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青??疾鞎r強調“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典范”,為生態文明戰略在青藏高原的實踐提供了觀察生態意蘊的根本視域。在此視域下,從邏輯理路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供了理解“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理論視域,新時代中國經濟轉型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程構成其實踐基礎;從理論機理看,綠色、先進成為“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核心表達,為此需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從實踐進路看,“自然保護地典范”與建設生態文明具有內在一致性,形成“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要求。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筑牢了生態本底,夯實了生態安全根基,是青海省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實踐框架。
【關鍵詞】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生態環境;生態保護
【作者簡介】王娟,山西長治人,青海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族經濟。陳文烈,青海民和人,青海民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政府經濟、民族經濟。
【文章來源】《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202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青海考察時強調:“加強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典范”。體現了國家在生態文明建設與自然保護領域中的戰略前瞻性和決策的務實性,明確國家公園作為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功能恢復、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及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核心帶動作用。2024年9月,中國共產黨青海省十四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提出:“要健全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典范制度體系,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落實生態文明基礎體制,完善綠色低碳發展機制?!北砻髑嗪J≡趯崿F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積極態度與責任擔當,“自然地保護地典范”不僅是青海省對我國自然保護體制的戰略性部署的積極回應,也是青海省積極探索新興的綠色低碳發展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具體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薄熬G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苯沂玖税l展新質生產力不僅是提升經濟效率的要求,更是實現生態平衡與社會和諧的必然選擇。立足青海省“三個最大”的省情定位和“三個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將綠色、先進理念深植于生態文明建設中,以系統思維統籌探索新質生產力,推進“自然保護地典范”建設,重塑生態系統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青海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的生態意涵體現。
一、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供理解“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基本視域
(一)習近平總書記為青海省發展戰略的謀劃提供了理解生態意涵的基本邏輯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生態文明、為什么要建設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重大時代課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下,青海省的發展不僅集中在經濟建設上,還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這為理解“自然保護地典范”的生態意涵提供了重要視角,即青海省在發展過程中要尊重自然、保護生態,追求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動態平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這是“國之大者”發展政策制定的指南。青海省必須堅持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首位,明確發展目標與生態保護之間的辯證關系,力求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雙贏局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的重要性,認為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青海省,這一思想體現在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及生態環境的保護上,青海省作為“中華水塔”,水資源豐富但生態環境脆弱,推動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有機融合,成為理解生態意涵的基本邏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人的全面發展與自然和諧共生。在青海省的發展中,具體體現為產業“四地”建設形塑綠色經濟發展,既保護生態,又促進社會經濟增長,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出生態民生觀,在青海省的發展戰略中,通過推動生態保護區的建設與生態補償機制,致力于實現生態價值的有效轉化,確保地方居民能夠共享到生態保護帶來的多重效益,從而在全社會形成共同參與生態保護的良好氛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重視科學發展與創新驅動,提倡構建綠色、低碳的發展觀。青海省積極探索綠色科技的應用,通過發展清潔能源和循環經濟,減少對傳統資源的依賴,推動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這是青海省“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核心表達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向??梢姡暯缴鷳B文明思想為理解青海省發展戰略的生態意涵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基礎和多元的實踐指引,其核心邏輯在于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共享繁榮、科技驅動的全面落實,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
(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理解“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基本要求
1.新質生產力理論揭示了發展生態化過程實現對傳統生產力的超越路徑
新質生產力理論是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論創新,強調高效率、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的生產方式,能夠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和提高企業競爭力,尤其是在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其核心在于如何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首先,新質生產力理論強調在生產要素配置上進行深刻變革,強調知識、信息、技術以及生態資源的整合運用,揭示生態化發展需要依托新型的生產方式、消費模式和社會組織形式,實現資源高效利用和環境友好治理,更強調質量上的提升與循環利用,推動企業向綠色生產轉型,實現產品源頭生態化生產。其次,新質生產力理論強調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生態效益的有機結合,旨在超越傳統生產力水平所帶來的資源消耗和環境負擔。對青海省的發展而言,通過引入清潔生產技術、可再生能源和循環經濟模式,提升產業“四地”生產力尤為關鍵。再次,新質生產力理論強調社會責任與企業倫理的重要性。新質生產力的實踐全過程不僅僅關注經濟效益,還強調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從而促使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其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推動企業實踐中社會責任的落實。最后,新質生產力理論在創新與協作方面的體現同樣不可忽視,新質生產力鼓勵通過跨行業、跨領域的合作,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共享與優化配置,共同應對生態環境挑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因此,新質生產力理論是對傳統生產力的有效超越與提升,也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內核。
2.綠色生產力理論揭示生態化生產促進綠色化生產關系形成的促進作用
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在這一理論框架下,生產的生態化不僅體現在對資源的有效利用及環境影響的最小化,還包括生產關系的重構,以適應現代社會對于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首先,綠色生產力強調技術創新與環境治理的結合,技術創新,使得傳統的生產關系向更加注重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方向轉變,進而促進生產模式的綠色轉型。其次,綠色生產力理論注重生產活動的環境外部性,通過建立合理的生態生產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整合促進企業內部綠色轉型,助推行業法規及政策的改善,為形成良好的綠色生產關系提供制度保障。此外,綠色生產力理論還強調政府政策的引導作用。再者,綠色生產力理論倡導通過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推動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發展綠色低碳產業,以此來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后,綠色生產力理論倡導建立可持續的供應鏈管理,促使產業鏈綠色轉型,倒逼綠色化生產關系的形成。
二、生態系統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框架下的生態意蘊考察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目標及內在要求,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要義,是謀劃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遵循。在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生態系統是自然界中各種生物及其所生存環境的復雜交互體系,涵蓋生物多樣性、生態服務、環境質量等多個維度,承載著豐富的生態產品,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核心載體,其健康與否直接關系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可見,從生態系統的角度出發,認識并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路徑,是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鍵一環。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涉及如何將生態系統服務轉化為經濟價值,強調社會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需構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探索生態產品在市場經濟中的流通和交易方式,使其不僅限于傳統的自然資源開發,還要轉向對生態服務和優質生活方式的重視,以此促進生態產品的價值轉化,使其在經濟發展中得到應有的重視與保護,實現生態產品的經濟價值與生態健康之間的良性循環。在生態系統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框架下,生態化不僅是一種方法論,更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強調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應尊重自然規律,承認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將生態化思維引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踐中,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傳統的發展模式并探索新技術與新模式,提升生態資源使用效率,降低生態環境負擔,實現經濟與生態高效融合。
(二)青海省高質量發展蘊含生態價值取向
1.綠色可持續發展是必然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青海省以發展傳統農牧業為主。三線建設時期,青海省以發展機械、冶金、交通、電力、軍工、化學等產業為重點,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做好國防保障,生態環境問題逐步產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青海省重點發展資源能源型重工業,并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發展資源能源型重工業的確促進了青海省經濟社會發展、產業結構優化,但市場體制機制尚未完全建立,未充分關注快速工業化對青海省生態環境產生的一系列影響。隨著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為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2000年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在2000年至2010年,青海省基于自身資源稟賦,尤其是礦產、水資源和生態資源的潛在價值,積極推動資源合理開發與利用,在政策層面上加大對資源型產業的支持力度,逐步形成以資源開發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此階段青海省逐步意識到生態環境問題,鼓勵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確保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統一。2011—2019年,青海省充分利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在礦產、能源和生態旅游等領域,積極推動資源的深加工和價值鏈延伸,并引入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在新能源、生態旅游和高原特色農產品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經濟結構,此階段青海省已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并逐步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產業發展中。2020年以來,青海省將資源稟賦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相結合,通過產業“四地”建設,有效整合資源與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為其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提供了堅實基礎。青海省不同發展階段人與自然的關系證明生產力躍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生態環境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2.高質量發展轉型是必由之路
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產力,是推動區域轉型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青海省作為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高質量發展綁定著生態價值取向且必然融入生態優先的戰略考量。一方面,青海省傳統資源型經濟的發展模式面臨著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的雙重壓力,逐步減少對資源的過度依賴,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培育以科技創新為驅動的新興產業,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改變不僅是其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青海省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高地,承載著國家的生態安全使命。在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必須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首要任務,推動綠色發展理念的深入貫徹,積極探索可持續經濟模式,是生態系統健康運轉與區域經濟長遠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青海省高質量轉型發展的必由之路??梢?,高質量發展轉型不僅是青海省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的途徑,更是其在新時代背景下踐行生態價值取向的重要體現。
3.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根本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是青海省高質量發展蘊含生態價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根植于青海省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之中。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鼻嗪J“l展證明,依存資源稟賦推動的快速經濟發展會造成資源過度開發、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特別是體現在水源地干涸、土壤沙化及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等方面,這些結果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區域生態平衡。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塑發展與保護辯證關系,既是青海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要求。因此,推動傳統生產力躍升,培育新質生產力,形塑新型生產方式,推動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產力基礎,更是實現長遠發展目標的必由之路。
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現代視域下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基本呈現
(一)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的生態意蘊及內涵外延
1.新質生產力是生態意涵的本質要求
青海省作為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典范的承載區,為生態文明戰略在青藏高原實踐提供了觀察生態意蘊的基本視域。在此視域下,發展新質生產力已成為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蘊的核心命題。一方面,自然保護地承載著生物多樣性及生態資源稟賦,是眾多瀕危物種的棲息地和生存空間,建設自然保護地,能有效遏制生物滅絕及保護生態資源,保障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另一方面,自然保護地的劃定及管理,強調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凸顯人類對自然界的尊重與敬畏,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具體而言,青海省在打造自然保護地典范進程中,在技術維度,借助衛星遙感和無人機監測等先進技術支持實時獲取三江源國家公園植被覆蓋、氣候變化、土壤肥力、水質狀況等關鍵數據,為生態保護工作適時調整和優化提供科學依據。在制度維度,新質生產力可以在政策制定、資源協作、利益分配等方面實現跨區聯動,實現生態系統及生態產品價值最大化。在經濟維度,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及制度創新,以數字化確權與資產化將生態資源轉化為可交易、可抵押的標準化數字資產,以市場化交易機制創新、重塑市場交易體系,以產業化開發與收益反哺構建生態資源“保護—增值—反哺”閉環,避免陷入資源危機,以政策與金融協同創新破解自然保護地融資難題,由此重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重構自然保護地“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價值評估體系。
2.綠色生產力是生態意蘊的內在屬性
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為核心驅動力,摒棄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生產力發展思路,著力促使經濟、產業以及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循環方向進行全面轉型升級,進而催生出綠色生產力,這不僅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支撐。首先,綠色生產力是一種“環境友好”的可持續生產力,強調對自然資源的高效且循環的利用,是其作為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內在屬性在經濟、社會、環境協同發展的重要體現。其次,綠色生產力是綠色科技創新以及模式創新推動形成的先進生產力,強調產業發展應遵循生態規律,建構綠色產業鏈,提升產業附加值及自然保護地生態質量,推動自然保護地從生態屏障向經濟引擎轉變,是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的題中應有之義,也進一步強化了綠色生產力在自然保護地建設中的內在屬性和戰略地位。最后,綠色生產力是破除自然保護地“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矛盾關系的有效路徑。自然保護地典范承載著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傳承自然文化遺產、展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等多重使命,其生態價值遠超單純的經濟價值。綠色生產力關注生態的整體性、穩定性,并將生態環境視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建立一種新型生產關系,形成激發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但新的生產關系強調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的共同參與,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二)以新質生產力的生態意蘊形塑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制度建設
從理論機理看,“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一論斷突出新質生產力的生態意涵具備綠色、先進雙重特性,強調生態系統的經濟價值轉化。以新質生產力的生態意蘊形塑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制度建設,本質是以制度創新重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形成“生態—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治理體系,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生態治理體系,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范式革新。第一,制定頂層戰略規劃。構建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制度就必須從國家層面的宏觀戰略規劃著手,將新質生產力的生態意蘊納入國家發展規劃中,突出生態在國家發展戰略規劃中的核心地位,明確不同階段發展目標及任務,這是制定詳細實施路徑的綱。第二,完善產業發展與金融支持政策。產業發展政策是區域承接國家宏觀戰略規劃的重要載體和工具,它不僅在宏觀層面上為地方經濟發展指明方向,也在微觀層面上通過具體措施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三,重視科技創新與人才引進和培養。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典范必須以新質生產力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大對生態領域科技創新投入,支持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跨區協作開展生態技術研發,設立重大科技專項,促進生態技術成果轉化及應用,制定生態領域創新人才專項引培計劃及激勵機制,從多學科、多領域、多智力等方面共同攻克技術難題。第四,加強國際與多邊合作交流?;谛沦|生產力的生態意蘊,推動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制度建設,是中國立足本國發展實際向世界提出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方案。第五,建立政府監管與公眾監督機制。政府監管是執行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制度體系的核心力量,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一套嚴格的生態環境監管體系,增強對企業生產行為的生態監管力度,以此維護生態平衡,推動綠色發展的實現。公眾監督作為社會參與的一種重要方式,能夠增強制度建設的透明度與公正性,形成全社會共同監督生態環境的良好局面。
四、基于生態為基底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的路徑選擇
(一)以生態基底和國家公園探索新質生產力,推動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構建
第一,科學評估生態本底。以三江源國家公園為核心,系統調查評估國家公園及周邊生態系統安全及風險,掌握國家公園生態系統情況及潛在發展價值并建立生態數據庫,這是明確三江源國家公園發展方向、培育新質生產力及作出科學決策的依據。第二,重視技術創新及應用。運用技術創新加強生態監測系統的研發及推廣可有效避免監管漏洞及提升監管效率,同時,推進生態修復技術修復也是國家公園建設需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這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發展機遇。第三,完善制度創新。完善創新國家公園管理體制機制,打破區域行政溝通壁壘,設立國家公園研發中心,完善科技金融支撐體系,建立以保護和科研為核心的溝通體系、績效考核體系,構建高校、科研機構、創新型企業、社會公眾等多元化利益相關者參與機制、分配機制,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制度支撐。第四,促進生態價值轉化。在充分考慮國家公園生態承載力的基礎上,挖掘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潛力,探索生態旅游、清潔能源、生態農牧業、碳匯交易、水權交易等生態價值轉化途徑,同時引導當地社區及居民參與到生態價值轉化和生態保護過程中,共享生態保護成果,由此促進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構建。
(二)以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引領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首先,將新質生產力、綠色生產力融入自然保護地的建設中,重塑自然保護地建設的底層邏輯。一是構建以三江源、祁連山、青海湖等國家公園為核心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全面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二是強化科技賦能,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實現生產過程綠色化和產品低碳化。三是探索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其次,完善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體制機制。一方面,突破傳統路徑依賴,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遙感監測等新質生產力工具,構建更加精準、高效的生態環境監測預警體系,從根本上提升生態保護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將綠色生產力的理念貫穿于生態修復的全過程,提升生態環境修復效果的可持續性和長期穩定性。最后,積極參與國際生態保護合作,交流借鑒先進經驗及舉措,結合我國國家公園獨特的自然遺產、生態資源,切實推動我國自然保護地典范建設,并且在進一步的國際生態保護合作中貢獻中國方案。
(三)以自然保護地典范把握好與傳統生產力的關系,掌握生態現代化的要領
第一,正確處理與傳統生產力的關系。對傳統生產力進行深度評估,挖掘與生態保護相契合的生產要素,尊重傳統生產力對自然規律的遵循及生態平衡維護的合理內核,識別與生態保護相悖的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構建綠色低碳新型生產關系,發展新質生產力,由此推動自然保護地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轉變。第二,精準把握生態現代化的核心要領。在科技創新方面,基于對傳統生產力評估結果,特別是影響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的因素,有針對性地開展綠色技術研發及升級,以新理念新技術形塑新型生產關系,推動產業向綠色化轉型升級。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明確國家、政府、企業、民眾等多主體責任劃分,并隨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程度、市場機制演變、生態價值轉化等動態更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為自然保護地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四)理解好自然保護地典范的本質內容與外在形式,完整把握生態現代化的本質
第一,打破傳統自然保護地建設靜態保護思維,重新審視人類活動對自然保護地建設的影響,積極探索自然保護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可持續性的有效實現路徑。第二,動態研究分析自然保護地與社區民眾互動關系演變,評估二者的共生效應,重視自然保護地典范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的作用,探索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與社區民眾收益聯動機制,實現邊際效益雙向遞增。第三,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探索創新生態系統保護模式。借助先進生產力,通過優化勞動者生態素養、提升勞動資料效能、創新勞動對象組合,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實現生態資本高效利用與持續增值。第四,探索創新自然保護地管理機制,打破區域行政壁壘,形成多元主體參與管理格局,由此提高全社會對自然保護地價值的認識,形成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社會共識,完整把握生態現代化的本質。
(五)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目標的當下與未來旨向,在權衡中實現生態現代化
第一,厘清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內涵和外延。生態產品是由生態系統提供的能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有形服務與無形服務總和,包括清新空氣、潔凈水源、肥沃土壤、天然草場、生物多樣性、舒適氣候、文化景觀等,對這些要素的綜合價值進行科學評估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第二,構建多元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一方面,由政府發行政府債券、設立專項基金、引入養老基金及保險基金等長期資金支持自然保護地建設;另一方面,鼓勵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參與綠色投資、生態產品研發、生態補償及碳匯交易,引導社會組織及社區民眾參與自然保護地的共建共管,共享收益,確保生態產品價值的良性循環機制。第三,重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社區民眾的協同發展。在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進程中,充分考慮并解決自然保護地周邊社區民眾的生計問題是確保生態保護成效及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第四,強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制度保障。以國家公園為主體打造自然保護地典范的產權歸屬可能涉及國家、政府、個人等,應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以明確各方權利和義務。
結語
青藏高原作為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戰略高地,在如何回應黨和國家重大戰略層面亟須提升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學理層面回應:表征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生態文明建設與地方政府實踐之間的底層邏輯與多維聯動的節點在哪里?在青藏高原打造生態文明高地的一系列舉措又是如何推動區域綠色生產力發展的?為此,本文在厘清生態文明戰略與青藏高原新質生產力本質內涵的基礎上,從青藏高原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建設的理論邏輯、實踐探索、方向旨趣三個層面,系統闡釋了上述雙重邏輯關聯,進一步剖析了這種關聯的實現機理。明確提出青藏高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將生態文明建設置于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必須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根本遵循,指出青藏高原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典范的本質內涵為:新質生產力、綠色生產力分別是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生態意涵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以新質生產力、綠色生產力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可持續供給,實現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保障生態系統服務對子孫后代的長期供給能力,從而夯實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彰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成就,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肩負中國在全球生態治理中的責任。未來,需要進一步以綠色科技創新為驅動,持續探索超越傳統要素依賴的創新發展范式,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并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實現從“資源索取”向“和諧共生”發展范式的轉變,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協同提升。
當然,針對此議題,在研究上仍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一是隨著生態文明戰略以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快速迭代及其應用場景的不斷豐富,青藏高原地區生態經濟性新質生產力實現機制必須以全國統一大市場為依托進行動態化研究,將青藏高原區域的生態文明戰略與生態文明高地建設置于一個變化的技術與經濟環境內權宜。二是如何在一個宏觀周期內分階段衡量生態文明建設對區域高質量發展、區域新質生產力培育形成的實際貢獻。此外,青藏高原地區在生態資源稟賦、生態產業組織、生態產業結構與生態產業關聯乃至“四鏈融合”環境上存在的差異,如何因地制宜推進青藏高原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自然保護地典范建設與新質生產力發展協同共進,或將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版權所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權利。 京ICP備06045333號-1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5580號 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