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與中華文明均具有歷史延續性,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離不開傳統文化土壤和淵源。中華文明紐帶與中華文化空間構成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史基礎和傳統文化淵源。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關鍵詞】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共有精神家園;文化淵源
【作者簡介】都永浩,黑龍江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理論學會副會長。
【文章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3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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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的重要內容,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對其構筑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基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出于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2014年、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以及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多次提到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動賓結構短句動詞發生了從“建設”到“構筑”變化,主謂結構短句謂語仍然使用“建設”一詞。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的“必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與“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同時出現,說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要整體布局進行構筑,也需要不斷充實、完善發展。“構筑”側重于內涵的系統化、體系化,“建設”側重于不斷推進的變化因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在內涵要素、概念邊界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關系等方面,仍需要加強研究。
本文從中華民族文明紐帶、中華文化空間等歷史因素入手,探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傳統文化淵源以及內涵、外延等。
一、中華文明紐帶的形成奠定了共有精神家園的基礎
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在形式是“內部天下”共同體,“五方”共創中華文明是共有精神家園早期歷史因素的顯現,充分說明中華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其一,中華文明形成于距今5000多年前。2002年,國家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主要成果表明,距今5800—5300年前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西遼河地區開始向復雜社會加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三個中心區域,相互之間具有相對獨立的特征,即“多點”興起。
其二,距今4000年左右,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核心的中原地區逐步成為“內部天下”的核心區域。距今3800年前后終于迎來了轉折時機——中原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各個古文明區域從以往獨立性、多樣性為主,向統一性、共同性為主轉化。即距今3800年左右興起的二里頭文化立足中原又輻射四方,開啟以中原地區為主導、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歷史進程,中華文明遂進入王朝時代。中原成為中華文明的中心,除了本身居于“內部天下”之中統攝四方的條件外,廣闊的平原以及利于旱地農業發展的自然地理優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還有一些原因加速了中原核心的形成。距今5000年前,“銅的冶煉和制作技術也從西亞經中亞地區、河西走廊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后來在距今4000年左右比較成熟的青銅器在中原出現,象形文字甲骨文也在距今3600年左右在中原出現。文字是古代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它成為中原引領“內部天下”中華文明發展的基礎。中原的地域概念是不斷拓展的動態過程,它與中華文明的內涵緊密相關。先秦時期,“中國”最初指京師、王畿,后來擴展至諸夏和近鄰的四方夷狄聚居之地。秦朝建立第一個“大一統”中央政權,納入“內部天下”周邊更多區域。
其三,中華文明從多點興起,到中原居于“內部天下”中心統攝四方文明資源,凝聚成為統一的古代中華文明紐帶,主要是由于相對封閉并且廣闊的內部地理空間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蘇秉琦形容新石器時代的遠古“中國”文化為“滿天星斗”,他還提出六大文化區系,其中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文化區系在距今4000年左右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嚴文明提出新石器文化六大文化區,其中中原文化區是“巨大的重瓣花朵”格局的花心,其他四周緊鄰的五個第二層文化區是花瓣,其外還有第三層次花瓣文化區。張光直認為,新石器文化經過一定的時間在中國擴散,各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趨于深化,“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開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幾個區域性的文化互相連鎖成為一個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 )”。新石器文化滿天星斗到中華文明早期的多點興起、自成體系,最終由中原統攝四方而形成中華文明,均是“夏夷”互動、共同創造的結果。“夏夷”圍繞中華文明互動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多個獨立的文明體系,也就是“天下”在內聚力量的推動下凝聚為一體,是相對封閉的獨立地理空間推動、凝聚的結果。由于中原據有“天下”之中、通達四方的地理優勢,擁有旱地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優勢,即大型的河流及其以流域為核心的廣闊的平原,加上適宜的氣候條件,為古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中原并非在任何時候都具有優勢,也不是成為文明中心的絕對和唯一的選擇。在中華文明的早期,領先者是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西遼河流域的晚期紅山文化。趙汀陽認為,作為古中原的黃河中段流域在物質文明上雖有相對的綜合優勢,但并無壓倒性優勢,也并非每種技術都是最優。所以,決定性的因素是中華民族固有的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所導致的內聚屬性的形成,自在其中的多數族類只能向內尋求生存空間,持續地向“內部天下”的中心——中原地區凝聚(逐鹿中原);而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對于這種內部性的壓力采取了有效化解的方式應對。為化解“天下”內部性的強大壓力,在以單一文明為標準的“夏夷”互變觀念的基礎上,化解矛盾和沖突的“內部天下”秩序形成。對于“內部天下”五方間圍繞中心(中原)的互動現象,趙汀陽將其概括為“旋渦效應”,“即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戲,其動力結構是一個有著強大向心力的旋渦模式”。這個強大的向心力來自于漢字、思想系統、天下觀念、政治神學的雪球效應。“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擁有一個具有最大附加值因而特別值得爭奪的精神世界,一個人人都可以加以利用去獲得并保有權力的精神世界。”筆者認為,地理空間的內部性導致內聚屬性的形成,推動內聚化觀念及其實踐的出現,總體的表現形態為“旋渦內聚”,即在“內部天下”的文明中心(中原)強大吸引力的作用下,所有優勢資源如文明價值、正統屬性、人口、經濟潛力等被中心所吸收,旋渦的入口因此吸引力強勁,而出口的外溢力量則非常薄弱,此即“內部天下”文明中心——“旋渦之眼”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旋渦內聚”的影響下,五方圍繞中心(中原)逐鹿,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在“旋渦內聚”的影響之下,中原文化成為中華古代文化的精華和核心。
中原文化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以后,中原不僅僅是一個地域空間內的中心區域概念,而是與文明聯系在一起,逐步與“大一統”思想交融,具有了正統的蘊含。所以荀子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中央”成為文明的象征。因此,“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因為居“天下”之中自帶正統的象征。“天下之中”事實上與文明中心是同一個含義,占據了中原就等于在正統性上占據了主動,而獲得了文明的話語權和支配權就等于獲得了對“內部天下”秩序的統攝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夷狄”也可以通過獲取話語權和支配權獲得正統地位,從而建立“大一統”或局部一統的國家。中華文明由此被“內部天下”五方爭奪,逐鹿中原成為貫穿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在中原文化成為各民族共同的財富和資源的情況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明紐帶因此形成,成為中華民族統一的重要基礎。
中華文明具有統一性、包容性、內聚性、內部協和理念、維新和奮斗精神、文化與價值統一性。中華文明的這些鮮明特性,被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概括為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明紐帶及其突出特性,奠定了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基礎。
二、古代中華文化空間與共有精神家園的孕育
如果說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明紐帶所起到的作用是“內部天下”五方共同創造并共享其正統性、先進性和“天下”權力、地位的話,古代文化空間則是以中華文明為基礎,以“教化”“沁潤”的方式向“內部天下”傳播核心精神價值,在“聲威”的護駕下,構筑起“內部天下”的精神空間。這個共同的精神空間不受“內部天下”政治動蕩、政權更迭變化的影響,是不斷擴展、持續化的演進過程,是“大一統”國家形成并不斷在“內部天下”暫時處于政治分裂時重新歸于統一的重要因素。中華民族的文化空間因此始終處于統一狀態,并且持續不斷地向“內部天下”的邊緣擴展,實現與“內部天下”地理空間的合一。
文化空間和“聲威”結合才能得以強化。“化”在先秦文獻中是“教化”之意,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側重于準則、原則,“化”側重于實踐過程。將兩方面的內容合為一處,即以一種核心的價值觀等為遵循,對不同族類的人群進行標準一致的精神化育、沁潤,目的是將“天下”之民改造成具有同一價值標準的共同體。在“內部天下”,華夏被認為是文明的圭臬,遵循華夏禮制則無論“夏”“夷”均視為華夏,不遵循華夏禮制則視為“夷狄”,此即超越族類以文化為標準的評判原則。是否經過“教化”是劃分內外的界限,“化內”是“天之臣”,即“天下”的臣民,而“化外”則是番外之民。《唐律疏議》如此定義“化外”之人:“謂番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別立君長指處于不同的政治秩序中;而這里的“風俗”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風俗習慣,而是指由于不同內涵的“教化”導致的政治制度、統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等的差異。在古文獻中,“風”一般指“教化”,如《尚書》中的“風”就是指“教化”之意。王吉所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風”同樣指“教化”,“貫”取貫通之意,即“天下”一體。
歷史上,中華文化空間不受政權更替、分立的影響而逐步擴大,但并非不受限制。一是中華文化空間的范圍受“教化”進程的影響。通常情況是“教化”與“聲威”結合才有效,即“圣人之制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文德”指“以德懷之”,“武力”(“聲威”)指“以威服之”。如此才能“守在四夷”,“示以中國之威”。但是“教化”是在協和的前提下進行的,不主張文化霸權,即“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孔子認為人的本質是善良的,無論夏夷都是可以“教化”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也承認人的本性是善的,但只承認“夷變夏”,反對“夏變夷”。孔子、孟子都認為環境對人的決定性影響。“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孟子將華夏居住的地方比喻為喬木,夷狄居住的地方比喻為幽谷,充分反映了他的華夏文化優越觀。文化空間與政治疆域不同,它始終是向著“內部天下”空間的邊緣擴展,不會受到政治疆域變化的影響。二是中華民族擁有一個固有的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這個地理空間的存在說明,中華民族的所有歷史活動都屬于內部范疇,是內部事務。在這個固有的內部空間內,地理疆域與政治疆域、文化空間交織在一起。政治疆域的變化不會影響文化空間的擴展過程,政治疆域與文化空間都受到固有的地理疆域以及在“旋渦內聚”影響下所形成觀念的制約,三者合為一處從而實現“大一統”的目標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教化”的實施是中華文化空間形成的動因,那么用什么樣的內容進行“教化”則是其形成的關鍵因素。從孔子的“三達德”(智仁勇)到孟子的“四德”或“四端”(仁義禮智),最終由董仲舒完成“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的構筑,并提出“大一統”思想體系的核心和正統是“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至此之后,儒家思想始終是“內部天下”觀念的主線和軸心。后世歷經魏晉玄學、隋唐儒釋道交匯融通、宋元理學、明清經世致用之學,但儒學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儒家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基石和靈魂,是“教化天下”、構筑中華文化空間的價值標準和信仰準則。
“教化”以及“聲威”的實施者并非華夏獨享。“中國”(京師—王畿—諸夏—諸夏與四方組成的“大一統”國家)作為“教化”實施者,由“五方”交替主導。如,秦朝實現了“夷變夏”,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質性的“大一統”國家,并實施了以文字、行為規范為核心的文化改革,即“書同文,行同倫”,強化了統治區域內的精神統一性和共同性構筑,為進一步向“內部天下”空間實施“教化”奠定了基礎。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堅不僅視四周其他族類為“夷”,甚至稱東晉為“夷”,稱“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儼然以“聲威教化”主導者自居。北魏是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局部一統的政權,出現雙向文化融合現象,主動推動“夷變夏”,融入華夏文明體系之中。北魏作為文明的代表者和話語權的擁有者,開始“教化”四方“夷狄”,成為文化空間的構筑者。“遼朝自以‘華夏’正統而自居后,便以其他邊疆民族為‘夷’。”金朝以“中國”自稱,主張“天下一家,然后可以為正統”。元朝“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清朝“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正統者,率可知矣”。以上說明,非華夏族建立的“大一統”或局部一統的政權,同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實施“教化”,構筑中華文化空間。“教化”成為“夏夷”“大一統”或局部一統政權的共識,是中華民族精神范疇共同性的集中體現。
“教化”的結果,一是“夷變夏”(化異為我)。部分“夷變夏”是由“夷”主動推動的。在“內部天下”形成“旋渦內聚”的影響下,逐漸融為一體。二是在精神化潤的影響下,逐步形成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價值觀及精神內涵的共識區域,在“因俗而治”“修教齊政”等“內部天下”秩序規范下,形成超越族類的共同體(“化異為和”)。以上兩種結果構筑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動態的文化空間,突出特征是不受政治疆域變化的影響,持續向“內部天下”(固有的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的邊緣擴展。
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空間及其核心價值與所凝聚的中華民族共同性,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了文化淵源。
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涵、外延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與中華文化及其精神紐帶有密切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文化認同是最深層的認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必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使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
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各民族在‘多元一體’基礎上復合生成的,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又具有高度共同性的精神情感體系,反映的是各族人民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認知體驗、共同情感歸屬、共同價值共識和共同理想信念等在內的復雜精神總和。”“四個方面”都與中華文化認同有關,均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精神內涵的范疇。
精神家園中的所謂“精神”,主要是指人的內心世界,即人的意識、思維活動以及由此體現出來的情緒和心理狀態。積極的、正能量的集體情緒、心理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源。所謂“共有”,在此處主要是指人們共同享有某種相似認同、認知及精神價值。“共有”還可以理解為對超越族類屬性的共同價值觀及精神內涵等的認同,這是形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各民族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各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就是特殊性與普遍性、差異性與共同性、多樣性與統一性關系。所以,“共有”就是指中華民族精神的普遍性、共同性、統一性內涵,是中華民族形成合力而結成共同體的基礎。
“家園”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當涉及緊密與親密的共同體的時候,才會使用“家園”一詞。“家園”不是一個界限固化的概念,既可以指家庭,亦可以指家鄉。家庭是一個最緊密的、親情最濃厚的單一集體概念;而古代的家鄉則是從家庭到家族、宗族擴展而形成的圈層地域社會,是一個包含差異、多樣的最具共同利益和團結意識的地域社會概念。所以,《禮記》將“家”視為“國”與“天下”的基石,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如果將順序倒置過來,則是用修身為德的標準來管理家庭、家族或家鄉,家庭、家族或家鄉成為以道德精神為紐帶的緊密的、團結的集體,因此成為治理國家與維護“天下”秩序的基石。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以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和政治信仰為紐帶,是中華民族精神方面共同性的最重要、最全面的體現。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核心內涵要素分為歷史和當代兩部分。屬于歷史的有前文所述中華民族的文明紐帶和文化空間所孕育的中華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及精神內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五個突出特性。傳統文化良莠摻雜,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則是文化精華的體現,是適應歷史而形成的。歷史、辯證地認識中華傳統文化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礎。即使到了近代和當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仍然光彩四溢,影響著現代人的思想和行為。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概括是:“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當代要素則非常明晰,即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也就是對核心價值觀和政治信仰的認同。這種認同是跨越族類身份的具有共享價值的認同,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五個認同”等等,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當代思想精髓,其中愛國主義是“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價值信仰,是所有精神家園內涵的決定要素和根基。中華文化符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和當代核心價值觀的典型概括,以思想作品、代表人物、文明成就、國家和民族象征、偉大工程、文化遺產等為具象化的表現形式;中華民族形象是對中華民族古今核心價值觀抽象化、精神化的高度歸納和概括,體現國家和中華民族精神財富中最具代表性和思想價值的文化內涵。因此,歷史因素與現代因素融合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也屬于共有精神家園的要素之一。
“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新文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等等,具有高度的共同屬性,同樣有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淵源,是中華文明根脈的延續,亦是“第二個結合”之下“化學反應”的時代精華。上述概念之間既有緊密的聯系又有不同的思考維度,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新課題、新方向、新要素,需要學術界加強研究,進一步豐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內涵的深度、廣度。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要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對于我們認識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史要素與現代要素的關系,具有指導意義。一是繼承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淵源之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基礎是古代中華文明成就。二是固有的根基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脈,“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三是轉化和創新性。即現代要素的基礎是歷史要素,是對歷史要素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歷史要素是經過幾千年的沉淀而流傳下來的優秀文化遺產,現代要素是歷史要素的繼承和發展。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外延,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問題。比如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等等。一是關于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在這組關系中,中華文化是廣義概念,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密切的聯系。兩者的關系概括為主干和枝葉的關系,中華文化是由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組成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每個民族的文化都不等同于中華文化,但都是中華文化的來源。如果將中華文化視為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體系,各民族文化是塔基,中華文化是塔尖。二是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前者是古代中華文化的總和,既包括精華,也有糟粕成分;而后者是屬于古代各族類高度認同的價值觀及精神內涵,是能夠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維護國家穩定協和的力量。三是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中華文化中包含中華文明中的精神因素。在古代,中華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包括物質文明的因素,比精神領域的內涵略微寬泛。在當代,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精神因素包含于中華文化中,與中華文化認同中的核心價值觀、精神內涵和政治信仰等類同。
通過上述分析,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有其傳統文化淵源。在這些古今要素中,集中體現于共同的價值觀、精神內涵和政治信仰以及突出的物質文明成就中。因此,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主要特征:一是具有超越族類的高度認同性和共同性,各民族優秀文化的要素并不均是共有精神家園的組成部分,而是其來源;二是具有高度的先進性和引領性,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集中體現;三是需要經過長期歷史過程的實踐檢驗。因此,要重視、遵循傳統文化淵源。我們要持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有些要素需要通過長期的實踐過程來檢驗、完善。
結語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并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當代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堅持“兩個結合”,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成就的現代實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于中華民族和國家而言,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有如下作用:一是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核心體現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要途徑。二是各民族和國民和諧、團結的根基。任何經濟的、物質的因素都具有變動性,只有精神上的共同性才具有韌性、持久性和沁入性。三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動力。對于一個共同體而言,精神上的統一才能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四是國家競爭力的主要來源。國家競爭力體現于精神力量、科學技術、社會進步、經濟成就,沒有精神力量的支撐,就無法持續形成競爭力。五是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持久動力。“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在現代化指標中,物質化指標是外在標準,而以民主、教育、和諧、素質、健康等為內容的人類發展指標是內在標準。世界上有一些國家因資源因素進入高收入層次,但進入不了發達國家行列,更成為不了現代文明國家。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途徑主要是現代化教育、國家公共文化呈現和優秀文化作品的沁潤、化育作用。與此同時,要建立一個包容和尊重各民族和國民差異性、多樣性的社會,這將會更加有利于建立相互信任關系,從積極意義上增進中華民族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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