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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君、劉超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西南地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成都、松潘、拉薩多類型實證對比

發布時間:2026-02-20 17:35:00 | 來源:民族學刊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內容摘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國現時代民族工作的核心議題。本研究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角度,基于對成都、拉薩兩個不同大城市典型社區及縣級區域松潘的實地調查和分析比較,系統探討西南地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差異化路徑與內在機理,會發現族際跨區域流動背景下形成的三種類型民族聚居區呈現梯度化交融特征:成都市藏文化用品街作為“文化展演空間”,借助親緣網絡與文化符號實現從初期的內向型族群社區到交往中介的轉型,體現“文化展演—漸進適應”模式;拉薩俄杰塘社區呈現不同民族之間的“雙向調適”,外來人口通過語言學習與經營策略調整,形成基于市場分工的“工具性交融”;松潘縣依托歷史互嵌基礎,通過族際通婚、共享地域認同與紅色文化記憶,形成“內生性交融”與“差異共生”的共同體關系。研究表明,交融深度受結構性互嵌時長、制度保障與族際地位認知影響,平等性交往場域與制度互動是關鍵。研究啟示,新時代民族工作需注重文化中介空間的過渡性功能,強化地域認同的整合價值,構建“地域—民族—國家”遞進認同體系,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路徑支持。

【關鍵詞】西南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都;拉薩;松潘;實證對比

【作者簡介】徐君,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藏族歷史、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劉超凡,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關系。

【文章來源】《民族學刊》2025年第1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正文

一、引言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當前民族工作的主線,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則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黨中央始終將推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為處理民族問題、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的核心內容和關鍵指標。該理念于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首次提出,并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被習近平總書記納入“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在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及十九大報告等重要會議中多次強調,體現出黨中央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向與實踐決心。在這一背景下,學術界圍繞“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展開了廣泛研究,積累了豐富成果。

在理論方面,國內學者從多維度進行深入探討。郝亞明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核心與實踐指引。李靜、于靜海從心理學視角出發,認為該過程涉及文化接觸、碰撞、選擇與心理融合,形成循環往復的心理機制。陳宗榮、張云、格桑卓瑪等則從內涵、目標、方式、路徑及需要處理的關系等多個層面,系統闡釋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邏輯與中國特色。針對“淡化族際差異”與“強化族際紐帶”之間的理論分歧,郝亞明進一步指出,強化族際紐帶具有超越同化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對立的現實意義。

在實踐研究方面,學者們重點關注推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體路徑。陳宗榮、張云、格桑卓瑪等提出可通過就業、教育、商貿、旅游、通婚、移居、學術交流與理論構建等多種方式實現交融。此外,不少研究基于區域案例展開實證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以呼倫貝爾、甘肅涉藏州縣、寧波市北侖區等地域為對象;二是以茶馬古道等歷史商道沿線民族互動為例;三是以民族互嵌社區為單元,如孫嬙對南陽維吾爾族與漢族互嵌社區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進程推動全國人口大規模跨區域流動,改變了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族際全面互動的新態勢。跨區域流動已成為促進民族互嵌與交融的關鍵動力。然而,既有實證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區域,未能充分關注多民族共居區域的不同類型及其帶來的交往差異。例如,這類區域既包括少數民族進入漢族為主的城市以及漢族進入民族地區務工經商,也包括歷史上自然形成的多民族混居城市,其民族結構與交融機制存在顯著差異。當前研究缺乏類型間比較,限制了經驗的普適性與研究深度。

因此,本研究選取成都、拉薩、松潘等典型城市作為案例,通過對比分析不同民族結構類型下的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旨在揭示其內在機制,并提煉出更具推廣價值的實踐路徑與樣本經驗。

二、從族群聚落到藏文化展演空間:成都市藏文化用品街的適應與融合路徑

成都作為西南地區特大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周邊少數民族前來定居與謀生,是少數民族人口進入漢族為主城市的典型代表,其中藏族流動人口尤為突出。我們以成都藏文化用品街為田野點,考察外來藏族與本地漢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機制,并分析其典型特征。

(一)藏文化用品街的形成與發展

成都藏文化用品街位于武侯區,地處漿洗街和武侯祠大街之間,主要由武侯祠橫街、武侯祠東街及洗面橋橫街構成“軸輻型”商貿區域。周邊蜀漢街社區與洗面橋社區亦居住大量藏族居民,包括商鋪經營者及為便利購物而遷居于此者,形成多民族混居格局。

該街區的形成是歷史貿易傳統、官方機構遷入、民族教育聚集、市場經濟驅動以及地方政府引導等多重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西南民族大學、甘孜藏族自治州駐成都辦事處及西藏駐成都辦事處等機構的設立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前,這些辦事處主要承擔政務接待、信息交流與經濟文化協調職能;改革開放后,其功能逐步轉向經濟服務,由行政機構轉型為兼具政策咨詢、招商引資與經營實體的復合體。在這一過程中,藏族人口逐漸向該區域聚集,推動藏文化用品街的初步形成。

至20世紀90年代,武侯祠橫街逐步發展成為成熟的藏文化用品街區。隨著民族用品貿易日益興盛,商鋪數量年增長約20至30家,并由單街逐步擴展為周邊多條街道,形成連片的民族商業區。至2022年筆者調研期間,該區域已有專營藏族日用、文化、宗教、餐飲、藏醫藥等各類店鋪數量超過500家。因商品內容與拉薩八廓街高度相似,該街區被本地民眾稱為“成都的八廓街”,成為成都重要的民族文化地標與跨民族交往空間。

(二)作為適應平臺的族群聚落:都市中的社會網絡建構

成都藏文化用品街的形成與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官方機構的設立創造了最初的藏族人口“錨點”,城市的綜合吸引力和歷史紐帶持續吸引著各類藏族流動人口的進入。早期遷移者多以公職人員親屬網絡為主,通過城鄉雙向流動逐漸形成商貿群體,并借助傳統社會資本構建出具有族群特色的經濟空間。該街區呈現出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差序格局”,方言、信仰與行業關系進一步強化聯結,形成一套低交易成本的族群經濟網絡。

實地調查顯示,血緣與地緣是該街區作為初級社會共同體得以維系的主要紐帶。以該街區的“阿媽的廚房”藏餐館為例,除藏族老板外共有四位藏族員工。當筆者詢問這些藏族員工,他們為何選擇在此打工時,“老板是我的親戚”成為最為普遍的原因。藏餐館“阿媽的廚房”的4名員工中,除廚師是老板從老家甘孜聘請的之外,其他員工則都是老板的親戚,且年齡均在二十歲左右。在街區其他商店訪談時也經常會聽到“老板是我叔叔”,“那家店是我的老鄉開的”,“這條街道上很多是我們德格的、丹巴的”。常年在成都藏文化用品街從事出租車業務的漢族司機劉三哥告訴筆者:“這條街上很多店鋪之間都是有著親戚關系,還有一些發展比較好的,比如“糌粑文化”這些,已經形成了家族產業”。

該街區的多數藏族是通過親友介紹來到成都,這一強關系網絡成為他們進入城市的依托,使其在都市中仍保持家鄉生活習慣和問題解決方式,從而建構一個提供心理支持與文化適應的社會空間。該空間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聚落,更在心理與文化層面起到了連接原鄉與都市的橋梁作用,是少數民族城市適應與融入的一種策略。

一位在此經營藏族手工藝品店的老板ZRQG告訴筆者:“以前我在別處做生意,但只有來到這條街、在藏餐館吃飯時,我才能全身放松,像回到家一樣。后來我干脆在這里買了房”。很多藏族人進入城市后都會依賴并參與構建此類以文化為紐帶的社會空間,藏文化用品街由此成為一個為初入城市的藏族提供支持、幫助他們逐步適應新環境的平臺,這里充滿了原鄉的生活符號,有效降低了文化轉換的沖擊。

少數民族進入城市,時常會面臨社會資本不足的困境,而依托親緣、地緣所建立的這種支持性社區,為藏族流動人口在都市中的穩定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一位在民族印刷廠工作的藏族青年ZX表示:“我們能在成都扎根,依靠的是藏文化。有人說‘一個藏文化養活了半個世界的人’,雖然夸張,但以民族文化為生確實是我們許多人的真實寫照”。

這類具有支持功能的社會空間在藏族城市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過渡與適應功能,既成為他們接受都市文化和規則的緩沖帶,也為個體適應變化爭取了時間,對促進民族融合與城市治理具有積極意義。

(三)民族文化的展演空間:從交往、交流到交融

隨著藏族居民在成都的聚集,藏文化用品街逐漸發展成為內地城市中一個展演藏族文化的重要空間。該街區不僅成為游客和本地居民了解藏文化的窗口,也通過飲食、歌舞與工藝品等多種形式,推動民族間從淺層交往走向深度交融。

藏餐廳如“阿熱藏餐”不僅提供傳統飲食,還通過文化符號的再現與舞臺化表演,強化空間的民族特色與體驗感。如一位在阿熱藏餐老店體驗過的漢族顧客壯壯在大眾點評上評論道:“是第一次吃藏餐,嘗試一下。環境很好,整體給人感覺很舒適,土豆包子、酥油酸奶,很好吃,酸奶能感覺到是手工做的,但是酥油有點不太習慣”。這種將餐飲與文化展示相結合的方式,使藏餐店成為多維度的文化展演場所。孫江指出,“在符號景觀語境中,空間通過組合、裝飾顯示出符號的文本意義,而且,作為摹本,空間符號比空間本身更具有誘惑力”。

民族藝術的舞臺化呈現則進一步增強了城市空間的民族特色。例如,“瑪吉阿米”鷺島店每晚安排藏族青年身著傳統服飾表演鍋莊、民歌及《青藏高原》等漢藏皆知的作品,以聚光燈、音響等營造演出氛圍,強化視覺與聽覺上的文化感染力。

藏族群體也將自身習俗帶入城市生活,如鍋莊舞從原鄉走向都市,成為羅馬假日廣場每晚固定的公共活動。該活動不僅吸引藏族居民參與,也逐漸吸納部分漢族居民加入或觀看。一位本地漢族居民表示:“羅馬假日廣場的鍋莊舞幾乎天天都會跳,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雖然主要還是藏族居民在跳,但也還是會有部分漢族在其中,也有很多人會選擇旁觀。鍋莊舞盡管是藏族的特色,但說到底也是一種藝術形式,自然會受到大家的廣泛歡迎”。此類展演不僅延續了藏族傳統,也促進跨民族互動與認同。

成都藏文化用品街并非封閉的族群飛地,而是開放的文化生產與展演場域,推動多民族在共同空間中實現從接觸到融合的轉變。一位武侯名園社區的漢族居民XZG表示:“我家住在武侯名園,我們小區就有很多藏族居民,其實只要是有一定接觸,就會知道其實他們都是很好相處的,特別幽默。不能因為個別人問題就上升到民族層面上的攻擊”。這種良性互動也增強了藏族的歸屬感。在成都某民族印刷廠工作的ZX向筆者講述道:“我們剛來成都工作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不適應的情況,總是喜歡和自己老家的朋友待在一起。但是在成都長期居住生活之后就會發現,成都這座城市有著很強的包容性,不管是什么民族的人,相處起來整體上都是很好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對民族身份的差異性也是愈發淡化的。我的女兒就更加如此了,她在成都上幼兒園,他們班上同學基本都是漢族學生,藏族只有兩三個。剛來那幾年,有時候還是會想家,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這里就是家了。我們在成都生活的藏族,為了表達對于成都的喜愛和歸屬感,還寫了一首藏文版的成都,那首歌好像還是傳播得挺廣的”。

因此,藏文化用品街既是向外展示藏文化的窗口,也是藏族融入城市的重要過渡空間,通過文化展演與日常互動深化族際交往、促進彼此認同,為城市民族關系和諧發展提供了實踐路徑。

三、拉薩市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外來漢族流動人口

西藏自治區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占比最高的省級行政區。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西藏常住人口為364.81萬人,其中漢族人口44.337萬,藏族人口313.79萬,其他少數民族人口6.68萬。從民族構成來看,西藏呈現出藏族占絕對主體、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占比較低的特征,其首府拉薩市亦呈現相似結構。拉薩市的總人口為867891人,其中藏族為608856人,占全市總人口的70.15%;漢族人口為233082人,占全市總人口的26.86%;其他少數民族人口為25953人,占全市總人口的2.99%。這一構成使得拉薩在我國城市體系中具有顯著特殊性,其跨區域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以漢族為主的外來務工經商群體從周邊省份進入拉薩。

在拉薩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漢藏關系成為最核心的一對互動關系。它既體現為全國層面主體民族(漢族)與區域層面主體民族(藏族)之間的相遇,也在具體實踐中形成其獨特邏輯。與多數漢族聚居城市中少數民族面臨適應與融入挑戰的情形不同,在拉薩,藏族作為本地主體民族并不存在適應困境;相反,外來漢族流動人口雖屬全國主體民族,卻需嵌入以藏族文化為主體的城市社會空間。不過,由于漢族群體通常具備較強的文化包容與適應能力,其在民族地區的融入過程阻力相對較小。因此,拉薩民族交融的突出特征,體現為漢族與藏族在城市的相遇與雙向互動。 

為深入理解這一機制及其影響,我們以拉薩市嘎瑪貢街道俄杰塘社區為例展開具體分析。

(一)俄杰塘社區:族際跨區域流動與民族互嵌

拉薩市城關區俄杰塘社區作為典型的現代城市民族互嵌樣本,其建制沿革與空間形態折射出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城鎮化進程中的民族關系嬗變歷程。該社區建制于1999年11月,位于拉薩市東郊,以江蘇西一路、江蘇大道、藏熱中路及納金中路為行政邊界,形成0.64平方千米的矩形城市空間單元。從人口地理學視角考察,該社區呈現顯著的人口流動性特征:轄區3477戶4652人中,常住戶籍人口僅占29.7%(770戶/1307人),暫住人口比例高達70.3%(2707戶/3345人),形成典型的人口導入型社區結構。在民族構成維度,藏族人口占主體地位(3132人,67.3%),漢族次之(1359人,29.2%),輔以回族(93人,2.0%)及其他少數民族(68人,1.5%)構成的多元文化拼圖。這種特殊的民族人口分布形態,本質上是市場經濟驅動下勞動力要素跨區域配置的產物。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推-拉”人口遷移機制,既包含內地漢族務工群體的西進推力,也涵蓋西藏等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創造的集聚拉力,雙重動力在拉薩城市空間交匯,催生出新型民族互嵌社區。本地藏族居民將自己的自建房改造成出租和臨街商鋪,用于自用或租給流入到拉薩的漢族以及其他民族流動人口,形成俄杰塘社區各民族在生產生活空間上的相互嵌入。

(二)拉薩市族際跨區域流動下的漢藏民族交融

外來漢族流動人口進入到拉薩務工經商,客觀上實現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空間互嵌,不同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到內地城市以適應和融入為主,外來漢族流動人口進入到拉薩與本地藏族居民之間的交往呈現出雙向交融的特征。在拉薩市俄杰塘社區調研期間,筆者詢問當地藏族居民從農牧區老家遷入到拉薩對于城市生活是否存在適應問題。一位當地藏族居民SLZR則表示:“我們藏族就是本地居民,在拉薩能有什么不適應的”。正如SLZR所說,民族地區城市既保留著一定民族特色,同時兼具現代化城市特征,作為西藏自治區的區域性主體民族,農牧區藏族居民在定居拉薩后相較于流入到漢族聚居城市,更少面臨適應和融入問題。相反,進入到拉薩務工經商的漢族流動人口在族際交往中呈現出更加積極向藏文化靠攏的趨勢,在生產經營活動中自發調整自己的交往模式。

LCH是俄杰塘社區一家名為“一鳴花坊”花店的漢族女老板,她在經營花店之前曾和一位湖南的花店師傅學習包花,然后開始在拉薩經營這家“一鳴花坊”花店。LCH在拉薩經營花店初期,生意總是不如人意,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后發現,“在拉薩開花店和在內地開花店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因為他們對花的用途不一樣,藏族居民買花很多都是放在佛堂里面,他們佛堂里面喜歡用菊花,家里面放的一般是百合。我們內地很多人家都沒有佛堂,大部分人買花都是拿來送人的,所以他們喜歡的花都是那種大紅大紫的類型,但是這些花在西藏的銷量就不好”。于是,LCH將花店內的花束按照拉薩本地文化進行調整,主要以出售菊花和百合花為主,在花束的包裝上也采用藏族居民喜歡的形式,以滿足市場需求,這是漢族經商者在少數民族聚居城市中主動適應文化的表現。

鞋匠FZP已在拉薩市俄杰塘社區從事補鞋工作近三十年,他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向當地藏族居民學習藏語,特別是與補鞋生意相關的藏語交流。鞋匠FZP對此解釋道:“我的藏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跟本地藏族居民一點一點請教學來的。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做到用藏語與別人進行完整的交流,他們說啥我是能夠聽懂的。交流的話,涉及補鞋方面的內容,我可以做到跟顧客之間的簡單溝通”。鞋匠FZP對于自己藏語水平的描述,在筆者對其與部分藏族顧客的藏語交流中得以印證。

此外,外來漢族流動人口進入拉薩務工經商對于本地藏族居民的生活也帶來了極大的改變。首先,族際間的飲食交融最為明顯,傳統的民族飲食正在被多元化的飲食選擇所取代。據當地藏族居民ZXDJ介紹:“我們之前的話,肯定都是買了菜之后自己在家里面做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到處都有館子,有時候圖方便就會去周邊飯店里面吃。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川菜的,川菜的價格很便宜,而且味道也很好吃”。在節日上則表現為共慶與共享,俄杰塘社區居民委員會成員LBCR表示:“我們小時候過節主要還是以藏族傳統節日為主,現在不一樣了,端午節、中秋節、春節這些中華民族的傳統佳節,我們基本上也都會過。一方面是因為不同民族之間接觸交往的加深,另一方面就是現在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來漢族流動人口進入到拉薩務工經商,使得當地的族際之間呈現出雙向交融的樣態。

(三)外來漢族流動人口對拉薩的歸屬感

雖然外來漢族流動人口最初踏上拉薩這片熱土,主要是基于以就業為目的個人發展。不過當他們在此生產生活了數十年后,逐漸生出對這片土地的歸屬感,他們與本地藏族居民一樣,同為拉薩市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在拉薩經營汽車美容裝飾店的老板LCX對于自己在拉薩的經商經歷感慨道:“我是2003年在朋友的介紹下,從西安來到拉薩開汽車美容裝飾店的,當時的時候想著自己也不會長期留在這里,所以房價最低的時候,也沒有選擇在拉薩買房。現在就是有點后悔,想要在拉薩買房了,房價已經不是我們可以承受的了”。外來漢族流動人口長期在拉薩的就業經歷,使得他們生發出對于拉薩特殊的情感認同。

一位在建筑工地上開挖掘機的四川資陽漢族工人LWQ介紹,他在1997年就跟隨自己的親戚來到拉薩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他介紹道:“我剛來拉薩的時候,這個城市小得很,感覺都沒有我們老家資陽縣城大。現在的文成公主那一片,很多地方建造的過程中,都是我自己開著挖機全程參與的。2013年左右修教育城這一片時候,我們的工程隊也參與了。可以這么說,我們自身就是拉薩發展的見證者”。

在談及自己在拉薩多年的感受時,鞋匠FZP表示:“我在拉薩待了這么多年,其實早就對這邊已經習慣了,我有時候過年都不會回老家,感覺回去反而會不適應,我在拉薩會更習慣一些。不過我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行了,應該再有個三五年我就得回老家去了。每當想到這里,我還是會感覺到有點舍不得的”。

外來漢族流動人口在拉薩長期的生產經營活動中,親眼見證和參與了拉薩的城市發展,拉薩不僅成了他們對于自己青春歲月的回憶,也是他們身心的歸屬。

四、藏、羌、回、漢四族世居:松潘縣族際間交往交流交融

多民族共居互嵌城市除成都和拉薩這種由族際跨區域流動形成外,還存在著受歷史因素影響自發形成的多民族共居城市,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則就是這類典型。松潘縣域內長期生活著藏、羌、回、漢四個主體民族,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中形成了彼此尊重、和諧融洽的族際關系,2018年12月被確定為四川省民族團結進步示范縣,2023年1月獲“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縣”稱號,這也進一步說明松潘縣作為多民族共居縣域在中國現階段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設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基層實踐中具有典型性。

(一)歷史自發形成的多民族共居格局

松潘縣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壩州東北部,地處川、甘、青三省交界處和四川省西部旅游黃金路線的中心位置,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是岷江和涪江發源地、長江黃河上游的重要生態屏障。全縣疆域東西長180公里,南北寬112.5公里,幅員面積為8608.37平方公里。境內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海拔最高點雪寶頂5588米與最低點白羊鄉1082米,相對高差4506米。松潘縣置縣至今已2300多年,建制歷史悠久、文化底蘊厚重,為藏彝走廊之重要通道和川西茶馬古道之重鎮。在漢代,“松潘”屬蜀郡,后又屬汶山郡。魏時,為吐谷渾地,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設置松州,并修筑松州城,史稱唐宋柔遠土城。唐朝廣德年間(公元763—764)被吐蕃占領,直至宋朝仍為吐蕃地,整體上形成了“番多漢少”的民族區域格局。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置松州、潘州二衛,后并為松潘衛。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將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設立的松潘直隸廳改為松潘縣,沿用迄今。歷史上,松潘是漢人與氐羌、蕃人活躍互動地帶。松潘顯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歷史發展原因,逐漸地成為藏、漢、回、羌四族為主的聚居地和多民族文化交匯之地,因此,松潘的多民族共居、多文化共融和多宗教共處的多元格局,是天然的互嵌式的交往融合。松潘縣地處四川省西北地區,是甘、青、川三省的交界地,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松潘是一個商貿交易集散地和人群交往交融的互動中心。根據松潘縣2022年5月10日公布的數據,“2020年末,全縣戶籍總人口7.23萬人,其中藏族3.28萬人、羌族0.82萬人、回族1.12萬人、漢族2.01萬人,是以藏、羌、回、漢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松潘縣的多民族交往格局具有自發形成、存續時間長、交往狀態好等顯著特征,與國內部分多民族區域各民族之間“既有共存之和,也有分離之隔”的“馬賽克”化狀態有別,呈現出由民族個體向區域整體發展的特點。

(二)松潘縣世居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族際通婚被認為是衡量族際關系的重要指標,馬戎指出:“兩個族群之間的通婚率達到10%以上時,可以判斷說這兩個族群之間的融合已經達到一定程度,關系也比較和睦”。然而在筆者對松潘的實地調研期間,發現松潘本地藏、羌、回、漢各民族之間的通婚占比高,跨族際通婚受到松潘社會的普遍接受,并已習以為常。CLX自身就是羌漢通婚家庭,在與筆者訪談過程中,她介紹道:“我是茂縣的羌族,我的老公是本地的漢族,我是在松潘縣工作之后和我老公認識的,我們結婚以后生活非常和諧,沒感覺有什么不適應的。族際通婚在我們松潘已經非常普遍了,大家都會覺得習以為常”。據松潘縣人民政府統計該縣多民族通婚家庭占到全縣總家庭的60%,有些家庭甚至由三到四個民族組成。在筆者對松潘的實地調研過程中,懌宿?古道牧風民宿的漢族老板家ZYK就是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家庭。“我父親是我們松潘本地漢族,我母親是鎮江關的羌族。我個人的民族身份是漢族,我老婆是藏族,我女兒是漢族。我們家里面就有漢族、羌族、藏族三個民族,這樣的情況在我們松潘還是比較普遍的。”正是這種多民族家庭的普遍存在,使得人們在觀念上對跨民族通婚日益接受,在追溯自己族源的過程中,他們往往因為擁有著多重身份認同,也更易于接受跨族際通婚。

松潘縣各民族之間和諧融洽的族際關系,建立在尊重彼此民族風俗習慣基礎之上,互相尊重是其交往的前提。松潘藏、羌、回、漢四個主體民族之間生活習俗上的相互尊重,在飲食方面最為突顯,“在松潘,假如我們十個人一起去飯店就餐,如果其中有一個是回族,我們也會選擇尊重回族的風俗習慣選擇去吃清真餐飲”。這一說法由松潘縣城內林立著各式清真餐館的情況就能夠得以印證。生活在回族社區的漢族青年PYF在講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時,著重強調:“我生活在松潘古城內的回族一條街,雖然我們家是漢族,但是我們的鄰居很多都是回族,因此我在家里的時候也是不吃豬肉的,但是我在外面可以隨便吃,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我鄰居們的基本尊重”。

松潘縣的漢族居民ZYK自述自己以宗教信仰為由,擺脫酒局的經歷,也是各民族在交往中“從心從俗”的典型案例。“在松潘你避免不了跟朋友們一起喝酒,這個時候如果我不想喝酒的話,放在其他地方肯定會說我老婆不讓喝這樣的說辭,但是這個說辭在松潘不管用的。但是你如果說我在寺院里面找喇嘛戒了酒,那么就不會有人再勸你喝酒了,就可以成功躲避酒局”。找寺院喇嘛戒酒是藏族的一個信仰傳統,戒酒后就要嚴格遵守約定的時間規范,然而這一套行為邏輯也同樣被松潘的漢族遵循,成為不同民族間文化共享、互相尊重的體現。

(三)“松潘人”的地域認同

在筆者調研中發現,松潘縣藏、羌、回、漢各世居民族之間在日常生產生活交流實踐中,逐漸形成他們之間的共性與共識,他們對于自己松潘人身份的認可,正在逐漸打破民族身份的區隔,讓他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他們對松潘這一共有家園的認同,使得他們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也越來越融洽,形成各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格局。

松潘是紅色文化的基地,在這里流傳著很多當年紅軍長征的故事和事跡,每一個松潘人談及這段歷史時,臉上都流露著難以掩飾的自豪,他們以松潘是紅色文化基地而驕傲。每當談到那段紅色的光輝歲月,幾乎每一個松潘人都能夠或多或少地為你講述一些故事和片段。松潘縣進安鎮的MP鎮長對調研組講道:“我們松潘不僅有著美麗的自然風光,同樣也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松潘被確定為長征的起點。我還在讀小學的時候,松潘縣委、縣政府就把每年的8月25日定為“紅軍節”,那時候紅軍的事跡就牢牢地印刻在了我們幼小的心靈里,這是我們每一個松潘人的驕傲”。這些紅色記憶深植于每一位松潘人的心目中,成為他們彼此之間的黏合劑,他們對于共有家園的這份情感,轉化成為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地域性認同。

對于松潘的地域認同在旅游從業者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我們在松潘不同的民宿看到一百多年前威爾遜拍攝的松潘古城圖照片。據了解這些照片是由祖屋客棧的老板MTY提供給其他民宿老板的,MTY解釋道:“我弟弟在國家地理雜志工作,他們單位擁有威爾遜當年拍攝的松潘古城照片的復印件,于是我就通過我弟弟幫忙,將其復印后擺放在自己的民宿里,好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我們松潘的歷史”。當談及為什么要給同行共享,是否會擔心行業競爭時,MTY則解釋道:“松潘古城是我們松潘人的共同財富,讓更多的人了解松潘,有助于我們松潘的發展。我們松潘各民族都是一體的,吸引更多的游客來到我們松潘來玩,大家的生意都好做”。

松潘縣藏、羌、回、漢四個主體民族之間,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逐漸淡化了族際間的差異,并形成“松潘人”的地域認同,這種地域認同是從民族認同轉向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重要橋梁。

五、結語

成都、拉薩、松潘三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案例的比較研究,揭示出改革開放以來族際跨區域流動背景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種典型模式及其內在機理。研究發現,不同類型民族聚居區域在族際互動模式、交融層次及動力機制方面呈現顯著差異性特征,為新時代促進民族互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多維度的實踐啟示。

從族際互動結構分析,三地案例呈現梯度化的交融樣態:成都藏文化用品街體現“文化展演—漸進適應”的族際互動模式,藏族流動群體通過構建民族文化空間實現從“支持性社區”到交往中介的轉型;拉薩俄杰塘社區展現“雙向調適—工具性交融”的互動特征,漢藏民族在市場經濟驅動下形成功能性互補關系;松潘世居民族則形成“深度互嵌—內生性交融”的交往格局,四族共居歷史積淀出超越族際差異的地域認同。這種梯度差異印證了“交往頻度決定交融深度”的學術判斷,其中結構性互嵌時長與制度性保障強度構成影響民族交融層次的關鍵變量。

研究進一步揭示,族際地位認知對交往質量具有決定性影響。成都案例中藏族作為城市少數民族呈現“適應性融入”特征,其文化展演本質上是弱勢文化群體尋求生存空間的策略選擇;拉薩案例中漢藏作為區域與全國層面的“雙重主體民族”,形成基于市場理性的工具性互動;松潘案例則因歷史形成的平等族際地位,孕育出“差異共生”的深度交融形態。這種對比表明,構建實質性的民族平等關系是促進高質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條件,印證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在基層實踐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地經驗為新時代民族工作提供多重啟示:其一,城市民族互嵌社區建設需注重空間載體的文化中介功能,通過打造兼具文化安全與開放特質的過渡性空間,實現“文化緩沖”到“交往平臺”的轉型;其二,民族地區城市發展應強化制度性交往設計,將語言互學、職業互助、節慶共享等元素納入城市治理體系;其三,歷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居區域需激活地域認同的凝聚功能,通過紅色記憶重構、地方知識再生產等途徑,培育超越族際差異的共同體意識。這些實踐經驗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創造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的社會條件”形成理論呼應。

本研究驗證了地域認同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建設中的過渡性價值。松潘案例中“地域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遞進式認同轉化機制表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構建多層次認同體系,在尊重差異性的基礎上培育共享性認同要素。這種認同轉化路徑為破解“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張力”提供了實踐方案,契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戰略要求。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拓展不同類型民族交往場域的對比維度,深化對族際心理交融機制的跨學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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