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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艷:從歷史根基到法治保障——兼評歐洲議會涉我《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決議

發布時間:2026-05-07 09:27:39 | 來源: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這是我國民族工作領域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的法律,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理念轉化為國家意志的標志性成果。這部法律定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標志著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全面邁入法治化新階段。

然而,2026年4月30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涉華決議,以所謂人權和民族正義為借口,罔顧事實與法理,惡意抹黑中國法律和民族政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嚴正指出,有關決議罔顧事實和法理,中方已向歐方提出嚴正交涉。從歐洲法律秩序來看,歐洲議會的所謂決議表面是其所謂政治立場和政策倡議的表達,實際上其背后的邏輯充斥著對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歷史的無知,對中國民族理論政策和法律法規成功實踐的刻意曲解。當該項決議披著“人權”外衣對一個主權國家的立法橫加指責時,有必要以正視聽、以法理明辨。

一、歷史的定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千年演進不容抹黑

這部法律的序言第一句便寫道:“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如何理解這“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本質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系統闡述的“五個共同”,正是對這一命題的權威回答: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這“五個共同”,正是這部法律的歷史根基所在。

以西藏地方歷史發展為例,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這塊神圣的土地,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聯姻,開啟西藏與祖國內地社稷如一、血脈相連的歷史進程。1247年涼州會盟,西藏正式納入中央政權管轄。1793年《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明確規定達賴、班禪等活佛轉世須經金瓶掣簽并報中央政府批準,將重大宗教事務納入國家管理范疇,奠定了至今仍在遵循的歷史定制和法理基礎。各民族文化密切交融貫穿西藏地方歷史發展始終,中華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精神的重要依托。近代以來,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西藏地方的藏族、漢族、門巴族、珞巴族軍民并肩作戰,寧死不降,譜寫下一曲悲壯的英雄贊歌,更進一步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

歐洲議會的決議妄稱這部法律“限制中國境內及境外各群體的文化、宗教和語言自由”,核心指控是所謂“同化”,但這一指控恰恰暴露出它對中國民族歷史和現狀的無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從來不是靠消除差異實現“同質化”,而是在數千年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增進共同性、尊重和維護差異性”的辯證統一。這正是法律所確認的核心原則。把數千年來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敘事,歪曲為“強制性同化”,不僅是對歷史的無知,更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明邏輯的根本誤讀。

歐洲議會的決議使用的“同化”話語,本質上源自歐洲自身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歷史經驗——通過強制手段消除語言、文化和認同差異來建構“單一民族國家”。用這樣一種地方性歷史經驗來投射中國數千年來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是典型的以己度人。兩者根本不在同一歷史維度之上,以此為基礎的指控,自然謬誤百出。

二、刻意曲解:歐洲議會決議的三重錯誤

歐洲議會的決議雖然披著“保護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外衣,但細讀文本便可發現,其核心指控在事實、法理和邏輯上均站不住腳。

第一,蓄意制造“兩部法律對立”的謊言。決議聲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與1984年《民族區域自治法》存在顯著不同”,暗示新法取代或削弱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話術的用心,是刻意制造兩部法律相互沖突、彼此否定的虛假印象。事實恰恰相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一章總則第八條白紙黑字明文規定:“國家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這不是技術性的法條銜接,而是立法者對兩部法律關系的權威定調。一部聚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部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各有側重、互為補充,共同構成我國民族領域的基本法律框架。歐洲議會決議對此只字不提,卻大談“顯著不同”——既然第八條寫得明明白白,究竟是真看不見,還是不愿看見?將并行不悖的兩部法律強行對立起來,不是知識隔膜,而是刻意曲解,意在否定中國民族法治的整體合法性。

第二,蓄意混淆“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保障各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的關系。決議將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污蔑為“強制同化”,刻意隱瞞了法律在保障各民族語言文字自由方面的明確規定。法律在強調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同時,設專條明確“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在多民族國家推廣通用語言文字,是保障各族群眾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獲得發展機會的通行做法。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恰恰是讓各族群眾更平等地享受教育、就業、公共服務權利的重要途徑。這是“賦權”,不是“限制”。把賦權污蔑為同化,不僅歪曲了法律條文本身,更是對少數民族群眾平等發展權利的無視。

第三,粗暴干涉中國宗教事務,企圖將活佛轉世問題“去主權化”。決議聲稱“達賴喇嘛的繼承問題純屬宗教事務,必須完全按照藏傳佛教傳統來決定”,這是對中國主權和法治的公然挑戰。活佛轉世從來不是單純的宗教事務,而是涉及國家主權和中央權威的重大原則問題。活佛轉世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元朝冊封的產物。

1793年《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確立的金瓶掣簽制度,更明確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轉世中的決定性地位。2007年,中國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將這一制度進一步法治化、規范化。決議試圖以“宗教自由”為名,行干涉中國內政之實,企圖架空中央政府在活佛轉世問題上的最終決定權。這種將主權事務“去主權化”的企圖,不可能得逞。

以上三重錯誤,不是認識不清,而是刻意歪曲。決議的實質,是以“人權”和“宗教自由”為包裝,為分裂勢力張目,干涉中國內政。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但每一次都暴露了同樣的底色。

三、法治的跨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歷史性進階

辨析謬誤,是為了更清晰地認識這部法律的價值。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最大的歷史性貢獻,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體現了全中國各族人民的意愿。同時,它也終結了民族領域某些關鍵環節“無法可依”的歷史,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系統性的法治方案。

第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軟要求”走向“硬約束”。法律第三條明確規定,應當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這“四個與共”,從理論倡導變成了全體公民必須尊重的法律規范。第十一條要求引導各族群眾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五個認同”,這同樣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選擇題,而是法律的明確規定。

第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得到了系統性的法律轉化。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在法律章節中得到有機轉化:文化相通轉化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情感相親轉化為“促進交往交流交融”,經濟相依轉化為“推動共同繁榮發展”。這種從理論到制度的轉化,體現了法治作為國家治理基本方式的力量所在。

第三,破壞民族團結行為有了明確的法律規制手段。法律第54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破壞民族團結進步,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公益訴訟。這意味著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有了司法保障的有力兜底。

第四,民族地區發展從政策支持上升為法定責任。法律從基礎設施建設、特色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作出系統規定。支持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不再是階段性的政策安排,而是持久的法律義務。這為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從歷史層面看,“五個共同”寫進法律序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文明敘事在法治層面的凝結。從理論層面看,“四個與共”“五個認同”進入條文,是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從實踐層面看,民族事務治理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安排得到法律確認。這是新時代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標志性成果。

四、文明的定力:在自信中走好自己的路

歐洲議會的決議呼吁歐盟理事會對中國官員和實體實施制裁,敦促成員國暫停與中國的引渡條約。這些行動倡議不僅沒有法理依據,而且其本身就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挑戰。以國內政治決議的形式,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發號施令,強迫其廢除依法制定的法律,這不是“規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而是赤裸裸的霸權干預。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中國法律特別是涉外法治的相關規定,歐洲議會的這一決議本身已構成對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歧視和侵害。如果歐盟有關機構在這一決議要求下采取具體的干預和制裁行為,中方有權依法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中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任何企圖破壞中國民族團結、危害中國國家統一的行為,都將遭到堅決有力的回擊。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如今,這一論斷已寫進法律,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從1247年涼州會盟到1793年《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從1954年憲法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到今天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這是一條從歷史共識到法治保障的清晰脈絡。

當今世界正經歷深刻變局,中歐都是多邊主義的倡導者,理應成為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建設性力量。歐洲內部也存在著理性聲音,主張以對話而非對抗處理對華關系。我們希望歐洲的有識之士能夠客觀理性看待中國,認清歐洲議會涉華決議的謬誤與危害。中國走出的這條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民族團結進步之路,有著深厚的文明根基和堅實的法治保障。這條路,我們自己走,自己定,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權置喙。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不需要也不接受任何外部力量來充當“指路人”。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在法治軌道上走好自己的民族團結進步之路,為世界民族事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梁俊艷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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