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將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成果以國家立法方式上升為國家意志,推動民族事務治理從政策供給走向更穩定的法治供給。本文認為,該法的立法歷程實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深度融合,開創了“共同體立法”的新范式。同時,本文進一步分析其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礎性法律的規范定位;論證其將地方經驗提煉升華為全國通用制度框架的功能,以及對既有地方民族團結進步條例的統領與整合作用;分析其與《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愛國主義教育法》及行政法、社會治理相關規范的銜接邏輯與實施路徑。本文指出,該法的制度優勢在于構建“價值—責任—機制—保障”四位一體的規范體系,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融入教育、公共服務、基層治理與法治監督的日常運行之中,對提升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深遠意義。
【關鍵詞】《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法律體系;規范銜接;實施路徑
【作者簡介】徐爽,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當代法治研究院)副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
【文章來源】《民族論壇》2026年第1期。本文系國家民委專項課題“各民族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研究”(2025—GMG—009)階段性成果。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正文
2026年3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下簡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經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作為“十五五”新征程開局之年的重大立法成果,該法為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夯實了法治根基,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其立法進程兼具開創性和范式價值,不僅超越了傳統“部門立法”的常規模式,更在立法程序層面,通過全過程人民民主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深度融合,構建起重大基礎性立法的規范化實踐范式。以下將從立法技術的創新、在我國法律體系及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領域中的地位、與相關法律規范的銜接邏輯及實施路徑等方面展開論述。
一、立法進程開創了“共同體立法”的新范式
(一)立法參與的“超常廣度”:從“多輪征求意見”到“全過程人民民主”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立法進程并非一次性完成的“文本生成”,而是在多輪意見吸納與審議完善中逐步定型的制度建構過程。其創新之處在于,在立法進程中突破了以往“專家立法”的局限,通過多輪次、分層次、跨地域的意見征求機制,將民主協商貫穿于起草、審議、修改全過程,使民族團結進步這一長期開展的重要工作轉化為全國統一的法律規范,從而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開啟了“共同體立法”的民主新范式。由于該法涉及社會各領域、事關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利益,立法機關通過多次調研、廣泛征求意見、反復審議,在立法過程中展開了一場“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協商”,使立法的正當性深深根植于廣泛的民意基礎。
從立法程序來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后,立法規劃編制、中央政治局專題研究、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并公開征求意見等關鍵節點有序推進,最終經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這一時間鏈條清晰呈現出政治性與法治化的同向發力。這一立法程序本身,既是對民主立法與依法立法要求的回應,也是該法作為民族工作領域基礎性、綜合性法律的重要外在標識之一。
該法的起草制定形成了“立法規劃—調研論證—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協調—再審再改”的“共同體立法”模式,充分彰顯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在立法領域的運行邏輯。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草案二次審議時針對“更好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等訴求作出重要補充:新增“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用字”的規定,補充“加強憲法法律宣傳教育”“維護國旗、國歌、國徽等國家象征和標志的尊嚴”等內容。這些修訂表明,立法機關并未止步于原則性表述,而是著力推動價值引領條款與可操作條款的同步完善,使法律規范既具思想引領力又具實踐約束力。
(二)科學立法的“精準轉化”:從“問題清單”到“制度工具”
科學立法的關鍵,不僅在于嚴謹的專家論證和規范的文本技術,更在于為現實治理難題提供可操作的制度工具,并確保各項制度工具之間能夠相互匹配,兼具可執行性與可評估性。《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所回應的現實議題,既包括現有地方規范的碎片化與層級差異,也包括跨區域人口流動、互聯網空間治理、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新形勢下的制度供給缺口,以及基層民族事務治理中的痛點難點問題。該法在立法之初即梳理形成清晰的“問題清單”,將社會發展和治理需求作為立法的邏輯起點,推動民族事務治理從“政策應對”向“法律預置”轉型,體現了“回應型立法”的現實關照。
然而,現實中的問題本身并不是被直接照搬進法律文本,而是被轉化為組織體系、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機制、教育機制、公共服務保障機制以及監督評估機制等條款結構,實現靶向施策,這體現了從“問題清單”到“制度工具”的轉換,也彰顯了立法本身應具備的科學性及高質量。正如該法立法說明所指出的,其立法宗旨在于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別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理念轉化為國家意志,把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方面的成功經驗上升為法律規定,并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這一表述清晰揭示了“治理難題—制度機制—政策成果—法律規范”的轉化路徑。
在此意義上,科學立法并非簡單地“把政策寫進法律”,而是提煉政策中具有必要性與可持續性的內容,將其升華為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再通過權責配置與程序設計賦予其可執行性。不僅如此,如前文所述,在該法制定過程中,二審稿對價值引領條款與制度機制條款的同步增補,屬于科學立法層面的必要細化,而非缺乏實質意義的“重復性修辭”。
(三)立法效果的“充分釋放”:從“民主立法”到“社會共識”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立法過程,本身就是一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動員。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群體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表達進行討論,是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佳“訓練”。立法活動由此創造出“立法過程即普法過程、即共識凝聚過程”的互動范式。在法律正式生效前,通過公開討論、意見征集和審議交鋒,社會各界深化了對共同體理念的理解,使立法程序發揮了凝聚人心、統一思想的先導作用。
多輪集中調研與公開征求意見,使地方實踐經驗與公眾現實訴求得以進入國家立法視野,避免法律規范陷入抽象原則的窠臼;反復審議則進一步提升了法律文本對社會共識的吸納能力,使價值條款與機制條款的配置更趨均衡合理。更為重要的是,從實際成效來看,這一立法過程將“增進共同性”的價值導向轉化為具體的法律規范語言,并融入條文設計之中,有效降低了社會各界對法律精神理解的分歧成本。換言之,民主立法不僅提升了立法本身的質量,更增強了法律未來實施的社會接受度與公眾守法自覺性,為該法落地施行提供了軟性支撐。
(四)法律位階的“體系自覺”:從“單行立法”到“依法立法”
依法立法的首要要求,是在《憲法》框架內明確立法目的與規范邊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制度設計,必須重點處理好三個維度的銜接關系:其一,與《憲法》關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原則及相關條款的銜接;其二,與《民族區域自治法》等基本法律的分工協作;其三,與教育、語言文字、社會治理、行政執法等部門法規范的銜接統一。這決定了該法絕不能是一個“孤法”,而應考慮其制度適用性,從起草階段就應將其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整體框架中加以審視,并確保其在行政執法、公共政策實施與司法解釋等場景中能夠被穩定理解與適用。
與此同時,依法立法的內涵,還體現在為地方立法提供清晰的上位法依據與修訂指引上,避免地方相關條例僅以“已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的模糊表述回避銜接難題。隨著該法的出臺,地方層面可以進一步統一規范內容、提升效率層級、增強跨區域協調能力,并與國家層面現有法律體系形成互補共進的有機整體,這為“依法立法—體系建構”的實踐路徑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法理支撐。因此,該法在立法過程中特別注重校準與上位法《憲法》的依據銜接,以及與《教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部門法的制度接口,以此避免法律施行后可能引發的規范沖突,并推動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內部形成可銜接、可落實、可監督的完整制度鏈條。
在明確上述三個維度關系的基礎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精準錨定自身定位,既實現了《憲法》原則的具體化落地,又形成了與《民族區域自治法》分工協作的規范格局,還在關鍵制度領域與相關部門法達成了協調一致。這種“依法立法—體系建構”的實踐路徑,不僅確保該法“立得起來”,而且使其能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嵌得進去”,為后續地方立法提供明確的上位法指引,終結以往地方條例“從其規定”的模糊狀態。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性法律
(一)從新時代政策到基礎性法律的轉型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核心制度價值,在于實現民族工作從政策推動到法律規范的關鍵跨越。長期以來,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在實踐中發揮了顯著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存在活動性強、周期性明顯、規范性不足的局限,衍生出地方標準不一、考核口徑各異、協同接口不暢等問題。該法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將創建實踐中的成熟經驗提煉升華為普遍性制度規范,標志著民族團結進步工作正式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穩定框架。該法“突出主線、注重系統、重視制度化法律化、強調與時俱進”的特點,精準揭示了政策法治化、“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的內在邏輯:既要回應現實,又要面向長遠;既要可操作,也要可持續。
這一轉型并不是對政策的簡單“固化”,而是通過法律的強制性與引導性,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從“階段性動員”轉向“常態化機制”。這種轉型的意義在于,讓民族工作擺脫“活動式推進”的局限,形成穩定長效的運行模式,同時也進一步厘清民族工作的權責邊界,為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轉化為具體責任鏈條、夯實法治支撐奠定基礎。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支撐
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性法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核心使命,是在上述轉型所明確的“誰負責、何時負責、怎么負責、如何監督”責任結構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相關要求轉化為法律框架內可追蹤、可評估的規范,從而解決“如何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價值追求轉化為權責清晰、可落地執行的責任鏈條”這一關鍵問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僅要依托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認同力的精神引領,還離不開現代法治的堅實保障。健全民族工作政策法規體系,正是推動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舉措。
基于此,該法的規范設計并未止步于原則性的價值宣示,而是將核心目標細化為組織保障機制、教育引導機制、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機制、公共服務保障機制等具體制度安排,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可操作、可落實、可評估的工作體系。進一步而言,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應當以民族工作領域的“法律基石”來理解:它為各部門法在民族工作領域的適用確立了統一的價值坐標,也為地方立法提供了明確的上位法依據與框架指引,實質上扮演著制度樞紐的角色,“填補我國民族團結進步領域的立法空白”,并與國家層面既有法律體系形成互補共進的有機整體。因此,該法所提供的“法治支撐”并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既有法律體系內建立統一的價值接口與責任接口,推動不同部門法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目標同向發力、協同運行。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規范表達與行為引導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法治表達體系中,“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具有獨特的制度價值:它既是共同體理念的價值宣示,也是公民身份實踐的行為指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中關于“更好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相關條款,恰恰印證了立法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度嵌入公民日常行為規范的初衷。
從規范銜接的視角來看,該法在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層面的著力點,與《愛國主義教育法》《國旗法》《國歌法》《國徽法》等既有法律規范形成了穩定的協同關系:《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突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目標導向與綜合屬性,上述專門法律則為公民愛國行為劃定了清晰的邊界并明確了相應法律責任。這種“目標引領+行為規范”的制度結構,有助于避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承擔過多具體處罰功能,從而保持其基礎性法律的綜合性與開放性。與此同時,通過教育體系、公共文化供給、網絡空間治理與基層治理的配套機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愛國主義精神得以真正轉化為社會普遍共識與公民的日常觀念。《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憑借自身的強制性與引導性,成為連接中華民族共同體價值理念與可操作治理機制的橋梁。
(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體系中的地位
有學者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作為民族工作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其憲制地位的確立,正是“根脈”和“魂脈”從歷史文化邏輯走向法治規范邏輯的必然結果。中華文明“大一統”思想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脈”,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魂脈”,二者結合形成的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成為該法的指導思想,并通過法律條文實現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表達。《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通過“根脈”與“魂脈”的法治化,完成了從文明史觀闡釋到法治規范自覺的理論躍升。這一躍升不僅使該法的價值基礎獲得歷史邏輯與現代國家法治邏輯的雙重支撐,更反過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體系的豐富與發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法理依據。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被界定為“新時代實施憲法有關規定、處理民族事務和開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這一定位,意味著該法并非一般的政策實施法,而是與《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共同構成現代中國憲制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主干法作用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之所以被賦予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主干法”的重要地位,一個直接的事實前提在于:在國家層面專項立法出臺之前,地方已經圍繞民族團結進步工作形成了規模可觀的專項立法集群。這一立法集群既反映了民族事務治理在地方層面“先行先試”的制度活力,也暴露了“規范層級參差、條文內容同質化、銜接機制碎片化”的結構性問題。換言之,地方立法既為國家立法奠定了制度基礎和實踐經驗,也提出了國家立法必須回應的體系化規范化課題。正是基于這一現實背景,《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定位不應局限為“新增一部法律”,而應理解為對既有地方規范與相關部門法規定的系統性整合、協調性優化及標準化重塑。這種整合并非簡單的“上位法優先”,而是以統一價值主線、統一責任框架為抓手,把地方治理經驗轉化為全國范圍內可復制、可檢驗、可問責的法治方案。
(一)地方民族團結進步立法的類型譜系
從立法實踐來看,截至2025年,我國共有27部地方性民族團結進步法規及規章(含示范區/模范區創建類)(見表1)。既有的地方民族團結進步立法大致可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省級、自治區層面的綜合性促進條例,其核心功能在于搭建本行政區域內民族工作的組織體系與責任分工框架;其二是自治州、自治縣(旗)以單行條例形式出臺的規范,聚焦于細化民族團結進步工作的制度抓手,突出因地制宜原則;其三是“示范區/模范區創建條例”等兼具政策屬性與法治屬性的規范性文件,集中體現民族團結進步工作由“創建活動”向“法定制度”的轉型趨勢。上述三類地方立法共同勾勒出一條“先地方探索、后國家統合”的制度演進軌跡:通過地方立法的持續積累與實踐打磨,逐步將政策性、運動式的治理工具轉化為穩定長效的法律機制。這一制度演進軌跡與部分學者提出的“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民族工作范式調整”的論斷在方法論層面具有同構性,即先確立民族工作的政治主線,再推進制度表達的精細化,最終實現國家立法的統一化。


(二)地方立法的制度貢獻:把“創建活動”轉化為“責任體系”
地方立法的重要制度貢獻,并非體現于單一條文的創新,而在于將民族團結進步工作從“倡議性活動”轉化為“常態化的制度安排”。多數地方性法規都明確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構建起涵蓋從宣傳教育、創建示范、公共服務、社區治理到法律責任的完整制度閉環。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示范區/模范區創建條例”這類規范中,地方立法將原本偏政策動員的創建指標,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法定任務、考核機制與動態管理規范,體現出鮮明的“政策法治化”演進路徑。與此同時,自治州、自治縣層面的條例則更強調可操作性:通過將民族團結進步要求嵌入基層治理流程,設置具體的工作制度、活動載體與部門職責清單,實現治理要求的精準落地。這些地方層面的立法探索為國家立法提供了可吸納的制度元素,也從實踐層面為“國家立法整合地方立法”的頂層設計奠定了現實基礎。
(三)地方立法的結構性短板:規范碎片化與制度銜接弱化并存
地方立法在逐步走向普及化的過程中,也日漸暴露出“條文內容同質化”與“制度接口模糊化”的問題。一方面,由于各地立法普遍借鑒既有條例的體例框架,在立法技術層面形成了章節設置與條款表達的模板化傾向,進而削弱了地方立法對本土治理難題的針對性回應能力;另一方面,不同層級的地方規范在與上位法、部門法的銜接過程中,往往依賴“轉引條款”規避沖突,即簡單規定“法律法規已有規定的,從其規定”。這種處理方式雖在形式上完成了規范銜接,卻在實質上留下了“責任主體不明確、執法依據不統一、問責鏈條不完整”的治理隱患。更值得警惕的是,地方立法對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融入國民教育體系、互聯網空間民族事務治理等新興議題的覆蓋廣度與規范深度參差不齊,使得跨區域治理協同面臨制度障礙。上述結構性短板并不意味著對地方立法價值的否定,反而更加凸顯了國家立法統一主線、統一接口、統一標準的緊迫性與必要性。
(四)《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整合機制:從分散立法走向立法體系化結構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對地方相關條例的整合與引領,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第一,它以全國統一的立法宗旨與基本原則,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地方實踐層面的探索,提升為全國范圍內共同遵循的法定主線,進而對地方立法的價值取向、制度設計與條款表達形成硬約束,確保地方立法不偏離方向。第二,它通過國家層面的權責配置與制度接口設計,為地方立法提供了清晰可對接的框架指引:地方條例、辦法等不再需要“各自為戰”地重復設定部門職責,而應圍繞《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確定的國家機關責任、公民法定義務與社會參與機制,結合本地實際進行細化完善。第三,它為地方立法的清理、整合與備案審查工作提供了明確的上位法標準,推動地方條例、辦法等從“各自有效”走向“體系一致”。這種“自上而下”的縱向整合機制,與該法同《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教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等相關法律形成的橫向銜接關系相輔相成,并通過立法解釋、執法協同、司法適用等多個環節,將各類法律規范的銜接要求落到實處,最終構建起上下聯動、左右協同、系統完備的民族團結進步法治體系。
四、《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與其他法律法規的規范銜接
(一)與《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銜接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首要銜接對象是《憲法》。《憲法》確立了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根本性制度安排,為民族團結原則提供了最高層級的規范依據;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則在民族工作領域對《憲法》相關原則作出了機制化、具體化展開。該法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憲法性法律,與《憲法》及其他有關法律共同構成現代中國的憲制基礎。這一定位清晰揭示出: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地位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部門法邏輯”,而應置于“憲法實施邏輯”框架之下。在這一邏輯中,該法的銜接任務至少包括兩點:其一,為憲法原則提供可執行的責任鏈條與制度工具;其二,為地方立法與相關部門法確立共同價值坐標,降低規范沖突的潛在風險。
同時,這一憲法性法律屬性,既實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歷史邏輯與現代國家法治邏輯的貫通,為該法奠定了可論證的價值基礎;也清晰界定了其法律地位——該法并非一般政策實施法,而是一部具有“憲法性法律”特征的基本法律。2018年《憲法修正案》首次將“中華民族”寫入《憲法》,明確規定“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此為基礎,在序言部分以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為敘事主線,系統闡釋了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的演進邏輯;并通過第三條、第四條的條款設計,進一步明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核心概念,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傳統轉化為可操作的法律規范。與此同時,該法以國家立法的方式,確立了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的基本原則,將“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融入法律文本之中;其第十一條至第二十條則圍繞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展開制度布局,系統規定了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引導各族群眾堅定“五個認同”、樹立正確“五觀”等具體機制,以此宣示新時代黨和國家關于民族工作的政治立場和實踐方向,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在法治軌道上規范化、制度化展開。
與《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銜接,則集中體現為“全國普遍適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機制”與“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安排”的分工配合。《民族區域自治法》聚焦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實踐,側重民族自治地方的制度安排,賦予民族自治地方以靈活多樣的方式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適用范圍覆蓋全國,其視野甚至延伸至海外華人華僑群體。由此,兩部法律共同構成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的“一體兩翼”:《民族區域自治法》保障民族自治權的規范行使,《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則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凝聚力。從立法技術層面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通過確立基本原則與設定最低制度標準,為民族自治地方的制度創新劃定邊界、指明方向。概言之,該法與《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各有側重的規范路徑,共同服務于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進步的目標,最終形成全國性制度框架統領、地方性差異化治理協同的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新格局。
(二)與《教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愛國主義教育法》等法律的銜接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落地實施離不開教育與文化領域相關法律制度的協同銜接。《教育法》《義務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規,搭建起我國教育體系的基礎性制度框架,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則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明確價值導向與組織責任,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從活動化走向課程化、制度化與常態化。與此同時,該法充分發揮法治的引領保障作用,將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政策舉措轉化為法律規范,通過凸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線地位,統籌推進各領域民族團結進步工作。
這意味著,該法在教育領域并未對教材條目與教學方法作出過細規定,而聚焦于明確責任主體、健全制度機制、確立評價導向,推動教育行政部門、學校與家庭在統一目標下各司其職。該法通過專門條款對學校教育、理論研究、宣傳教育等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載體和機制作出規定,明確要求構建“課堂教學、社會實踐、主題教育和網絡教育相結合的教育體系”。通過這種方式,該法與教育法體系形成了“目標—程序—責任”的銜接范式:《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提供價值方向與責任框架,教育法體系則提供具體的運行機制與實施規則。
在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銜接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核心著力點在于,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普及工作,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制度語境中統籌推進,強調其作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礎條件的公共屬性與促進作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確規定“國家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并針對教育教學用語用字、公務用語用字、公共場合用語用字等作出具體規定。這些規定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形成直接銜接——后者同樣明確“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用字”,兩部法律在立法審議環節和文本條款表述方面都實現了制度設計的協同推進。需要注意的是,二者銜接的工具應以行政指導、公共服務供給與教育培訓為主,而非以處罰為首要手段,以此規避“工具誤用”的風險。同樣,在與《愛國主義教育法》《國旗法》《國歌法》《國徽法》等法律的銜接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著重凸顯愛國主義精神與國家觀念,而上述專門法則為公民相關行為劃定邊界并明確法律責任,由此形成“綜合法—專門法”的分工協作結構。總體而言,該法旨在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引領轉化為制度化的社會行為導向,而不是變成單純的處罰性法律。正是基于與各專門法之間清晰的邊界與接口,《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可實施性才得以充分保障。
(三)與《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及地方性法規的銜接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作為一部綜合性法律,其法律責任條款的設計需要與行政法體系保持協調一致。從實踐層面看,地方民族團結進步條例往往使用“法律法規已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等轉引條款,規避處罰類型劃分與執法權配置的復雜性。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重復立法,但也可能引發執法責任主體不清、法律適用路徑不明、違法成本不可預期等治理困境。對此,該法在國家立法層面給出了更清晰的銜接指引,明確界定不同行為的規制路徑:對于原則性倡導類行為,主要依托教育引導與行政管理手段予以規范;對于擾亂公共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權利的違法行為,則轉由《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乃至刑法體系進行處罰;對于屬于單位內部管理或行業治理范疇的問題,應優先通過行業規范、單位規章和行政指導等方式解決。通過這種“責任類型分層”的制度設計,該法既避免了“全都寫進法律責任”導致的過度剛性,也防止了“沒有責任條款”造成的法律實施空轉。同時,在社會治理領域,該法專設“保障與監督”一章,明確相關機構、組織和公職人員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中的職責要求,確立風險防范處置、矛盾糾紛化解等社會治理機制。通過這些制度安排,該法與社會治理相關法律形成了規范合力,確保在行政執法和公共政策實施語境中各條款能夠得到穩定理解和適用。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突破了傳統監管型立法的固有模式,成為一部既注重激勵引導又強調底線約束的綜合性法律,這一定位本身就要求對法律責任形態作出結構化安排。在銜接技術上,該法主要采用三類制度設計:其一,明確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與程序義務,使行政“不作為”具備可問責性;其二,通過與《行政處罰法》銜接,規范地方設定行政處罰的權限邊界與程序要求,防止地方在執法中出現處罰隨意加碼的問題;其三,通過備案審查與規范性文件清理機制,推動地方相關條例與上位法的內容保持一致、同頻共振。通過上述制度設計,該法與行政法體系之間構建起權責明晰、追責有據的問責閉環,既保障了該法作為綜合性法律的倡導性,又確保了其底線約束條款的可實施性。
(四)與社會治理、公共服務及互聯網治理相關規范的銜接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銜接效果,最終需落腳于提升社會治理的協同效能。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推進,離不開公共服務均等化、人口流動治理、社區治理與互聯網空間治理等高頻實踐場景,而此類場景往往存在多部門法、多層級規范并行適用的特征。該法立足民族事務治理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民族團結進步工作,為跨部門協同治理提供了清晰的立法指引。
據此,該法在規范銜接上需突出“接口治理”:通過明確牽頭部門與跨部門協同機制,將分散在教育、人社、民政、住建、網信、公安等領域的治理權責,統合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統一目標體系之中。具體而言,在流動人口服務與就業權益保障方面,《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應與《勞動法》《就業促進法》《社會保險法》及相關行政法規精準銜接,形成支撐跨領域服務的制度合力;在社區治理方面,應對接基層治理相關規范,以法治手段推動互嵌式社區建設與公共服務便利化;在互聯網空間治理方面,應與網絡治理相關規范協同發力,針對網絡空間中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構建“教育引導+平臺治理+依法處置”的組合機制。
在這一銜接結構中,該法的核心貢獻并非替代各部門法,而是為各領域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統一的價值目標與跨部門協同機制,使部門法的適用獲得清晰的方向指引。正因如此,該法的有效實施離不開完善的配套制度支撐:相關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與地方立法的修訂工作,需圍繞《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進行系統清理與接口對齊。《人民政協報》明確指出,該法將為地方條例的制定與修訂提供上位法依據,推動地方立法與國家立法同頻共振,這實際上為“由法到規、由規到治”的銜接路徑提供了制度授權。換言之,該法的銜接機制必須以“協同治理”作為最終落點:如果僅停留在法律條文之間的簡單并列,而缺少有效的協同接口與聯動機制,就難以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制度化目標。
五、《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實施策略與實踐路徑
(一)以法律樞紐帶動“多法協同”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要實現有效落地施行,首要前提在于將其頂層設計轉化為跨部門、跨層級的協同治理機制。根據國家民委相關信息,為配合推動該法立法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寫入了11部相關的法律,未來還將繼續推動這一核心要求融入更多法律法規,以法制的力量保障中華民族大團結。
這充分表明,該法并非孤立運行的單行法律,也未采用“單兵突進”的立法模式,而是能帶動“多法協同”的樞紐性規范。以該法為牽引,相關法律的價值目標與制度接口將不斷校準對齊,進而有效減少部門法適用過程中的分歧,提升跨部門協同治理的效率。與此同時,“寫入11部法律”,也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實施評估提供了體系化的指標依據:評估工作不僅需要考察該法自身條文的執行情況,還應關注相關法律在民族事務治理中的協同效果。當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真正發揮“樞紐”作用時,便能從源頭上破解規范碎片化難題,減少治理重復建設的成本。
(二)教育、社區治理與公共服務:實施的“三支柱”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生命力最終需要在社會治理實踐和民眾日常生活中得以彰顯,其中教育、社區治理與公共服務是關鍵的“三支柱”。教育強調“共同學習、共同生活、共同成長”的制度供給,需要在課程體系建設、實踐基地打造、校園治理優化與家校協同聯動等方面構建長效機制,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從隨機性活動轉向常態化、制度化的育人實踐。社區治理強調互嵌式社會結構建設,需要在就業扶持、住房保障、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基層治理流程優化等環節提供制度支撐,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穩定形態。公共服務強調公平可感與差異縮減,因為制度公平感往往是培育共同體認同的現實基礎。民族工作部門曾明確提出,要“盡可能減少同一地區內不同民族之間公共服務的差異性”,并將其作為政策法規調整完善的重要方向。
因此,該法的實施應當將公共服務差異縮減作為可量化的實踐抓手:通過對教育、就業、社保、醫療、政務服務等領域的指標化監測與持續性改進,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落到群眾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上。當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持續體驗到公共服務的均衡供給與便利獲取時,該法的價值主線才可能真正轉化為社會普遍認同的心理結構。
(三)配套制度及執行能力建設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落地執行,并非依賴行政機關的自覺行動即可實現,而是必須通過完善的配套制度,將法律條文的原則性要求轉化為可執行的具體流程。首先,需構建跨部門協同機制與工作規則,明確牽頭單位、參與單位的職責邊界,細化信息共享與責任追究方式,避免出現“人人有責、人人無責”的空轉現象。其次,需搭建系統化的培訓體系與案例庫,通過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領,將抽象的法律條款轉化為可復制、可推廣的執法與治理路徑,提升基層執行的標準化與一致性水平。再次,需對現行地方性法規、規范性文件開展全面系統地清理與修訂,確保地方條款與該法的核心目標、責任接口保持一致,避免地方繼續以“轉引條款”的方式回避銜接難題。最后,需建立健全監督評估機制,將法律實施效果轉化為可反饋、可迭代的制度改進動力,推動該法成為一部“可持續生長”的主干法。此外,應配合該法的頒布實施,持續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要求融入更多法律法規。這意味著配套制度建設需與體系嵌入工作同步推進,最終形成從法律頂層設計到規章細化落實、再到治理流程落地的完整鏈條。
(四)實施評估與持續完善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實施評估宜采取“雙輪驅動”的評估模式。一輪是結果導向的公共服務差異縮減評估。通過指標化、清單化的監測方式,持續跟蹤“同一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公共服務差異”的變化趨勢,并將公共服務差異縮減成效納入政府績效考核與法治監督范疇。另一輪是規范導向的制度接口清理評估。對現行地方條例、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進行系統審查,識別并糾正與該法主線不一致、責任配置不清、協同接口缺失的條款。這兩輪評估相互支撐、缺一不可:缺乏結果導向的評估,《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容易流于形式,難以體現治理實效;缺少規范導向的接口清理,結果評估往往會陷入“問題反復出現卻難以通過制度化手段解決”的困境。此前提出的“三支柱”,既包含推動該法立法出臺,也涵蓋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融入相關法律法規、調整完善現有政策法規并縮減公共服務差異等內容,這實際上已經為“雙輪驅動”評估模式提供了政策法治化藍圖。沿著這一藍圖穩步推進,該法才能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從宏觀戰略切實轉化為具體的制度運行與治理成效。
六、結語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實施,是新時代民族工作從政策體系邁向法律體系的關鍵躍升,也是以法治方式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標志性制度成果。面向未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實施成效取決于三個關鍵環節的協同發力:一是規范銜接清晰順暢,始終以《憲法》為根本遵循,推動該法與各部門法規的有效對接,確保法治體系內部協同一致,避免出現制度脫節、執行偏差;二是地方落實精準到位,各地需在該法統領下,加快推進地方相關條例的修訂完善,完成制度接口對齊與規范性文件的系統清理,結合區域實際細化落實舉措,讓法律條款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各族群眾;三是實施評估科學高效,建立常態化、多元化的評估機制,及時發現實施中的堵點難點,推動制度持續完善與迭代升級。當上述三大環節實現穩定高效運行時,《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不僅能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確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主干框架,更能為以中華民族大團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穩定的法治保障,讓民族團結之花在神州大地常開長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筑牢民族根基、凝聚民族力量。
版權所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權利。 京ICP備06045333號-1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5580號 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許可證編號: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