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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會蓉、劉潔:近代康區地方志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

發布時間:2026-04-08 09:47:43 | 來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內容摘要】近代康區地方志是認識區域社會與國家關系的重要史料,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尚待深入研究。通過梳理近代康區地方志的整體面貌,重點從國家治理、文化交融與經濟往來等層面,揭示其見證國家力量深入邊疆、反映民族團結與多元一體格局的獨特意義。未來應加強地方志的系統整理與闡釋,拓展其在愛國主義教育與區域發展中的多維功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史志支撐。

【關鍵詞】近代康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團結;愛國主義教育

【作者簡介】吳會蓉,西華大學教授,西華大學四川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地方史志。劉潔,西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文章來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基金項目: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十四五”規劃 2025年度項目“近代漢藏羌彝走廊地方志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研究”(SC25ZL012);成都市社科聯項目“近代西南地方志所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025CS081);青藏高原經濟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項目“從近代西南地方志看西南邊疆地區多民族互動與融合”(2024QZGYZD002)。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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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康區作為多民族聚居區,其地方志記錄了區域內各民族的社會歷史、文化變遷及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深入研究康區地方志,有助于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發展。目前學界較為關注康區地方志的編修歷史、內容特征與文獻價值,較少涉及康區地方志在民族團結方面的價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既往研究,則多集中于其內涵界定、理論淵源與價值意蘊等方面,關于地方志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合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間。鑒于此,本文在厘清近代康區地方志整體面貌的基礎上,挖掘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重要價值,并提出地方志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

一、近代康區地方志概述

所謂“康”,又稱“西康”“喀木”,系為藏文的轉音。康區是藏語的三大方言區之一,其所指范圍,通常而言相當于四川大渡河以西、西藏丹達山以東,云南高黎貢山以北,青海巴顏喀拉山以南的地區。自近代以來,這一地區亦有“川邊”“西康”等不同的稱謂。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從地域構成上看,西康省包括“康屬”“雅屬”“寧屬”三大區域,包括46個縣和3個設治局。所謂“康屬”地區即現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包括康定、瞻化、理化、九龍、甘孜、昌都等32縣和泰寧設治局,“寧屬”地區包括西昌、越西、會理、鹽源、鹽邊、昭覺、寧南、冕寧八縣與寧東設治局,“雅屬”地區包括雅安、滎經、蘆山、天全、寶興、漢源等六縣和金湯設治局。

近代康區地方志,主要指1840年至1949年間由官方與私人編纂的康區漢文志書。關于康區地方志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東晉時期常璩所編纂的《華陽國志》,此后經唐宋元明時期的不斷發展,清代康區的方志編纂走向興盛,產生了30余部地方志。進入民國時期,其方志編纂出現轉型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諸如《西康建省記》《西康疆域溯古錄》《鹽邊廳鄉土志》《西康之實況》《西康沿革考》《西康》《西康紀要》《康藏》《西康綜覽》《理化縣志稿》《西康省白玉縣鄉土地理志略》《西康圖經》(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與劉贊廷康區36部圖志等60余部地方志,以及《昌都調查報告》《西康省康區北道七縣調查報告》等十余篇具有方志性質的調查報告,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編纂的西康省第一部(亦具唯一性)通省性質的地方志稿——《西康通志》(稿本),可謂是此時期康區地方志編纂的突出成就,吸取了當時康藏學術界的最新成果。總之,近代康區地方志編纂取得了長足進展:一是地方志的數量穩步增加。二是地方志類別較為豐富,既有官方編修,也有私人修纂;既有通省性質的地方志,也有縣志、鄉土志,還有具有地方志性質的調查報告,且這些地方志的質量明顯提高,無論是在編纂體例上還是在內容上均呈現出向現代轉型的色彩。三是由于特殊的時代原因,出現了跨區域修志的情況。例如《西康通志》中就涉及今西藏自治區的方志內容,尤其是其中的《交通志》卷五中即記載了“西藏交通”等內容。劉贊廷所編撰的“康區36縣圖志”,涉及今西藏地方的就有17個縣的圖志。

二、近代康區地方志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

近代康區地方志作為記錄該區域歷史、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重要文獻,全面反映了康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

首先,近代康區地方志全面記錄了多民族共同開拓西南疆域的歷史進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有力史證。歷史上,康區作為我國西南邊疆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開發、治理與建設這一區域,形成了多民族共生共榮的格局。正如志書所載,西康的歷史本身就是漢族、藏族等各族人民攜手開拓、共同建設祖國西南邊疆的生動寫照。據《西康圖經·民俗篇》記載,西康民族多為羌之遺裔,源于三苗。經過長期歷史演進,至近代西康境內已分布有漢族、藏族、彝族、羌族、蒙古族、納西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等多個民族。其間,康巴藏族主要居住于康屬十九縣及寧屬越巂、鹽源、鹽邊、木里與雅屬寶興、金湯設治局等地區;彝族則主要居住于寧屬九縣及漢源、瀘定、九龍等地;羌族多分布于丹巴、康定、瀘定一帶;蒙古族主要分布于瀘定縣沈村一帶;納西族散居于九龍、巴安、會理、鹽源、鹽邊、木里、冕寧等地;苗族約三千人,分布于會理、寧南、鹽邊、木里等地;回族主要見于康定、九龍、雅江、道孚、甘孜等地;傈僳族則居會理、鹽邊一帶。多民族長期雜居共處,彼此依存、互通有無,共同參與康區及西南邊疆的開發與建設,奠定了今日四川乃至西南地區多元一體、命運與共的歷史基礎。

其次,近代康區地方志見證了國家治理體系在康區的演變過程,反映出中央政權對邊疆地區的有效治理與地方社會對國家制度的政治認同。地方志不僅是區域史料,更是國家治理在邊疆實踐的直接記錄。明清以來,康區的土司制度、改土歸流及民國時期行政建置的調整、駐軍設治等內容,均在近代志書中有詳細記載,展示出國家政令在邊疆的貫徹與制度一體化的推進。據楊仲華《西康紀要》所載,明清時期西康境內實行土司制度,清初平蜀后,西康各部土司相繼歸附。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藏喋巴昌側集烈據打箭爐叛亂,朝廷派四川總督席爾達、巡撫貝和若與提督唐希順率兵會剿,收復爐城,平息了叛亂。當地喇嘛、番民投誠歸附者達一萬二千余戶,清廷設同知一員,分治其地,兼轄漢、藏人民,自里塘、巴塘至西藏,皆歸其統轄,成為清代經營西康之始。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廷在西康各重要戰略地點設置糧員、游擊、千把總、外委等官,在爐城、里塘、巴塘、乍丫、昌都等地設置塘站達87處之多,以加強邊防治理。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設置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管轄打箭爐及其所屬各土司地以及西藏東部地區,由趙爾豐主政,治所設于巴塘。他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制度,經營農墾、通商、開礦、興學等事,初步確立近代行政體系。據傅嵩炑《西康建省記》所載,趙爾豐任內共設府、州、縣三十余處,縣以下設區、村等基層組織,使基層地方治理日漸完善。民國時期,尹昌衡西征平叛后在川邊設治33處。這在楊仲華的《西康紀要》、李亦人所撰的《西康綜覽》等方志中均有所體現。近代康區地方志記述了從1911年傅嵩炑倡建行省,到川邊特別行政區(1914—1935)與西康建省委員會(1935—1938),直至1939年西康省正式設立的歷程。由此可見,近代康區地方志通過對改土歸流、設治建省等制度變革的詳細記載,展現了國家政權對邊疆的持續整合與制度延伸。這一治理過程不僅促進了地區的政治穩定與社會發展,也使康區各族人民在實踐中增強了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再次,近代康區地方志詳細記載了內地與康區漢族、藏族等民族在語言、教育及文化上的交流與融合。漢族、藏族等各族長期在康藏地區共同生活、開發建設,在語言文化、民間信仰和社會生活方面形成了深度互動。據《西康通志·教育志》載:“康熙五十九年,岳鐘琪統軍駐西康,提倡學務,于是爐城、巴塘等處設立私塾教育子弟”,但其教育對象多為“近省至康經商者”。光緒三十年(1904),“打箭爐軍糧府伍文元在諸葛街禹王宮開辦大同學校,為康定設學之始”。巴塘糧員吳錫珍“創辦官話學校,編輯官話課本,不論漢康子弟,責各區學童,一律送入學校,教授漢語漢文及藏文”。趙爾豐經邊期間,為促進漢藏語言文化交流并抵御外國文化滲透,廣設官話學校、藏文學校及速成師范,并在巴安設學務局,普遍設立官話學校一百三十余所。20世紀30年代,劉文輝提出“語文交流”和“文化交流”的理念,主張“漢人習康、倮各族語文,康、倮各族習漢人語文,使思想相通、情感融洽”,并開辦藏族小學、邊民學校及藏族師資訓練班、彝族學校。這些舉措,推動了內地文化在康區的傳播,也推動了漢族學習藏語言與藏文化,促進了康區漢藏等各民族之間語言文化的交流與交融。據劉贊廷記載,在康定一帶,由于漢族與藏族雜居,互學語言,形成半漢半藏混合官話。任乃強所寫《西康圖經》亦記載,“趙爾豐延四川文士井研吳樹猷等在巴塘開學務局,編《漢藏合璧》字典,上列漢字下注藏文”;陜西商人還自編漢番對譯韻書,數月即可與藏族顧客對話,成為實用教材。此書為爐城陜商所編,并無印本,各商輾轉抄寫,以教學徒者也。并傳其文云:

“天叫朗,地叫撒。驢叫孤日,馬叫打。酥油馬(去聲)鹽巴擦(上聲),大人胡子喀蘇(上聲)。卻是你,可是他。噶茶槚統,飯媽。來叫火,去叫熱(去聲)”;番叫白米,漢叫甲。

此韻書使陜商在康區廣受歡迎,至民國已達七千余人,成為商業上的霸主。此外,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鑒于“吾國邊疆各地民族復雜,語言文字多與內地不同……因語義之不易解,致引用時諸多困難”而撰寫《邊疆政教名詞釋義初集》,對康藏、青藏地區306個政教名詞進行漢藏雙語釋義。可見,近代官方與民間的興學、撰書及漢藏韻文編纂,不僅推動了內地文化在康區傳播,也增進了漢族對藏族語言文化的認識與了解,深化了漢藏等民族間的溝通與融合。

在民間信仰方面,隨著內地漢人移入康區,關公信仰、灶王信仰、川主信仰、城隍信仰等內地民間信仰也隨之在康區傳播。據劉贊廷編撰的“康區各縣圖志”記載,晚清趙爾豐從內地招募大量墾民、礦夫、木匠、船夫到康區,其中不少人與當地藏族通婚,留居其地。隨著漢人進入康區,關公信仰、灶王信仰、川主信仰、圣君信仰、城隍信仰等民間信仰在康定、雅江、道孚、甘孜、理化、昌都、科麥、寧靜、同普、鹽井、波密以及西藏拉薩等康藏地區得到傳播。據《昌都調查報告》載:

清代征藏在昌都留置戍兵,以關外易娶家室之故,漢人多有在此落籍者。清……漢人勢力既厚,于是建造寺院,創立會館,組織社團,儼與內地無異。寺院有關岳廟、川主宮、清真寺、觀音寺、玉皇閣、城隍廟、土地廟、丹達寺、萬壽宮之九寺。

《昌都縣圖志》亦載:

本縣風俗在未設治前,凡臨城附近及大陸一帶,半為同化,蓋因此地歷為商場,漢人居多,而駐防綠營于此安家者,生有子女,半蠻半漢混合成,人喜供關公、灶王爺。

劉贊廷日記提到,“波密噶郎的官寨壁間畫有灶王與關帝像……”,可見內地民間信仰已深入當地。據任乃強統計,清代在康藏境內設文武員弁2000余名,這些人多娶番婦,沿線村落設施遵循漢地舊俗,建有關帝廟,供有關羽神像與藏族信仰的其他神靈,其祭祀方式與寺廟布置呈現藏漢交融的特色。道孚縣觀音信仰亦融合漢藏元素,“本城有觀音閣一座,不知建于何年,漢夷崇拜,香煙極盛”。

社會生活方面,自清代起,內地官兵與商民進入康區,漢藏通婚逐漸成為普遍現象。趙爾豐經邊時,大力推行漢藏通婚政策:

軍人只要有人保證,家中確未娶者,可以與當地藏女結婚,并規定娶藏女者,由公家發給家屬口糧,每月青稞一斗。生有兒女者,一人給青稞一斗,作為津貼。

“此令一出,不但軍中遵行,有些墾良商民,亦多在當地與藏族通婚,安家落戶。”據《西康之種族》載,“清末數萬邊軍及各地墾民,無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陜各地商民,在村鎮經營商業者,亦多娶夷女。”康定、巴塘、昌都、爐霍及道孚等地,藏漢通婚現象極為普遍。據柯象峰調查指出,康定“本地所謂漢人,十九皆漢夫康婦之混血兒。”“1938年前后,道孚縣漢藏混血兒約三分之二”。據1941年統計,遷居西康并安家落戶的漢族人達四萬五千余戶。可見,漢藏通婚不僅推動了民族融合,也增強了民族情感與團結。

漢藏交融亦可從藏族同胞受內地姓氏文化影響、出現藏族漢姓的現象中得到體現。據地方志記載,藏族先民原無姓氏,自明代在涉藏地區推行土司制度以來,川邊涉藏地區出現土司取漢姓的情況。如雅州天全正、副土司投誠后分別采用漢名高國英、楊藏卜。康雍乾時期,川邊土司多取漢姓:瀘定冷邊、咱里土司采“周”“古”等漢姓,冕寧安寧河流域的土司亦多采用漢姓。康定魚通、明正與寶興穆坪土司均使用漢姓“甲”。據《鹽源縣志》,木里土司自“項拈查”(1781年襲職)開始,歷代土司雖有藏名“瓊玖”“札史”“克珠”等名,但皆采用漢姓“項”,形成了“漢姓藏名”的取名方式,顯示出典型的漢藏融合特征。晚清趙爾豐在川邊實施改土歸流時,“為教民辦族,撰定百字為姓,以別世系”,進一步推動了康區藏族取漢姓現象的發展,九龍、丹巴、甘孜、巴塘及川西北藏區的土司皆采用漢姓。川西北四土司在嘉慶年間仍用藏名,至晚清民初則使用漢名“索觀瀛”“澤材海”“桑福田”“高承讓”等,其他土千戶、把總等亦多采漢名。康定、甘孜、巴塘一帶出現王益西志瑪、陳格勒等漢姓藏名。雅安石棉境內,“平托”“古采”“赤米”“移散”“移散”等藏族姓氏對應的漢族姓氏為“王”“李”“陳”“姜”“楊”“張”“羅”“黃”“趙”“汪”“胡”“蒲”“牟”“祁”“周”“熊”“金”“謝”“馬”等(見下表),足見漢藏姓氏文化的深度交融。

此外,藏、彝歷法亦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反映出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中的文化互動。據楊仲華記載,“西康歷法分喇嘛歷與阿湼歷。其紀年方式均不用天干,而用十二地支之十二生屬編為通歷”,體現漢族十二地支與生肖文化對西康歷法的影響。《西康綜覽》記載彝族歷法采用十二支記日,子丑寅卯依次排列,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對應各日,周而復始,與漢族歷法一致。可見,彝族歷法亦受到漢族十二地支文化的影響。任乃強《西康圖經·打箭爐歲時記》亦載,“爐城夷民通用陰歷,與漢人同”。可見,姓氏取用與歷法制度均體現了漢藏文化的交融與互動。近代康區地方志記載了民國后期漢藏知識分子合作翻譯藏族民歌、傳承漢藏文化的事例。據《西康省白玉縣鄉土地理志略》記載,1941年,漢族知識分子何建斌與藏族人士次登通力合作,以漢文和藏文共同翻譯了兩首藏族民歌,原文如下:

這兩首民歌的翻譯體現了漢藏知識分子在文化傳承上的合作精神:一方面保留了藏族民歌的原文意象與韻律;另一方面以漢文加以表達,使漢族讀者能夠理解和欣賞藏族文化。通過這種漢藏雙語的合作翻譯,康區的漢藏文化交流得以延續,并為后世研究民間文學與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珍貴資料。

最后,近代康區地方志顯示,漢藏等民族通過長期的交流,在經濟上形成了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共同推動區域生產與社會的發展。據地方志記載,清康乾時期,已有漢族移民與駐軍進入康區,1650年至1750年間在康區屯駐的漢族官軍達三四千人,乾隆至道光年間(1750—1850),移入漢族約1.6萬人,咸豐至宣統年間,新增漢族達2.1萬人。這些人口既包括軍人,也有川籍商人、木匠、工匠和金礦夫等。趙爾豐經邊期間,在康區實施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打箭爐設立墾務局,由四川省招募墾夫二千余人赴康,經營墾務,準帶家屬,并飭各縣設立農事試驗場,將內地糧食、蔬菜種植技術推廣到巴塘、定鄉、理化、稻城、同普、科麥、察雅等地,指導當地百姓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以及蔬菜。《科麥縣圖志》記載,晚清四川樂至人張慶雨“精通文字,為此首腦,領導開荒,不數年間,沿江兩岸開成熟田千余頃,以內地之法種稻、玉蜀黍、綠豆、黃豆、小麥、馬鈴薯,以及菜蔬。瓜棚豆架,形似一農業試驗場……土屋門前貼有‘萬里開荒成樂業,百家結社為農耕’”之對聯。可見,漢族移民在康區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其技術與經驗與藏族百姓結合,形成互補、互利的生產模式。西康省建省委員會時期農牧試驗場的設立與西康建省后農業改進所及其下七課(農藝課、畜牧課、獸醫課、森林園藝課、農業經濟課、農藝化學課、蠶絲課、氣象測候課)、二室(秘書室、會計室)、蠶絲改良場、雅區農場與林場的設立,也推動了農牧業的發展。藏語中等農作物與蔬菜詞匯,其漢語分別為“蘿卜”“蠶桑”“白菜”“蓮花白”“菠菜”“芹菜”“茄子”“蔥”,與漢語發音高度接近,反映了農業技術傳播與語言文化互動的緊密聯系。

在手工業方面,自清代開始,四川等地的木匠、金石工、革工、陶工等工匠,經招募、移民及其他途徑進入康區,與當地藏族工人一起,共同推動手工業的發展。據相關史志記載,清初清軍征藏時招募名山木匠隨軍修橋梁、建臺站、造衙署。趙爾豐經邊之際,又從四川各地招募大批木匠赴川邊,雅安名山出身者居多,自清代至民國,自名山流入康區的木匠二千余人。“工人作工形式分為包工、月工、點工,其中康定、瀘定以包工盛行,其他各地,多為點工及月工”。西康金工分金銀工、銅工與鐵工幾種。金工由漢族、藏族工構成,銅工以德格人為佳,鐵工各地皆有,以德格、波密等處為著名,所制大小刀匕,運銷各地,為數極多。石工中漢族和藏族皆有。德格等關外各縣,多為鐫刻梵經及石像之工,從事建筑業者甚少,康定、瀘定以及寧、雅地區的石工,則皆漢人,多從事修橋筑路等建造業。西康革工有揉皮工、硝皮工、熏皮工、鞋匠、打包工等。揉皮工多為土人,硝皮工多為漢人,熏皮工多源自漢源、天全,康人多從其學藝,縫制工裘多為漢人,鞋匠分漢工與康工兩種,制皮鞋以供康人著用。陶土工業,西康各縣均有。清代趙氏經邊時期,曾從碩盤多與內地招雇工人從事改良。1923年,有四川工人在道孚經營陶業,成績較佳。這些漢族工匠與藏族工人協作生活與勞動,在技術傳承與工藝改良方面形成互補,推動手工業整體發展。

在商業貿易方面,康區漢藏商人開展互利交易,商品涵蓋農牧產品與生活用品。輸入商品以茶、布匹為大宗,洋廣食用品、煙草、紙張等次之。自清中葉起,雅安邊茶專銷康藏,最盛時可達七百萬斤,民初茶商二三百余家,抗戰時降至“三十年前十分之一”。雅安的茶到康定后,漢商即止,另由康藏商等轉運涉藏地區,運銷至青海的大部分區域,并遠銷至尼泊爾、印度錫金邦、不丹、印控克什米爾等。蜀布產自夾江、洪雅、丹棱、眉州及簡陽、仁壽等地,通過漢族和藏族商人運銷康藏各地。此外,內江與云南的糖、夾江的紙、金堂的煙葉、雅安等地的米、樂山的鹽、雅安寧邊的香料、成都的哈達等商品,也經由漢族商人在西康各地銷售。康區進口“藏貨”,包括經印度或中亞輸入的商品,以及我國西藏本地土貨,如藏片、藏絨、藏紅花、藏香、藏鞭等,并通過漢族商人銷往康區及內地。輸出商品以藥材、毛皮為主,山貨、牲畜、礦產等次之。通過農牧、手工業與商貿的互利合作,康區與內地經濟緊密相連,實現資源互補、技術交流和市場整合,增強了漢藏民族的經濟聯系與社會互動。總之,近代康區地方志反映了漢藏經濟相依的全景:農業技術推廣、手工業協作生產、商業貿易互通,不僅促進了康區經濟社會發展,也鞏固了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的聯系,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歷史佐證。

三、近代康區地方志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

近代康區地方志詳細記錄了康區多民族共同生活、交往、發展的歷史實況,體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脈絡,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史料和文化資源。新時代,應充分挖掘地方志的多維價值,以史為鑒,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首先,應加強對地方志的普查、收集與整理,構建全面系統的地方志信息數據庫,以充分發揮地方志的科研與社會服務價值。由于地方志數量龐大、存藏場地分散而不集中,應深入四川尤其是民族地區,對檔案館、圖書館、方志辦以及其他私人藏書館等進行系統調研和統計,形成分類編目,并撰寫《四川及各民族地區地方志書目提要》。在普查摸清四川地方志尤其是四川民族地區地方志資源家底的基礎上,對已分類編目統計的地方志文獻進行校注整理。要選擇好相應方志的底本,撰寫整理前言,確定整理校注的規則,對每一部志書編纂的社會歷史背景、編纂者(群體)的基本情況、成書的過程、版本的流傳、編纂的體例體裁、志書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作用與影響等進行詳細的闡述,并遵循歷史文獻學與校讎學的理論方法,對具體的地方志書進行點校注釋,以保存珍貴的地方文化歷史和遺產。在普查收集與整理的基礎上,以國家戰略為指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參照數字化標準,加強地方志資源中體現“五個共同”“四個與共”“融合性”與“共同性”等主題的文獻信息數據庫建設,實現地方志數據庫資源開放與共享,提升其有效利用的效率,從而為科學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育與社會發展提供堅實支撐,為地方志文化的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奠定基礎。

其次,推進對地方志的系統性研究,充分發揮其“資治”功能,讓地方志為鞏固中華民族大家庭“服好務”。地方志是對某一地域某一時期的自然與社會等各方面地情的全面記載,往往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被譽為“一方之全史”,其地域特色極為鮮明。地方志具有顯著的“資治”功能,是地方決策與治理的重要參考。為充分發揮地方志的“資治”功能,應當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主線,對四川乃至全國的地方志文獻資源進行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在厘清四川乃至全國新舊方志文獻資源整體面貌的基礎上,重點研究蘊含其中的反映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以來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勢力的典型人物與典型事例;深挖地方志中反映民族團結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事例;加強全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與地方志平臺之間的聯系,整合各方研究力量,通過召開學術專題會議、開展學術專題講座、出版學術論著等多種途徑,對地方志文獻中蘊含的民族團結進步思想進行系統闡發,推動地方志歷史文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關系的深入研究。匯聚各方民族語言方志人才,推動漢文與民族文字地方志的互譯與研究,以彰顯地方志美美與共的優良傳統,實現各民族地方志文本與研究成果的共享,從而進一步增進民族團結,鞏固中華民族大家庭。

第三,應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主線,充分挖掘地方志的育人價值。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近代康區地方志記錄了西康地區的歷史地理、經濟、交通、風俗民情、社會生活等內容,為當今開展國情、省情與鄉情教育提供了生動的教材。要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主線,深入挖掘近代康區地方志所蘊藏的歷史上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來侵略、維護祖國利益的典型事例,以充分發揮地方志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育人價值。在近代史上,康藏地區曾遭到法國、美國、英國、意大利、德國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競相侵略,他們借“傳教”“游歷”“考察”“慈善”的名義,在康藏地區進行間諜活動;以威脅、強占等各種形式,掠奪康巴藏族人民的土地,對當地藏族進行殘酷剝削;肆意踐踏中國法律,干涉中國內政,制造事端,擾亂社會秩序,挑撥漢藏民族關系甚至屠殺藏族。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激起了康藏地區各族人民的義憤,他們為捍衛祖國領土完整,保家衛國而共同展開了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斗爭。如1863—1865年間,康巴人民為維護祖國統一,掀起了反帝斗爭,巴塘、道孚、康定等地的群眾紛紛驅逐外國傳教士,焚毀教堂,收回被教會侵占的土地房產。1884年,巴塘人民將以傳教為名開展特務偵察活動的法國神父抓捕射死。1888年,西藏隆吐山抗英斗爭爆發后,康藏地區成百上千的漢藏群眾組成的民兵奔赴前線參加戰斗,有力支援了西藏人民的抗英斗爭,為捍衛祖國西南邊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辛亥革命期間,康區道孚人民舉行武裝起義,焚毀了法國天主教堂,擒獲了法國譚斯譯,驅逐了法國傳教士。五四運動爆發后,巴塘教育界漢藏師生成立了“國民促進會”,提出反帝口號,教唱反帝歌曲,開展反帝活動。在鴉片戰爭中,康區大金河千總阿木穰和瓦寺土守備哈克里率領川西北金川等地藏族士兵二千余人,瓦寺土舍索文茂率另一支藏族士兵,奔赴浙東,參加了寧波戰役與大寶山戰役。阿木穰及其部屬四卡松等百余人在寧波戰役中壯烈殉國,哈克里與部下數百人戰死于大寶山,索文茂所部藏兵在大寶山戰役中斬殺百余人,后因彈盡糧絕全部犧牲。抗戰全面爆發后,為連通川滇西線和打通國際援華路線,來自川康地區的彝漢各民族筑路民工24萬余人共同修建樂西公路,以支持抗戰。樂西公路自1939年8月開工至1941年底竣工,由于缺糧、疲勞、疾病、工傷等原因,傷亡人數達3萬余人,因此被譽為“血肉筑成的長路”。這些歷史事例既凸顯民族團結,亦可激發當代青少年的愛國情懷,展示了中華民族在危急時刻的凝聚力和共同抗爭精神。

最后,加強地方志的開發與利用,充分發揮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積極作用。地方志除了具有“存史、資治和育人”三大功能之外,還有“興利”的功能,即它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為當地經濟服務,提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個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物質保障。近代康區地方志涵蓋物產、農牧、礦冶、工商、交通運輸、商業貿易、水利等多維經濟資料,反映了康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貌。其中還記載了豐富的自然、人文與土特名產等旅游資源,為民族地區旅游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旅游客體資源,為其旅游線路的科學規劃提供了可資參考的依據。例如,康定的化林坪、海子、榆林宮與雅家埂等有名景點,在近代康區地方志文獻中均能找尋到源頭。通過對地方志中的經濟和旅游資源進行科學開發利用,可激活其興利功能,推動四川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從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綜上所述,新時代應將地方志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歷史文化載體,通過系統普查整理、學術研究、育人教育及經濟開發,實現“存史、資治、育人、興利”四位一體的綜合價值,使地方志在推動民族團結進步和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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