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至21日,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代表團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活動。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聽取了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工作匯報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全國人民大力支持下,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團結帶領全區各族人民艱苦奮斗、開拓進取,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雪域高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總書記強調要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事實上,60年民族區域自治在西藏的實踐,正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和西藏實際深度結合的偉大實踐,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理論在這一進程中充分彰顯出真理力量,并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現代化建構里獲得創造性發展。
理論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廣泛宣傳西藏自治區60年來的輝煌成就,講好新時代西藏故事。要講好西藏故事,需要從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出發,深入分析這60年歷史巨變背后的理論邏輯。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真正的共同體是構建于消滅私有制與階級對立基礎之上的,它是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發展的聯合體,與具有壓迫性、奴役性的虛假共同體存在本質區別。“真正共同體”的構建基礎,就是要消滅階級對立,從而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舊西藏,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控制和占有著社會生產資料,他們借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對廣大農奴實施殘酷的政治壓迫、野蠻的經濟剝削以及非人的精神控制。這種舊社會形態,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假共同體”的典型代表。
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擺脫了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經濟羈絆。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以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為標志,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西藏取得偉大勝利。此后,西藏開啟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建政工作。到1965年,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得以全面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全面推行,首先是通過制度建構的形式,進一步鞏固了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這一具有社會革命意義的實踐成果,同時也為后續西藏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奠定了極為堅實的社會基礎。百萬農奴擺脫了舊制度的枷鎖,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下,踏上了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征程。
與馬克思所批判的西方資產階級打著“虛假共同體”政治幌子不同,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既不迷信西方那種“一族一國”的民族、種族隔絕政策,也堅決抵制經濟社會發展中強勢一方所搞的“強迫同化”,而是立足中國五千年發展所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尊重“和而不同”價值觀在處理中國民族問題實踐中的歷史與邏輯統一。自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開始,便將西藏與祖國不可分割的歷史關系,作為共同體認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事實基礎。也就是說,民族區域自治在西藏的實踐,是建構“真正共同體”的中國模式,在西藏這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展開,具備深厚的歷史邏輯與文化根基。
實踐歷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西藏工作,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更好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需要對黨領導西藏發展進步的偉大歷程,有全面且深入的認識。
1965年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西藏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關鍵歷史節點,自此,西藏政權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從自治區成立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西藏開啟了為期十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進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制度在西藏得以全面確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藏的完成,是共同體發展格局下民族區域自治實踐中不可或缺的歷史階段,這是一次彪炳史冊的偉大跨越。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實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性實踐緊密相連,是共同體協同發展的西藏樣本,其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確立,也為后續西藏與全國同步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奠定了穩固的社會基礎。
改革開放后,共同體建構下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面臨新形勢與新問題。傳統發展短板在市場經濟的考驗面前暴露無遺,原有的發展差距與不斷累積的現實差距相互疊加,怎樣彰顯社會主義的實踐偉力,怎樣體現共同體的整合力與發展力,成為繼續推進西藏民族區域自治深入實踐時無法回避的現實挑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始終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發揮共同體在實踐上的牽引作用以及發展中的托底核心功能和價值導向,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從而讓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實踐在市場經濟浪潮中始終保持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屬性。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當代建構,為民族區域自治西藏實踐賦予了更為深刻的實踐內涵與價值意義。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建構中,始終注重現代性與傳統性、民族性與時代性的辯證融合。特別是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當下,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深入發展且廣泛應用,這些看似與西藏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新生事物,實則深度融入了西藏的發展之中。隨著中國在數字技術革命中的快速發展,生產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不僅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展現,也讓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現代化實踐張力深入滲透到邊疆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領域。在西藏,藏文古籍數據庫不斷建立、發展與更新,大量傳統文獻被收錄其中,廣大農牧民可以通過手機短視頻觀看格薩爾史詩,“數字化+活態傳承”為傳統文化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此外,布達拉宮的3D掃描與虛擬重建、藏語語音識別與合成等也十分常見,文化傳承載體的更新促使傳統與現代創新融合,這既是民族區域自治的當代成果,也是共同體發展的多維度呈現。正是在這種實踐揚棄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創新發展,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奠定了物質基礎?;谏鐣嬖跊Q定社會意識,民族認同也不斷升華,具體表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全面增強與鞏固。
價值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努力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因此,我們需要深入領會黨領導下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建設的價值意蘊。
民族區域自治在西藏的實踐,本質上是把實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制度化,以推動西藏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為導向,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對馬克思“真正共同體”理論的本土化實踐創新。從理論創新角度看,在“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的基礎上,西藏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實踐,提煉出“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共同體價值理念,將“自由人聯合體”的階段化成果具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通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實踐,深化和拓展了“真正共同體”理論的認知基礎。從實踐突破層面來講,共同體“共建共治共享”的協同發展,讓“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價值理念不再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切實突破了西方“民族自決”的迷霧,化解了所謂“文明沖突”的困境,使“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為民族國家的現代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范式。從世界意義來看,在統一國家框架內的民族區域自治,既維護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又推動了西藏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西藏的繁榮穩定證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下民族區域自治的西藏實踐是成功的,其不僅為民族國家內落后與發達地區的均衡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也為探索更高水平的共同體實現形式提供了實踐范例,超越了西方民主國家“族群政治”標榜的現代價值,更具包容性和生命力。
從民族區域自治在西藏的成功實踐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理念的貫徹既有著一般性實踐特征,又因西藏地域實際而具備個性化特點。一方面,民族區域自治的西藏實踐是國家一體化發展下的動態過程。國家一體化發展促使西藏各族兒女與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開展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國家戰略的統一規劃布局,保障了西藏地方與全國各地的平等發展,從本質上以平等發展的方式,動態建構和維護著“真正共同體”中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民族區域自治的西藏實踐是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權利的自治。通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完成了中國大陸版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此前提下,通過民主建政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實行,并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為西藏各族人民自由全面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與制度基礎。而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西藏實踐,則為西藏各族人民實現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厚實的經濟與物質條件。此外,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下,西藏各族兒女與祖國各民族同胞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加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也不斷推進,“真正共同體”的物質和精神層面都得到充分涵養。
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西藏將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理論與西藏區情深度結合,創造性地統一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現代治理與民族地區的自主發展,統一了國家整體發展與地方個性化實踐,統一了現代化的中國方式與民族地區現代化發展的地方敘事,既貫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族群發展格局,又凸顯了民族地區自主發展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合力、包容性和多元特色,通過“真正共同體”的構建,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價值意義,超越了民族共同體建構的一般邏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世界意義。
【來源:《西藏日報》2025年10月13日第6版,作者單位:西藏自治區黨委黨校(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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