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是由“依法”“治理”和“民族事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集合性概念。基于概念學的內在邏輯,必須從構成概念各要素的詞本義和引申義出發,遞歸性揭示法律、治理與民族事務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如果說民族團結進步是“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概念的主題,那么推進民族事務法治化就是其主旨所在,而法治理論、治理理論、共同體理論的支撐是其主題性和主旨性的理論鏈。盡管“依法治理民族事務”具有多重語境,但其適用場景則往往定位于立法、行政、司法等核心場域?;诟拍钪當⑹滦?,“依法治理民族事務”內嵌“尊重差異性、包容多樣性”之原則;基于概念之描繪性,“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著眼于增進共同性、呈現平等性之目標訴求。
【關鍵詞】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民族團結進步;治理現代化;增進共同性;包容差異性
【作者簡介】江國華,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
【文章來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6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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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學是專門研究概念及其集合性特征的學問,是認識論的一個重要分支?!案拍睢弊鳛檫壿嬎季S最基本的單元,是一種“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耙婪ㄖ卫砻褡迨聞铡笔且粋€集合性概念,屬于共同體學的基本范疇?;诟拍顚W原理,概念的要義在于“找到屬于概念對象最不可或缺的要素”,這些要素具有排他性,并與其他事物存在本質差別。因此,概念具有界定“此事物是什么”的功能,其過程遵循從外在特征的“客觀描述”到本質元素的“內在抽象”。“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這一概念的構建過程,體現了從實踐到理論的遞進邏輯。在治理實踐中對民族事務的客觀規律性進行總結與提煉,進而抽象出其核心特征,構建具有學術與實踐價值的理論框架。
一、詞本義、引申義與遞歸性
“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作為共同體學的核心范疇,本質上是一個由“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三個語義單元構成的遞歸系統。根據陳寅恪“解釋一字,便是做一部文化史”的訓示,兼之“把復雜的語言分解成構成它們的基本成分,可以發現隱藏于語言內部的邏輯結構并增進語義的理解”,對“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這一復合概念的剖析需從其詞組的本義與引申義切入,進而揭示其在語境中動態疊加的邏輯關系,探討其在詞境中透露的遞歸性。
(一)詞本義
在歷史語義學看來,詞本義是其在產生初期的原始含義,需通過追溯該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使用場景才能準確解析。要透徹闡釋“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內涵,需分別解構“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三個詞組的本質含義,追溯其歷史演變脈絡,進而系統性揭示這一復合概念的核心特征與實踐邏輯。
其一,依法。從構詞學看,“依法”屬介賓結構,其中“依”本義指物理性倚靠,如《說文》訓“依,倚也”,后在制度語境中衍生出“根據”“遵照”之意;“法”則指行為規范體系。二者的結合形成“依法”的基本含義,即行為主體以法律為準繩開展活動,強調民族事務管理需遵循既定法律框架,如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草案)》即為典型體現。
其二,治理。該詞為并列式合成詞:“治”本義為水利疏浚,見《說文·水部》中“治,水出東萊曲城陽丘山”,后引申為管理、修整;“理”原指治玉,如《韓非子·和氏》“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后擴展為使事物有序化。組合后的“治理”指通過系統性管理實現社會有序運行,其本義在民族事務中表現為對民族關系的協調與民族發展的引導。
其三,民族事務。作為偏正結構詞組,其語義張力源于“民族”對“事務”的場域化規約。“事務”本義指需處理的實際事宜,見《管子·正世》“料事務,察民俗”;而“民族”限定其領域范圍。該詞本義即民族領域內需處理的公共事務,包括文化傳承、權利保障及區域發展等具體內容。
(二)引申義
引申義作為語義學的核心研究對象,不僅指詞匯從本義延伸拓展的含義,更體現了詞義在歷史長河中融合累積的特征。這種由跨時空沉淀形成的“語義皺褶”現象,在馮天瑜的“概念涵化”理論中被解析為古今含義相互交融的過程。放置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詞組的引申義上,即要進一步探索“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詞組的引申義在“法”的傳統規約力上為現代國家建構中“民族事務”的公共治理需求提供的意義空間。
其一,依法的現代延伸?!胺ā睆膫鹘y規范——“法者,天下之程式”,融合現代“法律主治”與“程序正義”理念,發展為兼具程序正義與價值秩序的雙重體系。在民族事務中表現為:一方面通過《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實現程序規制;另一方面將“依法治國”理念融入民族政策,形成制度化解決策機制,超越傳統“因俗而治”的經驗模式,于法律系統“自我指涉”特性中實現閉合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
其二,治理的范式轉型?,F代治理理論強調多元主體協同,是一種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管理方式。其引申義在民族事務中體現為“規則與賦權”兩種屬性:既建立法治化程序規范,又通過社會參與構建治理共同體。這一過程將民族事務管理從政府主導轉向“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協作體系,實現規則規范與人文特質的法治與文化協同治理,更強調價值理性和社會本位。
其三,民族事務的范疇拓展。民族事務的引申義本質上指向涉及少數民族或民族地區的公共事務的治理實踐,包括梁啟超“謀公益而御他族”的現代國家建構倫理,以及通過政策建制化實現費孝通所述“多元一體格局”的價值整合。這種引申維度包含雙重核心含義:一是文化引申層面,馮天瑜對“族”字甲骨文“旗幟統合箭矢”的考釋,揭示文化認同建構的歷史連續性。民族事務需通過制度設計調適文化身份認同慣性,結合“三交”政策等現代治理工具,在尊重差異中強化共同性根基。二是法權引申界面,依托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法治化框架,將民族事務納入公共理性協商機制,通過法律程序平抑多元文化場域中的結構性張力。
由此可見,民族事務的現代治理范疇已突破傳統民族文化事務邊界,拓展至民族平等權利保障、跨民族社會關系協調等多領域,其語義從本義的規范性表述,發展為涵蓋制度建構、文化調和與權利保障的綜合治理范式,成為維護國家統一與社會和諧的重要治理界面。
(三)遞歸性
句法結構的遞歸性原理,即結構內多層嵌套導致復雜性遞增,投射至概念域形成語義生產性遞歸:概念在社會實踐中不斷重置與嵌套演進,既承續歷史基因又建構現代規范,實現“句法詞義”辯證延展。此機理在新法律現實主義視角下體現為法律與社會的循環交互變革。以“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為例,該概念的語詞系統作為動態符號,既沿襲漢字古義譜系,又通過制度性實踐完成現代法治語義的層積演變。在傳統與現代矢量張力中,法律兼顧規范彈性與歷史連續性,最終通過法治實踐與制度重構的迭代實現復合概念的遞歸證成,乃是圍繞核心前提、調用本層規則進行持續嵌套的過程。
其一,中心詞“治理”。“治理”的遞歸性體現在其在實施過程中的多次調整與反饋。治理并非一個單向的、靜態的過程,而是一個多維度的、持續反饋與完善的循環過程。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中,治理涉及法律、行政與社會各方的互動,這些行動在實際操作中通過不斷的經驗反饋和治理調整,逐步完善治理模式。例如,國家在民族事務治理中,法律與政策的實施往往會暴露出新的問題,基于此,法律與政策會進行相應的調整或補充,形成不斷循環優化的治理模式。治理的遞歸性要求政府在執行法律過程中持續監測、反饋并修正治理實踐,以適應日益復雜的民族事務環境。
其二,輔助詞“依法”?!耙婪ā钡倪f歸性體現了法治在治理中的戰略調整與反復應用?!斑f歸性”(recursivity)概念闡釋新法律現實主義的一個側面,法律在和社會循環交互互動中進行改革。法律本身不僅是指導行動的方略,也是實現治理目標的最終指向。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過程中,法治是實現民族事務治理目標的工具,且這一工具會隨著實踐的逐漸深入而不斷優化。在治理過程中,法律不僅要面對和應對現實中的具體問題,也要根據治理反饋進行動態修正。因此,遞歸性在這里表現為法律機制的逐步完善和法律條文的適應性調整,確保法律始終能回應民族事務的實際需求。在此過程中,法律的執行不僅要解決問題,更要通過實踐探索不斷完善法治的效力。
其三,賓詞“民族事務”?!懊褡迨聞铡钡倪f歸性則體現在不是所有民族事務都能夠完全依賴于法律解決,尤其是在涉及民族文化、習俗等復雜領域時。民族事務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要求法律在其適用過程中進行逐步反饋和調整。在某些情況下,法律的應用需要結合具體情況進行靈活處理,這種靈活性及適應性表現了民族事務在法治框架下的遞歸性。例如,在某些民族地區,涉及宗教、語言等問題時,法律不僅要具備執行性,還需在執行過程中不斷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靈活有效地適配,從而在實踐中達到更好的法律效果。因此,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概念學中,法律需要在不斷調整中與民族文化、社會結構等因素相適應,某些傳統和社會習俗可能會影響法律的實施與適用,這時候通過調整政策、加強調解等方式,法律與非法律手段的結合就體現了遞歸性的應用。
二、主題性、主旨性與理論鏈
任何概念都有其獨特的主題性和主旨性。前者錨定概念所處的時代精神坐標,體現其承載的核心價值取向,是概念的靈魂所在;后者聚焦概念介入現實的行動綱領,框定其操作化目標,是概念的實踐導向。二者交互生成概念的理論鏈,即由主題和主旨構建的理論框架與邏輯體系。在體系內由主題性確立闡釋場域的邊界,主旨性設定邏輯展開的梯度,形成定向開放的理論生態,使概念既能扎根具體實踐保持解釋力,又能在方法論層面實現自我更新。
(一)主題性
概念的主題性體現了其核心思想和基本命題,是概念所承載的中心內容?!耙婪ㄖ卫砻褡迨聞铡边@一概念的主題性集中體現為促進民族團結與進步,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各民族共同走向現代化。這一主題架構既承繼了“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歷史經驗,亦映射出治理效能從政治動員向制度型治理的范式轉型。
其一,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依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依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民族團結的重要保障。要通過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各民族之間的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從而構建共同體價值認同的堅實基礎。例如,《民族區域自治法》在保障民族自治權的同時,也強調了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原則,這種制度設計實現“多元”與“一體”的法理統合,通過規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律程序,促進“差異性”向“共同性”的法治轉化,使共同體意識獲得穩定的規范表達。
其二,以民族團結進步為行動指南,用法律保障民族團結。“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民族團結進步既是理念,也是一個不斷推進的治理行動,是民族工作的行動指南。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提出,“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將這一論斷法律化、制度化,至此以法律保障民族團結沉淀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概念的主題。在多民族國家中,法律不僅是調節社會行為的工具,更是推動民族團結的關鍵手段。法律可以通過明確民族平等、資源共享、社會認同等制度安排,為各民族提供公平的治理環境,避免民族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法律通過這一機制保障民族團結,并為實現社會和諧提供法治支撐。
其三,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各民族共同走向現代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法治構成民族關系調適的實踐方法論。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這個概念中,既要包含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納入法治軌道,消除影響族際關系良性發展的制約因素,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要順應各民族共性不斷增多、差異不斷縮小的發展趨勢,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引導各民族共性的生成、鞏固與發展。簡言之,法治不僅要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發展權,還要構建現代化發展的統一基準。法治化路徑旨在通過消除制度性障礙促進資源要素跨民族流動,在保障發展權平等基礎上實現“差異互補”向“共同發展”轉化,最終形成民族地區與國家整體的協同現代化格局。
(二)主旨性
“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其主旨性體現在推動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的幾個關鍵目標上,具體表述為“將民族事務治理各項工作納入法治軌道”“依法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利”“依法處理涉民族案件(事件)”三個方面。旨在以法律理性重構多民族國家的治理邏輯,用法治剛性校準民族發展的公平刻度,凝練出兼具中國特色與現代治理規律的制度性實踐突破,為多民族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具象行動綱領。
其一,將民族事務治理各項工作納入法治軌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將民族關系調整和民族事務治理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就是要將維護各民族團結、保護各民族合法權益等納入國家整個法律體系之中,推動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首要主旨是將所有民族事務的治理納入法治軌道,確保治理過程中的各項決策和行動都能依據法律進行。簡言之,法治軌道的確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組成部分,而民族事務治理的法治化能夠有效規范治理行為、避免治理過程中權力濫用、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如國家通過《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等確保民族事務在各級政府和社會層面得到合法、公平、公正地處理。如此既能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又能夠使其治理行為與國家總體法律框架保持一致,避免出現地方治理“脫軌”的現象。
其二,依法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另一個核心主旨是通過法律保障各族群眾的合法權利。無論是政治權利、經濟權利還是文化權利,法律在保障少數民族群體平等待遇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其要義有二:一是通過制定與實施保障少數民族基本權利的法律條款,國家不僅實現了法律的普遍適用性,還確保了不同民族群體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例如,《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都對各民族的合法權利進行了明確規定,從而為各族群眾提供了切實的法律保障。這種保障不僅體現在民生領域,還包括各民族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促進了多民族社會的和諧穩定。二是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司法,系統研究解決法治領域各族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讓各族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其三,依法處理涉民族案件(事件)。依法處理涉民族案件和事件是另一個重要的主旨。民族事務中可能出現多種復雜的矛盾與沖突,這些問題的妥善處理不僅需要依靠法律工具,還需要持續健全和完善民族法律法規體系,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件,確保各族群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法無例外、法無特權。例如,“不能因為當事人身份證上寫著‘某某民族’就犯嘀咕、繞著走,處理起來進退失據”。在民族糾紛或民族地區資源爭奪等敏感問題上,法律通過提供明確的解決框架和處理機制,確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同時,法律不僅要處理已發生的民族事務糾紛,還應通過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預防潛在的民族沖突。通過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可以為民族事務的平穩解決提供堅實的保障,避免沖突的激化和社會不穩定的局面。
(三)理論鏈
概念的理論鏈是將其主題和主旨延展至更廣泛的理論框架和思維體系,是其主題與主旨在理論層面的延展與深化。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理論鏈以法治理念為內核、治理現代化為向度、共同體價值為根基,通過規范統攝、制度創新、價值整合遞進構建。法治與治理交互體現為憲法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地位,依托立法審查平衡法治統一與民族特殊性;治理與共同體協同通過跨民族社區協商平臺等共建共治共享機制,將法治程序轉化為“五個認同”實踐路徑;法治與共同體耦合借助法律解釋技術,在承認文化差異時完成多元一體價值統合。三者互動構成法制健全向法治認同的螺旋上升過程,共同推動民族事務治理邁向中國式現代化范式。
其一,作為規范統攝下制度根基的法治理論?!耙婪ㄖ卫砻褡迨聞铡钡睦碚撴溡苑ㄖ卫砟顬閮群?,其核心在于通過國家根本法對民族事務治理實現規范統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問題,有不少是由于群眾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釀成的”,強調需“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法治理論的要義體現為三方面: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確保各族群眾平等享有法律保護,體現全體人民共同意愿,如《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對民族平等權利的明文規定;二是堅持實事求是,立足民族地區特點制定政策,既尊重傳統又適應發展,使法律政策更具適配性和實際效力;三是恪守公平正義,通過憲法和法律保障各民族平等權利,防范歧視偏見??偟膩砜矗ㄖ卫碚撌顷P于法律演進和法治運行的理念價值、知識體系、思維模式等的總稱,強調規范性、程序性和權威性的統一。
其二,作用于制度供給與效能轉化的治理理論。治理理論以現代化治理為向度,聚焦于將法治規范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程序。其核心邏輯體現有三:一是以良法促善治。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等兼具國家意志和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規,將法治理論中的平等原則具體化為區域政策,保障各民族權益、促進共同發展;二是堅持“兩個結合”,將法治統一性與民族地區差異化管理相結合,在法律框架下實施精準施策,既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又尊重民族特性,在國家統一與民族多樣性之間找到平衡點;三是踐行共建共治共享原則,構建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參與的協同治理體系,推動各民族在共同參與治理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實現資源公平配置、矛盾有效化解和發展成果普惠共享,從而形成民族事務治理的長效化和普惠化并有效提升治理的公正和效率。
其三,致力價值整合與認同熔鑄的共同體理論。共同體理論以“多元一體”民族觀為根基,通過法治文化熔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運作路徑包括:一是正確處理“四對關系”。在承認民族差異性的同時強化共同性,統籌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法律規定與傳統習俗、物質發展與精神凝聚的辯證關系,通過法治手段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如何在尊重民族差異的基礎上推動共同體認同,成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重要考量。二是依法鑄牢“五個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內容,是凝聚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公約數,是統領性要素,也是檢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成效的維度與標準。三是依法推進文明協調發展。將民族事務治理深度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的法治框架,通過系統性的法律機制促進經濟文明夯實物質基礎、政治文明強化制度保障、精神文明凝聚價值共識、社會文明增進團結和諧、生態文明守護共同家園。
三、語境性、場境性與意象性
任何概念都有其特定的語境。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中才能獲得理解,而任何概念的理解都受到其特定語境的限定。概念的理解已在運用,而概念的運用則需要借助特定的場境。概念運用的場境必然氤氳著行動者的意象,意象的集合則構成了概念的意境。換言之,任何概念都在特定的語境中獲得其真正的意義,且該意義往往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深刻影響?!耙婪ㄖ卫砻褡迨聞铡弊鳛橐粋€具有實踐指向的治理理念,其語境性、場境性與意象性三者共同塑造了這一治理理念的實踐品格——既非簡單移植西方法治話語,亦非固守傳統治理慣習,而是在法治普遍性原則與民族事務特殊性的辯證空間中,建構具有中國底色、能回應多民族國家治理復雜性的法治方略。
(一)語境性
語境性指的是概念生成、發展和運用過程中所依托的特定歷史、政治和社會環境。就“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命題建構而言,其理論邏輯植根于多維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在國內治理層面,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語境錨定法治統一的價值坐標;在現代化發展層面,中國式現代化的現代性語境框定治理轉型的功能面向;在國際關系層面,世界百年變局的全球語境標定文明互鑒的戰略維度。這一概念的生成,既涉及國內政策實踐的具體落實,也關乎國際話語體系的適應性塑造,旨在通過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鎖定、政治系統論的資源適配與社會建構論的意義賦形,共同催生該概念的語境稟賦。
其一,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語境。“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概念的提出源于全面依法治國戰略背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國家法治建設層面確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的指導原則。在此基礎上,2020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首次正式提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指出,要堅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明確將其納入法治軌道,全面提升民族工作的法治化水平。這一指導思想不僅強調法治在維護民族團結、保障民族平等權利方面的重要性,也凸顯了其在解決民族問題、推動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中的核心作用。換言之,法治不僅為民族事務治理提供了明確的制度框架與規則,而且強化了政策執行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促進不同民族在國家發展中的平等參與和共同受益。“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不僅是一項政治任務,更是以法治思維、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推動民族事務治理科學化、規范化的實踐策略。通過依法治理實現民族事務的現代化管理,既有助于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法治根基,也進一步提升了全社會對法治的重要性認同,為構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和諧社會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語境。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句話強調了中國式現代化以共同富裕和多元包容為核心價值,同時也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提供了新的發展語境。其要義有三:一是以法治保障資源公平分配。通過完善民族區域自治等法律制度,確保各民族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在資源開發中實現利益共享,切實做到“一個民族都不能少”。二是以法治維護文化多樣性。在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同時,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法律保護各民族特色文化,使現代化進程兼具文化包容性,避免同質化風險。三是以法治凝聚發展合力。將民族事務納入法治軌道,既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益,又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奠定治理基礎。
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語境中,“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承載著實現共同富裕、促進多元文化共存和推動民族團結的雙重使命。法治不僅是解決民族事務的有效工具,更是實現中華民族長治久安和共同繁榮的重要保障。
其三,世界百年變局的全球語境。作為“雙刃劍”的全球語境,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上呈現二重性。一方面,全球范圍內,種族沖突、文化隔閡及經濟不平衡等問題引發的社會動蕩頻繁發生,多民族國家普遍面臨民族關系治理的難題。另一方面,在這一全球語境中,我國提出通過法治促進民族團結與社會和諧,為多民族國家探索和平共處與共同發展的新路徑提供了重要參考。其要義有三:一是拓展全球治理新思路。面對多民族國家普遍存在的治理難題,中國以法治為核心構建的民族事務治理模式,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化解沖突、促進團結的“中國方案”。二是彰顯國家治理戰略定力。在國際環境復雜演變中,我國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的法治手段處理民族事務,既維護了社會穩定,也為其他國家應對類似挑戰提供了實踐參照。三是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智慧。“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需要以寬廣胸襟超越隔閡沖突,以博大情懷關照人類命運”,我國的治理實踐超越了傳統的“多元文化主義”局限,通過法治保障民族團結,為構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世界文明格局提供了可行路徑。“依法治理民族事務”展現了我國為全球治理提供解決方案的積極擔當,“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從民族復興全局和世界百年變局的戰略高度,以理論力量回應時代問題,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發展路徑。
(二)場境性
場境性乃場域性概念建構的首要維度,簡言之其實就是指概念在特定實踐領域中的應用場景?!耙婪ㄖ卫砻褡迨聞铡钡膱鼍承允侵钙湓诓煌瑢嵺`場域中的具體應用形態,主要有四個場境,立法提供規范基礎,執法確保政策落地,司法維護公平正義,守法增強法治信仰,形成民族事務法治化的完整實踐鏈條,共同構建起“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場域性維度。
其一,立法場境。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形成了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的民族立法體系和政策支持體系。完善民族事務治理的法律法規體系是依法治理的基礎,也是提升民族事務法治化水平的關鍵。其要義有三:一是在立法場境中,“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要求立法工作具有科學性和適配性。一方面,立法需直面民族事務治理中的現實問題,制定精準、可行的法律法規。例如,制定落實《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強化推進《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實施,完善有關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專項法規,為民族地區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撐。另一方面,立法必須充分考慮民族地區的具體特點,確保法律內容在普適性與地方適應性之間取得平衡。這種適配性既體現在立法內容的精細化設計上,也體現在立法程序的民主性與廣泛性上。二是在立法過程中,應通過充分的社會參與和科學論證,確保法律制定的民主性與科學性。例如,在制定涉及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時,應吸收當地專家學者、基層干部以及少數民族群眾的意見,以確保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和公信力。三是立法工作須具備前瞻性,能夠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民族關系的變化及時調整。例如,隨著數字經濟的興起,立法可針對民族地區的數字化建設提供法律支持,以增強民族事務治理的時代性與有效性。簡言之,在此場境下,立法機關不僅需要回應當前民族事務治理中的迫切需求,還需統籌長遠發展,通過建立健全法律體系,為實現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提供持續保障。這不僅是落實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核心要求,也是推動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二,執法場境。在執法場境中,“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要求執法行為嚴格規范,并確保法律的平等適用,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件和事件時,做到一視同仁,杜絕發生因涉民族因素不敢執法、不會執法的現象。其要義有三:一是執法機關在處理涉及民族事務的問題時,既要堅持依法辦事,又需充分考慮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與特殊性。例如,在民族地區資源開發糾紛中,執法活動需在法治框架內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結合當地民族文化和習俗,尋求利益平衡的最佳路徑。這樣的執法實踐不僅能提升法治的實際效果,也能夠有效化解民族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二是執法場景的場境性體現在對不同民族群體的敏感性與理解能力上。執法人員需接受系統的民族事務培訓,深入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歷史背景和心理訴求。這種文化認知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避免因執法過程中產生文化誤解或偏見而導致的矛盾升級。例如,在涉及少數民族傳統節日或宗教活動的執法案件中,執法人員需特別注意尊重相關民族的文化傳統,以增強執法活動的公信力與正當性。三是在實際操作中,執法場境要求在規范性與靈活性之間取得平衡。執法規范性保障了法律的權威性與公正性,而靈活性與人性化則使執法活動更能貼合民族地區的實際需求。例如,對于一些輕微的矛盾沖突,可通過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結合的方式進行調解,以實現更好的社會效果。這種兼顧規范性與靈活性的執法實踐,既能增強法律實施的公平性,又能維護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為推進民族事務的法治化進程提供重要保障。
其三,司法場境。司法場境是保障“依法治理民族事務”得以落實的重要環節。在司法實踐中,民族事務案件往往涉及復雜的法律與習俗沖突,司法機關需要秉持公平正義的原則,充分考量案件的具體情境。例如,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縣針對當地實際情況,找準新時代“楓橋經驗”與法院工作結合點,以“石榴籽”調解工作室為抓手,積極探索“民俗+法理四步走”解紛工作法,在涉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案件中引入民族習慣法的考量,以實現法律適用與民族文化保護的雙贏。此外,司法場境性還體現在如何平衡和調解不同法律體系之間的關系。民族地區往往有著自己特有的法律習慣、社會規則和文化傳統,在司法過程中如何做到依法保護民族權利、尊重地方習俗和文化,成為司法機關的重要挑戰。構建多元化的司法機制,尤其是增強司法審判的靈活性與包容性,能有效解決民族事務中的糾紛,提升司法公信力。譬如,廣西馬山縣結合壯村瑤寨群眾特點,因地制宜創建“貝儂”調節法,運用“感情、情義”解決基層社會矛盾的同時,又滿足少數民族多元化司法的要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法律效果的相統一??傊?,司法場境性要求司法機關在面對涉及民族事務的案件時,不僅要堅持依法辦事,還要注意考慮民族地區的特殊背景與文化差異,發揮司法的引導和調節作用,確保司法結果的公正性、合法性及文化適配性。通過構建多元化司法機制,可以有效解決民族事務中的糾紛,提升司法公信力。
其四,守法場境。守法場境作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關鍵環節,是實現法治由制度文本向社會實踐轉化的基礎性場域。在民族事務治理中,守法場境的建構主要體現為三重互動機制:首先,通過“雙語普法”與“文化嵌入”形式增強法治認同,如利用民族節慶活動開展法律宣講,將《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等核心法律條款轉化為少數民族群眾易于理解的民族語言和民俗案例,使抽象法條具象為生活常識。其次,建立“傳統權威”與“現代法治”協同引導模式,充分發揮民族地區長老、宗教人士等傳統權威的示范作用,將其納入普法宣傳隊伍,借助其在社區中的影響力帶動基層群眾形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行為習慣。再次,創設“習慣法調適”與“國家法指引”的良性互動平臺,如在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立“法律明白人”培訓站,既尊重民族習慣法在婚姻繼承、生態保護等領域的合理成分,又逐步引導其與國家法律體系相銜接。同時,通過數字化手段創新守法實踐形式,開發具有民族特色的法治宣傳小程序,以短視頻、互動游戲等形式提升普法實效性。在實踐中,廣西等地推行的“山歌普法”、內蒙古牧區“馬背法庭”巡回宣講等創新模式,成功將守法意識融入民族文化活動,實現了法治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雙贏。這種多元主體參與、多形式結合的守法場景建構,既保證了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又尊重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最終使法治成為各民族群眾內心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共識。
(三)意象性
意象性強調概念的象征意義與愿景表達,“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通過生動的形象化語言傳遞了民族團結、法治權威與社會和諧的深層價值。這一意象性主要呈現為三重核心象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凸顯民族團結的珍貴性與不可替代性;“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民族團結”,強調維護民族團結的根本性與生存意義;“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則以直觀的自然意象展現各民族密不可分的共同體關系。這三個意象既相互獨立又層層遞進——從“保護”到“珍視”再到“凝聚”,完整構建起依法推進民族團結的價值圖譜,使抽象的法治理念具象化為可感知、可踐行的社會共識。
其一,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民族團結是國家繁榮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內涵。“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間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用“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這一生動比喻,形象地闡釋了民族團結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通過這一意象教育引導全國各族人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民族團結,維護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政治局面,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旗幟鮮明反對分裂國家圖謀、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行,筑牢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銅墻鐵壁。這種類比中,“眼睛”既象征寶貴的生命器官,也隱喻民族團結作為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基石的核心地位。通過這一生動表達,民族團結從抽象的理念轉化為具體的責任感與行動力,要求人們像呵護視力一樣用心維系民族關系,用行動維護各民族的團結與和諧。此外,這一意象賦予民族團結強烈的情感價值,使其成為法治框架下具體實踐的精神指引。民族團結不僅是法律條文中的目標,更是需要社會成員共同保護的精神財富,貫穿于民族事務治理的各個環節。任何對民族團結的傷害,都會對國家整體利益造成深遠影響,因此需時刻保持對民族事務的敏銳觀察與責任擔當。
其二,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民族團結。民族團結不僅是社會和諧的基石,更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將民族團結比喻為生命,強調了其不可或缺的地位,生動展現出民族團結在國家長治久安與社會穩定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一意象將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具體化,正如生命之于個人的意義,民族團結是國家繁榮發展的根本保障。通過法治手段維護民族團結,不僅是當前治理的緊迫任務,更是治國理政的長遠基石。法治在這一語境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其功能如同呵護生命一般,需要全面而細致地滲透到民族事務治理的各個領域。在民族事務的治理過程中,任何忽視或削弱民族團結的行為,都可能破壞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因此,法治不僅需要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還必須在實際操作中確保法律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從而充分保障各民族間的平等、尊重與和諧。此外,生命的普遍價值寓意著民族團結是各民族共同利益與精神紐帶。我們既要尊重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異性,又要時刻不能忘記中華各民族在國家認同方面的共同性,差異性是共同性統攝之下的差異,共同性是差異性基礎上的共同。通過法治手段保障這一紐帶的穩固,意味著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協同發展。在法治的保障下,民族團結不僅是一個宏觀層面的目標,更是滲透于微觀社會生活的具體實踐,確保每個民族在國家治理中能夠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由此可見,法治不僅是維護民族團結的工具,更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牢固制度基石。通過這一意象,法治和民族團結的關系得到了高度凝練的表達,進一步凸顯出二者在實踐中的緊密聯結和不可分割性。
其三,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案髅褡逡嗷チ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強調形象生動地刻畫了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和諧共生的景象。石榴籽既緊密相連又各具特色,象征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構特性。在這個意象中,每一顆石榴籽雖然獨立存在,卻彼此依存,共同組成了一個完整的、有機的整體,體現了多民族共處的和諧美。進而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結合,展現了民族團結的重要內涵,即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緊密合作與共同發展。這一意象賦予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深刻的實踐意義。在實現民族團結的過程中,法治扮演了連接多樣性與共性的關鍵角色。法治不僅是維護民族團結的基本工具,更是保障多元文化共存的堅實紐帶。正如石榴籽因果皮而緊密相連,各民族也因法治而凝聚。通過在法律框架下尊重和包容各民族的文化與習俗,可以更好地推動民族間的深度融合與共同繁榮。此外,“像石榴籽一樣”的比喻還傳遞出法律的規范性與包容性要求。在法治實施過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既需要受到尊重,也要在國家大一統的格局下尋求協同發展。這不僅體現了法治在促進民族團結中的保障作用,還彰顯了法律在調和差異、化解矛盾方面的獨特價值。在法治的引領下,民族間的差異不再是對立的根源,而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活力源泉。
四、敘事性、描繪性與詮釋性
概念通過敘事、描繪與詮釋構建完整意義體系,就“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這個概念而言,敘事性是指依托實證經驗,以典型案例與歷史進程揭示現實效能;描繪性是指立足發展維度,用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愿景勾勒法治引領下的社會圖景;詮釋性則通過法理與民族理論的融合,解析其兼顧文化多元與法治統一的辯證邏輯。三者形成有機閉環,敘事錨定實踐根基,描繪指引發展方向,詮釋提供理論支撐,使這一概念既承續中華法治傳統,又回應現代治理需求,在包容個性的同時實現法治價值的普遍認同。
(一)敘事性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守民族文化立場,堅持“兩個結合”的思想,堅定文化自信,總結中國經驗,將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推動我國文化發展,構建中華民族精神標識、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讓世界認識、理解和尊重中華文明。敘事性即通過講述具體的故事和案例,將概念應用到現實生活中,展現其實踐價值與成效。“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概念的敘事性體現為對民族事務治理中具體實踐的描繪,強調尊重差異性、包容多樣性與治理適配性。
其一,尊重差異性。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和傳承的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靈魂和集體記憶。它包括了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在差異性中尋找共同性、在彼此之間尋求公約數,是實現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前提。不同民族的歷史、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性,構成了社會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也決定了民族事務治理需要依據差異性原則,量體裁衣地進行調整與優化。例如,在民族文化保護方面,尊重少數民族獨特的語言、服飾和習俗是治理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能夠為少數民族提供一個保障其文化傳承的空間,使其在享有平等權利的同時,不失去文化特色與傳統。如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實施,各民族地區能夠根據自身的文化特色制定和實施地方政策,從而有效保障差異性的尊重與文化傳承。
其二,包容多樣性。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構特征決定了中華民族很早就自帶趨向共同性與尊重和包容多樣性的歷史基因。多樣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存在的前提和發展基礎,善于包容多樣性是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的重點和難點。包容多樣性意味著在民族事務治理中接納不同民族的多樣化需求與利益表達。例如,在推進民族區域經濟發展時,針對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水平,制定符合各自特點的產業扶持政策,以實現差異化發展。這種包容性在實施過程中,強調因地制宜,因人而異,最大程度地調動各民族的積極性,發揮各自優勢,確保經濟發展成果能夠普惠各民族。在此過程中,民族事務治理不僅僅是資源的再分配,更是一種促進民族之間共同發展的戰略選擇。比如像西部某些民族地區政府根據當地的自然資源優勢,通過法律手段引導和扶持諸如高原牧區的牦牛養殖、邊疆民族地區的茶葉種植等特色農牧業,使得這些地區在文化與經濟雙重層面實現自我發展與繁榮。同時,在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方面,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傳統、節慶活動、手工藝等都能通過法治手段得到有效保護和利用,吸引外來投資并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通過依法保護和推廣各民族文化特色,增強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也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共存與繁榮。
其三,講究適配性。我們對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這個概念中的“法治”的理解并不單單取決于對某些詞匯的吸收借鑒,而更應關注法治與民族治理間的適配性。適配性指治理措施與法律制度的動態調整,以適應民族事務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在民族事務治理中,法律不僅需要在普遍適用性上保持一致性,還應具備靈活性,以應對各民族地區的特殊情況,確保各項政策能夠精準落地。例如,在民族事務中的糾紛處理上,通過結合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律的雙軌調解機制,便充分體現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適配性;再如在一些民族地區,習慣法在社區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土地使用、婚姻家庭和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通過將民族習慣法與國家法律進行結合,不僅能夠保持法律的權威性,還能尊重和包容地方習慣,實現法律制度與當地實際的高度契合,這種靈活性的實踐體現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動態適應性。此外,適配性還體現于經濟發展政策的實施上。例如,在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時,政府通常會根據當地資源條件、社會結構及發展水平設計定制化的支持措施,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方案。這種因地制宜的做法,不僅提升了民族事務治理的針對性,還能夠更好地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因此,必須將法治機制與區域差序格局納入精準匹配的軌道,讓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適配性能夠更為科學地得以度量與呈現。
(二)描繪性
民族事務治理中的描繪性,是指一種以理想愿景為引領、以法治為根基的建構策略——它展現的不只是現實的治理路徑,更是一種更具包容性和發展性的價值藍圖:在各民族交融共進的格局中,既尊重多元差異,又深化共同價值;既保障平等權益,又構建互惠紐帶;既維護和諧穩定,又激發創新活力。這種描繪并非對現狀的簡單總結,而是通過制度設計將“和而不同、包容共生”的理念轉化為治理實踐。當依法治理的規范性與人本關懷的溫度相融合,多民族國家的未來圖景便呈現出既務實可行又充滿張力的雙重維度——在那里,個體的歸屬感與共同體的凝聚力相得益彰,而每個民族的獨特文化,終將共同繪就中華文明的時代畫卷。
其一,著眼共同性。描繪性通過構建一個和諧統一的社會圖景,著眼于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只有順應時代變化,按照增進共同性的方向改進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異性的辯證統一、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的有機結合,才能把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細做扎實”。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目標在于通過法治手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使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實現深度交融與合作。例如,“依法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這一政策,就是通過法治手段推動各民族的共同繁榮與發展。這個示范區不僅代表著民族團結的具體實踐,而且象征著一個理想社會的雛形——一個不同民族之間互助互融、共建共享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圖景中,各民族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孤島,而是在共同體框架下互相支持、共同發展的伙伴。法治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各民族在享有平等權利的基礎上,能夠在社會和諧與公平正義的環境中共享發展成果。這一理想化的圖景,清晰地描繪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所追求的社會理想,即通過法治手段鑄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在政治上實現團結與統一,也在文化和經濟上實現共同繁榮。通過這種理想社會的描繪,強調了民族事務治理的最終目標是為各民族創造一個共同發展的平臺,使中華民族能在“承認”各自文化特色與身份認同中和諧共生,共同邁向現代化。這種描繪性不僅體現了法治的制度功能,也呈現了社會整體文化認同的逐步增強,揭示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背后的社會理想與目標,為推動民族團結與共同進步提供了清晰的方向與指導。
其二,呈現平等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世界秩序且重建世界新格局的重大理念,內在蘊含追求多樣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本旨趣,展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愿景。其中,平等性亦是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重要目標之一,體現了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描繪性通過展示理想的社會圖景,強調了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民族間的相互尊重與包容。在這一框架下,各民族不僅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還能夠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進而實現民族之間的和諧共存。例如,《憲法》第四條明確規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作為國家法治的基石,保證了民族事務治理的法治化方向。同時,《民族區域自治法》作為重要法律之一,專門保障了少數民族在教育、就業、文化傳承等方面的特殊權利。通過這些法律法規的實施,描繪出了一個法律面前平等與特殊政策并存的治理格局。少數民族不僅能享有與其他民族平等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能根據自身特點和需求,享受一些有助于其發展的特殊政策保障。這種描繪性展現了一個社會中各民族在法治框架下的平等地位與機會,強調了民族差異性的尊重與平等權利的保障之間的統一。
其三,彰顯和諧性。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不僅是為了調解民族間的矛盾,更是為了通過法治手段預防和化解由于經濟利益、文化差異或歷史糾紛等因素引發的沖突,最終將各民族凝聚在同一個法治框架下。在這一過程中,法治作為解決民族事務爭議的核心工具,起到了規范與調節的關鍵作用。通過法律手段,政府能夠有效調解不同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確保資源、機會的公平分配,避免因矛盾激化而破壞社會穩定。因此,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描繪性不僅傳遞了社會和諧的理想目標,還展現了法治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的主導作用。通過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和諧與穩定得以保障,進一步推動國家的繁榮與進步。這一愿景所展現的和諧社會,不僅是對當前治理成果的總結,更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指引,彰顯了民族團結與法治的深厚基礎。
(三)詮釋性
詮釋性通過深度學理剖析,系統揭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概念的多維內涵。它不僅立足工具理性的詮釋維度,解析法治作為治理技術的規范效能;更基于價值理性的詮釋精神,探尋法治在促進社會正義、維護文化多樣性中的倫理意涵;同時引入溝通理性的詮釋路徑,凸顯法律作為社會共識載體的整合功能。這種詮釋框架超越了單純的法條注釋,而是通過三重理性的辯證統一,既闡明治理實踐的運作機理,又彰顯法治文明的深層價值——在規范與人文、秩序與活力、傳承與創新的張力場中,構建起具有解釋力、引導力和感召力的民族治理話語體系。
其一,基于工具理性的法治。法治的工具性體現在其作為治理手段所具備的技術性功能,特別是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高效性?!耙婪ㄖ卫砻褡迨聞铡备拍钪?,法治通過其規范性、普適性與執行力,推動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稇椃ā返谝徽碌谒臈l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框架內容,第三章第六節則規定了自治機關的權力結構和職權功能,要求具備價值與工具理性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踐受憲法規范的約束,將科學的央地職權劃分、公共資源配置與自治權力監督的貫徹,限定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法治秩序內。這一工具理性視角強調了法治在規范社會行為、保障權益、減少法律空白和灰色地帶等方面的關鍵作用。在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環境保護及民族文化保護等方面,法律不僅提供了明確的行動框架,也為沖突的預防與解決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法治顯著提升了治理的效率與制度的權威性。通過嚴格的法律規制,民族事務治理可以在保持靈活性的同時,避免因無序、隨意或地方性慣例的沖突而影響政策的效果。
其二,基于價值理性的法治。若說為了國家和民族根本、整體和長遠發展而不惜一切代價都必須實現的目標、理想是價值理性的超公平正義,那么法治的價值理性體現在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作用上。在民族事務治理中,法治不僅僅是一個工具性手段,更承載著深刻的社會價值,尤其是在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例如,法律通過明確規定少數民族在語言使用、宗教信仰、教育等方面的特殊權利,確保了少數民族能夠在不被歧視的環境中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這種法治保障不僅有助于維護文化多樣性,也為社會整體的和諧穩定奠定了基礎。進一步而言,法治的價值理性還體現在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上,尤其是在不同民族之間的利益平衡與權利保障方面。在民族事務治理中,法治體現了對各民族差異的尊重,同時也確保了這些差異在國家法治框架內得到平等對待。通過尊重差異與追求正義,法治推動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增強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也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民族復興提供了堅實的法治基礎。在此基礎上,“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不僅僅是一個政策實施的框架,更是一種社會價值的體現,即通過法治實現公正、平等和可持續的社會進步。
其三,基于溝通理性的法治。社會文化共識有不同族群之間的“種差”,受歷史維度和現實維度影響,但民族國家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共識依賴于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稱的溝通理性,是實踐取向的主體間共識。溝通理性強調法治在整合多元社會、促進社會認同中的關鍵作用。在民族事務治理中,法律不僅僅是剛性的規制工具,更是柔性的溝通橋梁,承載著不同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群體之間的對話與理解。例如,在民族矛盾的解決過程中,法律不僅通過裁決保障各方的正義與權益,還通過調解機制促進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的理解與接納。再如,在民族文化保護與資源開發之間的利益平衡時,法治不僅設立了明確的規則,也鼓勵各民族在遵循法治框架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與溝通,達成共識。這一過程中的法律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工具,更是溝通與融合的紐帶。進一步來說,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框架下,法治作為溝通工具,不再是對立的工具,而是連接各民族心靈的橋梁,推動多元文化在國家層面的融合與共生。
五、結語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事務治理理論的重要創新,“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既是對多民族國家治理規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對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積極回應。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語境下,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法治化完善),也是對全球化時代治理挑戰的未雨綢繆(如數字化背景下民族交往的法治邊界)。
在概念學上,“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突破了傳統“民族問題”的話語窠臼,通過權利義務的法治化配置,構建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價值共識;準確把握“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這一概念的本質,不僅意味著將法治精神、制度優勢與民族工作特殊性相結合的治理范式轉型,也體現為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族領域的實踐展開,通過立法、執法與司法環節的制度化運作,為化解民族事務中的結構性矛盾提供了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雙重保障。
面向未來,基于概念學的內在邏輯,“依法治理民族事務”需要進一步深刻把握三組張力:統一性與多樣性的平衡(法律普遍適用與民族文化差異的調適)、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成文法與傳統習俗的互補)、權利與責任的統一(個體權益與共同體利益的協調)。只有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持續推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能真正實現“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共同體愿景,為人類多民族國家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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