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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爾達: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文化符號解析

發布時間:2026-01-12 10:19:37 | 來源:中國藏學 | 作者: | 責任編輯:

【作者簡介】葉爾達,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摘要】在天山山脈正中央的阿合牙孜河谷中,有一座藏傳佛教摩崖造像,其上刻有藏文、托忒文題記及藥師佛等佛教圖像。該摩崖作為蒙藏民族信仰民俗融合的見證物,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以往關于這些佛教摩崖的研究和介紹多將其視為巖畫,從而掩蓋了其作為多元文化載體的真實面貌。文章以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為研究對象,對其內容、形成背景及與古代巖畫構成的多元文化內涵展開探究。文章提出,其形成與17—18世紀衛拉特蒙古的強盛及藏傳佛教格魯派在歐亞草原的廣泛傳播密不可分。目前在中國,刻有藏文、托忒文題記及佛像等圖案的完整佛教摩崖僅此一處,且尚未得到學界廣泛關注。通過對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的研究,可勾勒出西域民族文化在伊犁河流域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側面。

【關鍵詞】藏傳佛教;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文化交融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喀夏加爾鄉的阿合牙孜河谷中,有一處佛教摩崖遺跡(圖1)。阿合牙孜河發源于南天山主脈哈爾克他烏山北坡,為伊犁河主源特克斯河的主要支流,是昭蘇縣境內水量最豐沛的河流。阿合牙孜河谷坐落于昭蘇縣昭蘇鎮以南約50公里,地處天山山脈主脈核心地帶,因其水草豐美、氣候冬暖夏涼,成為昭蘇縣最具代表性的天然牧場之一。河谷內部谷壁陡峭而谷底開闊平坦,為古代人類的繁衍生息提供了重要場所。該河谷屬于U形冰川槽谷,其地貌形成于距今200萬年前第四紀冰期的冰川作用。

目前,該河谷已發現大量古墓、草原石人、巖畫等歷史文化遺存。在阿合牙孜河中游河南岸80米高的山坡上,有一塊長3.63米、高2.55米的巨石(北緯42°35′、東經81°09′;河岸海拔2090米,巨石海拔2070米)。巨石上鐫刻有佛像、動物圖案以及藏文和托忒文六字真言等宗教符號,同時還保留有磨損嚴重的古代巖畫。這處佛教摩崖遺跡與藏傳佛教文化關聯密切,當地人稱其為“科培雷特巖畫”。巨石后方有一洞穴,洞內留存顯著流水侵蝕痕跡,據此可推斷此處曾為泉水源頭。

目前,這座佛教摩崖遺跡尚未受到學界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成果有限,且多零散分布于巖畫研究范疇,普遍忽視其獨特的藏傳佛教文化屬性。現有研究多將巨石符號簡單歸類為巖畫,未能深入剖析其宗教意涵與文化價值。本文立足于2004—2025年間筆者多次實地田野調查,探尋佛教摩崖遺跡中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記。首先系統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明晰學術脈絡;其次探究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遺跡的內容構成,分析圖像、符號傳達的信息;最后考辨其形成背景及多元文化特征,力圖勾勒出西域多民族文化在藏傳佛教影響下傳承、更迭與融合歷史圖景的一個側面。

一、從巖畫到佛教摩崖:學術視野的認知轉變

回溯相關學術史可知,直至20世紀末,學界才將目光投向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但迄今為止,相關研究仍普遍停留在基礎信息介紹層面,尚未構建起系統性的學術研究框架。此局面的形成,與阿合牙孜河谷特殊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其險峻的地形地貌成為實地考察的天然屏障,致使該摩崖長期處于主流學術視野的邊緣地帶,未能得到充分關注。

1992年,王頡在《新疆昭蘇縣境內的幾處巖畫與石人》一文中,首次對昭蘇縣巖畫及石人遺存進行概述性研究,并將科培雷特巖畫納入區域文化遺存的整體視野加以介紹。兩年后,蘇北海先生在《新疆巖畫》中探討新疆巖畫與宗教的關聯性時,進一步提及科培雷特巖畫,并嘗試闡釋佛教題記與圖像符號的內在聯系。作為首位對該摩崖展開學術探討的學者,蘇北海先生雖在邊疆巖畫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但因受限于巖畫研究的傳統范式,未能從宗教維度揭示摩崖的藏傳佛教文化特質,致使其核心文化屬性長期被遮蔽。

筆者雖于2012年在《蒙古學問題與爭論》上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但囿于當時的研究視角與材料深度,尚未能對佛教摩崖與古代巖畫的多元文化意涵進行深度解構,而這一學術缺憾恰恰成為本文再度聚焦該遺跡的緣起。目前,伊犁地方史志文獻及旅游宣傳資料對科培雷特巖畫的介紹仍普遍延續“巖畫”的單一定性,網絡傳播也多遵循此說。學界與地方文化界對摩崖宗教屬性的集體忽視不僅體現出固定研究范式的路徑依賴,更折射出文化遺產認知中的深層誤區。

縱觀既往研究,將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簡單歸為巖畫的學術取向,實質混淆了宗教遺跡與世俗巖畫的文化邊界,致使其蘊含的佛教儀軌、信仰傳播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等深層內涵長期未被解碼。這種單向度的研究范式既割裂了佛教摩崖符號系統的完整性,也弱化了其作為文化疊層遺存的歷史縱深感。事實上,科培雷特巖畫并非單純的圖像刻繪,而是古代巖畫藝術傳統與藏傳佛教文化長期碰撞、融合的“復合型產物”。因此,轉變學術視域下的認知模式勢在必行。若繼續沿用舊有認知,文化內涵的闡釋將始終停留在“巖畫”這一單一的固化層面,難以深入挖掘其本質與多元維度。本文將對這一復合文化載體的形成背景、文化內涵展開考辨,以期揭示其在西域文明演進中的獨特坐標。

二、文化的更迭:佛教摩崖的內容構造

阿合牙孜河谷巨石上的文化遺存可分為古代巖畫與佛教摩崖兩類,以下分別闡述其遺存情況。

(一)古代巖畫

阿合牙孜河谷巨石上的古代巖畫共有3處,分別位于巨石正面、巨石左側和巨石右側。其中,巨石正面巖畫存在明顯的歷時性分層,原始巖畫層與佛教摩崖共刻層相互疊壓。需要強調的是,與佛教元素伴生的動物圖案已被納入宗教符號系統,應歸屬于藏傳佛教文化范疇,這一辨正將在后文詳細論述。

1.巨石正面古代巖畫遺存

盡管歷經風蝕及人為擾動,巨石正面仍顯露古代巖畫的殘跡。受自然與歷史因素疊加影響,巖畫損毀程度不一。部分圖像已完全漫漶,難以恢復原貌,但有些符號仍可辨識。典型遺存包括藏文六字真言題記第一行刻“叭”字處,有兩只對視的大角羊;藏文六字真言題記第三行上方及下方的烏龜圖案下,各有一只大角羊;如意寶圖右側有人像刻痕;藥師佛像的頭部、胸部、蓮花寶臺周圍分布著多只大角羊及其他模糊巖畫;托忒文三行六字真言部位有明顯巖畫痕跡,但已模糊不清、無法辨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原始巖畫遺跡已被佛教符號覆蓋。從現存圖像類型來看,古代巖畫中大角羊符號出現頻率最高,這或許表明其在巨石時代的文化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然而,大量破損痕跡致使部分圖像語義流失,其古代文化意涵已難以完全復原。

古代巖畫遺存的消解與佛教摩崖的刻制呈現出顯著的歷時性關聯。佛教符號系統的植入不僅覆蓋了部分古代巖畫,更通過宗教儀式性鐫刻重構了巨石表面的符號秩序。這種文化更迭現象,本質上反映了區域信仰體系的轉換。當藏傳佛教文化在此確立主導地位時,古代巖畫傳統逐步被宗教符號“敘事”所替代,成為文化演進中的淘汰者。這一過程印證了文化變遷的規律。新興文明形態通過對物質載體的改造,實現對舊有符號系統的功能置換與意義重釋。

2.巨石兩側古代巖畫遺存

巨石左側上方現存可辨古代巖畫有大角羊與鹿的圖像,另有數處因風化嚴重難以辨識。相較于右側,左側巖畫數量明顯較少。右側巖畫因地處遮蔽區域,風化侵蝕程度較低。雖刻畫空間有限,卻密集分布鹿、大角羊、牛、馬等動物圖案,且線條清晰可辨。但由于巖石表面長期附著泥土與積塵,部分圖像細節難以逐一甄別。總體來看,右側巖畫保存狀況優于左側,原始形態仍具可觀性。

從圖像與工藝特征分析,巨石兩側古代巖畫與佛教摩崖在文化屬性上存在顯著差異,尚未發現直接的符號關聯性。結合刻痕深度、侵蝕程度等物質特征判斷,古代巖畫的創作年代早于佛教摩崖。盡管部分巖畫被后期宗教刻繪覆蓋,但從構圖風格與技法特征來看,巨石兩側巖畫應與正面現存的模糊巖畫屬于同一創作時期,共同構成巨石完整的早期符號系統。

作為藏傳佛教文化傳入前的原生符號,古代巖畫雖歷經歲月沖刷,部分已湮滅,但幸存片段仍保留著原初藝術形態。這些遺存不僅是巨石文化層的基底,更通過與佛教摩崖的時空交織、疊壓,構建起多層次的文化敘事。其原生性與完整性既為研究西域文明演進提供了物質證據,也為解讀阿合牙孜河谷多元文化交融的圖景提供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二)佛教摩崖

如前文所述,既往研究長期忽視阿合牙孜河谷巨石的佛教摩崖屬性,皆將其歸為古代巖畫范疇。有鑒于此,本文擬先對佛教摩崖的符號體系構成展開系統考述。該佛教摩崖載體包含兩部分:其一為前述主體巨石正面;其二為距巨石底部約5米處的佛教圖案刻石。經綜合研判,二者在符號系統與工藝特征上呈現連續性,共同構成佛教摩崖的核心符號體系。佛教摩崖的符號體系由三大要素

構成:

1.佛教圖案

摩崖佛教圖案以寬約1.5厘米的鑿刻線條呈現,主要包括藥師佛像、如意寶圖、吉祥八寶圖及吉祥結等典型符號,分述如下:

一是藥師佛像(圖2)。居于摩崖核心地位的藥師佛像,高1.54米、寬1.43米,占據巨石表面面積約四分之一,在巨石造像群中尤為醒目。其構圖未居巖石正中,而擇取右側縱向最長處鑿刻。該造像具備結跏趺坐于蓮花寶臺,雙耳闊大、面容安詳,頂現肉髻;身著袒胸露臂的通肩袈裟,左手執藥器(無價珠),右手持藥草等典型藥師佛特征。雖因石刻工藝限制未能盡展藥師佛全部特征,但左側托忒文“otoci”(蒙古語“藥師佛”)題記可再次證其身份。此尊造像作為摩崖主尊,統攝周邊動物圖案與題記,形成以藥師信仰為核心的符號秩序。在藏傳佛教文化中,藥師佛不僅能消災延壽,還是治眾生貪、嗔、癡的醫師,受到信徒們的廣泛供奉。

二是如意寶圖(圖3)。位于藥師佛像蓮花臺左下角的如意寶圖案,寬2.30厘米、高1.53厘米,雕刻工藝精細。作為轉輪王七珍之一,如意寶象征滿足祈愿的神性力量,故常出現于藏傳佛教儀軌場景中。

三是吉祥八寶圖(圖4)。在巨石的下方有座高3.63米、寬2.55米凸起的巖石。巖石的下面還有一塊高1.29米、寬2.66米的砂礫石(疑為河道沉積巖),其上刻有長1.48米的吉祥八寶圖案。自右至左依次為寶傘、寶魚、寶瓶、蓮花、白海螺、吉祥結、勝利幢、金法輪,線條寬約1厘米。因材質差異,部分圖像如居中的白海螺與蓮花已嚴重殘損。吉祥八寶又稱八祥瑞吉祥,各有象征,寶傘喻教義權威,寶魚表自在解脫,寶瓶示永生,海螺傳法音,吉祥結顯佛法永續,勝利幢喻證道圓滿,法輪表教義流布,蓮花象征清凈正果。砂礫石中央的滲水孔與上方巨石后泉眼形成水系關聯,結合圖像內容的宗教一致性以及工藝,可推定二者為同期藏傳佛教雕刻遺存。

四是吉祥結。佛教摩崖現存兩處有吉祥結圖。其一位于巨石左側中部(11厘米×10厘米),其二在如意寶左下角(9厘米×7厘米)。作為吉祥八寶之一,吉祥結既可獨立成圖,亦常與余七寶構成復合符號,承載護佑眾生信仰的民俗功能。

2.題記

佛教摩崖現存題記包含藏文與托忒文兩種文字體系。其中托忒文題記共4行19字,分布于巨石右和左側。在藥師佛像的右側,約藥師佛肩膀相高的位置有3行豎刻六字真言(18字),自右向左、自上而下排列,首行與次行高度均為1.07米,第3行高1.27米。另如上文所及,巨石左側上方獨立鐫刻了“otoci”(高43厘米)一詞。

藏文題記(圖5)為3行,4組,共25個字。在藥師佛像的左側,藥師佛像肩膀與蓮花寶臺中間的位置,從右到左,刻有3行藏文六字真言。其中最上面的一行字體較大(長1.63米),后面兩行字體較小(第二行長48厘米,第三行長86厘米),最后一行可見連續兩次重復刻寫了六字真言。此外,巨石右上方另見藏文字母“?”。

六字真言作為藏傳佛教摩崖與瑪尼石的核心符號,源自梵文《六字真言經》,屬密宗“意密”范疇。其咒語體系被視作佛菩薩的秘密語,兼具溝通宇宙與內心的靈性功能。在摩崖鐫刻實踐中,此符號實現了從聲音象征到圖像象征的轉化,承載鎮伏邪魔、護佑眾生的宗教意旨,深刻映射信徒的精神訴求與信仰實踐。

3.動物圖案

在佛教摩崖巨石的正面,留存有若干動物圖案。其中,可辨別的有一只體長17厘米的大角羊(圖6)、一只體長16厘米的北山羊、三只烏龜以及一只體長16厘米的鹿等(圖7)。

就其具體位置而言,大角羊的圖案鐫刻于蓮花寶臺稍靠左角的下方,北山羊的圖案則位于如意寶左角的下方,鹿的圖案刻于摩崖左角之下方。烏龜共計3只,分別刻于藏文六字真言的下方,依從右至左的方向排列,且三者大小各異。自右至左,第一只烏龜體長19厘米,第二只同樣為19厘米,第三只的寬度達16厘米,高度則為40厘米。

從刻畫時間研判,這些動物圖案相較于前文提及的古代巖畫,明顯屬于較晚時期的作品。通過對雕刻、鑿刻痕跡分析推測,這些圖案與摩崖上的其他佛教要素在風格、工藝等方面具有內在連貫性,系出同源。此類動物圖案的刻畫手法,靈感可追溯至古代巖畫,并在一定程度上模仿、汲取了其基本特質。然而,它們并非巖畫本身,而是佛教摩崖文化體系中重要的構成部分,二者不可混同。需注意的是,佛教摩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范疇涵蓋動物等圖案。佛教摩崖風格特征顯著,一方面通過刻畫佛像、吉祥八寶、如意寶等護身符寄托信眾虔誠祈愿;另一方面,亦鐫刻烏龜等動物圖案。因此,必須指出的是,摩崖動物圖案與巖畫之間,既存在相似表象,又有本質區別。

佛教摩崖的主尊為藥師佛像,其周邊依次分布如意寶、吉祥八寶、吉祥結、題記及動物圖案等。摩崖正面的佛教圖案、題記、動物圖案與摩崖腳下的吉祥八寶等,共同構成了摩崖文化符號體系。從風格與工藝特征判斷,這些遺存應為同一時期的藏傳佛教刻繪作品。在造像風格上,佛教摩崖采用人類原始雕刻法之一的淺刻工藝,受藏傳佛教文化影響,呈現鮮明的藏傳風格。雕刻者技藝精湛且富有創造力,摩崖線條粗獷流暢,風格自由樸實,巧妙利用巨石有限空間,工藝水準令人稱奇。

顯然,在佛教摩崖形成之前,古代巖畫曾是巨石的主題內容。古代巖畫是阿合牙孜河谷先民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及精神世界的縮影,也是他們藝術創造的源頭。隨著歲月流逝,部分古代巖畫風化磨損,另一部分被佛教摩崖覆蓋,藏傳佛教文化圖像占據了巖畫的原有空間,取代了其地位,古代巖畫由此成為阿合牙孜河谷巨石上的次要文化符號。鑒于此,有必要對古代巖畫與佛教摩崖的相互關系稍作闡釋。需明確的是,二者在文化層面并無直接關聯,但作為同一載體承載的不同文化形態,在時空維度下存在互動關系。這種互動并非源于內容本身,而是由人類活動決定了它們的發展走向。

文化在時空交織中不斷變遷,這體現了文化間的互動特性。任何文化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伴隨人類文明的演進而持續變化,其變化程度或大或小。在此過程中,一種文化可能被另一種文化更迭甚至取代。但需要注意的是,更迭與取代存在本質區別。被更迭的文化會留存部分原有特質,而被取代的文化則會徹底喪失自身特征,消失于歷史長河。阿合牙孜河谷的古代巖畫并未因佛教摩崖的出現而湮滅。如前文所述,佛教摩崖保留了古代巖畫的部分內容,沒有完全覆蓋原有的文化符號,這屬于文化更迭的特殊案例。文化交替往往伴隨著風險,部分文化可能因被取代而逐漸消逝。文化更迭或取代的動因主要包括強制與自然過渡兩個方面,筆者認為,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是在外在因素驅動下,通過自然過渡完成了對古代巖畫的更迭。

總之,阿合牙孜河谷巨石承載的佛教摩崖與古代巖畫,是兩種文化更迭交融的遺產,年代跨度達數百甚至數千年。只有厘清這一歷史脈絡,才能深入探究其文化內涵。

三、敘事與記憶交織:佛教摩崖形成的歷史語境

對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進行精準斷代絕非易事。如前文所述,該佛教摩崖內容大體可分為兩類:其一為古代巖畫,其二是佛教摩崖本身。二者分屬不同文化脈絡,時間跨度顯著。通過細致觀測巨石兩側及正面模糊難辨的古代巖畫形態特征,初步推測其歷史至少可追溯千年,甚至早至狩獵時代。從時代演進順序來看,古代巖畫創作年代更早。

古代巖畫的年代測定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一大難題。所幸當今巖畫斷代技術持續革新,以往“世界各地巖畫年代的確定,多數還只能根據巖畫內容、作畫技術、巖畫色澤與已知年代的其他遺物進行比較分析去解決”??。自20世紀下半葉起,考古學斷代法、微腐蝕、陽離子比、AMS(加速器質譜)等現代科技手段在巖畫斷代領域廣泛應用,成果顯著。利用科學技術斷代已成為巖畫年代測試的發展趨勢,有望成為最關鍵、可靠的鑒定方法。

然而,限于筆者當前的研究條件,尚無法運用現代科技對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古代巖畫開展斷代測試,僅能訴諸傳統巖畫研究方法予以大致推斷。運用傳統方法確定該古代巖畫年代頗具挑戰,尤其鑒于其相對孤立的狀態,周邊難覓其他有助于斷代的文化符號,迫使我們只能從巖畫自身探尋答案。

即便如此,根據古代巖畫相關的前期研究成果,也是有可能粗略地推斷出阿合牙孜河谷古代巖畫所形成的大致時間的。巖畫的顏色常常是判斷巖畫產生年代的一個重要依據,“刻痕顏色深淺與作畫的早晚有關系,通常黑色巖石上巖畫刻痕的變化規律是:深黑←淺黑←黃白,即越早色越黑”??。在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之上所留存的古代巖畫,尤其是其中所刻畫的大角羊圖案,呈現出頗為顯著的特征。其鑿刻痕跡頗為深重,色澤呈現深黑色,歷經歲月侵蝕仍保有鮮明印記。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摩崖上與藏傳佛教相關的各類圖案,皆為白色色調,線條明快清晰,輪廓分明。通過二者直觀對比,便能輕易察覺,藏傳佛教相關圖案相較而言應為后續鐫刻而成,前后次序一目了然。

除了巖畫的顏色,其制作方法也對推測巖畫產生的時間有所幫助。“一般早期巖畫,敲鑿的點小、均、精、密,點上落點,不顯敲痕;而晚期巖畫的鑿刻點大、稀、不均,制作草率,給人以粗糙之感”??。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古代巖畫,鑿刻深邃卻無敲痕,線條舒展流暢,顯是經仔細磨光,大角羊雄姿畢現,栩栩如生。單從巖畫顏色與制作工藝研判,其具備早期巖畫典型的鑿刻特征。

蓋山林先生曾在《陰山巖畫》一書中把北山羊、巖羊、盤羊(大角羊)、馬鹿、馴鹿、野驢等動物的出現劃分為原始牧業萌芽時期,即距今4000—3000年前。他談起匈奴時期巖畫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強調雙羊、雙馬、雙鹿、雙駝等兩頭相對的動物形,認為這是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構圖方法。依蓋山林先生研究推測,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上對視的大角羊等古代巖畫,其產生下限不晚于匈奴時期。

相比之下,佛教摩崖的形成年代較晚。蘇北海先生曾在《新疆巖畫》一書中認為“可知動物巖畫在前,藏、蒙文佛教咒語在后,估計可能是清朝時期的作品”??。筆者與蘇先生持有相同的觀點,深以為然。

蒙藏民族文化淵源深厚,衛拉特蒙古與藏傳佛教的初始接觸時間雖未確知,但1616年,在盟主拜巴噶斯汗引領下,其部族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1628—1629年,土爾扈特部西遷至伏爾加河流域;不久,和碩特部固始汗統治青藏高原。1648年,衛拉特蒙古為翻譯佛教典籍創制托忒文。17世紀初到18世紀中葉,在衛拉特蒙古推動下,藏傳佛教格魯派橫跨歐亞草原傳播。伊犁河流域是當時衛拉特蒙古聚居的核心區域之一,因摩崖刻有托忒文六字真言等,故其形成年代上限不早于1648年,可判定此佛教摩崖形成于清代。

佛教摩崖作為供奉之物,雕刻者鮮少留名,為考證年代與創作者帶來重重困難。需要強調的是,佛教摩崖與清代衛拉特蒙古歷史文化緊密相連。在北疆地區,信仰佛教并使用托忒文的只有衛拉特蒙古。據此推斷,摩崖供奉的信仰民俗主體應為衛拉特蒙古,其形成與藏傳佛教文化密不可分,承載著藏族與衛拉特蒙古的信仰民俗。在佛教民俗體系中,摩崖信仰至關重要。隨著藏傳佛教的廣泛傳播,摩崖文化也融入衛拉特蒙古文化場域。對于藏傳佛教信仰民俗來說,摩崖具有傳播教義、祈愿祖先神靈庇佑的功能,是慰藉民眾心靈的重要習俗。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正是這種佛教文化信仰民俗的具象呈現。顯然,此佛教摩崖信仰民俗的形成與清代蒙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相關。

四、文化的互動與融合:佛教摩崖圖案符號的互嵌共生

佛教摩崖雖為本文研究核心,但摩崖巨石上的古代巖畫亦不可忽視。阿合牙孜河谷摩崖文化內涵極為豐富,包含多層次內容。盡管部分刻畫已湮滅,但細察仍能捕捉到若隱若現的細節。古代巖畫承載著千年前人類在阿合牙孜河谷生息的文化信息,而大角羊圖案堪稱古代巖畫的靈魂,既是先民文化的存續象征,也宣示著不同文化的并行存在。直至清代,古代巖畫的主導地位被佛教信仰民俗取代,轉而作為宗教文化符號,維系著青藏高原與天山山脈深處的文化聯系。從這一層面看,阿合牙孜河谷摩崖具有雙重文化載體屬性。

此外,其地處泉水源頭的地理特征不容忽視。衛拉特蒙古素有祭祀泉水源頭的習俗,而巨石上更留存著諸多尚未辨識或釋讀的文化痕跡。摩崖圖案的交織與重疊,使其形成多元文化特質。在時空維度上跨越數千年,它是融合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文化的重要遺產。盡管挖掘其全部文化內涵頗具難度,豐富的未解之謎卻恰恰彰顯了摩崖的價值所在。

在本研究中,佛教摩崖固然是核心關注點,然而摩崖巨石留存的古代巖畫亦不容小覷。雖摩崖部分刻畫內容已磨滅,經細致觀察,仍能捕捉到一些細節。

在阿合牙孜河谷摩崖巨石的正面與兩側,古代巖畫所聚焦呈現的主角無疑是大角羊。雖部分大角羊圖像已然模糊、損毀嚴重,然仍有部分清晰圖案留存。回溯歷史,12—13世紀,游牧于葉尼塞河上游的衛拉特蒙古遷徙至蒙古高原西部,逐步將東至杭愛山、西至巴爾喀什湖、北起額爾齊斯河中游、南達天山山脈的廣袤草原納為游牧之地,稱雄天山南北。至17世紀初葉,衛拉特蒙古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等一系列重大歷史進程,打破了阿合牙孜河谷古代文化的結構,鑄就了此地佛教摩崖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質。

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雖地處人跡罕至的深山之中,但其文化輻射范疇極為廣泛。它既留存有河谷古代人類的文化標識,又牽系著溫帶大陸與高原山地草原的蒙藏佛教文化紐帶。

青藏高原是藏傳佛教傳至衛拉特蒙古聚居地的必由之路,構成了連接西藏地方與衛拉特蒙古的關鍵通道及交通要沖,從客觀層面為兩地間佛教文化的交流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嗣后,衛拉特蒙古又對藏傳佛教在中亞地區的拓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持續西進以及對西域的征服活動,塑造了伊犁河流域整體風貌:公元91年,匈奴西遷至伊犁河流域;5—6世紀,柔然勢力西進至準噶爾盆地與伊犁河流域;此后,崛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其領地亦向西拓展至天山南北及中亞地區。突厥與回鶻等游牧民族相繼完成的西遷壯舉,構成了繼匈奴西遷之后的兩次重大民族遷移浪潮,至今依舊深刻影響著整個西域的地緣格局。后來,成吉思汗將富饒的天山南北賜予次子察合臺,伊犁河流域隨之成為察合臺汗國的屬地。察合臺汗國瓦解之后,對天山南北影響力最大的當屬衛拉特蒙古。伴隨成吉思汗及其后繼者的持續西征,衛拉特蒙古逐步西進并不斷拓展勢力范圍,于17—18世紀構建起以伊犁河流域為中心的游牧政權。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西漢時期,伊犁河流域曾是另一個游牧民族烏孫的發祥地。

可見,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族群部落、不同民族主體在伊犁河流域鐫刻下了各異的文化記憶與歷史印記,為中國西域歷史文化的變遷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又一筆。這些游牧民族的持續涌入,深刻影響并推動了這一地區歷史文化風貌的變革,促使地緣文化重新整合,極大地增進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此地文化呈現出高度復雜性。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所蘊含的多元文化特質,正是中國北方阿爾泰諸民族大規模遷徙,以及歷史與文化深度交融的共同結晶。

五、余?記

阿合牙孜河谷巨石已然成為見證多元文化碰撞與融合的紐帶,持續承載并傳遞著不同時代、各種文化相互交融所衍生的碩果。就現有認知而言,中世紀衛拉特蒙古活躍于此歷史舞臺,然而阿合牙孜河谷先民的蹤跡卻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銷聲匿跡,無從稽考。

值得關注的是,佛教摩崖與古代巖畫之間的交互影響從未間斷。巖石上所刻畫的大角羊、鹿、狗、山羊等形象,隸屬于北方溫帶與高原山地草原共通的巖畫文化范疇,這些彌足珍貴的早期原生態動物藝術圖像,借由佛教摩崖的雕琢,以全新姿態躍然眼前。上述動物形象從初始的巖畫構成,逐步融入佛教摩崖體系,二者緊密交織、相得益彰,不僅深刻反映出文化融合、凝聚、繁衍豐富以及本土化演進的關鍵進程,更是凸顯了阿合牙孜摩崖獨有的文化特質。

深入探究其文化本質,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的根基仍深植于阿爾泰游牧文化土壤,后續與源自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文化漸進交融,彼此相得益彰,極大地拓展了雙方的文化深度與廣度。直至當下,學界對佛教摩崖背后的諸多奧秘依舊未解,尤其在闡釋文化更迭后佛教摩崖于巨石符號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文化現象時,尚未形成完備理論。社會各界常將其誤歸為古代巖畫范疇,根源在于未能精準甄別雙重文化的并行架構,亦未洞悉摩崖與巖畫的本質差異。諸如大角羊、北山羊、烏龜、鹿等作為佛教摩崖的關鍵構成元素,其刻畫技法對古代巖畫多有借鑒,與狩獵時代巖畫幾近雷同,常人實難辨其真偽,此乃阿合牙孜河谷摩崖鮮為人知之處,亦是長期以來引發學界困惑的癥結所在。在當代認知視野下,阿合牙孜河谷摩崖常以古代巖畫面貌示人,其巖畫的標識屬性被過度放大,而這種文化概念層面的混淆狀態,反倒在無形中構筑起一道保護屏障。因而,在深入鉆研阿合牙孜河谷摩崖時,精準把握摩崖文化的核心脈絡,乃是實現理論創新突破的關鍵前提。

阿合牙孜河谷巨石所蘊含的文化多元性,是不同歷史階段、多民族、多樣文化彼此交織融合的結晶,具備深邃獨特的文化意蘊。伊犁河流域作為歐亞草原的關鍵銜接紐帶,即便暫不考量月氏、丁零、鐵勒等曾在西域歷史舞臺上熠熠生輝的諸多民族,以及西亞、歐洲等外來文化要素,巨石之上亦至少映射出阿合牙孜河谷先民、匈奴、衛拉特蒙古等阿爾泰語族民族文化,與青藏高原藏傳佛教文化等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正是這般多元融合,鑄就了當下獨具魅力的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文化。西域作為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其文化特質顯著體現為多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與深度融合,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無疑為此提供了生動鮮活的例證。

綜上所述,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堪稱當前國內所發現的極具獨特性的衛拉特蒙古信仰民俗有關的藏傳佛教文化遺產范例“文本”。其完整性與內容豐富度首屈一指,是唯一鐫刻有托忒文、藏文并帶有佛教圖案的此類遺跡,極大地充實了北疆地區佛教遺址的文化內涵。就現實狀況而言,在衛拉特蒙古聚居區域,相較于其他成熟的統一佛教摩崖造像體系,此地尚未形成類似規模。然而,阿合牙孜河谷摩崖卻位于群峰壁立的荒野,顯示出藏傳佛教在天山南北的傳播幾乎沒有留下空白區,滲透到了衛拉特蒙古聚居地的各個角落。也因此,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對研究清代蒙藏文化的交融、藏傳佛教在西域的傳播史以及研究衛拉特蒙古信仰民俗、藏傳佛教在西域的本土化與中國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截至目前,尚未發現任何直接關聯阿合牙孜河谷摩崖的史籍資料記載,這使得現階段的研究路徑不得不聚焦于以符號本身為突破口展開探索。試圖全方位、深層次地挖掘其內在意蘊絕非易事,甚至已超出筆者現階段的研究范疇與能力極限。摩崖所承載的內容紛繁復雜、包羅萬象,本文僅能針對阿合牙孜河谷摩崖的部分顯著特征予以簡要剖析,至于更為深層、復雜的問題,則亟須后續開展更為深入、系統的專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阿合牙孜河谷佛教摩崖所處地域人煙罕至,且部分區域已出現脫落、破損跡象,這迫切需要當地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迅速行動起來,盡快制定并實施切實有效的保護措施,對這一珍貴的摩崖石刻文物加以妥善保護,以確保其歷史文化價值得以長久延續。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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