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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健、旦保:藏傳佛教的關公信仰 漢藏文化互動的生動樣本

發布時間:2026-03-20 09:17:09 | 來源:中國宗教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清代以降,在中華多元一體格局持續深化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間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日益緊密。在此趨勢下,關公信仰突破地域桎梏,逐步深入青藏高原并廣泛流布,催生了獨具地域特質的“多元共祀”文化現象。而關公信仰在藏族聚居地的傳播、嬗變與整合,正是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鑒的鮮活注腳。

一、關公納入佛教信仰體系

關羽,字云長,藏語譯為“臻讓杰布”(即“云長”直譯),本是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宋代以降,道教與民間信仰將其奉為武財神,其“義冠古今”的精神內核被賦予誠信交易的深刻意蘊,成為傳統商業倫理的重要象征。

明清時期,漢傳佛教(尤以天臺宗、禪宗為代表)敏銳洞察到此民俗信仰的文化價值,通過系統性的佛教化改造,將關公納入自身信仰體系,賦予其伽藍護法的神格,同時認可其賜福納財的職能,由此形成“以義制利”的獨特財富倫理——以“義”為核心準則規范“利”的獲取,使誠信交易、公平處事成為宗教化的價值導向,深度契合傳統社會的倫理訴求。為夯實關公護法身份的合理性基礎,佛教典籍中逐步衍生出關羽皈依佛教的傳說,其中智者大師在湖北宜昌玉泉山為關羽授戒的故事廣為流傳,成為關公信仰佛教化的重要佐證。

二、關公信仰入藏傳播

清代,隨著晉商實力的日益壯大,主營鹽業的晉商將關公信仰傳播至全國各地。與此同時,藏傳佛教的諸多高僧大德沿黃河流域自祖國腹地西行,將關公信仰帶入雪域高原,在西藏開啟了一場深度文化交融。乾隆年間,中央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各項施政措施,進一步強化了各民族間的政治與文化聯系。在驅逐廓爾喀入侵的戰爭中,清軍將士將內地尊奉的關公信仰帶入拉薩,并于1792年在布達拉宮以西的帕瑪日山(今拉薩磨盤山)修建關帝廟,使關公正式進入藏傳佛教護法序列,為其在西藏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關公信仰入藏并非簡單的文化移植,而是歷經了深刻的“本地化”調適過程。藏族信眾發現,關公作為“戰神”“護法神”的屬性,與史詩英雄格薩爾王神格化的英雄事跡高度契合,遂創造性地將其認同為“格薩爾拉康”(格薩爾神殿)的主尊。這種文化認同不僅基于功能層面的相似性,更源于兩種文化在深層內涵上的相通性——二者均將勇敢、忠誠、正義奉為核心價值。

藏傳佛教高僧與作為藏傳佛教“護法”形象的關公之間產生的故事,在章嘉等著名高僧的傳記中也能見到。據載,五世班禪進京時曾見一位赤面長須的武者,其后便將關公供奉為護法。而章嘉大師自拉薩啟程返回北京途中,在襄陵過夜時夢見關公,受邀至其宮殿,且一路獲其護送,后來大師患病,關公顯靈助其痊愈。為此,章嘉大師還為關公撰寫祈禱文,其文家喻戶曉。后續所著《關老爺之祈供法》,更將關公信仰完全納入藏傳佛教的護法修供體系。章嘉大師弟子、大學者土觀洛桑曲吉尼瑪又寫下《三界伏魔大帝關云長傳及祈供法》等傳世之作,進一步豐富了關公信仰的藏傳佛教闡釋。

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格魯派將關公視為密法本尊馬頭明王的眷屬。鼎盛時期,藏族聚居地區的關帝廟多達數十座。寧瑪派集大成者居·米旁大師更是明確指出“漢地關老爺者,藏地格薩爾也”。這一論斷將關公與格薩爾王等同,從更深層次完成了關公信仰的藏傳佛教化轉型。

更為深刻的是藏傳佛教對關公信仰的教義整合。章嘉·若必多吉等藏傳佛教高僧運用佛教“化身”理論,將關公闡釋為密教護法神“姊妹護法”的化身之一,并編纂《關公供奉儀軌》等一系列佛教文獻,在教義層面將關公完全納入藏傳佛教的神靈體系,彰顯了藏傳佛教的文化兼容能力。

三、關公信仰的地域化表現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因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而聞名,當地亦建有關帝廟。據悉,該關帝廟始建于19世紀初,由來拉卜楞經商的山西商人牽頭修建,最初作為財神廟使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廟宇遭毀,直至1988年得以重建。重建開光之際,拉卜楞寺及六世嘉木樣活佛、六世貢唐活佛等均贈予賀禮,彰顯了藏傳佛教界對關公信仰的接納與認同。

如今的關帝廟呈現出和諧共生的文化圖景。大殿內既供奉著關公塑像,亦供有藏傳佛教中著名的山神阿尼念欽(即當地太子山)塑像及二郎神塑像等。供桌上陳列著酥油燈、饃饃、水果、花束、哈達、絲綢等漢藏兩民族的祭祀用品。廟門頭的牌子上醒目地書寫著漢文“關帝廟”,下方用藏文寫著“阿尼念欽神殿”。二者雖然并不對應,卻自然彰顯出文化融合的特質與調適的智慧。在甘青等地區的藏族聚居區,關公甚至還被賦予“南色天王” (四大天王之一)的稱號,其財神職能得到進一步明確。

此外,青海果洛瑪沁地區的著名格魯派寺院拉加寺內,專設殿堂供奉關公,其來歷在當地有著清晰記載:“拉加寺寺主江貝央活佛赴南京,歸途中總覺有生人尾隨,尋而不見。慎觀數日,恍惚之間見一赤面武者之像。未予理會,直至歸寺,武者仍一路跟隨。當晚夢中,武者現身言:‘我乃關老爺,愿護寺持法,助力于你。’于是寺內立像供奉,至今香火不斷。”拉加寺的關公塑像身著戎裝,姿態獨特,數百年來被當地各族群眾供奉,殿內可見大量各族群眾敬獻的酒瓶,藏族僧人每日在此誦經祈福,成為關公信仰地域化的生動體現。

歷史上,在四川康定、青海西寧等商業重鎮,不同民族的商人共同出資修建關帝廟或財神廟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廟宇往往兼容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乃至道教的宗教元素,形成獨特的“多元共祀”現象。這種基于共同經濟生活產生的宗教實踐交融,植根于各族群眾的日常互動,比單純的文化交流更具堅實基礎與持久活力。

值得強調的是,關公信仰的文化交融并非單向流動。隨著關公在藏族聚居地區的影響日益擴大,一些漢傳佛教寺院也開始吸收藏傳佛教對關公的闡釋,進一步豐富了關公信仰的文化內涵。這種雙向互動、彼此滋養的文化傳播樣態,充分彰顯了中華文化的蓬勃生命力,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不斷深化寫下了生動注腳。 

(來源:《中國宗教》2026年第2期,作者陳立健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旦保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沁縣委統戰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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