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中國藏傳佛教獨創的宗教傳承繼位制度,活佛轉世制度歷經700多年發展演變,形成中國國內尋訪、金瓶掣簽、報請中央政府批準等一整套嚴謹而又嚴密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并被載入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法律規章中。
一、《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是對歷史上相關法律法規的繼承和發展
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行政管理的重點之一就是對包括著名活佛在內的宗教上層的管理,這種管理在清朝乾隆時期臻于完善,形成一整套規范嚴密的歷史定制和規章制度。這個歷史定制始于乾隆皇帝1793年頒布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其以國家律法的形式確立了金瓶掣簽制度,使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尤其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大活佛的轉世重大事宜,完全納入國家法律范疇,從制度上維護了國家統一和西藏社會穩定。此后,清中央政府進一步以“事例”“則例”等明確的法律形式,將金瓶掣簽制度系統載入《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則例》等國家核心法律典章中,使其成為具有長期約束力的法律規范。
清代金瓶掣簽制度的核心內涵可清晰概括為四條:一是將尋訪靈童名字寫于簽牌上,二是將簽牌放入皇帝特賜的金瓶進行掣簽,三是在釋迦牟尼佛像前進行,四是由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執行掣簽。這一制度從法律層面明確回答了四個關鍵問題:掣簽的對象是誰,用什么方式進行掣簽,在什么地點進行掣簽,由誰來掣簽。
進入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繼承了清朝關于活佛轉世的法律制度,使管理活佛轉世的事務按照歷史定制和傳統的法律慣例傳承和延續下來。1936年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制定并報行政院核準,頒布《喇嘛轉世辦法》。該辦法與清代《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的核心內容一脈相承,完全沿襲了金瓶掣簽制度和清代《理藩院則例》中有關活佛轉世事務的法律條款。與此同時,《喇嘛轉世辦法》根據民國時期藏傳佛教的實際情況,新增加了部分法律條文,其中包括:第二條明確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大活佛圓寂必須由負責屬地管理的最高行政機構報蒙藏委員會備案;第三條要求,選出兩名以上的候補人(靈童)之后,報屬地最高行政機構后,再報蒙藏委員會核準后,才可金瓶掣簽;第四條針對蒙古、青海和西康等地區的特殊性,規定這些地區的候補靈童,由蒙藏委員會指派該委員會駐北平辦事處處長,與北平雍和宮喇嘛共同主持抽簽事宜。這些新增加的法律條款,承襲了清代以來金瓶掣簽法律法規在實施過程中的歷史經驗,符合民國時期藏傳佛教管理的實際情況。
從整體來看,民國《喇嘛轉世辦法》進一步明確回答了“哪些活佛圓寂后可轉世”“尋訪轉世靈童需辦理哪些政治手續”“需尋訪幾位靈童作為候選人”“履行金瓶掣簽需經過哪些行政流程”“由誰負責照料轉世靈童坐床”“章嘉呼圖克圖等駐京大活佛的轉世應遵循何種辦法”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使管理體系更加細化。
2007年,國家宗教事務局正式頒布實施《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首部專門針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的部門規章,標志著我國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事務的管理進入法治化、規范化的新階段。
自該辦法頒布實施以來,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方式,規范活佛轉世事務管理、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截至目前,已有近百名活佛嚴格按照宗教儀軌、歷史定制和相關法律法規,順利完成轉世事宜,得到了藏傳佛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普遍認可與衷心擁護,為西藏及其他藏傳佛教傳播區域的宗教和睦、社會和諧奠定了堅實基礎。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共十四條,從邏輯架構來看,原則上可以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二條):立法目的與依據。明確規定頒布本辦法的目的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方式,規范活佛轉世事務管理”,同時闡明其制定依據是《宗教事務條例》。
第二部分(第三、四條):轉世條件與禁止情形。這一部分明確規定活佛轉世應當具備三個條件:(一)當地多數信教群眾和寺廟管理組織要求轉世;(二)轉世系統真實并傳承至今;(三)申請活佛轉世的寺廟系擬轉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并為依法登記的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且具備培養和供養轉世活佛的能力。申請轉世活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轉世:(一)藏傳佛教教義規定不得轉世的;(二)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轉世的。
第三部分(第五條):轉世申報與審批程序。明確規定活佛轉世應當履行申請報批手續。寺廟或所在地佛協向所在地縣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宗教事務部門逐級上報,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在佛教界有較大影響的,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批準;有重大影響的,報國家宗教事務局批準;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國務院批準。審核批準活佛轉世申請,應當征求相應的佛教協會的意見。
第四部分(第七、八、九、十條):轉世靈童認定與繼位管理。這一部分是辦法的核心操作環節,細化了靈童認定、金瓶掣簽、審批層級與繼位手續等關鍵流程。第七條規定,活佛轉世申請獲得批準后,根據活佛影響大小,應成立轉世指導小組和尋訪小組,前者指導后者工作;轉世靈童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認定;團體和個人不得尋訪認定靈童。第八條對需金瓶掣簽和免于金瓶掣簽的審批機構進行了規定。第九條對不同等級活佛的審批機構進行了規定。第十條對繼位批文的宣讀和活佛證的制作備案和頒發進行了規定。
第五部分(第十一、十二、十三條):法律責任與配套管理。這部分涉及對違反本法規的處罰、轉世靈童的培養、經師的推薦審批等內容,同時規定涉及活佛轉世的省區可參照本法規制定實施細則。
將清代、民國與新中國三個時期的活佛轉世管理法律法規進行對比分析,可清晰看出其傳承與發展的核心特點。一是法律條款呈現從簡單到復雜、再到系統全面的演進過程。二是法律文本始終繼承和延續了中央政府管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事務的核心原則。三是法律文本始終堅持和傳承了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的原則,金瓶掣簽和中央批準始終是藏傳佛教活佛轉世法律法規的核心。四是法律文本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符合當時藏傳佛教活佛轉世事務的發展現狀,符合不同歷史時期中央管理活佛轉世事務的需要,符合藏傳佛教信教群眾的信仰需求。五是法律意識不斷提升,清代法規更多體現“定制”層面的規范,民國法規開始注重“辦法”層面的系統設計,新中國的部門規章則完全融入現代法治理念,明確立法依據、法律責任與權利義務,實現了從傳統規范到現代法律的跨越。
二、新形勢下《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法律地位不容動搖
藏傳佛教并非“外來宗教”或“獨立于中國的宗教”,而是佛教傳入中國后,與西藏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的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產物,其歷史發展始終與中國社會緊密相連。從傳播范圍與信眾主體來看,藏傳佛教的主要傳播區域集中在我國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等省(自治區),信眾也以中國公民為主,這一事實決定了藏傳佛教是中國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活佛轉世事務管理自然也屬于中國內政范疇,是中國宗教事務管理不可分割的內容,任何國家、任何勢力、任何個人都無權干涉,且這一立場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與國際共識支撐,不容置疑與挑戰。
實踐證明,依據《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開展活佛轉世工作,不僅確保了藏傳佛教傳承的合法性與正統性,有力維護了藏傳佛教正常秩序,更從根本上捍衛了中國在宗教事務上的主權,抵御了外部勢力的干擾,讓藏傳佛教與中國社會緊密相連的歷史脈絡在新時代得以穩固延續。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我們必須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進行更加深刻和多維度的解讀,必須高度維護我國法律的地位和尊嚴,必須賦予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新的歷史本義,以更堅定的立場應對各類挑戰,持續保障藏傳佛教健康傳承與國家宗教事務主權不受侵犯。
(來源:微言宗教,本文原載于《中國宗教》雜志2025年第11期。作者周煒系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增巴加系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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