早期積累到理論體系的奠基時期,為藏醫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可借鑒的學術資源。
在公元7世紀以前的前吐蕃時代,西藏已有本土醫藥學知識的存在,以及中原、天竺等周邊醫學傳入中國西藏的傳說或記載。相傳吐蕃第一代聶赤贊普在位時,其臣下對他說:可以用藥物來治療中毒??梢姰敃r藏族先民已掌握了一定的藥物知識。據藏文史料記載,公元6世紀以前的前吐蕃時期已有針對麻風等傳染病的隔離習俗、制毒術與解毒藥、野牛角用于早產兒急救術、魯病(???????)的病因和治療等醫學理論和實踐。拉托托日年贊時期(公元4世紀)有天竺醫學傳入西藏的傳說:天竺名醫比吉噶吉、比拉噶孜兄妹入藏傳播醫藥學,藏王拉托托日年贊獲悉其盛名,隆重禮遇之,將公主伊吉瑞恰賜嫁給比吉噶吉,兩人得子通格托覺堅。通格托覺堅得到其父所授天竺醫學理論和實踐的真傳,成為良醫,他本人和后代成為歷代贊普的保健醫生。囊日松贊時期(公元6世紀末),由中原傳入歷算六十甲子、醫療、講論飲食利益和危害的保養方法,由天竺傳入十二緣起支和六日輪轉等,這是吐蕃最初的醫藥和歷算。
(二)吐蕃時期:阿育吠陀的系統傳入與藏醫學理論體系的奠基
公元7至9世紀的吐蕃時期,是藏醫學在本土實踐基礎上,吸納外來醫學精華、完成理論體系構建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阿育吠陀傳入西藏,對藏醫學發展產生積極作用,相關史實具有諸多史料記載,并體現在藏醫學著作之中。但藏醫學并非全盤接受,而是在選擇性吸收的基礎上實現本土化體系重構。
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邀請各方名醫傳授先進醫術,先后有來自中原的韓文杭德、天竺的巴拉達扎和大食的嘎林諾3位名醫進藏,他們帶去體現各自醫學精華的書籍,并翻譯成藏文獻給松贊干布,又合著一部綜合性的醫書《無畏的武器》(已亡佚),對藏醫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不過據著名醫史學家蔡景峰先生考證,這三個名字并非吐蕃時期入藏醫師的實名,而是象征性稱謂,分別代表中原醫學、古印度醫學與大食醫學三大體系;藏醫專家米瑪教授的《藏醫藥史論》(藏文)也持相同觀點。其中,代表古印度醫學的巴拉達扎,其原型是古印度傳說中從天神因陀羅傳承阿育吠陀醫學的神話人物,為西藏帶來了將疾病分為隆、赤巴、培根三類進行藥物治療的《“布秀”母本子本詳略》(????????????????????)等書。以隆、赤巴和培根分類的三因學說是藏醫學基礎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可見阿育吠陀對藏醫學理論體系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時,吐蕃的主流醫學為天竺、中原及上部藏地的醫療方法,比如《文殊心經》(???????????????????????)中提到:“天竺漢地上部藏,三大醫科大菩提”。赤松德贊時期(公元8世紀中后期),多次邀請中原、天竺、大食、吐谷渾等地的名醫進藏,診治疾病,編撰醫著,培養人才,傳授和交流各自的醫療經驗,其中天竺阿育吠陀醫生有當時“三神醫”之一的達瑪拉扎和“九太醫”之一的辛迪嘎瓦等。此外,包括古印度阿育吠陀醫生在內的各方名醫入藏,以及阿育吠陀醫學文獻如《阇羅迦本集》等經典著作于吐蕃時期傳播至西藏,為當時及后世的藏醫學和歷史著作所記載。阿育吠陀中三種核心生命能量(Dosa,復數Doshas)作為其醫學體系的基本學說,為藏醫學所吸收和發展,形成的三因學說是成書于公元8世紀的《月王藥診》《四部醫典》(宇妥寧瑪·云丹貢布著)等藏醫學經典著作中重要的醫學理論,對于藏醫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起到了促進作用。
(三)后弘期以降:阿育吠陀的繼續傳播與影響式微
宋代,西藏藏傳佛教進入后弘期,阿育吠陀繼續隨著佛教復興而傳入西藏。但隨著藏醫學本土理論體系的全面成熟,其對藏醫學的影響已逐步從理論借鑒轉向技術層面的補充,影響力顯著式微。
公元11世紀初,阿育吠陀三大經典之一的《八支心要集》及注釋本《八支精要廣注·詞義月光》由古印度高僧阿底峽進入古格傳播佛法時帶入西藏,由翻譯家仁青桑布完整地譯成藏文,被藏文版大藏經《丹珠爾》收錄。該醫典被譯成藏文后,一度被許多吐蕃醫生奉為學習藏醫學的重要參考著作,但并未取代《四部醫典》的核心經典地位。公元12世紀,藏醫學家宇妥薩瑪·云丹貢布曾多次赴天竺學習八支醫學,在前人基礎上編修的《四部醫典》亦吸收了《八支心要集》的部分內容,將“五官支”的內容并入“身支”當中,新增“婦科支”,并對各支的內容進行符合青藏高原疾病譜的豐富和發展,體現了藏醫學自身的理論特色和實踐創新?!端牟酷t典》最終定型,成為藏醫學第一經典,它的誕生標志著藏醫學理論體系走向成熟。自此以后,包括阿育吠陀醫學在內的外來醫學體系與藏醫學的交流,相比吐蕃時期的系統化、大規模互動顯著減少(直至現代西方醫學的全面傳入西藏)。這一時期,外來醫學對藏醫學的影響主要集中于技術層面的特定療法或藥物,在核心理論層面已無實質性影響。
二、體系重構:藏醫學對阿育吠陀的選擇性吸納與本土化獨創
(一)阿育吠陀核心理論及其與藏醫學的共性
阿育吠陀是歷史最悠久的傳統醫學體系之一,在古印度傳統醫學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但其形成的確切年代存在較大爭議,文獻中最早關于阿育吠陀的記載,始見于古印度詩歌集《梨俱吠陀》(Rigveda),該書成書年代學界尚存爭議,主流觀點認為其核心內容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間,部分文獻記載其起源可追溯至更早時期。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600年左右,阿育吠陀的醫學體系形成,主要分為內科和外科兩派。阿育吠陀醫學的三大經典著作有《阇羅迦集》(Charaka Samhita)、《妙聞集》(Sushruta Samhita)和《八支心要集》(Astanga Hridaya Samhita),是當代南亞各國阿育吠陀正規教育所采用的主要教科書?!蛾^羅迦集》主要內容是基本理論、草藥、治療原則和預防;《妙聞集》主要為外科治療學知識;《八支心要集》融合了《阇羅迦集》和《妙聞集》的內容,將吠陀醫學分為8個分支進行論述。
阿育吠陀理論認為,宇宙萬物均由五種基本元素組成:水(Jala)、土(Prithvi)、火(Teja)、風(Vayu)、空(Aakash)。這5種元素以不同的組合形成了人體的三大核心生命能量:瓦塔(Vata)、皮塔(Pitta)和卡法(Kapha)。瓦塔字面譯為“風”,由風和空元素構成,調節呼吸、心率、消化、運動、神經系統和代謝物排泄等,是生命活動的動力;皮塔字面譯為“膽”,由火和水元素構成,主司體溫、視力、膽識等,與人體代謝機制有關;卡法字面譯為“痰”,由水和土元素構成,可以調節體液、聯絡關節肌肉、濡潤關節等,是構成機體結構和穩定性的基礎。三者各自又分為5種亞型,功能不同,遍布全身,無處不在,分布各有側重。人體有7種組織要素(食糜、血液、骨骼、骨髓、肌肉、脂肪、精液)和3種代謝廢物(糞便、尿液和汗液)。構成人體的三大基本因素保持平衡,7種組織要素和3種代謝物相互協調工作,共同維持人體正常生理功能。疾病的發生是各種內外因導致平衡被破壞,基本因素的病理性增多、減少或紊亂的結果。
阿育吠陀的藥性理論認為,藥物和食物有6種味道:甘、酸、咸、苦、辛、澀。六味也是由五種基本元素的組合比例所決定的。甘味所成,因多土、水;酸味所成,因多土、火;咸味所成,因多水、火;辛味所成,因多風、火;苦味所成,因多風、空;澀味所成,因多風、土。不同味道的藥物和食物對不同體素失調所致疾病有治療作用,其中甘、酸、咸味可治體內“風”之不調;甘、苦、澀味可治“膽”之不調;辛、苦、澀味可治“痰”之不調。所有物質(藥物或食物)根據其味道、在體內的作用和對人體3種基本因素的影響,有8種性能(virya)、20種功效(guna)、3種消化后的味道(vipaka)的分類。在消化過程中,20種功效可以歸類為8種性能。甘味和咸味消化后變成甘味,酸味不變,苦味、辛味和澀味變成苦味。
以上阿育吠陀的醫藥學理論內容,與藏醫學理論中的“五源學說”“三因學說”及其生理功能和分類、七精華、三穢物,以及藏藥學的六味、八性、十七效、三化味理論大體相似,這些內容主要見于《四部醫典》的第一、二部。
(二)藏醫學有別于阿育吠陀的獨創性內核
藏醫學部分理論受到阿育吠陀的影響,兩者存在相似的內容是正常、合理的。但藏醫學絕非阿育吠陀的藏文翻譯版本,作為一門擁有獨立完整體系的傳統醫學,藏醫學在其理論和實踐體系中形成了大量有別于阿育吠陀的內容。有學者對考古和醫史文獻的梳理研究發現,早在佛教尚未正式傳入中國西藏的前吐蕃時代,象雄和雅隆等地已有不同區域的獨特醫學(苯教和象雄醫學),通過交流交融漸漸形成了藏族醫學,這一時期并未受到或極少受到外來醫學的影響。即使在《四部醫典》成書所處的吐蕃時期,西藏藏醫藥大學央嘎教授通過詳細文獻考證對《四部醫典》的文本來源作了深入探究,提出在影響藏醫學的古印度醫學主要著作《八支心要集》譯成藏文之前,宇妥薩瑪·云丹貢布就已經用藏文創作或撰寫了幾部作品,這些作品對《四部醫典》的主要章節有主要影響,還指出《四部醫典》中許多可能出自宇妥原著的內容。
《四部醫典》全書特別是占較大篇幅的第三、四部中,存在大量在阿育吠陀中未見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尤其在實踐層面,藏醫診療技術呈現出有別于阿育吠陀的鮮明本土化和民族特色。藏醫學的主要理論除三因、五源學說外,還有寒熱和五行學說。寒熱學說貫穿藏醫學基礎理論的各個方面,用于解釋人體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和藥性理論等內容,與中醫陰陽學說相似,但又有許多特色。五行學說來源于祖國內地的中醫學,藏醫學在實踐中又衍生發展出新的特色,如五行與五季、物候、脈象的對應,與中醫學有一定的差異。藏醫學各分支學科與阿育吠陀的差異更大,例如生理學范疇的臟腑理論,藏醫學以“比象”描述人體各臟腑功能特點及相互關系的方式,和中醫的五臟比象大致相似【盡管對個別臟腑如脾臟、“三焦”“三木塞”(?????????)的認識存在差異】,與阿育吠陀醫典《阇羅迦集》的相似內容主要體現在對脈管的描述上;診斷學范疇的脈診和尿診,吐蕃時期藏醫學經典著作《月王藥診》《四部醫典》等已有詳細描述,而同時期及以前的阿育吠陀醫學經典著作均未發現相關系統記載,直至公元13世紀阿育吠陀著作Sharangadhara Samhita首次描述了脈診及其在診斷中的重要性,阿育吠陀的尿診也是在中世紀才見于各種著作中。藥物學方面,盡管藥性理論一致,但藥物來源及炮制、功效認識和應用的本土化趨勢不可避免。阿育吠陀與藏醫學等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在藥材使用上存在交集,常用的共用藥物以植物藥為主,包括訶子、蓽撥、姜黃、檀香等,但多因藥用部位不同而主治功能各異;礦物藥在阿育吠陀的臨床實踐中應用相對少見,而藏醫藥常用。
近年來發表的一系列定量比較研究,也證實了藏醫學與阿育吠陀在治療內容方面的部分共性與顯著差異。例如:一項對《四部醫典》與《八支精要集》所載食物、飲品、藥材及制劑的比較研究發現,兩部著作共有食物占9.9%,共有飲品占14.1%,共有藥材占13.8%,說明兩者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異,尤其在飲食種類與藥材來源的差異突出,反映了青藏高原與南亞地區不同的地理、生態環境特征和文化背景差異。對中國和印度藥典等收錄方劑的比較發現,共納入645種阿育吠陀制劑和458種藏藥制劑,其中38種屬于兩種醫學的共用制劑,這些異同體現了藏醫學對阿育吠陀醫藥學相關知識的吸收以及藏醫學自身的發展。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對以達利薩(杜鵑葉)為君藥配方應用,西藏山南當許鎮蚌巴奇塔出土的藏文醫書中首次記載了阿育吠陀醫學的達利薩(夏)散方,此后歷代藏醫學文獻記載了數十種達利薩為君藥的配方,數量遠超出早期傳入的阿育吠陀醫方。
(三)藏醫學對外來醫學的本土化重構及其歷史必然性
阿育吠陀傳入西藏,在理論上為藏醫學所借鑒,成為藏醫學理論體系的來源之一,但在理論的指導下如何進行治療才更加凸顯醫學的本質。藏醫學的形成和發展是在藏民族自身醫療實踐的基礎上,整合、吸收周邊醫學體系內容的結果,具有獨特的西藏地域和民族特色,以及明顯有別于阿育吠陀的理論和實踐內容。藏醫學消化、吸收阿育吠陀的相關內容為己所用,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創新和豐富,形成了獨立成熟的醫學體系。盡管藏醫學與阿育吠陀在歷史上具有密切的聯系,兩者的理論內容有部分共同或交叉之處,但藏醫學絕非阿育吠陀的分支,也不是所謂“失傳的阿育吠陀”(a lost form of Ayurveda)。
從藏醫學發展的歷史軌跡看,吐蕃時期的藏醫學在早期階段,其古印度醫學的痕跡并不明顯,自吐蕃地方政府多次迎請各方名醫入藏傳播醫學后,藏醫學在實踐中大量吸收周邊醫學先進知識,根據學科自身發展以及醫學實踐的需要,結合本地獨特的自然氣候條件資源和人文社會環境,對外來醫學體系的內容不斷有選擇性地加以取舍。阿育吠陀、內地中醫、大食醫學等任何一種外來醫學體系,其內容無論是多或少地被消化吸收,顯著或隱約地體現在后世的藏醫學經典著作之中,都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醫學體系被全盤復制流傳下來,而是被藏醫學在實踐中進行整合、重構和本土化。藏醫學在學習與實踐應用中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了與先前所學習借鑒的外來醫學不同的醫學體系。
三、概念祛魅:古今“印度”的地理分野與阿育吠陀的非專屬屬性
當前,部分南亞國家將藏醫納入本國傳統醫學管理體系,其核心邏輯可概括為:藏醫學理論體系來源于阿育吠陀醫學,而阿育吠陀為該國自己的傳統醫學。這一敘事從根基上存在根本性的邏輯謬誤。前者的學術謬誤已在本文第二部分進行系統厘清,后者將阿育吠陀的起源傳承與現代主權國家的疆域概念進行排他性綁定,與歷史地理事實相悖。因此,從醫學史與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共識出發,厘清相關概念的內涵與邊界,是客觀認識相關議題的前提。
(一)“古印度”與“現代印度”的概念內涵與地理分野
從當代國家疆域的角度談一種醫學的發源地或歸屬權時,首先需要對這種醫學產生地域名稱的古今內涵和地理分野進行界定。阿育吠陀醫學誕生于古印度地區。“印度”之名起源于印度河。中國歷史上對印度的最早記載見于《史記·大宛列傳》,當時稱為“身毒”(印度河梵文Sindhu的對音)?!逗鬂h書》又將“身毒”稱為“天竺”。唐代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記》始改譯為印度。因此,古代文獻中的“印度”,是對南亞次大陸地區的統稱,涵蓋該地區古代各個部落、族群或國家。從歷史地理學角度看,古印度的范疇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等南亞次大陸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古代歷史。
(二)阿育吠陀醫學在“古印度”的發源和流傳地域
古印度阿育吠陀發源地在印度河流域,位于今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克什米爾地區。從阿育吠陀醫學3部經典著作的形成地看,《阇羅迦集》在古代北印度的呾叉始羅國(Taxila,塔克西拉,今巴基斯坦境內)形成;《妙聞集》在迦尸(Varanasi,瓦拉納西,今印度共和國境內)為主的印度中東部形成;《八支心要集》的作者瓦跋塔(Vagbhata)生于信德(Sindh,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婆羅門醫學世家。阿育吠陀從印度河流域向整個南亞次大陸地區傳播發展,成為南亞各國傳統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例如尼泊爾的阿育吠陀歷史悠久,保存著大量的經典文獻,近年來該國國家檔案館編輯出版了阿育吠陀寫本目錄,加德滿都Kaiser圖書館收藏了公元878年抄寫的《妙聞集》,是現存最早的阿育吠陀寫本之一。入藏傳播佛法時帶去大量阿育吠陀醫學著作的高僧阿底峽,其出生地在古印度東部的薩霍爾國(又名薩訶羅國),即今天的孟加拉國。阿育吠陀早在公元前便已傳入斯里蘭卡,其在疾病預防與治療方面的應用,至今仍在當地居民中廣為流行。
從阿育吠陀醫學經典著作的形成與早期傳播脈絡可見,其起源與發展并非局限于現代某一國家的疆域范圍,而是以印度河流域為核心,輻射整個南亞次大陸的多地域族群共同參與構建的醫學體系。南亞次大陸內的現代主權國家,均在阿育吠陀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明確的歷史印記,均是阿育吠陀的歷史傳承主體。阿育吠陀不是任何國家的專屬傳統醫學。
(三)中國在阿育吠陀醫學傳承發展中的重要角色
中國與阿育吠陀同樣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除發源于中國西藏的藏醫學在實踐中對阿育吠陀八支醫學的傳承和發揚外,新疆地區涉阿育吠陀的文獻亦不少見。1890年,英屬印度陸軍中尉Bower在中國新疆庫車的庫木吐喇(Kumtura)石窟前的佛教寺院發現寫在樺樹皮上的古代著作共51葉。根據字體等判斷,抄寫年代約在公元4世紀后半期。該寫本醫學部分共計41葉,1323頌,444個藥方,內容涉及內、外、婦兒、骨傷、五官、男性等科病癥,國內外學者考證公認其為阿育吠陀醫著,源于《阇羅迦集》、《毗盧本集》(Bhela-Samhit?。?、《妙聞集》等。此后,新疆吐魯番等地又陸續發現了多部隋唐時期的梵文、于闐文、回鶻文寫本,涉及《毗盧本集》、《八支心要集》、《醫理精華》(Siddhasāra)、《耆婆書》(Jain Book)等阿育吠陀醫學著作。
新疆庫車、吐魯番等地發現各種版本、語種的阿育吠陀醫學著作,時間早于吐蕃時期阿育吠陀的大規模入藏,說明我國西域早在公元4世紀就已成為阿育吠陀的重要傳承和實踐地。中國西藏地區更是在阿育吠陀的傳播與本土化重構中形成了系統的醫學體系。這說明,阿育吠陀的傳承范圍自古便超出了南亞次大陸的地理范疇,中國同樣是這一傳統醫學體系的重要傳承與發展參與主體。
綜上,從現代國家概念的意義上來說,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古代醫學家共同創造與傳承了阿育吠陀醫學?!肮庞《取币辉~與作為當代國家概念的印度并不一致,不能將古代印度的地理概念與現代印度的國家概念混淆。例如國內曾有文章提到“尼泊爾阿育吠陀醫學源自印度”的說法,即屬于對古今印度概念的混淆所致。阿育吠陀并非當今任何國家的專屬傳統醫學。明確了“印度”的概念以及阿育吠陀的多元傳承屬性,才能清晰藏醫學與阿育吠陀的關系,以及二者與“印度”這一歷史地理概念關聯的客觀正確認識。
四、源流反轉:藏醫學在喜馬拉雅地區的反向傳播
(一)藏醫學以中國西藏為中心的對外傳播歷史脈絡
公元8世紀以后,隨著吐蕃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征服或影響,藏醫學開始以中國西藏為中心向周邊地區傳播和輻射。元代以來,理論體系發展成熟的藏醫學隨藏傳佛教向跨喜馬拉雅地區、蒙古等地傳播并落地生根,成為當地重要的衛生資源至今。目前,藏醫藥在南亞地區主要分布在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家和地區。
在不丹,藏醫學最早于公元8世紀從中國西藏傳入該國;公元17世紀,不丹的藏傳佛教寺院開始教授傳承藏醫學,此后藏醫學逐漸成為不丹的主流醫學。當代不丹有兩種官方醫療體系,一種是現代醫學,一種是傳統醫學,后者在不丹被命名為“Sowa Rigpa”,是藏文????????????(意為“醫學”)的拉丁文Wiley轉寫。不丹政府將其稱為不丹傳統醫學(traditional Bhutanese medicine)。這種醫學來源于藏醫學,融合了不丹當地的古老醫學實踐,在理論和實踐、民族藥理學、民族植物學等方面與藏醫學一致,某些療法與藏醫學略有差異。
在尼泊爾,從吐蕃時期起,包括藏醫學在內的藏文化就對尼泊爾北部具有強大的影響。公元8世紀以來的1000多年里,藏醫學一直在尼泊爾北部很多地區得到實踐和傳承。近代以來,由于當地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變革等各種原因,藏醫學發展處于衰落時期,實踐地域在縮小。1998年,尼泊爾北部毗鄰中國西藏的藏醫從業者成立了喜馬拉雅藏醫師協會(Himalayan Amchi Association),旨在保護和振興尼泊爾的藏醫學事業。目前,尼泊爾全國各地開設了一系列藏醫診所,藍毗尼佛教大學設有藏醫與外科學(Sowa Rigpa Medicine & Surgery)本科專業,首都加德滿都還有一些小型的藏藥生產企業。
(二)印度藏醫來源與“命名政治”的本質辨析
在印度,其境內和實際控制區內的藏醫資源主要有3個來源:一是歷史上發源于中國西藏的藏醫學向跨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的結果,主要分布在拉達克地區、喜馬偕爾邦、錫金、印控克什米爾等地,這些地方多數在歷史上是藏族的傳統居住區,或為中國西藏的藩屬地,均因近代以來英國及繼承英國殖民利益的印度對中國西藏以及周邊地區蠶食,而被印度控制至今。二是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后,其追隨者中包括了一定數量的藏醫人員,在印度達蘭薩拉成立所謂“門孜康”的藏醫機構,職能涉及藏醫醫療、人才培養、藏藥生產、出版翻譯等,在印度傳承發展藏醫至今,該機構還在印度各地開辦藏醫診所。三是在我國藏南地區(被印度非法占領,并設立偽“阿魯納恰爾邦”)原本存在的藏醫資源。據有關學者統計,2017年印度的藏藥產業總值約為1100萬美元。
2010年9月,印度政府公布《印度醫學中央委員會(修正案)法(2010年)》[The Indian Medicine Central Council(Amendment) Bill,2010],正式賦予藏醫的法律地位。印度對藏醫學的官方命名是“Sowa Rigpa”,而不是全球廣泛認可、約定俗成的“Tibetan medicine”。有學者分析認為,印度政府的法律承認是出于對藏醫市場潛力的經濟承認,與其商業化和工業化直接相關,將藏醫命名為“Sowa Rigpa”是希望通過“命名政治”產生對其藏醫的所有權主張。筆者認為,印度政府不用國際通用的“Tibetan medicine”稱謂,而以“Sowa Rigpa”命名藏醫,其本質是通過術語的去中國化,剝離藏醫與中國西藏的歷史文化關聯,為印度將源自中國的藏醫納入其本國傳統醫學體系并聲索所有權,提供話語支撐。
五、結語
筆者系統梳理了從前吐蕃時期到當代,中國藏醫學與古印度阿育吠陀醫學的關系,厘清了兩者與古今“印度”歷史地理概念的本質關聯,主要內容如下:其一,古今“印度”的地理與內涵分野,是討論相關議題的根本前提,阿育吠陀是南亞次大陸以及中國等多國家、多地域共同參與發展的傳統醫學體系,不應視為現代單一國家的專屬文化遺產;其二,阿育吠陀對藏醫學的影響,始終局限于“選擇性借鑒、本土化重構”的范疇,并未改變藏醫本土起源、獨立發展的根本屬性;其三,當代南亞各國的藏醫均源自中國西藏,是中國藏醫學對外傳播的成果。以上歷史脈絡與事實,是人類文明交流史上“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生動體現。
當代社會,傳統醫學的醫療、文化和經濟價值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關注和重視。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中國、印度等傳統醫學資源豐富的國家均制定了傳統醫學發展戰略。全球化背景下的傳統醫學國際化傳播、跨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在話語權和產業等方面日益激烈的競爭。在藏醫領域,近些年來國外對藏醫的命名、立法承認、推動申遺、制定標準等,都是以上趨勢的體現。因此,在我國藏醫藥的對外交流和國際競爭中,需要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客觀認識藏醫學與阿育吠陀的關系以及兩者與古今“印度”概念的歷史關聯。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交流和宣傳中應準確理解“Sowa Rigpa”的文化內涵,明確其作為中國藏醫學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要認識和重視我國在阿育吠陀醫學傳承發展中的歷史角色,加大對阿育吠陀的研究力度,在涉及古代阿育吠陀的地域歸屬時,建議采用“古印度阿育吠陀”的表述,以尊重歷史語境,避免以現代國家概念混淆古代文明地理。通過科學研究、學術交流、科普宣傳等方式,推動國內學界和公眾對藏醫學起源發展形成廣泛共識。這既是彰顯文化自信,維護我國藏醫學文化權益的內在需求,也是發揮中國藏醫學的獨特價值,為全球健康事業貢獻中國智慧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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