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原創性論斷的基礎上,提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大命題。這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性認識過程,也是一個動態的、結構化的社會意識生成過程。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遵循著“價值引領—制度形塑—認同內化”的哲學意蘊和實踐理路。
價值引領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哲學基礎和“導航系統”,通過確立共同的奮斗目標與意義體系,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精神內核和方向指引。
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價值引領,深層哲學基礎在于對“關系理性”的彰顯。如,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探討,就需要正確處理“多元”與“一體”的關系。在實踐中,還需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物質和精神的關系。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實踐智慧,都超越了個體主義的原子化敘事,超越了狹隘的群體本位,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關系倫理。
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要促進兩套關鍵話語體系的融合:一是歷史話語,通過“五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敘事,準確把握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發展大勢,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得牢不可破;二是未來話語,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共同愿景凝聚共識、堅定信心、激發活力,激勵全體中華兒女為把愿景變為現實而矢志奮斗。要使這兩套話語內化為共同體成員個體的價值追求,使個體的生命歷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未來產生深刻共鳴。
制度形塑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社會機制和“骨骼系統”,通過法律法規、政策規劃和組織機制,把抽象價值轉化為穩定的、可操作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規則,從而引導、激勵甚至約束共同體成員的行為,使其朝著團結奮斗的方向前進。
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制度形塑,是經由無數社會實踐持續再生產出來的。如,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等,都是制度化的實踐。這些實踐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作為既定的制度規則與指導體系,引導并促進各民族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另一方面,這些持續發生的實踐本身,又在不斷地完善制度,甚至推動制度創新發展。
成功的制度設計,必然能激發共同體成員的積極性、能動性。推動各族群眾參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需要構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協同網絡。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法規、發展規劃、公共政策等,具有強制性、明確性與穩定性,其發展趨勢是日益精細化、法治化,并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實現深度融合。非正式制度包括社會規范、風俗習慣、村規民約、道德輿論等,雖不具強制力,卻深刻地嵌入日常生活,影響力綿長持久。要促進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動,如,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念轉化為基層干部群眾共同遵循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實現國家意志與鄉土智慧相得益彰。
認同內化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情感機制和“血液系統”,表現為情感歸屬、文化共鳴和利益交融基礎上的穩固心理認同,指向的是社會成員內心深處對“我們是誰”的答案,是一種把“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身份納入到自我概念的情感和認知過程。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目標的達成,關鍵是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內化。社會認同即個體通過“自我歸類”,把自己歸屬于某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內化,就是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這一身份類別,成為個體的多元身份中最突出、最穩定、最具情感價值的核心身份。
共同體的維系,離不開互助、關愛、自豪、同情、歸屬感等集體情感的支撐。因而,認同內化需要重視培育共同體成員間的情感連結和集體記憶。如,舉辦國家公祭儀式、重大慶典、功勛榮譽表彰等活動,都是激發認同的有效途徑。要通過持續組織引導各族人民參與共同實踐,如共同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共同建設家鄉、共克時艱等,讓共同體成員在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真實、牢固的“共同感”“實踐感”。
“價值引領—制度形塑—認同內化”的實踐理路,構成一個緊密耦合、循環互構的模型:價值引領為制度設計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和目標導向,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意義藍本;制度形塑把價值理念轉化為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實踐規范,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制度保障和實踐土壤;認同內化既是價值、制度在個體和集體心理層面“沉淀”的結果,又反過來夯實共同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并提升對制度的自愿遵從和積極參與,從而開啟新一輪的生成循環。
(來源:《中國民族報》2025年12月26日第6版,作者那金華系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執行會長、云南民族大學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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