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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發、楊卓青:推動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知識體系——第一屆“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綜述

發布時間:2025-12-01 08:57:25 | 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作者: | 責任編輯:

【內容摘要】為推動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知識體系,云南民族大學于2025年7月舉辦第一屆“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會議系統探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豐富內涵,明確其作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對構建中國自主理論范式、推動民族復興及貢獻多民族國家治理智慧具有突出價值。同時,學者們交流了學科建設試點探索經驗,強調多學科交叉融合需加強頂層設計、凝練研究方向及構建人才培養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則應結合定性與量化分析,并善用數字技術;在現實關切的研究中,則需關注文化符號、邊疆治理、中國式現代化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議題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緊密關聯。會議達成廣泛共識,主張從理論創新、方法融合、現實關切與人才基礎等方面協同發力,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學科發展與體系完善。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知識體系

【作者簡介】陸海發,云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社會智庫重點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成效評估指標體系研究”(SHZK202520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邊民的國家認同建設研究”(21BZZ096)階段成果。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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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要優化學科設置,加強學科建設,把準研究方向,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為更好地響應和落實黨中央關于加強學科建設的重要講話精神和決策部署,2025年7月12日,云南民族大學在昆明舉辦了第一屆“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67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會議開幕式由云南民族大學黨委副書記赫詩錦主持,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副司長潘江如、云南省教育廳副廳長王永全、云南民族大學校長王啟梁在開幕式上致辭。王延中、陳立鵬、王文光、程京武、高向東、周傳斌、阮朝奇7位學者發表主旨演講。此外,會議設置了1個圓桌論壇與8個分論壇,重點聚焦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中涉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內涵及意義、推進試點探索的實踐、學術研究的方法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現實關切等議題并進行了深入研討。本次研討會主要著力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從“局部闡釋”邁向“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學科建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現將會議主要學術觀點綜述如下。

一、學科根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豐富內涵與深遠意義

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其核心前提在于確立一套系統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該理論旨在深刻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生邏輯、演進動力與發展規律,是對其內在本質與未來趨向的科學抽象。正因如此,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展開體系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學科根基。與會學者聚焦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的要義,從多個維度探討了其豐富內涵及深遠意義。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豐富內涵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建立在國家認同基礎上的民族實體,與之相應的理論建構,不僅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民族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更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民族工作實踐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度結合的產物。與會學者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研究的學術脈絡、傳承發展及歷史演進等角度,探討了其豐富含義。

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具有深厚的學術傳統與文化底蘊。梁啟超于1902年在救亡圖存之際提出了“中華民族”概念,費孝通將對中華民族的闡釋提煉升華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正式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在這次的學術研討會中,與會學者針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等概念的內涵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周傳斌認為,“中華民族”這一更高層次的共同體觀念,源自我國古代“四方—中心”的傳統宇宙觀,其觀念轉變得益于近代民族國家理念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傳入。王文光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創新性理論,呈現了我國各民族共榮共享的持久關系。其中,“中華民族”可追溯至我國古代“華夷共祖”的思想傳統,而“共同體”則源于對“持久關系”的表述。還有學者認為,“共同體”與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論斷深度契合,是對“多元一體”辯證議題的突破,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兩個結合”思想的生動體現。

第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傳承、發展與創新。我國的民族理論發展從確立民族平等團結原則,到提出“兩個離不開”“三個離不開”“四個認同”,直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呈現出不斷傳承與發展的清晰脈絡。王延中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核心支柱,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兩個結合”重要思想是其指導方針。陳立鵬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一方面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創新發展的最新理論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繼承、發展與創新。還有學者指出,我國民族政策的傳承發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不斷深化,且根植于家國同構的優秀政治傳統。另有學者認為,我國當下民族政策實現了從“民族解放”向“共同發展”的戰略轉型,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也因之應運而生。亦有學者認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出立足于“兩個大局”的歷史邏輯、“兩個結合”的理論邏輯與“兩條主線”的實踐邏輯,并進一步指向了我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知識體系構建。

第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對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實體從“自在”走向“自覺”的高度概括。王文光認為,從先秦到近代,無論是對“五方之民”,還是對“滿漢一家”等理念的強調,無不彰顯著“多元一統”這一歷史脈絡的延續性。因此,從歷史哲學視角審視,中華民族共同體首先是“自在”的存在,并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逐步實現了向“自覺”的民族實體的轉化。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揭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必然性,體現了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實體的自發性與自覺屬性的辯證統一。還有學者通過系統梳理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明確反駁了西方所謂“想象的共同體”之說,論證了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實體的客觀性,并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正是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共同培育出的自覺意識與深刻默契的集中體現。此外,有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提供了有力佐證,無論是考古器物展現的文化互鑒,還是北魏、明清時期的民族大融合,抑或是抗戰、長征中凝聚的共同體意識,均為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民族實體提供了生動的注腳。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深遠意義

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內涵深邃、意蘊豐厚。它不僅是深刻總結中國歷史發展規律與民族關系實踐的重大理論創新,更是面向未來的行動指南。與會學者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意義,著重從構建中國自主的民族理論范式、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世界多民族國家治理的借鑒意義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的研討。

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構建中國自主民族理論范式的重大理論探索。中華文明區別于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歷史連續性,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需要建構適合自身歷史發展邏輯的自主的民族理論范式。阮朝奇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正以跨學科視角構建“五個共同”歷史敘事,破解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解釋霸權,作為有機整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有助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程京武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整合了民族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多學科資源,系統解決了傳統民族學在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面臨的知識割裂與碎片化困局。陳立鵬進一步指出,該理論體系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新時代的發展與升華,形成了區別于西方民族國家的自主話語體系。

第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指引。“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理念深刻表明,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必須植根于各族人民的團結奮斗,這是中國夢得以實現的根本保障。王延中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通過“史料、話語、理論”三大體系建構,可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高向東通過對各民族流動融居的研究指出,理論建構是新時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還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探索齊驅并進,二者都致力于聚焦并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各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此背景下,理論建構有助于推動更高層次的國家認同,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合力。

第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能為世界多民族國家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織并存的背景下,世界民族關系呈現出沖突、摩擦與融合交錯的復雜圖景。阮朝奇認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人類社會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挑戰,民族問題的妥善解決至關重要,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是回應時代課題的必然選擇,也為世界多民族國家治理提供了借鑒。亦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傳播,有助于突破“中心—邊緣”的權力敘事,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重要價值。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內核存在統一性,展現了我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共同體理念,彰顯了應對世界民族問題的中國智慧。也有學者認為,我國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外聯動,為世界民族問題的妥善解決貢獻了“文明互構”的中國方案。

二、交叉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學科試點與研究方法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學科建設旨在超越傳統學科界限,整合多元理論方法,以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知識體系。繼2024年5月教育部批準在中央民族大學設立首個試點后,2025年4月,學科建設迎來新一輪深化與拓展—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支持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在內的15所高校自主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學交叉學科試點相關建設。值此契機,全國各試點高校代表與專家學者在研討會上齊聚一堂,就試點探索的實踐經驗與研究方法創新進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討多學科交叉融合驅動下的學科發展大計。

(一)學科建設試點探索與建議

學科交叉性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顯著特征,是此次試點高校與學界同仁共同關切的焦點。一門學科何以成立?其根基在于明確的核心研究范疇、系統的理論架構與嚴密的知識邏輯,同時,還需制度與人才的雙重保障。本次研討會緊扣這一核心命題,重點從頂層設計、交叉研究方向與創新人才培養等維度入手,深入探尋了該學科實現交叉融合的實踐路徑。

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需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跨區域協作機制成為各試點高校的共識,即通過組建“1+15”高校聯盟,聯合制定培養方案、共享課程資源、創立和發展學科期刊等。同時,試點高校內蒙古師范大學參會代表分享了其學科建設路徑,提出了“1863”建設方案,即“1個黨建引領,8大基礎建設,6個實施保障,3個地緣特色”,為交叉學科建設提供了系統性思路。此外,試點高校武漢大學參會代表主張各高校應依托于地方特色,打造“研究基地+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學科制度框架。也有的試點高校代表創新性提出“學術碼頭”概念,倡導跨學科師資整合機制,建立校內雙聘制及跨校柔性引進等彈性機制。同時,部分高校代表呼吁教育部與國家民委聯合構建學科建設指導委員會等組織化機制,加強對試點高校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的指導和支持。

第二,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需在綜合多學科理論基礎上凝練研究方向。首批試點高校中央民族大學的參會代表重點介紹了其整合民族學、歷史學與管理學等多學科資源后所錨定的三大研究方向:其一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基礎理論”,聚焦于關乎共同體建設的重大基礎性與本體論問題;其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與文化”,致力于梳理共同體的歷史演進脈絡與中華文化的傳承創新機制;其三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制度與治理”,重點探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各民族共同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徑。同時,多數試點高校代表都特別強調交叉學科研究方向的凝練和確立需因地制宜,凸顯各高校的特色和優勢。例如,西南地區可依托于邊疆多民族特色,面向南亞東南亞國家,強化西南邊疆治理及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間文明交流互鑒研究;東北地區可結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開展跨境民族、人口較少民族和邊疆治理研究;西北地區可順勢開展河西走廊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相關研究。

第三,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需建構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人才培養是學科建設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屬,同時也為學科的發展注入動力。中央民族大學參會代表介紹了其在本碩博一體化貫通培養的試點探索,特別是通過本科設置“孝通班”夯實基礎,強化相關學科專業學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基礎理論訓練,并建設了100多門課程,為人才培養奠定了較好基礎。有的試點高校代表強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學人才培養的價值觀教育意義,提出教育實踐與教材體系創新是學科建設基石,主張應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深度融入港澳臺僑大學生教育,通過民族理論教育及文化實踐強化國家認同。也有試點高校代表指出,教材體系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具有基礎性意義,并認為其作為國家認同與民族共識一體化培育的核心載體,需以“縱向銜接、橫向融合、內容精研、形式創新”為原則推進一體化建設。

(二)跨學科方法的融合路徑

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強調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的問題為根本導向,通過跨學科方法的有機整合實現對既有知識體系的重塑。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跨學科方法融合,與會學者對跨學科方法融合路徑進行了廣泛討論,對跨學科方法論、定性與量化的綜合分析、數字技術的應用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第一,跨學科方法融合需更廣泛地結合多學科的方法論基礎。參會學者普遍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應突破單一學科局限,通過多學科理論、方法與視野的深度交融,構建起具有原創性的概念體系與研究范式。相關討論可主要歸納為以下方向:一是理論層面的方法論自覺與范式創新。有學者提出,該學科需在辨析民族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方法差異的基礎上,實現方法論的系統整合與超越,形成獨具特色、邏輯自洽的學科方法論體系;二是嘗試從多學科角度拓展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方法論視野。有的學者運用考古學分析方法,通過對個舊黑螞井墓地出土器物的分析,從物質文化角度實證了歷史上西南邊疆與內地的交融關系;有的學者嘗試將彝族煙盒舞的健身功能與中醫“治未病”理念相結合,探索以“健康共同體”為載體,推動傳統醫藥學、體育人類學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的交叉融合;有的學者主張將“增進共同性”原則融入法治全過程,從立法協同、執法創新與司法強化3個維度,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支撐體系,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化。

第二,跨學科方法融合需綜合定性研究與量化分析的優長。參會學者普遍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研究需兼顧歷史深度與科學精度,既要闡釋意義與過程,也要揭示規律與關聯。相關討論可歸納為以下2個方向:一是在定性研究層面強調整體性認知與深度闡釋。有學者提出,應綜合運用歷史文獻分析、口述史與參與觀察等方法,在宏大敘事與個案深描之間建立有機聯系,從而系統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實踐機制;二是在量化分析層面推動研究范式的科學化轉型。有的學者主張突破以質性為主導的傳統范式,系統引入社會經濟地位、政策變量等可操作化指標,借助計量模型深入解析民族文化因素的內在關聯與動態效應,提升研究的精確性與推論力。同時,有學者主張在數據基建層面構建支持民族交融研究的動態平臺。面對“大流動、大融居”的社會現實,有學者建議構建少數民族人口空間數據庫,為實現民族交融過程、空間分布模式及相關社會問題的精準識別與動態監測提供技術支撐。

第三,跨學科方法融合需要結合新技術的運用。參會學者普遍認為,數字技術的引入有助于拓展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研究深度、方法精度與傳播廣度。相關討論可歸納為以下3個方向:一是數字技術在文化呈現與傳播中的賦能作用。有學者指出,可通過構建“中華民族文化數字圖譜”,有效地整合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與考古數據,實現各民族共有文化符號的可視化呈現;二是數字方法在學科研究與實踐中的融合路徑。有學者提出,可運用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虛擬課堂建設、民族團結動態監測等技術手段,推動研究方法從傳統描述向精準分析轉型,提升學科建設的科學化與系統化水平;三是對數智時代機遇與挑戰的理性回應。有學者強調,在推動技術應用的同時,應樹立人文觀念,注重從意識傳遞、能力迭代與數據治理等層面強化學科發展的倫理基礎與風險應對能力,實現技術賦能與價值引領的有機統一。

三、現實關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與發展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的最為重大的現實關切。與會學者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議題研討涉及廣泛、視野開闊,主要可以概括為4個方面:一是聚焦了文化符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重要價值;二是探討了邊疆民族地區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戰略意義;三是探究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輔相成性;四是分析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辯證統一性。

第一,文化符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價值。作為傳遞價值觀念、凝聚集體認同的關鍵載體,文化符號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建構性作用。參會學者的研究圍繞不同類別的文化符號及其作用機制展開了深入探討,主要可歸納為以下4個方面:一是歷史敘事類符號的當代轉化。有學者借助敦煌遺書《王昭君變文》等文本,揭示昭君形象如何被塑造為民族和平交往的象征,為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依據與價值資源;二是現代藝術類符號的情感凝聚。有學者通過分析影像政治與舞臺藝術作品如《五星出東方》,探討現代媒介如何借助視覺敘事與審美表達,強化公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與歸屬感;三是傳統技藝類符號的整合功能。以鶴慶銀器、寧洱貢茶等非遺技藝為例,有學者指出其通過“符號再造—交往深化—利益共享”的協同機制,能有效促進多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四是生產實踐類符號的文化升華。有關稻作文化等傳統生產方式的研究表明,物質生產實踐能升華為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符號,從深層結構增強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根基。

第二,邊疆民族地區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作為國家疆域的前沿、多元文化的交匯空間與國家治理的重要場域,邊疆民族地區在共同體意識的塑造中承載著特殊功能。參會學者從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維度展開探討,其觀點可歸納為以下4個方面:一是歷史進程中邊疆治理與認同建構的互動關系。有學者通過分析明代衛所移民、清代湘黔邊碑刻等案例,揭示國家制度、權力在場與地方實踐如何共同塑造邊疆地區的文化認同與共同體意識;二是歷史書寫對共同體意識的知識形塑作用。以明清云南方志為例,有學者指出其中通過“大一統”敘事、地理整合與“華夷共祖”譜系的文本建構,系統強化了邊疆民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歸屬感;三是當代邊疆治理中德治與法治的協同路徑。有學者強調需構建以“互信共治”為核心的價值引導機制,通過道德規范與習俗公約調和國家法與民間規約,提升治理效能與文化凝聚力;四是現代化進程對邊疆共同體建設的推動與挑戰。有學者以四川涼山道路建設為例,闡釋基礎設施如何通過“道路賦能共同體”促進整合;同時,有學者指出部分易地搬遷安置點面臨社會組織斷裂、文化適應滯后與公共服務不均等挑戰,亟需制度創新以重建社會聯結。

第三,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輔相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深層次的耦合關系,兩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進的有機整體,共同統一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之中。參會學者從多維度探討了二者的內在關聯,主要可歸納為以下3個方面:一是在宏觀戰略層面,二者構成民族復興的“雙重引擎”。有的學者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為共同體意識奠定物質與社會基礎,而共同體意識則為現代化進程注入精神動力與穩定保障,二者在目標、路徑與進程上高度同步、相互支撐;二是在實踐路徑層面,各民族“大流動、大融居”促進現代化與共同體互嵌共進。有學者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等數據的研究表明,有序推進各民族人口流動與區域融居,有助于構建多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與人力支撐;三是在文化認同層面,現代化媒介與敘事強化“一體多元”的集體記憶。以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為例,有學者分析其如何通過現代展陳與敘事策略,具象呈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從而在公眾認知中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協同推進的理解與認同。

第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辯證統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存在內在的統一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理念同源、價值共享、互為支撐的有機整體。與會學者從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2個維度展開探討,其觀點可歸納為以下4個方面:一是在理念溯源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植根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與“和合”智慧。有學者指出,該理念以“天下大同”超越民族國家本位,以“和合共生”揚棄零和博弈邏輯,體現了中華文明精神在現代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創造性轉化;二是在理論建構上,兩個共同體形成“本體關懷—全球視野”的雙向滋養關系。有學者從范式重構、秩序供給與機制保障等層面,闡釋了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中所展現的韌性,并為理解兩個共同體的辯證統一提供了學理框架;三是在實踐路徑上,海外華僑華人成為連接兩個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有學者以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中介角色、僑批(華僑家書與匯款憑證)所承載的認同維系功能為例,說明民間交流如何為“一帶一路”民心相通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實踐支撐;四是在行動載體上,慈善組織等社會力量成為理念傳播與價值實踐的跨文化平臺。有學者以慈濟慈善基金會為案例,研究分析了其如何在跨國協作中具體踐行共同體價值,并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跨國實踐提供了歷史參照。

結語

云南民族大學舉辦的第一屆“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正值國家支持第二批15所高校自主設置該交叉學科之際,不僅聚集了試點高校的代表,也匯聚了大量的專家學者,加強了學術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學學科建設中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深入探討和交流。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學理支撐與交叉學科創新的前沿領域,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學科建設,特別是其所聚焦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與國家戰略需求深度交織。本次會議聚焦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實踐體系的協同創新,既延續了中國民族理論研究的歷史脈絡,也回應了新時代民族政策的現實關切。

會議形成了廣泛共識,初步勾勒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知識架構和核心要義,概括起來看,主要涉及4個方面:一是深化理論創新,完善自主知識框架。要開展對共同體核心概念、歷史邏輯與發展規律的系統研究,構建兼具解釋力與原創性的基礎理論體系,科學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道理、學理與哲理。二是推動方法融合,強化學科交叉特質。要積極促進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的交叉整合,探索建立符合本學科特質的方法論體系,為學術創新提供堅實支撐。三是聚焦重大現實,增強資政服務能力。要緊密圍繞民族地區發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有精神家園構筑等重大議題開展實證研究,推動學術成果向政策實踐轉化。四是夯實人才基礎,構建完整培養體系。在試點高校率先探索本碩博貫通的人才培養模式,加快核心課程與教材體系建設,為學科可持續發展儲備專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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