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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鵬浩:社會整體研究的雄心——1981年王堯對石泰安藏學的理解

發布時間:2026-04-16 09:59:02 |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作者:孫鵬浩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內容摘要】1981年,中國藏學界與世界藏學的交流有一個顯著突破:法國藏學家石泰安(Rolf A. Stein)訪問中國社科院,中國藏學家王堯代表中國學者首次參加國際藏學會議。同一年,中國學者還完成了一部石泰安藏學名著的翻譯,即于道泉和王堯推動下由耿昇執筆的《漢藏走廊古部落》。王堯為該譯著熱情作跋,表達了自己對石泰安“綜合利用”方法論的認識和對中國人文學科的展望。由這一跋文出發,本文梳理王堯和石泰安這兩位中外漢藏比較文化大家各自走向“綜合利用”的路徑,以二人的學術對比來理解中國藏學在世界學術中的位置,并討論前人尚未有效揭示的石泰安漢藏文化同源研究的與眾不同之處。

【關鍵詞】王堯;石泰安;中國藏學史;世界藏學史

【作者簡介】孫鵬浩,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暨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把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相比較,是理解和定位我們自身的重要途徑,中國藏學研究亦不例外。甚至可以說,因為藏學是傳統的國際性學術,故而尤其應該關注其國際語境。2025年5月在南京召開的紀念王堯先生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正是這方面努力的一個縮影。與會學者一方面推進具體研究如新文本的發現與舊文獻的再解讀,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王堯先生所代表的時代與學術,應當如何放在全國和全球的學術語境中加以理解。誠然,王堯以其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宏闊的學術視野,可為我們提供一種方法論的案例,有助于當下的學人重新認識中國藏學乃至中國民族與邊疆研究在世界學術體系中的位置與意義。

自20世紀50年代王堯發表第一篇藏語語音文章開始,他便以極開闊的視野,不斷探索兼用漢文和藏文文獻展開敘事的可能性。他最為人稱道的成就之一,是大力推動了包括文本對勘、雙向闡釋等多種方法在內的多民族交流研究,從而揭示了漢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層關系。從漢藏比較研究來看,同時代能與之比肩的,唯有法國漢學和藏學大家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作為20世紀漢藏文化研究領域最閃耀的兩顆明星,王堯與石泰安之間天然具有比較的價值。我們或可將1981年作為一個觀察點:這一年,石泰安訪問中國社科院,與中國學者面對面交流;同年9月,王堯首次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可以說,這是中國藏學先驅于道泉及其學生王堯與世界藏學對話的重要一年。其實,同年,中國學者還完成了石泰安一部藏學名著的翻譯,即由于道泉和王堯推動、由耿昇執筆的石泰安《漢藏走廊古部落》。王堯在該書跋文中寫下了對石泰安的整體評價以及對中國民族學科未來的展望。

這本法文專著的翻譯工作,其實可追溯到更早的1972年。當時,年已七十三歲的于道泉接受了一項特殊的任務——解讀一份出土于伊朗的古典藏文苯教圖卷。該圖卷由伊朗駐華大使館送交我國外交部,請中國學者協助釋讀。于道泉遂帶領王堯往返于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之間,查閱相關資料。據王堯后來回憶,于道泉“十分吃驚,他發現國外許多學者的論著都與敦煌藏文寫卷有關,更使我們認識到我們與國外同行間的差距;認識到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必須做一些實際工作,才能在這一領域內無愧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通過這次工作,他們二人完成了那份苯教文書的解讀,其英文本經吳文藻和冰心審讀,交給伊朗駐華大使館。此外,二人撰寫了一份“國外藏學研究論著目錄(1949—1970)”,供同行傳閱。

當時二人所見到的國外藏學研究中,就包括石泰安的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漢藏走廊古部落》)。這部篇幅不長但是材料豐富的作品,是石泰安為其格薩爾研究巨著Recherches sur l’épopée et le barde au Tibet(漢譯為《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所作的補充論文,1961年在巴黎出版。于道泉曾在20世紀30年代留學法國,石泰安是他當時的摯友。由于二戰等原因,這本書或許是于道泉離開歐洲后第一次見到的石泰安的學術專著。于道泉本有意親自翻譯該書,但是當時醉心于另一項“非常宏偉的計劃”,整日忙碌。這一著作的翻譯任務最終交給耿昇,而王堯則負責藏學專業詞匯方面的校對,于1981年完成。

當年4月,王堯為之作跋,熱情洋溢地贊嘆道:

石泰安教授的這一部藏學名著涉及的范圍和使用的方法是如此之廣,令人嘆服!實際上是比較神話學、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宗教學和民俗學等多學科的結晶。……石泰安教授這種研究方法對于我們這一輩人比較生疏了,甚至可能感到不習慣。而我們認為這種“綜合利用”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鑒的。特別是比較神話學的原則幾乎可以感覺出它是宣傳無神論、破除迷信的妙方!目前,我國人文科學的親緣研究正在開始:如原始文化史、(原始社會史)、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和民族志、民俗學和風俗志、語言學(包括方言學、民間語源學)歷史學和民族心理學等等各學科之間的關系正在互相接觸、交叉、互相豐富。

這一段文字今日看來從表述和標點上都有不準確之處,但是充沛之情感躍出紙面。除了對石泰安學術的評價和敬佩之情,王堯還表達了對國內跨學科綜合研究趨勢的看法和希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講出了“這種研究方法對于我們這一輩人比較生疏了,甚至可能感到不習慣”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感慨。這句話出自當時已經五十三歲的王堯之筆,似乎表達了他對長期以來的學科細分情況的不安。這一年,兩位學者有了實際的交集:七十歲的石泰安在6月造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見到于道泉和王堯,兩年后又熱情邀請王堯赴巴黎訪學(見圖1)。此后的日子里,二人似乎多次通過信件溝通學術信息(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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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二氏的個人經歷和學術發展十分不同,但若從學術旨趣的角度加以概括,二人都可謂實踐了王堯為石泰安所總結的“綜合利用”之方法。不過,石泰安的“綜合利用”,并非單純的學科交叉或資料多樣,其背后有十分悠久和復雜的歷史積淀,是20世紀初始自巴黎的一種對社會整體進行研究的學術志趣,也是石泰安自始至終堅守的一種底層方法。這一點,也是王堯在1981年未能覺察的。考察“綜合利用”在法國藏學研究史上從何而來、如何發展,特別是與王堯的學術源流相對照,則可以成為一面鏡子,反映中外兩個藏學傳統的異同。

一、何謂石泰安的“綜合利用”

石泰安生于1911年,比于道泉年幼十歲,比王堯年長十七歲。他1933年從柏林逃亡到學術之都巴黎。今日人們樂于提及石泰安的老師輩中那些鼎鼎大名的漢學家,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等,但是在方法論上對石泰安影響更大的,其實是當時的比較方法和整體研究的氛圍。換句話說,伯希和的范式是無法概括石泰安后來的學術風格的。20世紀30年代的巴黎,正是后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思想尚處于孕育階段的時期。盡管這一學派的自覺形成要等到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于1949年發表博士論文之后,但在石泰安求學的年代,巴黎學界已出現結構主義的萌芽。他的師友輩中,無論是在以社會整體研究著稱的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或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還是在以比較神話學奠定新范式的杜梅齊爾(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的身上,都展現出以結構關系為核心的思維方式。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石泰安獲得了比較的視角和綜合研究的旨趣——既繼承了漢學的文本傳統,又吸收了巴黎社會學派的整體分析精神。這就是其“綜合利用”的法國社會學背景。

導師葛蘭言去世后,石泰安在1942年的紀念文章中這樣總結其方法論:“葛蘭言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一種文明中的任何細節,只有當它被放置回該文明的整體脈絡中,才能被理解和解釋。正如拼圖游戲,單個碎片的意義唯有當它被置于整體圖像中才能看出來。任何根據先驗(à priori)的外來原則進行的詮釋,都會立刻遭到否定……他從來不相信依靠‘某某主義’(-isme)能‘解釋’(expliquer)一個傳說或神話……他唯一能夠接受的解釋方法是,將材料擺在一起,相互聯系,最終將它們納入一個整體(unensemble)之中,從而使意義呈現。”石泰安另一位老師杜梅齊爾的印歐社會“三種功能結構”假說(fonctions tripartites)把古代各個操印歐語的人群的神話、社會分工和宗教三者統一在權威-戰斗-生產這三種功能結構之下,實現了莫斯的“研究社會全部內容”(le fait social total)的理想。石泰安一直不加掩飾地表達杜梅齊爾的典范作用,這一對整體和結構的癡迷,清晰地表現在他對格薩爾史詩的研究中。

但是如果深入觀察石泰安的作品,就會發現法國結構主義(或曰對相似和整體的追求)亦不足以概括石泰安的核心方法論。一方面,石泰安深深地受到了結構主義先驅們的影響;另一方面,他沒有把提煉出普遍適用的結構作為目標,也非一味尋求文化間的“同一性”(unité),而是專注于揭露文化間的“親源性”(parenté)、“借用”(emprunts)和“變形”(transformation)等現象,來理解文化的“綜合性”(syncrétisme)。這一點也是他與列維-斯特勞斯的不同之處。20世紀60年代,石泰安在法蘭西公學院與列維-斯特勞斯成為同事和朋友,在后者的六十歲祝壽文集里還貢獻了一篇研究中國灶神的文章。石泰安1988年的一部在日本影響很大的專著《東亞的洞穴母體和女神圣地》(Grottes-matrices et lieux saints de la Déesse en Asie orientale),就與列維-斯特勞斯所收藏的一件富士山藝術品有關。不過,在該書的結論中,他擔憂這一類結構上的比較可能會簡化過頭:形式上的(formel)洞穴母體在整個東亞文化中都有體現,例如佛教、印度教和西藏民間宗教,表面上看是同樣的符號,但是對本地信仰和圍繞每個圣地的傳說進行仔細分析之后,對照體系間的同一性就不見了。石泰安的比較方法確實如其總結的葛蘭言的基本原則,沒有像列維-斯特勞斯那么追求“主義”,因為他在歷史比較研究之后的結論,往往是具體的,而不是先入為主的。由此,我們可以說,石泰安所代表的是那個時代的法國學者試圖對人類社會進行整體理解的宏大理想,同時他自己并未像結構主義者那樣走得那么遠,而是對結構比較產生一定懷疑的情況下,對漢藏文化的具體而復雜的關聯展開研究。這個意義上,他繼承了導師葛蘭言的社會學家和漢學家的雙重身份。因此,從同一和差異的側重這一角度來觀察,石泰安是有其自身特色的,不應以一種標簽來過度概括。

值得說明的是,于道泉于1934年至1939年留學巴黎(中間有一年在德國學習),最好的朋友包括韓儒林和石泰安,但是于道泉是否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則難以查證。僅從其在巴黎的趣聞和故事往往圍繞語言和文獻的學習經歷來看,似乎很少涉及社會學或比較宗教學的話題,可以猜測他大概對這一方面興趣不大或者未有接觸。初步看來,我國學者真正在藏學界接觸和認識法國的整體研究觀念和比較研究的方法,就首次體現在王堯先生1981年這篇跋文之中。當然,王堯先生當時恐怕未能了解這一方法背后的歐洲學術脈絡,只是感受到了這一方法的大致形態,并從我國學科發展的角度做了自己的解讀。

二、石泰安的佛教轉向和王堯的文化史轉向

其實在1981年時,石泰安的學術重心早已有所轉向,更多地關注佛教尤其是佛教密宗。在1971年石泰安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工具方面的短板,明確表示自己佛教知識不足,而且不懂梵文,因此很多方面的研究無法展開。這不奇怪,因為此前他在藏學方面的關注主要是神話學、史詩、歷史地理和民間宗教(包括苯教)等,特別是漢藏羌的比較宗教研究,故而佛教哲學或梵文材料所需不多。

石泰安對這一短板的認識大概十分深刻,因為根據他的學生郭麗英回憶,石泰安曾經表示,如果可以重新設計自己的學業,他會選擇佛教作為自己的主要科目,因為“佛教崇拜和信仰,實際上構成了這一亞洲共同文化的共同基礎”(cultes et croyances bouddhiques constituent en effet le fond commun de cette culture commune à l'Asie)。石泰安此后也開始發表佛教方面的作品。如《突然覺悟還是同時覺悟?論漢語的“頓悟”和藏語的“cig car”》、《摩羯羅之嘴:某些儀軌器物的難解特征》、《關于金剛橛的一份古老文獻》、《門神:從印度到日本的一個佛教神話的例子》、《觀音,男神變女神的一個案例》、《古代吐蕃和于闐的一種特殊密教論述法》、《降伏樓陀羅(Rudra)等密教故事》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從成果上來看,王堯和石泰安在20世紀80年代都集中發表了敦煌藏文寫卷的研究,但從關注度轉移的角度來看,王堯先生似乎正好朝著相反的方向走。相比石泰安從民間文化和早期宗教研究到佛教的轉向,王堯開始熱情參與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史潮流,開始進入一種更廣闊的研究,包括內地的藏傳佛教文化和陰陽五行在藏地的流傳等等。這類文化史的內容,并非傳統西藏文化最看重的內容,亦非王堯早年接受的藏學教育的主流內容。王堯1951年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從南京大學中文系轉至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文。從一開始他的訓練里就表現出與石泰安藏學傳統的兩點不同。第一,他很早就具備這樣的自覺:中國自古是多民族國家,有多元的民族和民族文獻;藏文文獻作為重要的民族語言文獻之一,是中華民族文獻的一部分;第二,宗教學習是重心。王堯1951年進入藏語文班后,因為國家的具體需要和于道泉的影響,一開始就接受了豐富的語言和宗教訓練:20世紀50年代從貢噶上師(1893—1956)接受了頗為傳統的宗教教育,20世紀60年代又跟隨東噶活佛學習,期間又接受周叔迦、法尊、高觀如、喜饒嘉措、張建木等或是教界大師或是學界專家的指導。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為何相比石泰安筆下的藏傳佛教僅占極少篇幅的綜合類作品《西藏的文明》,王堯的這類讀物如《吐蕃佛教述略》(1980)《西藏佛教文化十講》(1987)《走近藏傳佛教》(2013),都是以佛教為中心的。從他對貢噶上師的回憶和感恩之情來看,他對佛教的態度大概一貫如此。

但是,佛教是不足以概括整個藏族文化的,這一點,王堯在1979年《喇嘛教對藏族文化的影響》已經明確提出。他當時有三點判斷:藏傳佛教是中國化了的佛教;藏傳佛教具有階級性;藏傳佛教不等同于西藏文化,需要宗教學者對之研究和揚棄。這一認識,既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由他自己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國情認識所決定。王堯1994年在《中華文化通志》第二次全體作者大會上以《中華文化發展的新機遇》為題發言,更加明確了要站在我國各族人民的文化關系視角來理解西藏的立場,他如此概括我國民族文化的寬容性:“中華民族文化實際上是各民族文化的總匯,是在歷史上不斷的民族融合、交流滾動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中華文化的絢麗多姿,正是各族優秀文化得到發展的最好證明。從音樂、舞蹈、服飾、飲食、體育活動、風俗民情、語言、宗教、建筑、醫藥,無一不是體現‘兼容并蓄,蔚然雜陳’的形態。”由此觀之,他似乎是很自然地擁抱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本文討論的這篇寫于1981年4月的跋文,亦可作為中國藏學發展史和中國代表性學者學術軌跡的一個重要注腳。雖然這篇跋文直到1992年才得以隨《漢藏走廊古部落》漢譯本發表,但是我們仍然應該將其置于1981年的時代中來看待。在王堯寫作跋文的時候,中國藏學的整體發表渠道正逐漸擴大,一個標志性事件是1981年12月《西藏研究》創刊。這一跋文的充沛情感也來自王堯對整個國家科學研究前景的期待。

另外一個十分重要但是本文無法詳談的脈絡,是龐樸推動的文化史潮流。大約也是在1981年左右,龐樸開始倡議中國文化史研究。1982年,龐樸即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影響較大。王堯此后也積極參與其中,他在20世紀80和90年代參與的文化史相關的社會活動,能體現其在呈現藏族多元文化史方面的努力。作為王堯的好友,龐樸的“文化保守主義”在1981年之前是否以及多大程度影響了王堯,亦值得詳細考察,從中可以分析保守和開放的矛盾是如何反映在這批學者身上的。

總之,從社會整體研究的方法論來看,石泰安此前主要關注民間宗教,意識到自己的佛教知識不足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佛教特別是密教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一以貫之的方法論決定的。而王堯的轉型則更為復雜,他由藏語文和佛教進入文化史,既有自身興趣和學科訓練背景的因素,也有20世紀80到90年代全國整體思潮的影響。可以說,他逐漸從佛教和文獻研究轉向更加自由和開放的文化史研究。

三、“綜合利用”何以為繼

石泰安幾乎以一己之力開創了西方高水準漢藏文化比較研究,入選法蘭西公學院,取得法國極高學術榮譽。可惜的是,這一漢藏比較研究事業由他開始,也隨著他的去世而式微。他的幾位學生多為精通某一特別領域的專家,如專注地方信仰和苯教的布隆多夫人(Anne-Marie Blondeau)和噶爾梅(Karmay Samten),專注敦煌文獻的麥克唐納夫人(Ariane Spanien-Macdonald)和今枝由郎,專注吐蕃歷史研究的山口瑞鳳,專注漢傳佛教和道教研究的郭麗英和司馬虛(Michael Strickmann)等。在精通漢藏語言和文化以及從南亞到東亞的宗教思想的綜合研究方面,無人能繼承其衣缽。除了國際學術整體轉型等外在原因,兼通漢藏語文及其文獻這項極高的要求,也使得漢藏文化比較研究成為一門絕學,以至于石泰安諸多弟子中無一人能像他那樣同時熟悉漢藏兩種語言及其材料并創造性地使用它們。

這一點石泰安本人似乎也是十分在意的。他在1984年的一篇評論中,強調應該注意敦煌藏文文獻中融入了具有漢地觀念的偽經,其中的“孝道”等觀念都可以在漢文偽經如《天地八陽經》等中找到直接對應。他批評麥克唐納夫人因為缺乏對漢文典籍的了解,誤以為這些材料反映的是西藏本土古老宗教與風俗的遺存,將漢傳佛教影響下的文獻當作西藏前佛教傳統的證據。他同時以相似的理由批評了另一位學生今枝由郎。通過這種批評,石泰安明確了他的方法論立場:對敦煌及早期藏文文獻的研究,必須同時具備藏文與漢文兩種傳統的語文學能力,否則,研究者容易將文化交流的產物誤認為本地古風。石泰安在1986年又發表了一篇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的長文,圍繞著藏文gtsug lag一詞,援引各類漢藏文本,展開詳盡的討論,繼續重申了這一批評。文章發表前不久的1985年10月30日,石泰安致信王堯的信件(見附錄)中,還特別提到了自己即將出版的這篇文章里,要展示出麥克唐納夫人的理論是錯誤的。可見,自己主張的比較語文學和比較文化史的方法未能被自己的學生繼承,他是十分遺憾的。

另一個例子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繼任石泰安在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藏學講席的布隆多夫人的講席名稱不再是石泰安時候的“遠東及亞洲高地的比較宗教研究”(Religions comparées de l'Extrême-Orient et de la Haute Asie),而改為“西藏宗教研究”(Religions tibétaines)。布隆多夫人曾在2019年回顧法國的學術史,她認為法國藏學在20世紀90年代是經歷了學科范圍的擴大而不是縮小,因此她建議自己的學生一定要學習漢文或者梵文,并列舉了兼通漢語和藏語的清代和民國西藏史專家谷嵐(Fabienne Jagou)為例。由此看來,布隆多夫人所談的“藏學”其實是狹義的、以文本研究為核心的藏學,而非石泰安所從事的那種綜合研究。今日觀之,可見“綜合利用”難度之高,以至于法國藏學教席的繼任者默認自己的領域是專門的藏文文本研究。

與此類似,王堯的經歷、性情、學識,使他成為一位獨一無二的學者。在南京紀念王堯先生研討會上,學者們感慨,雖然如今各項具體研究都有推進,但是像王堯先生這樣對藏語口語和書面語都如此精熟、視野如此廣博的學者再難見到了。尤其在學術研究精細化已經成為主流趨勢的今天,我們也在面臨有進有退的局面。一方面,中國學者正在繼續推進更為出色的單一文本研究。例如,《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早年由王堯和陳踐踐(筆名陳踐)合作翻譯發表,本次會議有年輕學者桑加才讓發表他重譯的版本,不僅更加準確,又添加了許多文本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分析,已經全面超越了舊譯。另一方面,我們尚需繼續理解法國藏學的脈絡。以石泰安為例,他并非從中國國情出發,而是來自20世紀法國社會學和漢學的傳統,實現了精妙的漢藏比較研究,對于我們理解漢藏文化的親緣性意義非凡。但是對這一舶來品,我們的理解和利用仍然有限。王堯先生1981年對于法國社會學傳統并無細致認識,其評價僅局限于跨學科方法及其破除迷信的意義。而且,那個時代生產的石泰安譯作質量較低,再利用程度也不足。以《漢藏走廊古部落》為例,全書1981年譯校完成,1992年初版,2013年再版,內容并無實質修訂。盡管耿昇、王堯當年譯校時曾修改了如《新唐書》寫成《舊唐書》的錯誤,但是也在翻譯中制造了很多錯誤。例如,把“羌唐”(Byang thang)誤作“巴塘”,把“戈”人誤作“葛”人,把“夔”國誤作“為”國,把“羋”氏漏掉未翻等等。更不必說大量對法語原文的理解錯誤。從再利用程度看,不僅原書的核心結論——中部西藏的古部落大多源自漢藏交接帶——值得我們進一步擴展,而且未來應該有學者以更豐富的材料(如石泰安并未使用《漢藏史集》等文獻中對人種起源的記錄)推進對藏族起源傳說的研究,進一步研究古部落傳說及其歷史地理。

特別是在我們對各民族起源的歷史和傳說尤其關注的今天,石泰安的研究方法具有獨一無二的啟發性。一般來說,唐以來的漢藏關系史有文字可查,史前的同源情況則主要利用漢藏語同源研究,即利用歷史文本和現存方言數據,向上重構出語音、詞匯和語法的同源性。而石泰安是在漢藏語言學之外,極少的以比較的方法論述漢藏宗教同源的學者。《漢藏走廊古部落》的附錄文章《漢藏走廊的羌族——傳統連續性的一例》就展示了石泰安的這一絕活。他利用漢藏雙語的古典文獻和現代學者的人類學調查,完成了一次橫向穿越漢藏走廊的宗教之旅:在綜合比較了宗教儀式、神話傳說和字音字形字義等方面之后,建立了漢、藏、羌三者之間遠古的宗教和語言的同源性。這是超越了漢藏語言研究范疇的文化整體比較方法。

今天回頭來看20世紀兩位巨匠的學術發展史,尤其可以看出“綜合利用”的意義之大和難度之高。2025年5月的南京紀念會上,學者紛紛感慨學術界對王堯的理解是隨時代更新的,且越來越能理解他作為先驅的多重面向。本文強調的則不僅是他作為學術先驅的身份,更是他作為“綜合利用”實踐者的身份。沈衛榮在圓桌討論中建議更多地把王堯先生放在世界藏學的譜系中來理解,本文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小型嘗試。可以說,如果不了解國際藏學,我們也就無法在大結構里理解中國藏學的特色;如果我們不理解歷史上的藏學,也就無法描述今日的世界藏學風格。從“綜合利用”的方法來看,王石二人殊途同歸,我們尤其應該理解其中“殊途”的部分——只有理解法國漢藏文化研究與中國漢藏文化研究的不同背景和思想來源,我們才可以定位中國藏學,并學習前輩學者在平衡文化親緣性和文化個性之間的經驗,推動藏學的新進步。

附錄:1985年10月30日石泰安致王堯函。

按:這封寫于1985年10月30日的信,不僅與兩位教授的交往有關,也涉及本文談到的石泰安對麥克唐納夫人的批評一事,故附于文后。文中提及四件事。第一,開篇提到的是悼念聞宥先生于1985年9月27日去世一事。第二,信中所說的耿昇翻譯的書,似乎不應該是石泰安此前早已知曉的《漢藏走廊古部落》,或許是指當時已經譯畢并由西藏社會科學院1985年內部印刷的《西藏的文明》。第三,對麥克唐納夫人的批評的文章,即本文中提到的Rolf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III: A propos du mot gcug-lag et de religion indigène, Bulletin de l’ école fran?aise d’ ExtrêmeOrient 74 (1986), pp.83-133。第四,信中提到的會議,或許是指次年1986年8月1日至8日在拉薩召開的藏學討論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藏學學術會議,也是1986年5月20日成立國家級藏學研究機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之后的首個大型相關學術活動。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該會議論文集《拉薩藏學討論會文選》,收錄18篇學術論文及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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