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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卓瑪: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藏傳佛教中國化歷程

發布時間:2026-02-22 08:05:00 | 來源:西藏發展論壇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內容摘要】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藏傳佛教中國化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和平解放及民主改革時期: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廢除了宗教上層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壓迫剝削制度,建立了新的寺廟民主管理制度,為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原則和制度保障。改革開放新時期:依法加強宗教事務管理,制定實施了一系列宗教管理的政策法規,切實維護了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為藏傳佛教中國化奠定了法制基礎。新時代:加強宗教工作頂層設計,創新了藏傳佛教管理體制機制,為全面系統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藏傳佛教;中國化;歷程

【作者簡介】次仁卓瑪,女,西藏拉薩人,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西藏自治區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講師,研究方向:黨的民族宗教理論與政策。

【文章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25年第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本文系西藏自治區黨委黨校(區行政學院)2023年度全區黨校(行政學院)系統科研課題“和平解放后西藏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程、階段性特征和經驗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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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藏傳佛教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適應社會、順應時代,本土化、中國化的歷史。和平解放以來,西藏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們黨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形勢需要,采取了一以貫之而又各有側重的宗教政策和舉措,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取得了顯著成績,積累了寶貴經驗。

一、和平解放及民主改革: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政治原則奠定階段

(一)保持原樣(1951—1959):保留舊有宗教制度,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宗教界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為新中國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奠定了政策前提。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考慮到當時西藏宗教影響大、黨在西藏尚缺乏群眾基礎的客觀現實,為最大限度團結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黨中央采取了尊重現狀“不予變更”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序論中明確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正文第七條規定:“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這一政策得到了當時包括宗教界和信教群眾在內的西藏人民的廣泛擁護和支持。此外,黨和政府為了爭取各族人民和西藏宗教界上層愛國力量的支持,積極開展宗教界上層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宗教界反帝愛國人士,建立了宗教界反帝愛國統一戰線,宗教界人士中涌現愛國進步潮流。

總之,和平解放后的八年,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團結愛國宗教界人士,建立反帝愛國統一戰線成為這一時期黨在西藏宗教政策的主流。這些政策的執行對于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意義重大,為之后順利開展西藏民主改革、建立新的宗教制度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礎,也為我們黨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確立了基本政治前提。

(二)制度改革(1959—1965):以“政治統一、信教自由、政教分離”為原則,廢除宗教上層和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壓迫剝削制度,實行寺廟民主管理制度,為新中國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藏傳佛教不僅在藏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而且寺廟本身就是三大領主之一。1959年3月,西藏反動上層集團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一些寺廟直接組織、參與并支持武裝叛亂。因此,平息叛亂不能不觸及寺廟,寺廟民主改革隨之展開,我們黨堅持“政治統一、信教自由、政教分離”的方針,徹底肅清了寺廟的叛亂。政治上,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廢除了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政治制度。經濟上,實行寺院以寺養寺,僧尼參加生產勞動,自食其力,廢除了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制度。在此基礎上,按照《對三大寺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廢除了寺廟內的封建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廢除了寺廟間的封建統治隸屬關系,實現了政教分離,這是西藏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大成就。至此,西藏真正實現了政治統一、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和各教派平等的和諧宗教環境。

此外,建立了藏傳佛教寺廟民主管理制度。1959年中共西藏工委在《關于三大寺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中明確提出建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決議。在十世班禪大師的指導下,扎什倫布寺于1960年成立了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之后,西藏各地寺廟陸續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經過幾年的實踐,為了更加規范化和制度化,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于1963年12月制定了《寺廟民主管理試行章程》,初步形成了藏傳佛教寺廟現代管理制度。這不僅符合宗教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也使西藏寺廟的民主管理有章可循。從此,藏傳佛教的思想面貌、政治狀況和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藏傳佛教真正走上了與新中國、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礎。

1965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實現了西藏社會制度的巨大跨越,標志著西藏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繼續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鞏固宗教民主改革的成果,團結教育宗教界人士愛國守法、加強自我改造成為自治區成立后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黨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壞,西藏宗教工作也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

二、改革開放新時期: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法治化階段

(一)回到正軌(1978—1987):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宗教工作步入正軌,為新時期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宗教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恢復和落實了黨的宗教政策。特別是1982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系統闡明了黨對宗教工作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標志著宗教工作指導思想實現了撥亂反正。這也為黨在西藏恢復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奠定了政策基礎。1980年和1984年,黨中央先后召開第一次、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強調做好西藏宗教工作的重要性,西藏宗教領域開始撥亂反正。這一時期,黨和政府通過撥款維修和開放寺廟、清退寺廟財產和宗教用品、落實對宗教界愛國人士的政策、搶修保護寺廟重要文物、對宗教界人士進行培養和教育、恢復宗教工作管理機構等諸多措施,全面恢復和落實了黨的宗教工作方針政策。

(二)依法管理(1987—2008):建章立制,加強教育引導,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為新時期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法治保障和思想基礎。

在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的過程中,黨在西藏的宗教工作一度出現了重落實政策、輕管理引導的局面。如有些地方開放寺廟過多,僧人發展失控,一些寺廟的領導權未掌握在愛國守法的僧尼手中,導致在十四世達賴集團的策劃下,拉薩發生了多次騷亂事件。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要求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研究新時期西藏宗教工作,藏傳佛教工作必須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要求加強寺廟管理,建章立制,實行寺廟定員;加強對寺廟尤其是有影響的大寺廟的管理;加強對僧尼的愛國主義和法制教育;這些為新階段做好西藏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1991年中央中共、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并對宗教立法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1994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兩個單項行政法規,這是我國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兩個重要法規,標志著我國宗教事務管理在法制建設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特別是2004年《宗教事務條例》的頒布施行,標志著我國在宗教工作法制建設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宗教事務管理工作更加規范。自此,宗教工作由主要依政策管理開始向依法管理轉變。

為了依法加強對西藏宗教事務的管理,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緊密結合西藏實際,1987年制定了《西藏自治區佛教寺廟民主管理章程(試行)》,對寺廟管理機制作了明確規定。1991年制定了《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對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保護以及宗教活動場所如何開展宗教活動作了明確規定。1994年制定出臺了《西藏自治區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實施辦法》《西藏自治區境內國外藏胞回國探親旅游期間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等規范性文件,依法依規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進入21世紀以后,西藏自治區依法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宗教事務管理的政策法規,如《西藏自治區實施〈宗教事務條例〉辦法(試行)》(2006年)、《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2010)、《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實施細則(2012)等,西藏宗教事務法治化建設得到不斷完善,藏傳佛教事務管理逐步走上了法治化、規范化軌道。保障了信教群眾的合法權益和正常宗教活動的有序開展。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出臺為依法管理西藏宗教事務提供了明確依據和指導,為新時期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法制保障。

此外,針對改革開放新時期西藏反分裂斗爭出現的新情況、新挑戰,中央開始加強對西藏寺廟的管理和整頓。從1996年5月開始在全區范圍內廣泛開展了寺廟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把藏傳佛教宗教工作和活動引導到愛國愛教、團結進步的軌道上來,削弱了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活動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之后,為進一步深化寺廟愛國主義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加了揭批達賴三性等內容。2001年中央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新世紀初西藏宗教工作的基本要求,即:劃清正常宗教活動和利用宗教從事分裂活動的界限、群眾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全面正確貫徹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打擊利用宗教進行的分裂犯罪活動,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明確了新時期西藏宗教工作“劃清兩個界限,盡到一個責任”的政策原則和工作要求,進一步遏制了達賴集團利用宗教進行的分裂破壞活動。這一時期通過開展一系列愛國主義教育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筑牢了新時期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思想基礎。

(三)加強和創新寺廟管理(2008—2012):建立健全寺廟管理長效機制,為新時期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提供了科學的工作體制機制。

2008年西藏發生“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部分寺廟僧尼成為“急先鋒”,寺廟整頓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勢在必行。2010年中央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要求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和國家管理宗教事務的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推動新世紀新階段西藏宗教工作注入了強大動力。2011年以來,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堅持依法管理、民主管理和社會化管理相結合,制定出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建立一套新型宗教管理工作體制機制,使整個寺廟的管理體制更加順暢規范。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選派了大批優秀干部進駐寺廟,實現了干部駐寺常態化。廣大駐寺干部認真履行“管理、教育、服務”三大職能,全力實施“六建”工作,“六個一”活動和“九有”工程,以及“一個覆蓋”,進一步完善寺廟基礎設施,強化寺廟公共服務,為僧尼解決實際困難,使他們充分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強化了引導教育工作,在愛國主義教育基礎上,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引導僧尼愛國守法、愛教守戒,進一步增強僧尼的國家意識、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此外,還在全區開展“和諧模范寺廟暨愛國守法先進僧尼創建評選”活動,充分調動了廣大寺廟僧尼愛國守法的積極性,全面促進了藏傳佛教正常秩序建設,為新時代藏傳佛教寺廟管理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進一步推動了藏傳佛教中國化工作走深走實。

三、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全面系統推進階段

(一)藏傳佛教中國化納入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中,為推進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宗教工作頂層設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宗教工作,先后召開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明確了藏傳佛教工作在西藏工作中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地位,明確把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列入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并對西藏宗教工作作出了系統部署。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強調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同時在實踐層面,提出了“要以有利于維護祖國統一和社會穩定、有利于增進‘五個認同’、有利于團結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有利于藏傳佛教健康傳承、有利于減輕信教群眾負擔為標準,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不斷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為新時代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積極落實黨中央關于西藏宗教的戰略部署,積極開展加強和創新寺廟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維護穩定的寺廟管理長效機制,開展了針對寺廟僧尼的“四講四愛”“淡化宗教消極影響,引導群眾理性對待宗教”“遵行四條標準,爭做先進僧尼”“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教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進寺廟”“新舊西藏對比教育”“三個意識教育活動”等系列主題教育活動,極大地推動了藏傳佛教中國化內涵式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在黨的領導下,西藏宗教領域總體保持和諧穩定的良好局面,黨對西藏宗教工作的領導更加有力、西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斷提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五個認同”不斷增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工作更加深入。

(二)新時代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實踐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我國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中國化”既具有藏傳佛教應當適應中國社會的一般意義,更具有藏傳佛教應當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的特定意義。由于受特殊地理和自然條件制約,以及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影響,特別是受十四世達賴和達賴集團的蠱惑,藏傳佛教仍然存在一些與社會主義新時代不相適應的突出問題,如部分寺廟僧尼和信教群眾盲目崇拜上師,暗地信奉十四世達賴,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與達賴集團劃清界限,不敢不愿公開揭批達賴;教職人員數量龐大,有些寺廟貪大求全,過度追求世俗利益和影響,少數寺廟和僧尼仍迷戀封建特權,國家意識、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淡薄,極個別地方仍存在宗教勢力插手社會事務、國民教育、干預基層政權、司法和加重信教群眾負擔問題;教義教規闡釋中仍不同程度存在固守不符合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陳規陋習,并過度宣揚宗教神秘性和傳統神圣不可觸動性的現象。這些都阻礙著藏傳佛教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因此,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必須牢牢把握黨對宗教工作的領導權,以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基本原則,以堅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為根本保障,以加強自身建設為主要途徑,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為發展方向,在政治上自覺認同,在文化上自覺融合,在社會上自覺適應,與社會發展同步、與時代進步同頻,不斷充實時代內涵,成為社會建設的和諧因素和國家建設的積極力量,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確保藏傳佛教健康有序發展。

首先在政治上自覺認同、服務于國家利益。深入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要引導和支持我國宗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增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引導藏傳佛教界人士、廣大僧尼始終與黨和國家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標上同心同向、在行動上同心同行,堅定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法律權威,堅決服從政府對宗教事務的依法管理。其次,在文化上自覺融合,融匯于中華文化。支持藏傳佛教界開展宗教思想建設,對藏傳佛教教義教理進行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以中華優秀文化侵潤藏傳佛教,把講仁愛、尚和合、重民本、求大同等價值理念融入藏傳佛教活動日常,成為廣大信教群眾的共同精神追求,推動宗教融入中華文化大懷抱。三是社會上自覺適應,交融于當今社會。宗教是社會的一部分,必須適應社會、服務社會、履行社會責任。鼓勵宗教界發揚濟世利人的優良傳統,發揚“出家不忘愛國、修行不忘濟世”和“愛國愛教、遵規守法、棄惡揚善、崇尚和諧、祈求和平”的優良傳統,秉持“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佛陀教誨,主動服務社會,自覺順應社會發展要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遵守和維護社會道德和公序良俗,在法律法規范圍內開展宗教活動。

總之,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結西藏宗教工作歷史經驗得出的重要結論,是引導藏傳佛教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路徑,也是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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