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既往圍繞我國西藏地區的民族志編撰與研究工作,相關學人多從西方民族志視角出發,遵循其構建的概念體系和研究方法,而對存在于我國傳統典籍中具有民族志性質的古籍文獻關注不足。在我國清代西藏方志與游記文獻中,存在頗多民族志性質的寶貴材料。這些材料與西方探險家以“外來者”視角描寫本地人群的相關記錄有著本質區別。我國古籍中的民族志文獻實為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范圍內,即在“多元一體”格局下,內地官員、文士等對生活在祖國西藏地區人民風俗習慣的描寫和記錄。這些材料為我國民族志研究構建屬于自己的學術傳承和理論話語體系、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扎實的文獻支撐。
【關鍵詞】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價值
【作者簡介】馬天祥,男,遼寧鐵嶺人,現為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新疆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兼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邊疆文獻整理。
【文章來源】《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25年第4期。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整理研究”(項目號:23BMZ120)的階段性成果。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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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典民族志文獻多依托方志、游記存在,按照傳統的文獻分類屬史部之學。究其本質而言,實是我國自古以來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多元一體”格局下,交往交流交融客觀事實的忠實記錄。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要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遵循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科學揭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因此,深入發掘并系統整理我國古籍中散見的民族志文獻,恰是立足我國傳統文化資源,遵循嚴謹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為堅定“文化自信”、構建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中的“西藏篇章”,提供扎實的文獻論據和有力的理論支撐。
一、概念的界定與辨析
民族志(Ethnography)是對不同民族(族群)的記述,是從文化角度對某個“民族”的描寫與分析。質而論之,“是一種人類學使用多年的數據搜集方法,它提供了有關個體和群體的豐富、詳細的信息。”近代西方以俄國人普熱瓦爾斯基(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法國人呂推(J.-L. Dutreuil de Rhins)、美國人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為代表的“探險家”,分別在Из Зайсана через Хами в Тибет и на верховья Желтой реки(《從宰桑經哈密至西藏,至黃河源頭》)、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亞洲高地科學考察報告:1890-1895》)、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bet(《西藏民族志注釋》)、A Conquest of Tibet(《征服西藏》)等著述中,以地理測繪考察報告、旅行游記以及專題民族志等形式,記錄我國西藏地區的民風民俗。鑒于民族志研究的獨特方法及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近代西方學人對我國古代典籍中的西藏民族志文獻關注頗為有限。
近代以來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出于窺探、搜集我國情報的目的展開了各種行動,一方面效仿近代歐美“科考”“探險”方法,或借“求取佛法”之名、或行“窺探”之實,進行入藏“踏查”。前者以僧人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為代表,后者則以間諜成田安輝《進藏日志》為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在歷史上日本深受我國文化影響,因而在搜集情報方面亦對我國傳統史志文獻頗多“留心”,大量搜求、參考我國古代史料、方志和游記,編纂了以《清國通商綜覽》《西藏通覽》乃至各地“兵要地志”為代表的材料匯編。其中,1904年東京嵩山房出版的《西藏》,實為近代日本搜集我國西藏地區各類史志文獻進行專題匯編活動的開端;1907年東京丸善株式會社出版的《西藏通覽》,參考我國西藏史志文獻竟達20余種之多,諸如《四川通志》《衛藏圖識》《康輶紀行》《西藏圖考》等我國包含古典民族志文獻之材料亦收羅其中。
早期西方的民族學調查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對其眼中其他族群“初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的各類信息進行調查匯總。后經博厄斯(Franz Boas)、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等學人進行理論建構,但本質上仍是以“外來者”的視角對其他族群進行描寫與分析。傳統抑或經典理論體系下的西方民族志研究“是與西方對非西方社會文化的興趣聯系在一起的”。這種以西方為主導的學科理論體系乃至話語權的建構,是建立在與歐洲殖民擴張相伴生的文化輸出和意識形態輸出的基礎之上的。時至今日,如若仍秉承其構建的理論體系、立足其刊發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來生硬地套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下的民族志研究,則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時宜”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因此“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不應局限于民族志方法,而應在個案研究中貫穿整體的、歷史的、文化的綜合分析”。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文化自信,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需要我們立足中華文明的固有特色,以歷史脈絡為經,以交往交流交融為緯,以信實的文獻載錄為根據,打破既往西方民族志研究“二元對立”以“分”為出發點的闡述視角,構建我國特色民族志“多元一體”以“合”為落腳點的論證體系。
二、文獻的編撰與流傳
我國古典民族志與西方人類學概念體系下的民族志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最為顯著的區別體現為,在我國古典民族志類文獻中,近乎找不到西方概念體系中“自我(Self)”與“他者(Other)”的二分對立思維,而是始終從“大一統王朝”的視角出發,完成對王朝治下不同地域人群風俗的記錄,因而這些記錄多歸入“史部”之下的“方志”之屬。
我國古代官員、文士雖未撰寫近代西方概念體系框定下的民族志,但出于“資政”目的,抑或出于家國一體觀念下士大夫的“自覺”,在其往來、留駐邊疆民族地區之時,常常會將該地區人群有別于中原內地的風俗、語言、服飾、飲食、禁忌乃至宗教祭祀等信息予以記錄。這類記錄材料逐步構成了我國古籍中民族志文獻的重要來源。長久以來,我國古典民族志類著述依附“史部”存在,如《史記·匈奴列傳》《舊唐書·吐蕃傳》等“二十四史”中的少數民族傳記。伴隨著唐以降歷代大一統王朝地方志修撰工作的有序推進,民族志類材料又多整合于方志之中。延及清代,一方面有賴于中央政府對邊疆民族地區管控能力的日益加強,另一方面得益于官修及個人撰述的蓬勃發展與妥善保存,一些具有民族志性質的文獻材料,依托方志、日記、游記等形式得以留存。
早期西方的民族志著述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始終是以“外來者”的視角對其他族群進行描寫和分析。而著錄于我國古典史志中的民族志文獻,則始終是從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內部視角”出發,傳承記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成員的民風民俗與特色文化。從文獻編撰的角度來看,我國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主要存在于方志、雜記之中。清代文士深受樸學之風影響,在編修方志、撰述游記之時,皆能自覺地匯纂前代相關史料,有著不容忽視的史料價值。特別是以《藏紀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考》《西藏志》《衛藏通志》《衛藏圖識》等為代表的方志類文獻,以《允禮日記》《進藏紀程》《西藏見聞錄》《西域遺聞》《西藏風土記》《西征日記》《康輶紀行》《西藏紀聞》《藏輶隨記》等為代表的雜記類文獻,對生活在我國西藏地區各族人民的風俗、語言、服飾、飲食、禁忌乃至宗教信仰及社會結構等方面皆有所載錄。
近代列強寇邊以來,在文獻體例創新方面,愛國志士肩負著“抵抗侵略”與“振興西藏”雙重時代重任,參與到了全新體例的方志編撰工作之中。以《西藏圖考》《西藏小識》《衛藏攬要》等為代表的該類方志,在文獻來源上博采眾長,不僅兼采傳統史志文獻,還將報紙時評乃至外譯資料收錄其中。該類方志中載錄的民族志文獻,亦對近代西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有初步參考和借鑒。在文獻整理匯編方面,亦有學人張其勤等對我國有清一代西藏地區各類史料進行輯錄、整理與研究,輯成24卷《清代藏事輯要》,其中亦包含數量較為可觀的民族志材料。民國先后成立“蒙藏委員會”與“邊政設計委員會”,主要著眼于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基礎性調查研究,諸如《玉樹二十五族調查報告》《青海玉樹、囊謙、稱多三縣調查報告書》《甘孜概況資料輯要》《雅江概況資料輯要》等,受西方調研思路影響,對既往古籍文獻史料并未作過多關注,且囿于當時有限的技術條件和國家貧弱的狀況,亦未能對西藏基層地區作深入踏查調研。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的民族事業蓬勃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陸續出版有《西藏研究叢刊》(1982)、《川藏游蹤匯編》(1985)、《中國地方志集成》(1995)、《中國邊疆史志集成》(2003)、《西藏舊方志》(2016)等。與此同時,《康輶紀行》《有泰日記》等雜記文獻亦陸續整理出版。近年來在西藏地區古典民族志文獻的研究方面,涌現了以趙心愚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學人和成果,如《〈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述及其資料來源》《乾隆〈雅州府志〉所記口內土司及其在川西高原治理中的作用——兼論清代青藏高原邊緣地區藏族與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清代藏漢文化接觸日趨頻繁的反映與見證——乾隆〈衛藏圖識〉對藏語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等,皆立足扎實的古典民族志文獻史料,有效論證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緊密聯系的客觀事實。這些研究成果都是遵循傳統的古籍整理研究體例,對清代西藏方志、雜記文獻進行影印、收錄、整理及研究。
如今,將傳統方志、雜記中的民族志類文獻予以單獨析出并進行專題匯編整理的外部條件已臻于成熟。對這些傳統典籍中的民族志文獻進行專題輯錄和整理,不僅是對我國傳統民族志文獻的豐富與充實,更是從我國自身傳統文化出發,有效服務“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路徑和有效方法。這些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民族志文獻,既含有對此前古代相關載錄的“歷時記錄”,又補充了編撰者對其所處時代關注對象的“共時描寫”,實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印證。質而論之,我國古代西藏地區的民族志文獻源出于我國古代傳統典籍,發掘好、整理好、利用好這些傳統典籍中的民族志材料,對于堅定文化自信、守護好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三、思想的價值與局限
從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的編撰背景和動機上來看,這些文獻的編撰不僅是西藏地方與祖國緊密聯系的客觀呈現,更是國家保障西藏一方平安的忠實記錄。要之,這些文獻材料與近代西方民族志研究最為根本的區別在于,作為近代西方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主義擴張的“副產品”,西方民族志材料的編撰背景近乎都是依托殖民主義擴張,并且其動機更是希望通過觀察、描寫、研究“他者”民族(族群),進而達成為“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等價值觀的論證和輸出張本之目的,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古代邊疆地區的民族志編撰,特別是清代西藏地區的民族志編撰工作,則是源于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工作動機的。
前文已有論述,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多依托方志、雜記存在。清代西藏方志編撰工作較之前代已有長足進步,但與祖國內地相比仍頗為薄弱。縱觀清初、清中期、清末三個時期方志、雜記編撰工作高峰的出現,實際上皆與當時中央政府加強西藏地方管控、維護西藏地方安定、增進西藏地方各族人民福祉有著緊密聯系。從宏觀的視角出發,清初的西藏方志、雜記編撰工作皆以“平準保藏”為中心;清中期的西藏方志、雜記編撰工作皆以“平定廓爾喀”為中心;近代以來直至清末的西藏方志、雜記編撰工作皆以“抵抗侵略”和“振興西藏”為中心。
清初康熙五十六年(1717)準噶爾部策凌敦多布襲擾西藏并占據拉薩,滿文檔案《胤禎奏聞于理塘、巴塘等處探取信息折》載策旺諾爾布呈文云:“準噶爾兵抵達以來,征收差賦甚重,土伯特部眾民人、喇嘛相互抱怨之。”清朝中央政府為保西藏地方安寧,先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十九年(1720)兩次發兵,終使西藏獲得安寧。《藏紀概》即在此背景下編撰完成,《敘》中“驅賊安良”一詞實為該書編撰動機的真實寫照。雍正一朝直至乾隆初年,為保西藏長久安寧,中央政府始終致力于加強與西藏地方的緊密聯系,《(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允禮日記》《西藏志考》《西藏記》等皆為該時期代表著述。至清中期,廓爾喀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五十六年(1791)兩次入侵我國西藏,甚至洗劫札什倫布寺。清中央政府派兵護衛西藏,直至廓爾喀歸誠請降。《西藏志》《衛藏通志》《衛藏圖識》《衛藏識略》《進藏紀程》等皆為該時期代表著述。近代以來直至清末,以英、俄等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日益顯露覬覦我國西藏地區的野心,以姚瑩《康輶紀行》為發端,以《西藏圖考》《西藏全圖附說》《有泰日記》《西藏新志》《藏輶隨記》等為代表的關注“邊事”、留心“邊政”的著述相繼問世,更有《籌藏芻議》《籌藏芻言》等“籌議”“芻議”類著述刊行,在簡要載錄邊地民風民俗的同時,更多關注于如何擔負起“抵抗侵略”與“振興西藏”的時代重任。綜上所述,作為承載清代民族志文獻的方志和雜記,這些著述編撰的背景和動機,無不是出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內部視角”,無不是為了加強邊疆地方與祖國內地的緊密聯系,無不是為了謀求各民族安定團結的共同福祉。
從清代西藏民族志思想內核的歷史演進脈絡上來看,這些文獻恰是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知識分子階層秉承樸素的理論自覺,致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嘗試的信實佐證。其中民族志研究的一個重要思想內核便是對民族(族群)的溯源。近代西方的民族志研究,不僅秉承“自我(Self)”與“他者(Other)”的“二分對立”視角,而且還要服務于“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進而刻意地對觀察、描寫的民族(族群)闡釋其“落后的必然”,因此其研究不僅要在出發點“分彼此”,更要在落腳點“別高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作為中華文明從古代走向近代發展進程中的歷史“切片”,僅就藏族溯源的問題,通過耙梳民族志文獻的歷時記錄,就會發現在面對近代列強寇邊帶來“未有之變局”時,有識之士憑借真摯的情感和樸素的自覺,已然開啟了致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嘗試。
清初和清中期的傳統民族志文獻,其編撰者皆固守舊式的民族觀念,對邊疆和中原地區尚未形成全局一體的統籌規劃,更未形成對長期生活并駐守在祖國邊疆的各兄弟民族平等相待的正確認識。“夷夏之防”“漢番之別”等舊觀念已然成為近代中華民族大家庭進一步融合與凝聚的桎梏。史書與方志中的“安邊”“撫遠”之策,并未將少數民族同胞予以平等看待。清初雍正年間成書的《西藏考》中,“番民”之稱謂頗為常見;清中期嘉慶三年(1798)成書的《西招圖略》中,備列“安邊”之法二十八條,翻看該書“撫藩”條,亦皆“羈縻撫綏”之術。對于西藏地區的民族溯源問題,多以“分”和“別”的視角予以闡述。譬如和寧《西藏賦》之開篇,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之卷首,皆受制于時代的局限,以固陋的“夷”“夏”二元格局進行撰述。近代以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使有識之士受到強烈震撼,在積極向西方學習先進知識、技術、制度的同時,更開始自發地嘗試從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出發,嘗試建構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相連、同宗同源的全新民族關系。黃沛翹在《西藏圖考》卷二《西藏源流考》中有言:“西藏……其地先為伯夷甫,炎帝之裔也。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為喀木、為危、為藏。”邵欽權在其《衛藏攬要》第一卷《稽古》中亦直言:“考藏族與我漢族本出一系,皆為軒轅黃帝之子孫,證諸史乘,信而有征。”在此基礎之上,胡炳熊在《藏事舉要》中更是將近代實證主義精神與我國古籍文獻有機結合,分別列舉了語言文字、宗教文化、重大歷史事件等方面的文獻材料,指出這些確鑿的證據就是歷史上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交往交流交融事實的重要支撐,就是“民族混合之證也。”
當然,我們亦應秉承學術精神,以客觀公允的態度去審視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的局限與不足。一方面,我國傳統典籍以“四部”之法編列,本文中所說的古典民族志類文獻多收錄在“史部”之下的方志、雜記之屬,尚無獨立的文獻體例承載該類文獻。因此,當下的首要工作便是針對有清一代的方志、雜記之屬中的民族志類文獻,進行全面爬梳、輯錄和整理,以期為后續的專題研究及古典民族志基礎資料匯編乃至專門數據庫建設奠定材料基礎。另一方面,囿于西藏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古代社會有限的技術條件,作為承載民族志文獻的方志與雜記,可供編撰者翻檢征引的資料頗為有限。如作為清代西藏方志成書最早的《藏紀概》,其《敘》中直言:“舉昔人記著、外國之書,惟陳員外《西域使程記》稍為典實。”《敘》中所言“陳員外《西域使程記》”,當系《西域行程記》,實為明朝永樂年間官員陳誠、李暹所著之書。足見自清朝定鼎八十余載,然搜求關涉西藏著錄,唯有前朝開國之遺編,因而難免在編撰民族志文獻過程中,出現“承襲”前人成果的現象。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刊行的蕭騰麟《西藏見聞錄》、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的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及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的姚瑩《康輶紀行》,在對藏語詞匯著錄方面都有“承襲”和“損益”的情況。這就需要致力于古典民族志整理研究的專家學人,擁有宏闊的學術視野,并遵循嚴謹的文獻學研究方法,在專題爬梳、整理方志和雜記中載錄的民族志材料時,探究文獻流傳線索,以期達到“考鏡源流”“正本清源”的目的,切實明確原始記錄肇自何時?后人撰述“損”者幾分、“益”者幾何?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發揮文獻典籍中民族志材料的真正價值和作用。
結語
近代以來,我們秉承西方的學科劃分體系和學理思維,接受了西方定義下的人類學民族志研究概念體系。清代西藏民族志文獻因散見于方志、雜記等古籍文獻之中,無法在西方理論體系下直接使用,因而常常受到忽視,無法得到專題輯錄整理并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作用。但正是這些文獻的存在,在客觀上有力證明了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下、在“大一統王朝”之中,對邊疆地區民風民俗的關注、記錄及其歷時性演進脈絡,恰恰是以“內部視角”揭示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自發、自覺生成的歷史軌跡。當然該類文獻亦無法回避自身存在的不足與局限。今天,我們適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身處新環境、面對新形勢,更應立足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遵循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以我國傳統典籍文獻為依托,以堅定文化自信為著眼點,以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著力點,摒棄西方民族志研究“分”的闡釋思維,構建屬于中國特色古典民族志研究“合”的論證邏輯,進而為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生邏輯的歷史必然,提供信實的佐證和有力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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