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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朋飛、柳艷紅: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經濟分析

發布時間:2025-12-26 09:07:19 | 來源:民族研究 | 作者: | 責任編輯:

【內容摘要】對口支援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對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意義重大。為此,從經濟角度出發,對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行理論剖析和實踐路徑提煉。首先,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是彌合“經濟人”假設邏輯斷點,將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經濟人”抽象還原為“社會人”,這是探究對口支援產生的“久久為功”經濟影響的關鍵。其次,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作用機制,其核心是這種援緣關系的對口支援既推動了受援地生產力進步,也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生產力的發展和躍遷。對口支援推動廣泛的分工與協作,推動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推動經濟規模與范圍不斷擴大,在生產力發展中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最后,提出對口支援主要通過分工協作重塑地區間經濟關系,依托文化生產力凝聚發展共識,補齊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短板等實踐路徑,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濟一體性”,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關鍵詞】對口支援;中華民族共同體;援緣紐帶;經濟分析

【作者簡介】段朋飛,普洱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柳艷紅,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6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網站觀點。

一、引言

對口支援并非源于理論的推演,而是源自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孕育于歷史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援助思想,以及古代中國跨域濟急的“泛舟之役”“協餉制度”“移粟救民”“移民救粟”等互助經驗。這些思想和經驗內化于對口支援的實踐之中,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彰顯,也是推動民族地區共同邁向現代化的重要制度供給。中華民族大家庭有著“手足相親”的親緣紐帶、“守望相助”的地緣紐帶,“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互援紐帶,有著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統長期積淀而形成的思想動員機制。中國特色的對口支援機制就是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下,發揮援緣紐帶作用,不斷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彌合跨區域協調發展的難題,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進而加強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對口支援不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發展的產物,而且在持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民族經濟相依,是中華民族構建統一經濟體的強大力量”。“我國疆域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各有特點,經濟互補性強、依存度高。各民族始終保持互通有無、互利共贏的經濟聯系,有力增強了國家整體實力,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歷史充分證明,各地區各民族只有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經濟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動國家經濟繁榮、更好實現自身經濟發展”。以上論斷為本文研究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關系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對口支援在不同階段承載著不同的使命,具有與時俱進的實踐特征。它充分展現了公共利益訴求與國家具體措施供給之間的有機銜接,為各民族攜手共進、實現共同繁榮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對口支援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又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滿足集體利益的制度供給,體現為一種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作為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會利益,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必須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許多學者把公共政策的目標導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實現,認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價值取向和邏輯起點,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和歸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對口支援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公共利益訴求和國家具體措施供給的暢通彌合。

中西方在政體架構及文化內涵上存在顯著差異,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并無與對口支援相對應的政策舉措。從國內來看,對口支援實踐成果豐富,但其理論研究近年來才開始不斷增加。總體來看,有關對口支援的研究仍舊碎片化,學理拓展空間較大,尤其是對口支援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影響方面。已有對口支援相關文獻可分為三類:一是政治學視角的政治性饋贈說、府際關系說、規模治理說、簡約治理說,為對口支援研究提供了制度性分析的理論基礎。二是管理學視角關注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急管理、重大工程移民搬遷等,體現了對口支援的公共性和保障民生屬性。三是經濟學視角主要集中在橫向轉移支付等財政學范疇,研究內容涵蓋了從早期的廠社對口協作關系,到橫向轉移支付的經濟政策評估,再到對口支援促進受援地經濟增長的機制及區域協調發展等多個方面,更多聚焦在受援地經濟績效評估方面。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出,對口支援通過援緣紐帶建立的跨區域經濟關系,如何通過經濟手段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學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建構的相關研究正在涌現。有學者指出,從中國共產黨新時代民族工作關照重點變化的一系列論述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部分,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維實體。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構建中,應明確中華民族共同體本體是事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觀念、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實踐,因此整個理論體系應包括這三個方面,可以通過主動“鑄牢”,發揮觀念的能動性,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相較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經濟維度分析有待豐富,研究成果散見在民族經濟學或者區域經濟學中,目前主要聚焦在民族地區現代化的相關研究中。有學者發現,經濟力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上,經濟聯系通過交通、市場網絡等維持了中國的統一和延續。對口支援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先富帶動后富”的整體性思想,區域之間的援助行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

作為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實踐,對口支援不僅在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多個維度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更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對口支援作為從多項工作生成的統稱性概念,是相對龐大復雜的,因此應該對不同類型對口支援進行分類治理,以厘清其核心目標。從核心目標分類看,對口支援包括特殊民族地區全面性對口支援(援藏援疆)等共五類。從國家規模治理效用角度看,對口支援可以劃分為邊疆地區治理類型、突發重大事件治理類型、促進社會發展和合作類型三類。本文聚焦于對口支援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重點關注面向邊疆民族地區的對口支援,但不單單指全面性對口支援——全國援藏援疆。在對口支援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學理闡釋中,通過彌合“經濟人”假設邏輯斷點,回應了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經濟人”實際上是抽象還原為“社會人”,進而深入探討對口支援通過哪些機制作用和實踐路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產生影響。

二、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

范式是一種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學術共同體內部成員所公認的研究綱領和實踐模式。它構成了學術共同體的共同信念和價值觀,為成員們提供了一種共同的研究框架和行為準則。人們觀察現實世界所基于的范式視角不同,所獲得關于現實世界的圖景就不同。中國特色對口支援孕育于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人類共同體形態中。對口支援作為一種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體現為援緣關系的制度性安排,是從本土的中國特色實踐上升為理論高度的。沿用以“經濟人”假設為邏輯出發點的經濟維度分析,是“方納鑿圓”,甚至“南轅北轍”。而馬克思、恩格斯從生產力、生產關系運動中,揭示了人類社會演進和人類共同體形態演變的基本規律。因此,基于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理論,進行對口支援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經濟分析是必要的。

(一)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本質上體現關系邏輯

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本質上蘊含著關系的邏輯,二者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共同體的本質在于通過特定的關系、紐帶和機制實現不同個體之間的聯結。有學者發現,共同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過程和相互作用的關系之中。強調在人與人的互動中實現社會關系的全面豐富,研究對象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處于關系網絡中的“紐結”,共同體的性質只有在關系之中才能得以呈現,而關系的變動也會相應地改變共同體的性質。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其他學者的呼應,他們從一般意義上對共同體的概念進行了界定,認為共同體的核心在于通過何種紐帶和機制將不同的人結合在一起,共同行動、共同生活,從而形成具有一致性、協調性和穩定性的行動單位。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一個龐大的民族關系體,其“民族在分布上交錯雜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關系性的最好闡釋。共同體關系是在生產力發展進程中形成的穩定群體聯系,歷史上,共同體的關系紐帶包括親緣、地緣和業緣紐帶。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依存的經濟活動,它們決定了共同體成員如何協作、如何分配資源,以及如何從彼此的勞動中獲益。這些關系不僅影響著共同體內部的經濟結構,也決定了共同體在更廣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構成的經濟紐帶,是連接共同體成員重要的橋梁。對于歷史上經濟活動如何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許倬云的觀點頗有啟發。他認為,中國能夠維持相對統一和延續,除了文化的因素外,也要考慮經濟聯系的因素。“經濟的交換網,維持全國一盤棋的構想”,因而“沒有完全破裂成歐洲一樣的許多板塊”。他也特別重視道路與市場的網絡,認為秦漢貫通全國的驛道,唐朝的“道”與宋朝的“路”,嚴密的驛站系統,對于人員的流動與商品的貿易很有作用,這一原因也維系著“中國”本部的基本穩定。

共同體的關系特性與對口支援的“支援—受援”關系形成了天然呼應。有學者總結指出,對口支援體現為“任務型府際關系網絡”和多元主體參與的協作模式。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特色的對口支援從提出到發展完善,形成了一種新型的援緣紐帶。對口支援源于歷史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援助思想和人與自然災難斗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互助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后不斷發展和完善。可以看出,對口支援作為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實踐,其發展歷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密不可分,它在親緣、地緣、業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援緣這一特殊的紐帶。對口支援始終扮演著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角色。在經濟關系邏輯層面,對口支援是建立在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基礎之上的嵌套關系,建立起支援地與受援地之間的情感紐帶、經濟互嵌,以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厚文化認同,既是一種情感聯系的支援關系,又是一種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二)作為實踐升華的對口支援與“經濟人”假設的水土不服

對口支援并非源于理論的推演,而是源自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與西方共同體理論與經驗的“參照系”不適合中國的發展實際一樣,從實踐升華而成的對口支援,運用“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理論被驗證是“水土不服”的。可以看到,現有經濟視角的對口支援研究大多數聚焦政策評估和經濟效果,其中,很難評價出“久久為功”的作用,以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起到的長期性影響,導致容易引發對對口支援政策效果的“不自信”,但長期觀察受援地經濟社會發展,對口支援效果則十分明顯。

實際上,經濟學或者經濟維度的分析范式最初并非從所謂的“經濟人”假設出發的。經濟學源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后來發展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詹姆斯·穆勒(Mill James)指出,“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以后,經濟學的邏輯放在了“個人”身上,開啟了從“史觀”向“微觀”轉換的先聲,開始從“政治”轉向了“經濟人”,即個人主體。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的時代”。經濟學研究將人類活動進行高度的精致化和個體化,甚至原子化,將行動者行動想象為同質化的原子在無摩擦的“牛頓的力學空間”運動,進而實現“通約”,展現經濟學的科學性和普適性。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亞當·斯密的基礎上,將歷史因素抽象掉,將人簡化為理性經濟人,在后人的努力下推演整個“精致”的經濟學大廈。于是出現了經濟學的微觀范式,把人假設為“經濟人”,不承認“人”還有經濟目標之外的追求。但是,就中國人而言,自出身之日起面對“物質人生”“社會人生”“精神人生”,且每一階段各有需達到的目的,即“求生存、求享樂、求崇高”的價值目標。因此,中國人的經濟行為通常出現其他目標優于經濟目標的基本事實。顯然,對口支援的實施并非優先追求經濟目標。

馬克思《資本論》的內在邏輯仍然堅持了“史觀”,而不是抽象的人性。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關于唯物史觀論述的那樣,現實中的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的物質生活需要,必須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然形成各種社會關系。社會關系建立在人們的生產實踐基礎之上的,是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為了實現共同的生產目標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系。對口支援在中央政府的統籌協調下逐步邁向對口合作,支援方與受援方形成了縱橫交錯的府際網絡,構建了雙向互動、互利共贏的分工協作關系。發展理念也從單一的“輸血”逐步向“造血”與“活血”轉變。對口支援以援緣紐帶為基礎,親緣、地緣和業緣互動,巧妙地連接起“東與西”“山與海”,呈現出“山呼海應”、協同共進的生動局面。在經濟關系邏輯層面,對口支援是建立在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基礎之上的嵌套關系。支援方與受援方形成了一種兄弟姐妹式的援緣紐帶,建立起支援地與受援地之間的情感相織、經濟互嵌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厚文化認同。它既是一種情感聯系的支援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三)基于“社會人”假設厘清對口支援的經濟邏輯

經濟活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社會性活動。“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而人的存在是關系的存在。因此,我們對“經濟人”假設要辯證看待,人是由經濟和文化建構的“社會人”,對口支援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語境中,體現為“關系中的人”或者“共同體中的人”。對口支援天然具有“援緣紐帶”的連接屬性,人與人的關系通過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業緣紐帶”得以體現。從生產關系來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一定歷史時期內,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結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關系。經濟共同體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關系,它反映了一種通過經濟聯系結成的群體連接關系。對口支援實踐從外部嵌入式轉變為業緣紐帶連接的互嵌式生產關系建設,通過支援地和受援地雙方生產要素資源稟賦,形成跨區域產業合作的生產關系,牽引受援地融入全國經濟網絡。

從交換關系來看。馬克思指出,“交換和分工互為條件。因為每個人為自己勞動,而他的產品并不是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進行交換……以交換價值和貨幣為中介的交換,誠然以生產者互相間的全面依賴為前提,但同時又以生產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離和社會分工為前提,而這種社會分工的統一和互相補充……普遍的需求和供給互相產生的壓力,作為中介使漠不關心的人們發生聯系”。交換行為的發生需要在經濟交換中心,即市場中進行。經濟關系中最活躍的形式是經濟交換關系,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為交換經濟活動提供了便利,加速了商品在時空中的流動,并傳導到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交通網和市場是經濟共同體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們促進了商品和服務的流通,加強了成員之間的經濟聯系。交通通信網絡系統,以物流、商品流、信息流形式構成了經濟聯系的神經中樞,隨著經濟的交換中心市場的逐漸擴大,產生了城市。從對口支援實踐來看,與全國互聯互通的交通信息網絡和規模化的市場網絡,是建立受援地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前決條件。

三、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作用機制

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本質上蘊含著關系的邏輯,但并不意味著對口支援可以直接或者必然地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恩格斯曾總結發現:“迄今存在過的聯合體,不論是自然形成的,或是人為造成的,實質上都是為經濟目的而存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從經濟維度一定意義上也是生產關系的集中反映,也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影響,表明它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產物,并將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斷發展壯大。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作用機制,其核心是這種援緣關系的對口支援既推動了受援地生產力進步,也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生產力的發展和躍遷。

(一)對口支援推動廣泛的分工與協作

馬克思強調,“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分工理論,為我們分析分工體系下的對口支援模式,以及市場的擴展提供了理論支撐。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核心要義是專業化帶來的生產力提高,但分工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分離和獨立,這就凸顯協作的重要性。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提出分工協作思想,認為不僅分工能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協作本身也創造生產力,分工與協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直接原因。

馬克思認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馬克思認為:“勞動有了分工。各種操作不再由同一個手工業者……全部操作由協作者同時進行……各個手工業者的聯合體的社會產品。”“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因此,分工與協作是一體兩面,二者需要統一起來。功能主義學派代表涂爾干(Emile Durkhem)也提出要“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勞動分工”,“勞動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通過功能分化提高生產率,而在于功能彼此緊密地結合”。分工不僅帶來了經濟收益,而且在相互孤立人之間建立一種“團結感”,形成相互聯系,同舟共濟,構成了社會和道德秩序本身。總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們牢固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不止是暫時的,而是范圍廣泛的聯系。涂爾干用“有機團結”來概括社會功能有機體的人與人分工與協作。因此,分工與協作是促進經濟一體的重要因素,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中華文明在地理環境影響下,既形成了中華文明的“滿天星斗”格局,又形成了中華民族經濟互補性的初始條件,所謂“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古代中國自然條件的千差萬別,造成各地區不同的經濟類型,中原地區適于農耕,北方適于牧業和狩獵,南方適于小規模農業和漁業,使互通有無成為必然。在經濟生活本身所需的物質交換的推動下,形成各地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在自然分工基礎上開始有經濟往來,隨著生產力發展,沿河道、路網,各地區的經濟網絡重疊融合,形成了更龐大的經濟共同體體系。對口支援的跨區域經濟行為更是全方位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界限,使支援方和受援方在分工的經濟基礎上形成聯合,這突出地體現在二者的產業合作上,并呈現出螺旋式循環上升的發展路徑。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外不斷形成更高發展程度的分工與協作,從初級形式向著更高級形式不斷發展壯大。

(二)對口支援推動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也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行為習慣。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延續,除經濟因素外,文化認同紐帶形成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骨架,影響著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總體方向。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共同形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文化生產力作用的前提是引導受援地區人民群眾正確認識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文化生產力是對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發展完善。生產力是在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如果說物質生產力,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那么,文化生產力體現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二者結合形成了人、自然、社會三維有機關系。馬克思主義歷來重視文化力量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認為文化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僅能夠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而且能夠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文化生產力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孕育和催生的創造力。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生產力理論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文化生產力概念,并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強調“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其核心就是發揮文化生產力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文化生產力”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創性概念”,具有“物質性和精神性的雙重屬性”。

文化生產力作為人文經濟的外化體現,其本質內涵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人是文化生產力的主體性要素,思維方式是文化生產力的中介要素,文化資源是文化生產力的客體性要素。文化生產力一方面體現為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發展,另一方面體現為文化認同對經濟發展的長期深遠影響。文化作為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指向人群整體的生活。在經濟活動中,最先體現為對物質文化的認同,如對主流經濟發展理念和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認同,進一步地,各民族在共同的生產方式中產生了更深層次的文化認同。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認為,個體心理層面普遍接受“相信繁榮取決于生產率”的基本信念,并“最終伸展到整個文明社會”,才能體現為一種“增長共識”,進而表現為一種“增長的文化”推動全國經濟發展。對口支援體現了從“見物不見人”物質邏輯,轉向“見物見人見生活”的人文邏輯,這也是錢穆所論述的人文界事物之間有意義的交互關系。對口支援通過發揮文化生產力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雙重作用,更好地滿足受援地人民群眾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變化。通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起到了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以及深層的凝聚“增長共識”的作用,推動文化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使文化生產力更好地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為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三)對口支援推動經濟規模與范圍不斷擴大

生產力發展是人類社會和人類共同體形態演變的直接驅動力。交換范圍與分工理論相伴而生,經濟規模與范圍是生產力進步的環境條件。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通行著同一規則、足夠大、分工細密的市場,是生產力成長的重要環境條件。較小的市場規模和不暢通的交通網絡必然阻礙生產要素與經濟體制因素完全自由流動。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在《規模與范圍》一書中,論述了企業在生產或銷售環節利用規模經濟,導致產品生產成本降低和資源的高效利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有相同的見解:“只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斗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許倬云則從歷史的邏輯出發,提出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除了文化力量之外,主要是全國性經濟交換網絡規模范圍的繼續拓展,不斷將全國吸入一個整合的經濟結構之中。他將這一動態延展過程形象比喻為“放射為樹枝形的連線,樹枝的枝柯,又因接觸日益頻繁,編織成一個有綱有目的網絡體系,幾個地區的網絡體系,逐漸因為體系的擴大,終于連接重疊,成為更龐大的體系”。這種經濟網絡體系的背后“鑲嵌”著人與人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隨著經濟的規模與范圍不斷擴展,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發展壯大。

中國的經濟體系從古至今在規模與范圍效應的作用下,在不同的時期都是圍繞著一個國內統一的經濟網絡進行構建。自古以來,中國疆域內經濟體系依托分工協作與規模范圍效應,緊密相聯為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網絡,體現為基礎設施網絡、經濟治理網絡、貿易網絡和大宗商品網絡等,該網絡一旦成型,它既能向外拓展,又難以輕易分裂;即便在經濟不振時,網絡可能暫時分裂為多個地區性網絡,但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向心力影響,這些網絡始終緊密相連,最終再度合而為一。從戰國到秦漢逐漸形成的精耕農業,使中國的農業長期具有小農經營和市場經濟互相依附的特性。小農經營造成了中國人口安土重遷的習性,市場經濟互相依附的特性造成區域交換發展而成的經濟網絡,常常在政治處于分裂的狀態時,維持經濟整體性的存在,因此,國家終于呈現“分久必合”的現象。當前,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經濟網絡”的鞏固和拓展具有重要意義。經濟的規模和范圍擴大,對龐大且密集的交通與信息網絡的需求也日益增長,對口支援制度設計初衷就包含補足受援地區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短板弱項。對口支援對全國經濟一體化具有“診療”的作用,通過國家能力及時消除“木桶效應”,包括加強基礎設施和市場化基礎建設,將受援地的市場鏈接到日益擴大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中。

四、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路徑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個復雜而系統的工程,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維度進行全面分析。經濟維度上,中華民族共同體表現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各地區通過經濟互補與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路徑,本質上是通過對口支援援緣紐帶強化“各民族經濟相依”,具體來看,對口支援通過分工協作重塑地區間經濟關系,依托文化生產力凝聚發展共識,補齊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短板等路徑,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濟一體性”。

(一)通過分工協作重塑地區間經濟關系

對口支援在實踐上升為政策的過程中建立起援緣關系,進而推進了東西部地區分工與協作深化。總的來看,對口支援推動形成了支援方與受援方援緣相依式的產業合作模式,打造了基于援緣關系紐帶的產業鏈互補的運行方式。通過在支援方與受援方之間構建產業生產關系,使其在分工協作的動力機制下嵌入全國性的經濟共同體發展中。新中國成立后,對口支援模式開始萌芽,形成了“工農結合、城鄉互助、廠社協作”的早期支援格局。這一階段的對口支援呈現出自發性與分散性的特點。此后,山西經緯紡織機械廠與張慶曙光公社率先建立了廠社直接聯系的對口協作關系,并在機械農具、技術人才及生產基地等方面實施了“對口支援、一包到底”的創新舉措。這一實踐得到了高度肯定,也在歷史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對口支援”的概念。1979年,黨中央批轉了烏蘭夫同志在全國邊防會議上的報告,明確提出對口支援邊疆民族地區,標志著對口支援正式上升為國家政策設計。此后,對口支援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發展,經歷了從萌芽到確立,再到拓展的歷程。經過70多年的實踐積累與理論研究,對口支援模式已從單一的基礎設施“硬”支援,轉變為基礎設施與人才、管理、技術“軟”“硬”相結合的多元化支援模式;從以財政資金“輸血”為主,發展為助力受援地自我可持續發展的“造血”支援。如今,對口支援已形成主體多元化、形式多樣化、內容多維化的格局,成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機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奠定了經濟一體化基礎。另外,支援方與受援方建立了協作機制,主要通過支援方工作機構及支援干部嵌入受援地政府組織架構的方式發揮作用。

第一,依托支援方的人力資本、資金優勢、管理技術,以及受援方的土地、原材料、勞動力和政策等區位優勢和產業優勢,共同探尋產業合作機會。在資源依賴的背景下,形成資源互補的聯盟關系,擺脫協調困境和利益沖突,整合區域內資源,推動產業協同發展。通過整合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資源,完善產業鏈條,促進產業集聚和高質量發展,并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實現跨區域合作,推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協同發展。支援方憑借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水平,通過“同頻共振”的模式,推動受援地產業發展。另外,對口支援通過構建支援地與受援地之間的分工協作組織機構,實現產業鏈的互補與協同發展,形成緊密的共同經濟關系。根據對口支援制度安排,支援干部不僅在對口支援前方指揮機構中擔任職務,還嵌入受援地政府部門的組織架構,擔任具體職務,履行政府治理職能。對口支援協作機制并非由經濟利益驅動,而是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動員下,秉持“少算經濟賬、多算政治賬、要算長遠賬”的理念,充分體現了支援方與受援方的整體利益訴求,彰顯了雙方在價值共創中的協同合作,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組織協調保障。

第二,發揮支援方和受援方資源稟賦,通過合作建設飛地園區,實現產業集聚的經濟一體化發展。對口支援在發展“飛地經濟”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支援方和受援方政府通過建立“超越契約關系的合作聯盟”及飛地合作協商機制,共同推動飛地經濟的發展。飛地經濟有利于兩個相互獨立且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的行政區域打破原有的體制和邊界限制,開展跨空間的經濟開發,從而實現資源互補、互利共贏和協調發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印發的《關于支持“飛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發揮“飛地經濟”在對口支援、幫扶、協作中的積極作用。遵循市場規律,引導企業積極參與,發揮行業協會作用,著力提升合作園區開發建設、經營管理的市場化和專業化水平。飛地經濟作為一種“嵌入式”經濟發展模式,能夠連接兩個經濟區域,突破傳統行政區劃的分割,打破體制機制障礙,使資源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從而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此外,“反向飛地”模式也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通過在支援地區設立孵化器、研發中心等創新平臺,將創新成果帶回受援地的“飛出地”,推動受援地整體產業升級,助力融入經濟一體化進程。

(二)依托文化生產力凝聚發展共識

對口支援通過援助雙方優勢互補,共同推動民族地區的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原本各民族未挖掘的文化活動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財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連接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橋梁,對口支援將受援地文化資源從“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以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雙輪驅動”,為文化生產力釋放提供廣闊空間,產生綜合效益。通過支持文化教育項目和文化交流活動,增強民族地區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支持民族地區的文化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和文化中心的建設,加強文化傳承和保護。通過將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新的產業優勢,釋放經濟發展潛能,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以及中華文化的守正創新,凝聚中華民族共識,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通過發展文化旅游、文化創意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等,推動民族地區的文化資源得以轉化為經濟優勢,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這不僅改善了民族地區的經濟條件,還為各族群眾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促進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傳承,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物質基礎。

例如,北京市援建的拉薩市群眾文化體育中心,將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西藏獨特的民族文化完美融合,被當地居民親切地稱為“小鳥巢”。文化體育中心不僅為西藏人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高質量文化體育活動空間,還成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堅固橋梁,加深了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豐富了拉薩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為來自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精神上的享受。緊鄰該中心的4A級景區牦牛博物館,以展示藏族歷史文化和生活習俗為核心,成為群眾和游客了解藏族文化的重要窗口。牦牛博物館作為北京援藏項目的一部分,也體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和諧統一,彰顯了文化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成為傳播西藏優秀文化的重要平臺。同時,北京援疆推動了“文化潤疆”工程。以新疆和田尼雅遺址出土的國家一級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為故事核心改編的大型舞劇《五星出東方》和以和田歷史文化故事為題材的大型歌舞《萬方樂奏·融夢和田》,是兩地合作創作的產物,不僅在新疆和北京演出,而且還在全國各地巡演,講述了民族團結,各民族和諧共處的故事,促進了北京、和田兩地的文化交流,使兩地人民緊緊地連在一起,引導各族群眾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通過對口支援紐帶作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凝聚起共同的精神追求。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對口支援正是通過物質活動、物質交往、現實生活的語言等,為受援地凝聚了發展共識,并培育了“增長的文化”。具體而言,生產力水平更高的援助省市將其現代化過程中的“增長共識”傳遞給受援地區,雙方“手拉手奮斗”提高受援地經濟效益的同時,產生了文化認同提升的正外部效應,強化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主流價值。此外,“組團式”教育援藏援疆推動了青少年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學得”,通過支持受援地青少年學習、鼓勵雙向人口流動和雙向就業、推動援緣雙方文化交流、教育投入和醫療援助等,推進了更廣泛的交往交流交融,重塑了受援地人們的語言“習得”場域。語言能力提升對受援地產生的文化認同作用是系統性的,凝結轉化在勞動者的人力資本上。

(三)補齊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短板

對口支援政策實施以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強。對口支援將支援地和受援地聯系有限的經濟單元,納入一個跨區域的經濟整體中,而這種跨區域經濟聯系的前提是區域分工。分工導致經濟規模與范圍的擴大,協作使分離、獨立的經濟體形成整體聯合。對口支援經濟維度的發展方向就是促進受援地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包含生產端的產業聯合及消費端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市場是分工的基礎,市場容量決定社會分工的程度,同時分工是提高生產力的必要條件,馬克思完整地論述了分工與市場之間循環累積的互應關系,分析了以此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機制。對口支援推動了受援地加快融入全國分工與市場之間的循環中,而隨著全國經濟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產力水平可釋放的經濟規模和范圍進一步擴大。

對口支援帶動受援地積極主動融入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積極對接國家政策導向,加快自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過對口支援,受援地正加速融入新發展格局,并在國內大循環的暢通上持續發力。具體而言,通過消費幫扶和市場拓展,打破市場壁壘,助力受援地區的產品和服務進入更廣闊的國內市場。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不僅是國內市場的深度融合,更是面向全球的國際化大市場。在暢通國際大循環方面,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大對沿邊地區城鎮化建設和邊貿通道建設的投入,推動“通道經濟”向“產業經濟”轉型,形成口岸經濟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局面。例如,喀什地區依托與廣東省和深圳市的對口支援關系,充分吸收兩地在國際貿易和跨境物流等方面的發展經驗,引入成熟企業和先進技術,推動喀什地區第三產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滿足全國各地對國際貿易和跨境物流服務的龐大市場需求,使得喀什地區與內地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人員往來日漸頻繁,共同的價值追求越來越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越鑄越牢。

另外,全國范圍內的交通和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統一大市場形成的基礎條件,對口支援在完善市場流通的“硬聯通”和“軟銜接”方面起到了補充投入作用。從結果來看,2012年至2023年對口支援的民族地區的路網密度顯著增長,路網密度增長率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這一舉措不僅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更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重要條件,有助于經濟一體化發展。要完善全國性的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共同體,離不開區域經濟網絡與全國經濟網絡的深度融合,這包括與全國互聯互通的交通信息網絡和規模化的市場網絡的連接,實現與國內各個區域單元的聯通。通過這樣的方式,一個更加緊密、覆蓋范圍更廣的經濟網絡不斷加固,確保經濟整體性的持續存在,從而打造一個規模更大的經濟共同體,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與完善。

五、結論與展望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復雜而深刻的歷史進程。它既是恩格斯發現的人類共同體發展沿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民族、國家演進一般規律的印證,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形態有別于人類發展史中西方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基本現實。經濟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依賴復雜的經濟關系和動力機制,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構成了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基本聯系,交通網和市場的發展成為連接各成員的重要紐帶。生產力發展需要分工與協作、經濟規模與范圍的不斷擴大,是推動經濟共同體發展的核心動力。本文在已有對口支援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從經濟維度分析了對口支援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戰略價值。

第一,在對口支援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學理闡釋中,通過對西方“經濟人”假設的彌合,轉向以“社會人”為經濟維度分析的邏輯起點,即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經濟人”抽象還原為“社會人”,是處于“關系”中的“經濟人”。明晰了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經濟維度的基本前提。具體地,共同體的關系特性與對口支援的“支援—受援”關系天然呼應,對口支援天然具有“援緣紐帶”的連接屬性,人與人的關系通過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業緣紐帶”得以體現。對口支援并非源于理論的推演,而是源自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與西方共同體理論與經驗的“參照系”不適合中國的發展實際一樣,“經濟人”假設無法解釋中國的從實踐升華的對口支援。進一步地,基于“社會人”假設厘清對口支援的經濟邏輯進行還原來看,對口支援是建立在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基礎之上的嵌套關系。

第二,在厘清對口支援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下,探究了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作用機制。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作用機制,其核心是這種援緣關系的對口支援既推動了受援地生產力進步,也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生產力的發展和躍遷。對口支援推動了廣泛的分工與協作,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經濟規模與范圍不斷擴大。具體來看,一是對口支援推動廣泛的分工與協作。支援方和受援方在全國分工的經濟基礎上形成聯合,隨著分工與生產力的發展,對口支援跨區域經濟突破了經濟現代化發展中歷史遺留的相對封閉、區隔狀態。二是對口支援推動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文化生產力一方面體現為通過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將文化資源從“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另一方面體現為文化認同對經濟發展的長期深遠影響,對口支援為受援地凝聚了發展共識并培育了“增長的文化”。三是對口支援推動了經濟規模與范圍不斷擴大。不僅促進了受援地生產力發展,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的生產力發展提供了可容納的環境條件,有助于更好地推動國家經濟繁榮。

第三,總結了對口支援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路徑。對口支援政策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實踐路徑。其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具體路徑是:通過分工協作重塑地區間經濟關系,依托文化生產力凝聚發展共識,補齊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短板。通過對口支援,發達地區與民族地區之間形成了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的經濟聯系,修復區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經濟斷裂,使跨區域的經濟銜接成為一體。這種跨區域的經濟合作,不僅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支援地與受援地在產業合作中實現了資源和優勢的互補,形成了緊密的經濟共同體。分工協作使得雙方在產業上相互依存、協同發展,共同促進了生產力的提升。文化生產力作為連接經濟與文化的橋梁,推動了受援地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豐富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筑,提高了更深層次的文化認同,為文化生產力釋放提供了廣闊空間,奠定了能動性基礎。經濟規模與范圍的拓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受援地能夠更好地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了經濟的聯動發展,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對口支援政策的實施,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彰顯了國家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研究,既是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關鍵切口,也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獨特實踐。盡管本文從經濟維度分析了對口支援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在關系及作用機制,但理論整合的廣度與深度有待拓展。未來可以嘗試構建跨學科的理論分析框架,構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綜合性分析框架,提升理論整合的廣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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